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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能不能「好好说话」?

人物作者 人物 2024-02-22


在刚刚结束的春节假期,大概有很多人,都认识了一个新词语:龘,「龘,音沓,龙行龘龘,寓意群龙腾飞。」


每一年,总有新的词语流行起来,也有一些词语成为怀旧之音。自2008年起,《咬文嚼字》编辑部每年都会搜集、评选当年的十大流行语,从早年的「山寨」「雷」「囧」「非诚勿扰」到 2023年的「显眼包」「搭子」「多巴胺××」「情绪价值」「质疑××,理解××,成为××」,词语的兴衰让人们看到了语言生活的流变,也见证了不同时期的社会情绪。


流行语之外,《咬文嚼字》创刊以来,一直以「咬」语言文字差错而受到关注。他们「咬」过报纸,「咬」过春晚,「咬」过著名作家,近几年,短视频成为他们新的「咬」的对象。


网络语言尤其是短视频语言正越来越深入地侵袭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人发现自己「提笔忘字」,面对美景想要慨叹时,只能用最粗粝直给的语言,却少了更多的词语来精确、细致地表述自己。我们是否变得越来越匮乏,或者越来越低幼?这样的话题,《人物》想要和黄安靖聊一聊。


龙年春节前,《人物》联系到了黄安靖,过程非常复古——拨打编辑部的热线电话。在人工智能语音时代,电话那头传来亲切的人声,并迅速安排好了采访事宜。而当真正和黄安靖聊起来,你会发现,他的口头表达也充满了「咬文嚼字」的风格,总是追求完整和精密。


黄安靖讲述了十几年来《咬文嚼字》年度十大语文差错和年度十大流行语的评选过程,也讲述了这些语词背后的时代印记,以及《咬文嚼字》的故事。这本一期5万字、一本7元钱的「小」杂志,在1995年由语言学家郝铭鉴创办。4年后,在小城镇做过几年语文教师、又从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的黄安靖来到这里,从发稿编辑做起,一步步到主编。


这些年,他习惯了「咬文嚼字」,「一丝不苟,非常认真,常常做过头」,为了辨析「蓝」与「兰」,他会从一条注释查到《大清会典》,再查到《清史稿》。日常生活中,给人发短信,他常常交代背景,把「短信」变成「长信」。这次接受《人物》的访谈,他事先列出了回答的要点,长达1.6万字。家人抱怨他说话啰嗦,但他说,我必须「咬文嚼字」,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年过五十的黄安靖从去年开始刷起了短视频。他观察着语言的流变,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规范它。中间的分寸,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归结起来,「语言是社会的匹配。有什么样的语言,一定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社会发展变化,也一定会产生新的语言成分来与之匹配」。


以下是《人物》和黄安靖的对话。





文|王青

编辑|槐杨



1

《人物》:不久前,《咬文嚼字》发布了2023年度十大语文差错,排在第一位的是「多巴胺」的「胺」字,「卡脖子」「帐号」也在其中。在你看来,今年的这些差错,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黄安靖: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差错覆盖面宽,类型分布广泛。有读音差错,如把「多巴胺」的 「胺」的读音àn误读为ān,把「卡脖子」的「卡」的读音qiǎ误读为kǎ。有用字差错,如把「账号」的「账」误为「帐」,把 「蹿红」的「蹿」误为「窜」。有用词差错,如把「下军令」误为「下军令状」。有文化常识差错,如让岳飞自称「鹏举」。有百科知识差错,如把「白堤」说成白居易修建的,把「土耳其」误称阿拉伯国家。


《人物》:除了发布的这十条差错,今年的评选过程中,还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语文差错?


黄安靖:比如电视剧《问苍茫》的剧名有语病。这个剧名源自《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问的是「大地」,「大地」可以「问」。而「苍茫」是形容词,指旷远迷茫,不能成为「问」的对象。也许类似用法古代时有出现,但在现代汉语中,属于搭配不当。


误读「将进酒」的「将」。「将」既可以读jiāng也可以读qiāng。读jiāng时,表示将要;读qiāng时,表示请。《将进酒》是一首乐府诗,「将」在里面是「请」的意思,「将进酒」即「请喝酒」。「将」的正确读法是qiāng,而不是jiāng。当然学界也有争议,但主流看法是这样。


把日本排放的「核污水」误称为「核废水」。「核污水」与「核废水」有本质不同。「核污水」指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水,有较高浓度的放射性物质。「核废水」则指核电站在正常运行中产生的废水。由于地震造成核电站损坏,日本排到大海的水,直接接触了核反应堆芯内的核燃料及核反应物,是「核污水」而非「核废水」。一些媒体在报道相关新闻时,也把「核污水」误成了「核废水」。


《人物》:2023年十大差错的说明里,你提到,「短视频成为语文差错的一个新的泛滥区。」具体而言有哪些表现?


