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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建华，教授、博导，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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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王建华. 知识社会视野下高等教育的隐忧与超越[J]. 高校教育管理, 2022, 16(0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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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知识社会的到来凸显了知识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但也加剧了高等教育中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的功绩主义和经济主义。长期以来，学界更加关注知识社会的来临为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机遇，而较少注意隐藏在“知识社会”这一“具有规范性的现代性视野”背后的功绩主义和经济主义价值观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消极影响。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一定是工业化的高等教育为适应知识社会的到来而转型发展，而不是知识社会为适应工业化的高等教育而停滞不前；在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系统有机会也有责任通过深度变革彰显其引领作用，并避免“知识经济视野”禁锢高等教育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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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知识社会；知识经济；高等教育；经济发展；优绩主义

面对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中知识地位的变化，大学在看到更多机遇的同时往往忽视了面临的挑战。有人甚至简单地认为大学因为知识重要性的提升而变得越发重要。事实则没有这么简单。“由高等教育、研究和改革的现代化理论家所宣布的光彩未来以‘知识社会’的主题作为口号。就像任何具有规范性的现代性视野一样，这个视野在揭露的同时也同样遮蔽了正在进行的改变。人们将会通过更为分析性和批判性的方式来努力觉察出部分的真相，以及对于当代高等教育复杂性的不了解。知识社会这个一致主义的主题通常掩盖了知识经济（即是说，事实上，知识是完完全全服务于经济的），后者是一个多样的主题，即大量新的不平等，地区歧视、民族歧视和国际歧视。”工业社会中，大学是高深知识生产的最主要的制度性场所，但在后工业社会，高深知识生产的机构日益多元化。现代大学在高深知识生产与传播方面的垄断地位正在发生变化。“大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受到时间的限制而停滞不前，从而落后于以技术革新为象征的前进着的产业社会，两者之间产生了差距。在大学中获得的能力明显地表现出陈旧落后的趋势。”其结果是，真正引领知识创造价值乃至于站在科技前沿的是高科技公司而不是大学。高等教育改革中那些夸张的修辞或政策性口号或许可以凸显大学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中的主观重要性，但如果不恰当地将用于宣传的口号或文学性的修辞当成既成的客观事实可能会误导大学的发展。根据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基本原理，不同类型的组织属于不同的社会领域，遵循着不同的场域逻辑，并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无论是在工业社会还是在后工业社会，高等教育本质上都是文化场域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完成求真育人的根本任务，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责任也将成为泡影。

