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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迷菖蒲河

杨旻洁 南方人物周刊 2023-11-09

▲插图/卢俊杰

抱怨的人、受骗的人、准备分手的人、看似冷眼旁观的人,最后都会回到菖蒲河。虽然他们不停地吐槽这里太过混乱,不是一个正经找对象的地方。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旻洁

编辑 / 陈雅峰  rwzkcyf@163.com



社会大舞台


10月中旬,北京菖蒲河沿岸的古树依旧苍郁,墨绿的清流中栖息着成对的野鸭。每周二和周六,阳光最盛的时候,菖蒲河公园中的古典长廊都会坐满寻觅伴侣的老年人,金色光斑在他们身上增添了浪漫的生气。皇史宬红墙隔绝了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为公园带来适合谈情说爱的幽秘。


“不要期待靠真情配对成功”,这是常来菖蒲河公园聚会的老人对后来者真诚的告诫。


一位身着翡翠色唐装、梳着精致辫发的五十多岁女性,在和几个大爷跳完一下午交际舞后,拒绝和任何一个深入交流,独自一人靠着长廊的柱子休息。问她为什么不在菖蒲河公园找伴侣,她说不找是因为“这里的相亲谈着各种条件,人像牲畜一样被售卖”。


一位永远戴着金框墨镜的六十多岁北京光头大爷,在此常驻15年,他可以自在地融入任何一场相亲八卦,自然地撮合任何一对有意的男女。但当对方的暧昧信号传到自己这里时,他却总是自嘲:“不找。我没钱,没钱就找不到合适的。”14㎡的平房、四千多元的退休工资总是能熄灭对方的热情。


菖蒲河公园饱受老年人诟病,但它总有魔力拴住他们。


长廊内的一段搭讪里,互问房子、户口、工资、医保信息,就像是一种默认的礼节。没有人想被拖累,大家都奔着更优越的条件去。一阵“问候”过后,是更细化的需求匹配。只要在这里待一天,老人们就会忍不住告诉你,把结婚登记当作目标的人,屈指可数;真心寻找长期老伴的人,不占多数。或许对方想要的,只是暧昧的异性朋友关系,或是一段婚外情。


互相看不上眼是一个常见又体面的结局,大家还能成为点头之交——互道“来了”的老熟人。而投入感情的相处,往往要承担为谎言买单的风险。


正式交往一周后,女友让周大爷用存款给她买价值两万的金戒指,周大爷强调“那是养老的钱,不能动”。随后,一拍两散,周大爷一直责备自己是个傻子。秦大姐在公园认识了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士,一天晚上9点视频通话时,对方厨房里隐约出现了其他女人的身影。“他开始根本没有告诉我,他和不止一个女的有关系。我不喜欢他成天张口闭口谈的都是男女肉体之事。”秦大姐把他拉黑了。


一个典型的临时结合,发生在一位五十多岁的东北女性和一位七十多岁的北京男性之间。一方需要财富和住所,另一方渴望青春和照料。一段时间后,房子的归属问题、消费观差异、男方儿女的反对,总有一个理由能为这段缘分画上不愉快的句号。不欢而散后,女方认为自己被骗色,男方认为自己被骗财。


在菖蒲河公园,有人能适应这种“交换”的规则,也有人感到寒心。63岁的陈大爷,每月有3万的房租收入。在结束了和四十多岁女子的露水情缘后,他总是主动补偿对方一些东西,或是一顿大餐,或是一个红包:“人家凭什么让你一个老头占便宜呀?”周大爷会在夜晚的路灯下哀叹,“这里就好像是社会的微缩。真情有,但太少了。大家失去了信仰,眼里只有一个‘利’字。”


抱怨的人、受骗的人、准备分手的人、看似冷眼旁观的人,最后都会回到菖蒲河。他们劝退了热心肠想要为老人们当红娘、做信息登记的大姐:这里太混乱,不是一个正经找对象的地方。他们自己,却甘于陷身混沌,周二和周六总来唠嗑、搭讪、跳舞、打牌。一位骑自行车的大爷自称不是来恋爱的,但在相亲集会日,他一定会在公园的东西门之间来回穿梭,四处观察和打探。他指着曲折的长廊说:“这就是社会大舞台,(我是来)看看这些人戴着面具在这里怎么表演的。”