黄安靖:从近年来我们发现的语文差错看,短视频正在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交流、表达的重要平台,而短视频同样缺乏相关的把关机制,所以它又成为语言差错的泛滥区。


短视频上,有些问题是网友「有意为之」,比如已有人指出的用「泰裤辣」表示「太酷啦」、用「修勾」表示「小狗」、用「世界蕞大」表示「世界最大」等等。有些是态度粗疏造成的,比如我所列举的把「物业」误成「午业」、把「给钱」误成「给前」、把「价格」误成「架格」、把「茶杯」误成「插被」、把「喝水」误成「和谁」、把「读书」误成「毒素」等等。


《人物》:看到这些越来越普遍的错别字,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黄安靖:对于一个「语言规范」的守护人来说,看到这些差错,是比较遗憾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语言文字工作方面,我们做了大量扎实的标准化、规范化工作。但就目前而言,我们的语言文字运用水准未见有什么提高,还有下滑趋势。


《人物》:你觉得,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下滑」趋势?


黄安靖: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我们现在的语言文字运用场景变多了。改革开放前,图书出版没有这么多,也没有这么多报纸、杂志,更不用说网络平台。本来应用就少,当然差错也少,后来运用多了,差错也多了。


也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出版界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把考核指标放得很高,但是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比如说校对、把关的就少了。曾经有一个经济效益非常好的出版社老总告诉我,我们有些年轻人每年编辑出版的图书能达到40本左右。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们要求「三校一读」,一年40本书的量,你让他哪怕只看一遍,有时间看吗?


上世纪90年代,我刚去《咬文嚼字》的时候,它隶属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辈告诉我,当时的工作量是每一个编辑每一年编80万字,你想想一年80万字,我可以认认真真地把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个汉字和每一句话都查清楚,是吧?但现在一年要发40本书,编辑真的累死了,最基础的编校工作肯定就会被稀释掉,差错也就变多了。


《人物》:看起来有点奇怪,为什么人们受教育水平提高了,但语文差错现象反而变多了?


黄安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人的知识体系要比以前完整,知道的东西更多,也更接近社会生活。但整体的教育趋势是重视数理化,语文学科的教育就被挤压了。现在很多人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为什么不会用?因为基础教育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或者讲得不透彻。


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对语文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我国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来自西方,是建立在「客观主义哲学」的数理逻辑基础上的,总是强调用数理逻辑去分析语篇、语段、语句,像分析数学、物理一样去分析语言现象。你可以去看看我们的课本,看看我们的教学辅导资料,看看我们的语文试卷,都在强调所谓的「逻辑」分析。每年的高考试题,经常有作家出来说,自己的散文被用作阅读材料,但设计的题目连作家本人都做不及格。这说明什么问题?我们的语文教育中,对语言现象的教学、分析已经严重脱离语言实际。带来的结果就是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很差,造出的句子也都是干瘪瘪的,很别扭。


为什么很多人开玩笑说中文系毕业的人反而出不了大作家?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错误的语文训练,不符合语言规律的「语法」训练,把语言的真正的创造力抹杀了。


图源电影《编舟记



2

《人物》:《咬文嚼字》也会评选每年的流行语,关于2023年的流行语,你说,爆款少了,为什么?


黄安靖:我们从2008年开始发布年度「十大流行语」,已经发布了16年。相对来说,2023年的 「爆款」确实少了,一直到9月份,我们还没找到全社会都知晓、都使用的流行语。流行语使用出现「细分」趋势,能破圈到全社会的,非常少见。


这可能与短视频近年来的崛起有关。2023年,始发于短视频、在短视频上广为传播的流行语非常多,比如「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哈基米」「挖呀挖」「敌蜜」等等。但短视频的主要使用人群还是年轻人,特别是90后、00后,年长者还处在逐渐了解、接受的过程中。所以,很多流行于短视频的语言形式,被全社会接受还有一个过程。


《人物》:有一些流行词,比如「citywalk」、MBTI人格测试里的「i人e人」,其实是被使用得很广泛的,但没有被选入,为什么?是想要执着于汉语的纯正吗?


