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如一部磅礴的远古歌诀，真切地讲述了东亚农耕发展历程，以及农业生产者真实的生活环境。借助"第八届中国CSA生态农业大会"的契机，《四千年农夫》中译本第二版发行，由著名“三农”专家、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老师新作序，相信读者一定会受益非浅！

东方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2016年12月重磅再版

由程存旺先生（下图左1），石嫣博士联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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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此书成于上个世纪初，是由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哈瑞姆·金（Franklin Hiram King）编著。出于对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美国农业的担忧，这位老人考察了中国，朝鲜，日本的农业，回国后编成此书，极力推崇东亚农耕的智慧。

我国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读过此书后认为，富兰克林是从土地为基础描写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所以人和土地浑然天成。

在第二版的序言中，温铁军教授指出了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出路，提出了“农业4.0"概念，即“互联网+农业生态化+社会化”。

全文如下：

第二版序言：中国农业的困境与出路

温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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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这本书第一版问世的发布会，是在浙江遂昌县的一个青山绿水的湖畔躬耕书院里举行的。翻译此书的我那两个立志务农的奇葩博士生之所以要到那里去办会，乃是要与当地敢为天下先的书记的“壮举”做个呼应——这个县以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最高权威形式通过了“全面启动实施三年内告别合成农药化肥”的决议！

      5年之后，不仅此书因畅销而有第二版问世，而且译者之一石嫣还在2015年成了达沃斯论坛评选出的“世界十大青年领袖”、当选了世界CSA联盟的副主席，以民间力量为主在北京筹办了世界社会化生态农业大会！在新世纪开初的十几年里，我们2005年提出的“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已经被社会接受；我们2009年开始推行的社会参与式生态农业CSA发展到数百家。天佑华夏！各地类似遂昌县官方的“壮举”，已经随着中央政府把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而遍地开花！如今最值得关注的新形势：一方面产业资本危机爆发在城市的压力下，到处是大学生的返乡创业和打工者的乡村回流！另一方面，已经有30个省市放开辖区内的城乡户籍限制，市民下乡、农业进城——广大市民与农民之间的融合互动已经蔚然成风！

     诚然，当前中央与各地政府应对危机的决策体现了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但也要看到“形势比人强”！任何人违背客观规律都是要有巨大代价的，只不过代价往往被主流转嫁给社会和环境。

不妨先简述生产过剩大危机压力下的资本下乡，合乎规律地造成农业过剩：

      中国人在1998年遭遇到东亚金融风暴外需大幅度下降、迅疾转化成第一次“生产过剩”大危机。此时的情况与美国人1929年遭遇生产过剩用工业资本改造农业、随之发生1930年代的农业过剩的情况如出一辙；中国也是工商业资本纷纷下乡，有关部门推出了“农业产业化”政策服务于资本下乡；接着也客观上造成了新世纪以来的农业过剩。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诱发2009年全球危机之后，中国出现第二次“生产过剩”大危机，已经处于恶性过剩压力下的城市资本再度涌入农村，不再顾忌甚至不做掩饰地直接圈占土地、山林、水面、滩涂乃至农村地产和农民房产……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过程，长期从事农村调研、强调三农问题的人才逐渐认识到，不是百年前富兰克林.金博士关于东亚传统农业的真知灼见是否被后来者重视，而是世界上所有遵循农业直接与自然结合才能保障人类可持续生存规律的前辈和后人都属于弱势群体，都不可能抗拒资本下乡对传统农业与资源环境的“摧枯拉朽”！如果说百年前的金博士不可能通过介绍亚洲农业的正外部性而改变美国农业的资本深化、破坏资源环境的大趋势；那么，百年后的我们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农业资本深化陷入困境的趋势……

      对经济形势，官方媒体已经从2013年宣传的“新常态”概念，演变为2015年的经济“下行期”，并且也认同了“L型”下滑的说法。很多观点认为，2016年应该是中国经济下滑到底的一年，工业领域产能过剩的话题这几年也一直在讲。但，直到现在仍没有对“农业过剩”的官方认可。其实，早在1996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的时候，我就曾经提出粮食增产和人口增加的曲线并行本是常态；粮食总产量与气候变化同步发生“两丰一欠”的3年小周期，或“两丰两平一欠”的5年大周期更是常态。在中国没有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条件下，以国内的粮食生产为主来保证国内的需求，如果粮食连续增产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就会出现相对的总量过剩。