一

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作为文化的一部分，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不是通过高深知识生产促进经济发展而是求真育人，我们不能因为需要大学承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而动摇其求真育人的根本任务。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中，知识的确可以创造价值，但知识本身并不必然创造价值；知识能否创造价值主要取决于外部的社会条件和制度安排，而非知识本身。“就像制度影响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和激励因素一样，他们会决定国家的成败。个人才能在社会的每个阶层都很重要，但是需要一个制度框架把它转化成积极的力量。”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可以因为拥有世界一流大学从而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竞争中占据先机，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后发国家在其他社会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同样也可以通过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进而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与其说是证明了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不如说是反映了机缘或时代机遇之于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性。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经济社会的恢复，当时人们对于发达的工业社会有一个理论上的构想或假定，即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要实现知识创造价值就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逻辑出发，高等教育不被看作是一种争取社会进步的教化力量，而被看作是在创造财富过程中的一种必要的处于供给一方的因素。世界各国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方便行政系统人力资源管理，会通过制度安排假定一个人受教育的年限和对知识、技能的掌握成正比，也与生产力水平成正比。换言之，现代社会中受过更长时间教育或更高等级教育的人被认为更有资格在社会分工中获得更重要的岗位，从事更重要的工作，并拥有更高的薪酬。这种假定在特定的教育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条件下是有效的，也是符合事实的。实践也证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不但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且带来了社会的繁荣。结果就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刺激了各国政府进一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其希望通过高等教育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扩大经济优势。但事实上，随着更多的国家实现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未呈现预期中的强相关。无论是教育普及率、平均受教育年限还是高等教育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均没呈现某种强相关性或因果律。实践中既有教育高普及、经济低发展的，也有教育低普及、经济高发展的；既有高等教育优质，经济相对强势的，也有高等教育优质，经济相对弱势的。究其根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综合性的，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只是多因素中的一种。无论是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无法单独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之所以有效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时代精神，并不能证明高等教育发展可以单独决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在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过程中，基于知识和创新的经济成为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经济”就是“教育经济”，“知识社会”就是“教育社会”；毕竟知识与教育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知识是教育的材料，但知识并不等于教育，教育也不等于知识；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内，我们将需要其他一些思考国家财富的方式，而不是从个人技能、知识和技术的存量方面来考虑。”实践中，那些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知识不仅仅来源于学校，学校教育的任务也不只是生产与传播那些可应用的知识，更不是所有学校教育中的知识都能创造市场价值。“教育本身并不能产生劳动力需求。它也无法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供给侧’改革本身不会创造就业或就业增长。……仅仅关注就业教育或培养创业技能的教育是错误的。教育应该使人们能够为自己、家庭和社区创造长期的社会和经济福利。”同样的，我们也不能指望高等教育发展自动带来科技产业的突破，更不能寄希望于有了科技上的突破，市场就会自动吸收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型”劳动者。近年来，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没有证实技术的革新，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会创造大量技术工作机会，消除不合意的工作，让大家都生活得轻松自在。相反，其最重要的影响却是扩大了部分知识阶层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前者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如鱼得水，而后者仍然生活在“纸上作业”的时代。

当前在知识社会视野中，大学与社会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创新驱动发展”“知识创造价值”“高排名等于核心竞争力”等口号的盛行使得高等教育的宗旨发生了动摇和偏移。政府和市场以“社会责任”为说辞，以部分创新创业型大学在产业领域的成功为证据或范例，将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从政策层面上联系在了一起。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被认为是没有尽到社会责任，就有可能被政府和社会问责。历史和实践证明，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植根于满足社会需要和专业期望之中，大学可以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由此反推出大学总是能够并必须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只有经济才能造就经济。”优质的高等教育无法自动造就经济奇迹。虽然一些发达国家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强国，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该国高等教育强大。对于知识社会而言，优质的高等教育充其量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教育并不是商品。尽管有些大学在某些运营方面表现得像公司，但是大学的使命始终是知识的进步和对学习带来丰厚回报的展示。当大学‘走向世界’，他们的行为是由这个使命来指引的（至少理想状态下），而不是政治或经济的目标。把大学对于全球化的应对举措简化为以政治和经济为目标是错误的。”客观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在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中脱颖而出，主要取决于其他诸多相关条件和社会基本制度是否完备，而不只是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或大学是否是世界一流的。根本上，“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绩效，进而决定了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绩效上的差异”。实践中，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是高等教育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多重博弈过程。“科学本身并不能为个人、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弊病提供灵丹妙药。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科学都只是以团队中一员的身份贡献于国民之福祉。”更何况在教育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框架下，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好坏也并非本国自己就可以完全决定的，而是需要与其他有竞争关系的国家进行比较和竞争。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同样如此。虽然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第三使命”，为之出台了各种选择性的激励政策，并创新了制度安排，但时至今日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大学在知识经济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事实证明，“尽管大家都雄心勃勃地表示会推动更广泛的参与，但是实际上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高校研究的增资仅在于增加科学出版物的数量，强化卓越科学的全球竞争”。在全球化的框架下，伴随着情境条件的改变，无论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均充满着不确定性或偶然性。先发有先发的优势，后发也有后发的优势；同样的，先发有先发的代价，后发也有后发的劣势。随着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到来，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对此做出的反应存在很大差别，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也各不相同。一部分顺应了知识和创新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创业型大学在知识经济中占据了先机；而那些沿袭研究型大学的“黄金标准”，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努力在排行榜上进行“攀登”的后发大学则正在失去转型发展的机会。前一类大学集中在先发的中心国家，他们的大学处在改革的前沿；后一类大学则集中在后发的边缘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大学始终处在追赶中。和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劣势一样，大学发展上的后发劣势也容易使追赶型国家的大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由于教育转型相对滞后，后发国家的大学难以在知识社会中实现真正的卓越。当追赶型国家以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为标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时，那些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已经转换发展范式，在一套新的机会协议或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之下开启了新的征程。