黄安靖:你提到citywalk,虽然它是一个外语单词,但去年真的太火了,我们本来想选用它的中文形式——城市漫步,实际上这个词也进入最后一轮的榜单了。但在专家论证环节,大家还是觉得相对citywalk来说,城市漫步用得非常少,流行度不高,所以落选了。


就整个语言系统而言,汉语当然不可能完全纯正,我们也并不执着于汉语的纯正。我记得在2012年,《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增加过一个附表,收录了以字母开头的新词语,引发社会上很大的争议,不少学者向法院提告,他们认为,作为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怎么能把这些词放进去,这不是污染了汉语的纯正吗?我们就这个事件公开表态过,语言应用不是谁可以决定的。正是因为我们用到了这些词,《现代汉语词典》才会把它们搜集起来备查。


但我们评选流行语,应该选择最符合汉语特点、最能体现我们社会价值取向的语言成分。你提到的这些,虽然使用广泛,但它们不是汉语中的典型成分,不能代表真正的汉语。


《人物》:我翻查了过去十年《咬文嚼字》发布的流行语,早年也会有一些不完全符合汉语规范的词被选进去,比如2011年有「hold住」,2008年有「囧」。刚才提到「爆款少了」,是不是也和这几年流行语的筛选标准有关?


黄安靖:我们的评选标准确实有一个逐步优化、完善的过程。评选流行语并不是我们编辑部自说自话拍脑袋,而是须要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意见。2011年的「hold住」选出来后,社会的反弹很大,许多媒体甚至没有报道完整的「十大流行语」,认为像「hold住」这种类型的字母词是不应该选入的。


还有一些不太文明的流行词,比如「屌丝」,当年也已经进入最后的专家论证环节,有一位老先生听到这个词拍案而起,说「你们怎么能把这个词选进去,我都不好意思念」。后来我们只能把它删掉了。


流行语和语言应用是两个概念。我们不反对人们在日常交流中的一定场合使用「不纯正」的语言成分,也不可能完全回避使用,做不到。但评选流行语,首先是评选我们母语汉语的流行语,其次语言背后是有社会含义的,一旦被选出推广出来,一定会对语言、对社会产生影响。如果刚才提到的那些词被大量地、无限制地使用,对母语、对社会而言,都是不利的。


《人物》:评选了这么多年的流行语,你觉得,这些年流行语变化的趋势是怎样的?


黄安靖:我们发布流行语16年了,16年来语言生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有几个变化是特别明显的。第一,文明度有一定提高。如过去的流行爆款「屌丝」「法克鱿」 「屌爆了」 「吉跋猫」等不文明语言的产生,有下降趋势。


第二,合法度也有一定的提高。如过去出现的四字格成语「喜大普奔」 「不明觉厉」 「 累觉不爱」「男默女泪」「人艰不拆 」「十动然拒」等等不符合汉语内部结构规律的语词的出现也在减少。


第三,非中文符号的语词在增多。如yyds、emo、i人/e人等等。这可能与现在国际化趋势加速、语言接触增多有关。


第四,游戏化倾向明显。如近年流行的「挖呀挖」「绝绝子」「夺笋」「干饭人」等等。


《人物》:你曾经说,2008年网络全面发展起来之后,因为没有报刊的审读机制,一些不符合规范的语言表达经由网络进入人们的生活,十几年过去,当网络对日常生活已经不可或缺,你觉得这十几年,网络给我们的语言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黄安靖:互联网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语言智慧的平台,使「语言创新、创造」不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专利,许多生动形象、极富表现力的新词、新语、新用法都源自网民的智慧。同时,语文传播空前迅疾。传统媒体时代,新词、新语出现后,是通过报刊图书等传统方式辗转、递相传播的,时空上的阻隔是无法避免的。互联网实现了即时交流、即时传播功能,新词新语新用法出现后立马就在全社会传播开来,这是前所未有的。语言的生态也日益复杂。网民素质参差不齐,只要有意愿,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展现自己的「智慧」。而「智慧」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就网络对语言的影响而言,我们还可以以短视频的崛起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者就是人们常说的「网络语言」。一开始《咬文嚼字》评十大流行语,我们除了看它在网络流不流行之外,还要看在大众传媒(主要是「书报刊」)上是否流行,后来这个原则就打破了,因为我们发现,基本上一个流行语在网络上开始出现,马上就会进入传统媒体,两个平台完全融为一体了。