      不幸言中的是：我们多次发生违背规律的政策强刺激却至今无人反思。于是马克思就从画像里走出来说：历史上大的事件往往重复出现。如果第一次是悲剧，那么第二次就是笑剧！

      1990年代出现过“粮食四连增”，曾经导致库存费用过高、财政补贴、银行占压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难题。进入新世纪，当我们开始把“三农”问题简单化为加强农业投入时又出现了“粮食十二连增”，当然也发生类似宏观问题。于是，是财政部站出来，宣布压减农业补贴！同时的一个说法是：“三农”支出现在是国家财政支出的最大项，2014年已超过11300亿元，2015-2016年进一步增长，大概每年有10%的增长率。客观来看，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都非常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补贴也是成本，综合计算已经使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地板价”（最低价）长期在国际价格的“天花板”（最高价）之上，这种倒置的结构很难持续。但是，如果不考虑综合配套的三农政策，而仅从长期粮食过剩，无法再增加库存的角度出发从2016年开始减少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化肥补贴、农药补贴等，那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不仅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被打压，农资企业受到不利影响；而且反过来会因过多依赖国际市场而导致“中国人的饭碗”不在自己手里！

      之所以强调综合配套的三农政策，是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中长期“条块分割尾大不掉”。例如国际贸易，我们跟那些“资源扩张性”的大农场模式的国家（比如澳洲）陆续签了自由贸易协定，这就对国内农产品形成了市场空间的挤压，因为澳大利亚主要依靠天然资源的农产品价格低，质量好，而国内这种资本深化农业的成本很高。

      总体来看2016年经济下行期的农业，面对的国内、国际情况都是不利的。

二、“去工业化”趋势的加剧及中国农业困境的成因

        纵观中国和世界经济，从2009年全球危机以来都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也就是国内说的工业出现了下行趋势。连带发生的一个在农业上突出表现就是，那些用工业化的模式改造农业的企业，目前的处境都不太好。

       国际经验看，西方应对“去工业化”问题的策略是“代价转移”，就是向国外转移国内的经济矛盾。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进入金融时代的国家，从生产过剩转变为生产短缺和金融过剩，唯有通过强权压制和诱发意识形态革命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矛盾，维持自己的旧秩序。

      那么，我们面临的同样是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全球三大资本的过剩几乎一样的问题；但却不能对国外转嫁成本，于是就在三农领域形成派生的问题。

      金融资本过剩，表现为金融资本通过原材料和农产品期货投资加剧价格波动的方式，向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转嫁危机。产业资本过剩，表现为大量采用通过拉长产业链的方式吸收过剩产能，导致全球食物产量和食物热量的供给过剩，而生产者收益在食物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也就是说，农民越来越难赚钱了。而商业资本过剩，表现为多重流通摊薄了利润，进一步激化了食品流通环节的恶性竞争、甚至假冒伪劣横行无忌。

      这三大资本过剩共同导致了农民收入低、食品质量不安全、信用缺失、监管失效、食品浪费与贫困人群饥饿并存等一系列严峻问题。

      在我而言，这是老话重提。1995年我说：“农业是问题，但不是农业的问题”。现在则认为全球化与市场化进程中的成本转移，是造成中国农业困境的根本原因。

      首先，农业并没有对自己所需生产要素的定价权，越是在统一市场中，农业所需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资料的价格，越是由外部市场决定，这就是外部定价权。而本已利润被摊至极薄的实体农业生产，怎能支付得起这些被过剩的资本推高的要素价格？后果必然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长期大量外流，农业的竞争力愈加丧失殆尽，人口老龄化加剧了行业凋敝，这一点，是东北亚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现在面临的普遍困境。

      其次，采用资本深化的集中方式发展农业，也就是借助产业资本来推进大规模的、“二产化”的专业生产。固然这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不提高土地产出率；而且单一品类的生产规模越大，市场风险也就越大，表现为一方面是农民“倒奶”、“菜烂在地里”，甚至菜农自杀；另一方面是大规模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依然不能盈利，更何况是中小企业。

      再次，以追求资本收益为唯一目标的资本化农业生产模式，会漠视其所造成的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污染，更是会漠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农药化肥、饲料兽药的无节制使用，导致食品安全陷入危机，社会对食品质量的信任跌入低谷。