▲图/Imazins



迟到的释放


耿铁林戴着鸭舌帽和口罩,常在东北人聚集圈游荡。他来自哈尔滨。身高1米76,匀称精瘦,爬上河沿的姿态轻快灵活,看上去很难相信他已经65岁了。


“我不是来找对象的,纯粹来遛弯。况且咱这大高个儿,不愁没有人喜欢。”耿铁林对自己的魅力充满信心。来公园时,他只需站在那里,就会有许多女性过来添加微信。他会出于礼貌通过申请,但他感兴趣的,只有“高挑、好看、60以下的”;他同意相处的,只有不觊觎他钱财、“不要这要那”的人。


在他的聊天记录中,有3位五十来岁的女性,被他冠以“妹妹”的称呼。跟公园中其他老人聊天时,耿铁林更多把她们叫作“朋友”——可以相约一起吃饭、旅游、睡一张床,但又不必以固定身份约束彼此的人。妹妹们家底殷实,不曾要求耿铁林承担任何费用。他发给其中一位妹妹的儿子新婚红包,被对方客气地退了回来。


自从35年前离异后,耿铁林就再也没有交过长期的固定女友。


妻子离开时,女儿才5岁。为了抚养女儿,耿铁林做过司机、厨师,开过早餐店,供她考上北京高校的研究生。女儿在北京的银行找到工作,老父亲也随她一起搬到北京,在大兴的一家工厂食堂做饭。谈起年薪百万在朝阳区买下面积八十多平米、价值六百多万住房的女儿,耿铁林很骄傲。


耿铁林说,离异后的二十多年,他没碰过女人。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想让“后妈”的阴影阻碍女儿的成长。但他有欲望——无法疏通、生不逢时的生理性欲望。那个年代,发生非婚性行为被视为流氓。耿铁林不敢向任何人诉说,只能忍住,或者靠自己解决。“太亏了,我那二十年太亏了。”千禧年后,他逐渐尝试和不同女性交往。有时是开车途中遇到的酒店服务员,有时是丈夫因脑瘫丧失性功能而向他哭诉的熟人。只是,没有一段情缘变成稳定的关系。耿铁林认为,他不可能要求别人来适应他的“恶习”。因为操心女儿和养家的事,他常常整晚睡不着觉,彻夜来回踱步、刷手机。


说到这里,他突然摘下鸭舌帽向我展示:几近光滑的脑袋上只有灰白、稀疏的短发,星星点点布分在耳朵周围。这时,他变成了65岁的老人。“我们家族基因好,从没有人脱发的。我爷爷90岁躺在棺材里都是乌发如云。就是那几年失眠,我头发才变成这样子。我也想要有老婆疼,有老婆爱。”


节俭又潇洒的单身生活,也是耿铁林所享受的。他执意不和女儿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在燕郊租了一套二十多平米的房子独居,每月只需交400元租金。酱肘子是耿铁林的拿手菜。原材料在燕郊的价格,仅为女儿小区楼下的一半。耿铁林觉得,现在是人生最好的时候,女儿有出息,自己不操心带孙女的事,身体健康,日子舒坦。没有新伴侣来分割自己的工资,但有柔情蜜语的问候、出游做伴的快乐。


两年前的国庆,在四处闲逛时,耿铁林偶然发现了菖蒲河公园。这里的老人尽管“各有小心思”,但老年单身的处境和他很相似。即使找不到满意的“朋友”,耿铁林也喜欢在这里闲聊。他说自己一点也不孤单,公园遛弯、在家休养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他还说,女儿成家后太忙,电话比原来打得少了。


我第一次见到耿铁林时,一位小波浪长发及腰、披着丝巾、身材颀长的女士主动坐在他身边,二人有说有笑。两天后我第二次见他,他说想删掉对方。据他说,二人约会游中山公园,费用都是男方支付。女士理所当然地多点了一份包子,挑剔地让耿铁林买“脉动”,还执意要景区50元一顶的帽子。又过了三天,我第三次见他。聊天时,耿铁林突然托着下巴发呆,喃喃自语:要是有一个比那些妹妹还好的人,相中了,他就死心塌地和她过下去了。