而短视频崛起,形成了一个新的语言运用平台,在短视频上流行的语言形式,传播到全社会还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差。当然,现在是否已经形成了新语体「视频语言」还有待观察。


年轻人在一起「刷」手机图源视觉中国



3


《人物》:很多人认为,网络语言的泛滥,使得我们的语言越来越匮乏,似乎很难再用准确、丰富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想法。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黄安靖:我们的语言表达怎么会匮乏呢?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语言是社会的匹配。有什么样的语言,一定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社会发展变化,也一定会产生新的语言成分与之匹配。现在网络铺天盖地,我们每天大部分的沟通都在网上完成,如果没有网络语言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又怎么能够精准地描述社会的变化?


当然,网络给语言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但总体上说,网络给语言带来的主要是积极的影响,消极影响是次要的。


在我看来,说网络语言带来语言匮乏的,都是持保守主义语言观的人。《咬文嚼字》开设过两个栏目,「时尚词苑」和「网言网语」,专门谈社会上新出现的语言现象。有几位老先生看了之后非常生气,说怎么能发这样的东西,再也不看了。他们为什么会感到反感?因为不想接受,也不想理解。结果是,他们的语言真的匮乏了。


《人物》:过去几年,出现很多以食物、动物词汇来指代不同人群的现象,比如最近由哈尔滨旅游热带起来的「南方小土豆」;疫情期间的「热干面」「小羊人」;还有一些叠字的使用,比如「万物皆可绝绝子」。在你看来,我们的语言是否正在走向「低幼化」?


黄安靖:这里涉及一种语言使用倾向,特别是在民间日常话语系统中,人们往往使用幽默轻松的方式说话,突出的表现就是,用借代、转喻等方式称呼说话对象,常以取绰号的形式出现。绰号有中性的,也有尊敬型、歧视型的。比如「小羊人」谐音「阳人」,指的是病毒感染者,我们不主张用。疫情肆虐之下,病毒感染者处于生命危险之际,不宜使用幽默、轻松的表达方式,何况这种看似幽默、轻松的表达中,还有「歧视」色彩。


叠字本来是一种修辞格式,有多种表达效果,像把「小鸟」说成「小鸟鸟」、把「小狗」说成「小狗狗」等等。但是,叠字应该符合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则,否则人们就会觉得奇怪。「绝绝子」就是这一类。


任何规则的使用都应恰到好处,恰到好处会产生理想的表达效果。如果「过」了,就会走向反面,甚至导致不规范、错误出现。比如正式、严肃的会议场合,你不能也把小狗叫作小狗狗,这种「叠字」的不当使用,过了头,确实会导致表达的「低幼化」。


《人物》:在另一些语境中,类似的语言表达也被认为是一种「文字讨好症」的表现。比如职场微信聊天,回复必加叠字,语气词,很多时候还要叠加一个表情包。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黄安靖:我们有一种语言符号的盲目崇拜症,认为我们都靠语言符号进行交流。其实不是,语境、肢体、语言符号都参与了交流。不管在哪种场合,交流时用一些叠字,调整说话的语调语气,用一些语气词,加上一些肢体动作,都是正常的。这是交流的本来面貌。


在微信等社交平台上,人们背对背地用文字交流,失去了现场感,对方的语气语调、轻重缓急等等也听不到了,对方的肢体语言无法看见。为了尽量不影响表达效果,人们用叠字,特殊的语气词,甚至表情包,是为了补强,补强非现场交流的缺陷。这是一种表达需要,很正常。比如,有年轻人发微信给我常用「好哒」,有时还配个笑脸、几枝小花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我也用类似方式交流。我因为年纪大了,一般不用「好哒」,但我也会在「好的」后面加一个「呐」,「好的呐」。当然对这些手段的运用要恰到好处,不能过头,否则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人物》:我发现,即使在口头表达中,你的用词仍然很书面,很有规范感。但我也好奇,在语言变化如此剧烈的时代,坚持规范用字,还有没有意义?前两年有一篇《播音员主持人请注意,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引发过讨论,文章说,很多原本用错的拼音,因为用的人多了就被规范了下来,比如荨麻疹的荨,本来是念qián,由于念错的人实在太多,就变成了xún。