    三、认清世界农业形势及中国农业现状

      在我们高校以往的农业教学中，使用的教科书基本是西方的，并且是以美国学者舒尔茨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理性小农假说为立论基础的。显然，这种至今未在发展中国家被验证过的假说，实在无法解释世界的农业形势到底如何。

      根据我们的研究，应该将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前殖民地国家的大农场农业，即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现在很多人主张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走美国大农场的道路。但是，大农场农业是因为美洲和澳洲被彻底殖民化造成资源规模化的客观条件而形成的，主要包括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国，亚洲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就都不具备搞大农场的客观条件。东亚的工业化国家，如日本、韩国都是单一民族的原住民国家，也都没有大农场。日本现在要加入TPP，最大的难题就是农业，一旦加入，面对着大农场低价格的农产品竞争，本国农业则必垮无疑。东亚的原住民社会不可能与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农业进行直接竞争，因此，今天我们讲全球化竞争，但农业是不能加入全球竞争的，除非另辟蹊径。

      第二类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模式，即以欧盟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因为大量地向外溢出人口，在殖民化之后造成人地关系相对宽松，虽然形成中小农场，但也同样没有跟殖民化大陆的大农场进行竞争的条件。只要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国家的农产品就普遍没有竞争力，农民收入就下降，农业自然也维持不下去。因此，欧洲在农业保护上的要求非常强烈，设置了很多非贸易壁垒，绿色主义和绿党政治也在欧洲兴起。

      第三类是以未被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小农经济，即“东亚模式”。东亚小农模式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因此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

      但，中国本来是东亚原住民国家，但又不实行“东亚模式”，而试图效仿殖民化的美澳大农场模式！常识告诉我们，原住民的小农经济资源环境客观条件有限，不可能去跟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竞争。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在农业政策领域以及企业战略上就会犯根本错误。

    四、农业产业化与不可逆的四大经济规律

      当代农业现代化发展到现在，我们遭遇到的农业产业化问题是四大经济规律不可逆的约束作用。

      一是根据“要素再定价”规律可知：由于符合农村外部资本要求的、规范的土地流转占比很低，导致能够用于支付农业资本化的成本所必须的绝对地租总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农业生产力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场重新定价，在这种“外部定价”作用下的农业二产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经过高、且仍在城市三产带动下攀高的要素价格。于是，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净流出。农业劳动力被城市的二产、三产定价，农业企业家进入农业跟农民谈判，其提供的一产劳动力价格就不可能被农民接受。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表明其竞争力丧失殆尽。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现在已被其它产业定价了，不能再按照农业去定价，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困境所在，农业产业化就失败在支付不起外部市场对农业要素确定的价格。

      二是根据“资本深化”规律可知：只要推行农业产业化，就内涵性地体现着“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不断增加的规律约束。孤注一掷地推行美国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带来的相应后果，则是大部分过去在兼业化综合性村社合作社通过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条件下还能产生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畜禽养殖，一旦交给产业资本开展大规模“二产化”的专业生产，就纷纷遭遇生产过剩；单一品类生产规模越大、市场风险越高。如今，一方面是农业大宗产品过剩的情况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则是在城市食品过分浪费的消费主义盛行情况下，大部分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仍然几无盈利，中小型企业甚至债台高筑转化成银行坏账。

        三是根据“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规律可知：政府招商引资和企业追求资本收益的体制下、外部主体进入农村领域开展的农业经营，一方面会因为与分散农户交易费用过大而难以通过谈判形成有效的契约，双方的违约成本转化为市场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大多数规模化农业都会造成 “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也带来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也正是因实际上无人担责的“双重失灵”，遂使愈益显著的“双重负外部性”已经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

      四是根据“比较制度优势”规律可知：农业企业走出去之所以遭遇很多失败，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经验的意识形态化解读，致使在话语权和制度建构权等软实力领域目前尚难以占据比较优势。何况，很多地方政府亲资本政策加速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形成的企业文化，根本不适应国际市场上更多强调“社会企业”的主流趋势。走出去的企业家如果只会讲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在海外遭遇尴尬。

      因此，在目前资本全面过剩的条件下，我们要及时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农业企业都在作什么改变，他们大都在强调改变过去的市场化发展模式，正在向综合化、社会化和生态化这一新的方向演进。这恐怕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出路所在，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五、世界农业原生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个差异显著的“两河流域”