过日子


对比菖蒲河公园里其他精心打扮的女士,张明安的衣着显然是走实用主义路线的。她的超短发染得乌黑,但看上去没有仔细修剪。上身是温暖但臃肿的深蓝色毛外套,下半身是黑裤黑鞋,没有式样的斜挎包随意挂在身前。


只需乘公车一小时,张明安就能从天通苑附近的家来到公园。周六上午9点半,家住更远的老人们还没来得及抵达,公园的长廊有些清净,来的都是张明安这样住在市内的北京本地人。


是的,张明安也想找一个家住市内的本地人做老伴,但显然她没有遇到满意的人。


一位北京大爷和她背对背交流了一会儿,就转身离开了。她撅着嘴望向对方的背影,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说:“你有老婆了上这儿来干嘛?不是霍霍儿(注:北京话,糟蹋、破坏事物)吗?我成什么啦?”大爷有法律关系的妻子长期生活在国外,而他已经参加过三次北京老年相亲节目《选择》。


在张明安口中,这些都是“花里胡哨”的关系。62岁的她,只有一个朴素的要求,那就是找一个能“过日子”的老伴,一起过完人生最后二十几年。


张明安没有孩子。三十多岁时因子宫病变做了切除手术,之后,她和第一任丈夫离婚。50岁,她找到了可以一起环游世界的伴侣,老方。张明安笑着告诉我,10年间,他们曾一起参加实惠的旅行团,去过美、泰、日、韩。在她60岁时,老方因胰腺癌去世。


花了一年多时间走出抑郁,张明安想通了,要为自己而活。和单位的退休姐妹跳舞打球,追追抗日剧,家里收拾得利索整齐。“动不了再去敬老院,确保有人替自己收尸就行,没有想找老伴的事。”


2022年12月,张明安意识到孤身一人的脆弱。感染新冠后,她一个人躺在家里的沙发上,茶几和水杯离她很近,但全身无力,够不到这口水,在沙发上渴了一天。她真希望,身边有一个人,能递个药,熬口粥。“我不行了,你伺候伺候我。你不行了,我照顾照顾你。付出真心,互相搀扶。”


“我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张明安这样认为。炸油饼、烙馅饼、蒸花卷,都不在话下。邻居说她有洁癖,家里总是很干净,地上有一丝头发都要捡起来。邻居还说,老方真有福气,生病后动不了,每天洗脚、剪指甲都是张明安在伺候。        


张明安总是找不到能好好过日子的人。去中介所相亲时,对方开口闭口都在谈自己有十几套房子。张明安指出,她不信,也不图这个。联谊会上,有许多外地人,也不符合她的择偶期待。来菖蒲河公园后,来问她的,或者是有老伴的人,或者是跳跳舞、纯玩的人。 


线下相亲平台的匮乏,也是一个问题。张明安回忆,在昌平某婚庆中介所登记介绍,需要交1000元。在东城区,价格则在1万以上。昌平那家登记后,第一次和第二次为她匹配对象的时间,隔了一年。线下集会效率更高,但日常的集会地点,她只知道周二、周六的菖蒲河公园和周日的天坛公园。张明安更希望,在线下活动中,户口、婚姻、财产等状况都能得到实名认证,减少不必要的沟通成本。


▲图/Imazins



执念


在菖蒲河公园的相亲圈内,外地人,尤其是外地女人的口碑并不算太好。


在一些人口中,她们五十多岁背井离乡,希望在北京立足,刚从火车站下车就拖着行李来到公园,有老头给钱给房子就愿意和他生活,条件是承担所有家务。有一位北京大爷告诉我,他曾遇见一位39岁的美丽的外省女人。女人知道他是北京人后,立马表示要嫁给他——这是为了给儿子争取北京户口,她说北京高考更容易考上清华北大。在另一位大爷口中,一位外省女性老是把彩礼的条件摆在嘴边,这让他感到观念上的巨大鸿沟。