黄安靖:「很多原本用错的拼音,因为用的人多了就被规范了下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从本质上讲,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凡是约定的都有内在逻辑。大家都这样读,就一定有理据、逻辑存在,只是这个理据、逻辑还未被揭示或不易揭示出而已。


「荨麻疹」这个词的情况比较特殊,不是读错,而是不同地区的方言读法不同。「荨」当植物讲的时候读qián,当病症讲的时候读xún,这是方言的影响。普通话推广之后,有一种倾向是把原本就是一个词的读音融合起来。如果按照以前的两种读法标准,有不合理的因素,并且容易读错,后面就倾向于读成一个音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语言标准要有稳定性,不能变得太快,越是变化剧烈的社会,越需要稳定的语言标准。在频繁、复杂的语言交流中,如果没有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大家都各说各话,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你提到《播音员主持人请注意,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当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就是因为,相关人等不根据语言运用实际,强行改变某些字词的读音标准,而引起社会的反弹。


《人物》:如果按照「约定俗成」的逻辑,「多巴胺」的「胺」为什么要被纠正成àn?


黄安靖:按照语言文字的规律,「胺」的声旁是安,确实读ān更合适。但为什么规定读音是àn呢?因为「多巴胺」是一个化学用字,为了和化学元素里的「氨」区别开来,所以人为规定读四声。不然口语表达,大家会分不清到底在说哪个字。


《人物》:听完感觉,就像你说的,社会变动越剧烈,规范语言越重要,但怎么规范本身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黄安靖:语言真的太复杂了,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处理。在大部分情况下,语言有一个经济性原则,越简单越好。如果同样一个词语或者同样一个语言实体,有两个形式去对应它,增加人的记忆负担,也不经济,所以一个词一个读音是最好的。


比如说「血」,读xuè还是读xiě?也是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但是为了语言交流的方便,逐渐形成了读xuè的倾向。还有呆(dāi)板和呆(ái)板,以前有两个读音,现在统一读dāi。


还有另一些情况,比如法国的戛纳电影节。如果你去翻词典,会发现「戛」这个字读jiá。按照语言学的理论,如果是音译字词,汉字的发音最好接近外语的实际发音,读成gā比较合理。但读gā的读音只能写作「嘎」,很容易造成混乱,合理的处理方式是,这个字不加口字旁,并且还是读gā。相当于为「戛」增加一个读音,专门用在法国地名「戛纳」上。


图源电影《编舟记》



4

《人物》: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语文产生了兴趣?


黄安靖:我是中文系毕业,毕业以后到一个小城镇做过几年语文教师。后来我考上研究生,读古典文献学,校勘、版本、古文字这些,也是和语言文字打交道。研究生阶段我就一直给《咬文嚼字》写稿,但从来没想过能去那儿工作。到了研究生三年级,我已经找到了两个单位,有一回和一个同学聊起来,他说他现在要不就留校任教,要不就去《咬文嚼字》,我才知道他们正好在招人。后来同学决定留校,我马上联系了我的导师,帮忙把我介绍给《咬文嚼字》,其实已经过了初试的时间了,但他们对我有印象,给了我面试的机会。最后,十几个人面试,招一人,我被招了进去。


那是 1999 年,我还不到 30 岁,也年轻过。先是做发稿编辑,接着做责任编辑、副主编、执行主编、主编。现在回想,我的学习、职业生涯都在与语言文字打交道。对语言文字的兴趣,一直都有。


《人物》:《咬文嚼字》的读者构成大概是什么样的?


黄安靖:每个刊物和报纸都会有自己的读者群,《咬文嚼字》读者群非常稳定,一旦喜欢上这本刊物,不会轻易改变,每期都看,而且看得都非常认真。我们的读者往往是有语言文字或者母语情结的人,社会上真的有一批这样的群体,不只是老一辈的读者,也有年轻人,他们构成了《咬文嚼字》的核心读者和作者队伍。


《人物》:现在网络时代了,很多语言问题通过搜索就能解决,你们会感到这本刊物变老了,或者担心它跟不上时代了吗?