      我们应该知道的基本常识是，人类的原生农业是在欧亚大陆两端同时期发生的。因所处气候带不同、造成浅表地理资源不同，而有差异极大的农业文明。

      现在西方了解的都是在亚洲大陆西端的两河流域一万年前形成了早期的“原生农业”，西亚的两河间距很窄、流域面积狭小，是单一作物小麦种植为主，属于气候条件极好的半岛型农业，可以漫坡种地而无需搞水利建设。后来扩展到欧洲西部，形成了欧洲的次生农业，也是以相对单一的作物为主。后来，这个以种植小麦和吃面粉为主的农业和食物方式，就是欧洲人通过殖民化带向世界的。现在的澳洲、美洲、非洲，只要是西方人推行殖民化的地方，都以吃面包为主。

      但西方人对欧亚大陆的东端并不了解。在欧亚大陆的东端也是“两河”：长江、黄河。而中国这边的两河间距很大，属于三大气候带覆盖下的浅表地理资源差异极大的大陆型农业。简单化地区分：北方是旱作，南方是水作。中国从一万年之前开始处在原生农业时代，就是作物与食物多样化。亚洲则长期是多样化的农业与杂食的生存方式。

      我们本来不必将亚洲原住民大陆所赖以生存下来的多样化生态文明、社会化和生态化相结合的农业方式，再按照西方历史改造成单一化的大规模资本化农业，否则就脱离了本土的、历史的条件。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跟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关系演变，就很清楚了，大都跟气候冷暖变化所带来的农业产出多少有关。而气候变化虽然复杂、也是符合周期性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人类社会只能做适应性改变。东亚大陆上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业，主要是被自然、地理、气候等条件决定的，不是制度或人为决定的，更不是哪个朝代的昏君或明君的主观作用。

      六、出路：中国的农业如何从1.0向4.0演进

      世界万年农业文明史上，农业从来不是“产业”。只是因殖民化产生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在殖民化和奴隶制的条件下，才能将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而且，这种农业1.0版现代化的作用，主要通过土地规模化获取更多绝对地租，借以形成剩余价值，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由此，就在21世纪金融资本虚拟扩张阶段引申出另一个“农业1.0+农业3.0”的路径：立足于殖民化大农场，就有了“农业金融化”的方向。很多农业企业关注的ABCD四大跨国农业公司（美国ADM、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它们的优势就在于，立足于一产化的大农业，直接进入金融化，即与一产化大农业紧密结合的金融化。这四大公司的收益，并不来源于大规模农业，而是来源于在资本市场上产生的投机性收益。而且，从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问世以来，历经20年的战略调整，美国农业跨国企业的收益早就不再以农业为主了，而是以金融投资收益为主。

那么，2.0版农业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用工业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也叫做设施化农业、工厂化农业。中国现在则是农业产业化。亦即，要在规模化和集约经营的基础上，拉长产业链，形成农业的增值收益。二产化的农业应该叫农业2.0版的现代化。但，这个农业2.0版不仅在大多数国家面临亏损；并且在欧洲和日本，二产化农业因严重污染，造成对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因而正处在退出阶段。中国现在强调的农业产业化，很大部分的内容是指农业二产化，拉长产业链虽然可能产生一些收益，但即使在美国，这个收益能留在农民手里的一般不到10%。在中国，农业产业链中农民得到的收益恐怕8%都达不到。

      二产化农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产过剩。中国农业大宗产品的产量很多世界第一：我们生产全球70%左右的淡水产品，67%的蔬菜，51%的生猪，40%的大宗果品，这些产品都过剩。我们现在的粮食产量占世界的21%，人口占世界的19%，还有两个点的余量。即使粮食不再增产，只要节约，就足够养活未来的新增人口。二产化可以拉长产业链，产生收益，但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并不同步增长，农村存款来源不足，并没有产生现代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工具的条件，由此造成三农金融困境，难以被体现工具理性的金融改革化解。同时，农业二产化又对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现在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大大超过工业和城市，是面源污染贡献率最高的领域。