在本地人心中,即便不是所有来这里的外地女性都这样,但这张地域名片背后也暗暗刻上了“无情重利”这4个字。


来自外地的王鸿桢似乎能坦荡地接受这个标签。她的内蒙朋友孟纾影,却希望在菖蒲河找到有爱情基础的长期伴侣。王鸿桢恨铁不成钢:“她这个想法,在这儿根本找不着。趁我身体还好,能抓钱就抓钱,在这儿找长期过日子的,那是不可能的。”


她口中的抓钱,是领着三千多元的工资在男方家中做保姆。2023年8月之前,她住在88岁的北京老教授家中,直到对方的女儿把他接到美国去。除了做家务,王鸿桢陪他买菜、锻炼、去公园,听他讲历史,帮他洗澡搓背。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单独待了两年,王鸿桢分不清这算不算有情感,自己算不算当了对方的老伴。但她认为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挣钱为主,对象其次。”


15年前,王鸿桢和她的朋友一样,渴望通过这个菖蒲河公园的平台重获婚姻和幸福。这个梦想后来破碎了。                                                                   


2000年,41岁、离异的王鸿桢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北京打拼。她开过美容店,也在中介公司和旅行社打过工。2007年,当王鸿桢还是菖蒲河公园一枝花的时候,在这里遇到了一位丧偶的自来水厂经理。对方和她年龄相当,高大俊朗,两人坠入爱河。但在对方儿女的强烈反对下,他们没能再走下去。每年王鸿桢从老家回北京,都会给曾经的恋人带上一份土特产以示感谢。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他曾资助她租房和看病。和第二个对象的情感不如第一个那么炽烈,但恋情同样终止于对方女儿的忌惮。之后的故事并不甜蜜,王鸿桢和一位男士登记结婚一年后,对方把她甩了。


现在,菖蒲河公园的大爷们,在王鸿桢眼中都是骗人睡觉、玩够就踹掉女方的人。


她的执念变成了在北京拥有独立住所。以自己的实力,王鸿桢没法在北京买到房子。和大儿子住在大厂(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她不得不包揽照顾全家五口人的家务。“他们工作太忙,带俩小孩遛弯、做饭、洗衣服都是我在做。住3个月就得生病。”出来当保姆,反倒是一种休息。王鸿桢的另一种考量是,“现在我身体好,不想住在儿子家麻烦他们。如果时间长了有矛盾,老了以后怎么找人家帮你呢?多不仗义呀。”


如果非要结成有男女之实的伴侣,王鸿桢的要求是:第一要在北京有能住的地方。第二,要么登记结婚,满两年后让她把户口迁到北京;要么不登记,但每月给她一笔钱。她说,拥有北京户口,离婚了也可以申请经济适用房,可以在北京报销医药费。


有大爷向王鸿桢发出温情脉脉的吃饭邀约,她总是预感对方要骗色,于是吓唬回去:“你现在跟我登记结婚,房本写下我的名字,我就和你吃饭,否则拉倒。”一旁的大爷责怪她太霸道:“你得先有情感基础再谈这些经济付出,要不怎么叫恋爱呢?”王鸿桢笑了笑,没回应。


周六晚上的人总比周二的多,老人们不用赶着接放学的孙辈回家。6点以后,天空转成暗蓝色,长廊尽头的舞曲还在播放,宴会还没进入尾声。


我遇见了一位在陈晓楠的节目《和陌生人说话》中出现过的受访者。正是这个节目挖掘了菖蒲河公园的老年相亲角,让它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


这位受访者并不像节目中那么昂扬。他坦言,节目播出后的6年,自己一直在这里寻寻觅觅,有过几段感情,但仍未找到理想伴侣。他说,“周二、周六菖蒲河,周四中山公园和陶然亭,周日天坛公园。每一个地方,去的都是这同一拨人。”这里已经变成老人们上班打卡的地方。即使找不到对象,抱团聚一聚总好过一个人闷在家里。


“大家都是老年人。也许哪一天,其中一个就不能再来了呢。”谈话期间,一位大爷上梯子时突然绊倒,受访者和周围几位相对年轻一点的老年人,急忙跑上去把他搀扶起来。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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