黄安靖:以前有人误解,觉得《咬文嚼字》肯定是个「老夫子」编辑部,很保守,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咬文嚼字》1995 年创刊,我们很早就设置了《时尚词苑》栏目,每一期都会向社会介绍新词新语。比如,1995年第4期刊发了《从「的士」「巴士」说起》,详细介绍当时进入汉语词汇系统不久的「的士」「巴士」,以及「打的」「面的」「摩的」和「大巴」「中巴」「小巴」等词语。再如,1996年第12期刊发了《说「靓」》一文,详细介绍这个来源于广东话的「热词」。


网络兴起之后,我们又专门开了另外一个栏目,叫「网言网语」,介绍最新流行的网络语言。这是在网络和传统媒体还没有融合的阶段。现在,网络流行语和新词新语的区别在逐渐淡化,我们也做了一些区隔,挑选的时候,有些词可能是年轻人用得比较多,老年人还没那么快接受的,那么我们就放进「网言网语」里。像最新一期《咬文嚼字》里,《时尚词苑》这个栏目发了「科目三」,网言网语发了「累丑」和「好会」。


我们编辑部现在基本已经更新换代了,我是编辑部最老的老人了,最年轻的是1998 年的,前几天我们去退休的编辑家里拜年,他们能认得的也只有我了。


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流行刊物,曾经我们隔壁编辑部的《故事会》的销量很大,这几年的影响力不比以前了,但是《咬文嚼字》是带有一定专业性的,相对来说影响还比较小。


《人物》:这些年你「咬文嚼字」,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哪些独特的习惯?你觉得自己有语言洁癖吗?


黄安靖:长期与语言文字打交道,长期「咬文嚼字」,自然会养成一些与之相关的习惯。比如重要的事,我会一丝不苟,非常认真,做到我认为的极致,不计「成本」,常常做「过头」,过去我当责任编辑的时候,领导让我出100道语言文字试题,我出了120道给他。我们杂志最后一个栏目是《向你挑战》,选一篇散文,由责任编辑设置10个差错。我当时一般会设置12或13个差错让领导挑选。现在,我家人还会常常说我「用力过猛」。


《咬文嚼字》曾检查过全国12个大城市的语言文字运用状况。我主持了北京的「检查」工作。天坛祈年殿旁有一方形石台,名叫「具服台」,介绍文字说:「皇帝于大典前先行至于此,净手并换上兰色祭服,恭候大典开始。典礼完毕,仍回此处,更衣后起驾回宫。」这里把「蓝色」误成了「兰色」。如果简单化处理,只要把「蓝」和「兰」两个字辨析清楚就可以。但我觉得我们是在编《咬文嚼字》,要有更高的要求,还要去查查有关皇帝祭天着装的资料。


当时网络没有现在发达,查资料远不如现在方便。我查了很久,在一本著作的注释中找到一条线索,说《大清会典》中有相关记载。我又跑到上海图书馆,终于在《大清会典》中找到了相关资料:清代皇帝用于祭祀的礼服有四种不同的颜色,祭祖用黄色,祭天用蓝色,祭日用红色,祭月用月白色。但我还是想确保无误,又去查了《清史稿》,查到了。到此,问题才算解决。


我对语言比较敏感,很重视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我给人发短信,会注意表达方式,也会担心别人会不会误解我的意思,为了避免误解,常常主动交代相关的背景。我说话和思考的方式也是类似。前几天,我问在上大学的女儿,什么时候回家,今晚还是明天?她微信回我说:「我回家了。」我第一反应觉得她用错了,明明还没回到家,怎么说「回家了」,「了」表示完成啊。但后来想想,她其实是在表达回家的动作已经执行,在路上了。后来我去查阅相关资料、经过深入思考发现,「了」不一定都表示动作已经完成,动作虽然没有完成但已经执行了,也可以用「了」。这种用法在汉语中并不少见。

我的家人有时候也会抱怨我想得太多,说话啰嗦。


「语言洁癖」应该算不上,也没有让我「无法忍受」的语言错误,我知道语言运用的复杂性,也了解语言运用的灵活性,我虽然追求表达的准确性,但对语言运用中出现的不准确有包容心。语言运用是个程度的问题,没有绝对的准确和绝对的不准确。


《人物》:对你来说,为什么要「咬文嚼字」?仔细地辨析字与词,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乐趣和意义?


黄安靖: 「咬文嚼字」是我的工作,是我安身立命的手段,我必须「咬文嚼字」,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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