      我的建议是：已经进入农业的企业要注意培育非农领域的3.0版三产化的业务。如果只在农业领域发展，我们很难以现有的资源条件和现有的价格环境产生收益。何况，农业二产化并不是必然的，像北美、澳洲的农业就都是靠天然资源维持农业，并不进入二产化，而是直接进入金融化。而欧盟、日韩则是2.0版现代化，以设施农业为主。中国农业的二产化也是设施化、工厂化，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设施化农业国家，全球超过70%的农业大棚都在中国。

      农业的3.0版，是我们多年来提倡的综合性农协为载体的农业的三产化，因为三产收益一般都高于二产。近年来甚至还有人借鉴日本提出的“农业六次产业”概念来解释农业的结构升级。早在中央政府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就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提出第三产业跟农业结合；2016年的一号文件则明确了农业要一二三产融合的指导思想。

      第三产业和小农经济直接结合的可能性本来有丰富经验。但也有政策障碍。我们二十几年的基层试验表明：因为第三产业的主要部门——金融、保险、流通等，自90年代以来就都是被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控制的，如果不采行日本综合农协为主的“东亚模式”，第三产业跟农业的结合就只能是旅游、养生、景观这些资源业态，所产生的综合收益并不高。因此，靠3.0版的农业三产化来解决“三农”问题，农民得到的好处并不很大。

      农业4.0版是我们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提出的。我的看法是，传统社会、特别是亚洲这种原住民社会，农业从一万年前开始的时候就是多样化的原生农业；当代强调可持续发展，也应该是农业3.0与4.0构成有机结合的社会化生态农业体系。一方面在手段上是要借助互联网+，另一方面在理念上更强调社会化的、城乡合作的互动的、生态化的农业。当然，如何让农业体现出中央倡导的生态文明战略，这是下一步农业3.0版和农业4.0版要考虑的问题。

      农业4.0确实需要与互联网+这个工具密切结合，使用互联网加本地化的题材、景观、本地化的标志、休闲旅游等。其实，更大程度是要利用互联网内在体现的各阶层公平参与，实现市民与农民都能够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生态农业”，而社会化生态农业本身又是中华文明传承之载体。也就是要进一步借助互联网工具，实现农业的社会化+生态化。

      富兰克林.金博士百年前考察东亚形成的思想，在当代也有对照。西方人在1990年代无人不知的“中国崩溃论”几乎成为新世纪的笑柄之后，有了很多赞许和热议。现居韩国任亚洲研究所主管的美国人Emanuel Pastreich（贝一明）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治愈积重难返的西方文化，很多西方人士在中国寻找良药。（2016年09月28日 17:17来源：凤凰国际智库）”他认为：西方生活必将走向崩溃，中国不能重蹈覆辙……因为，“中国所拥有的伟大智慧、深厚的文化、长远历史的可持续农业传统、以及理性化低消费观的悠久传统，可以为人类发展引领另一种模式——即利用其生态和政治伦理传统，作为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基础，替代当前以‘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指标为基础的世界观，构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机制。中国拥有着构建能诠释新世界观价值体制所需要的哲学基础，甚至是艺术才能。” 诚然，贝一明当然也看到眼下的中国消费主义盛行、资本控制的产业化农业过度消耗了资源环境。于是，他用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批评：中国能否从积聚财富和权力的激情之中回归，从往昔重视人性和智慧为先的可持续农业与经济之中寻找灵感，探索能真正融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另类发展模式呢？

      这是个批评，也是个挑战。需知：中国只有下功夫清理在百年激进现代化之中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才能有应对挑战的自觉性。

视频由东方出版社提供

参考文章：陈仁端谈《四千年农夫》

“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是目前国内影响力最大、参与者最广泛的生态生产者、消费者联盟。

联盟由中国人民大学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倡导，由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分享收获农场等30余个社会生态农业机构和个人共同发起，由全国生态农业专家学者作为顾问、生产实践者和消费者组成联盟会员，由大学倡导、社会参与和政府支持，为推进可持续农业发展，推进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助合作而成立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我们的工作原则：环境友好、生态多样、公平贸易

我们的工作目标：

☛ 推动生产者安全负责地经营农业，以此保证土壤的活力，农作物和消费者的健康。

☛ 推动消费者尊重田间地头辛苦劳作的生产者；推进有利于恢复生态和保护环境的有机农业生产；推进负责任消费模式

☛ 与国际CSA联盟URGENCI，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国际有机农业联盟IFOAM合作，同时建立各地的联盟分支网络；举办每年一届的“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推动关于社区支持农业的研究和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