二

知识经济视野之于高等教育的局限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蔓延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市场个人主义是提高生产力、增进个人幸福感与实现社会进步的唯一路径。与此同时，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在很多国家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繁荣，以此为基础的人力资本理论也随之盛行。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更多国家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政策依据，希望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来振兴经济时，却无法实现预定的目标。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个人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功以及整个经济体的成功是依赖于人们广泛而有效的对自身的投入，而当前的实际情况却是人力资本必须遵从回报递减的法则。这不是因为人力资本理论存在某种致命的错误，相反，无论是“信号模型”“筛选假设”“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还是“社会化理论”等，均不能推翻人力资本理论的合理“内核”，即通过教育可以增进人的知识和能力，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说明了对于经济发展实践而言，无论何种理论都是情境性的，受外部条件制约的，不是无条件、普适的。和其他经济理论一样，人力资本也只是一种经济教义，并非是自然法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为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到来反过来也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问题的另一面在于，知识经济并不是知识社会的全部，大学也不能等同于知识经济的引擎。由于对“教育知识经济”三者关系的复杂性考虑不充分，知识社会的到来给部分国家和大学造成了某种错觉，以为知识经济就是“大学经济”或“高等教育经济”。大学与经济之间的新关联被国际上占主导的高等教育（英语国家的高等教育）和机构报告呈现为一切大学制度的未来。结果就是，很多国家因为知识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提升，将教育作为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基石，不断加大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在经济主义主导下，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将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作为赢得“知识之战”和“人才之战”的法宝。在政府加大投入的政策刺激下，高等教育系统也倾向于认为知识社会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不断新增学院和专业、招聘新教师、扩大规模、提高学位授予的数量和层次，并努力在学术锦标赛中竞争最佳位次，将世界一流大学当作“进入知识经济的跳板”或“国家战略建设的重点之一”。现在的问题在于，高等教育系统如果依然延续工业社会中固有的知识生产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和发展模式，无论是基于实验室、图书馆还是基于田野调查、大数据分析所生产出来的知识都不会自动成为创造价值的“原材料”。那些基于文献计量学排名上佳的一流大学也不会自动成为国家赢得经济竞争优势以及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引擎。诚如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所言：“真正的困难在于人们对教育的真正含义一无所知。我们评估教育价值的方式与我们评估土地价值或股票市场价值的方式相同。我们只想提供能使学生挣得更多的教育。我们几乎没有考虑过受过教育的人的品质的提高。”在知识社会里，知识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不能简单等同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性，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大学排名的重要性。尽管国际上一致认同人力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逐步提升，但是如果认为国家的繁荣完全取决于教室和各级各类学校中发生的事情，那将是一个错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或世界一流大学在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中不重要。相反，对于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而言，发展高等教育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至关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下适应工业社会需要的高等教育系统要适应以知识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的需要必须率先完成教育转型。换言之，高等教育发展要成为能够解决知识社会面临问题的“方法”，而不能成为知识社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虽然知识社会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但这并非意味着所有知识和创新都可以直接转化为价值。知识社会基于知识和创新的经济只不过意味着知识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所占的比重较之工业社会更大。质言之，知识社会中的经济虽然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但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知识和创新却无法直接转化为价值。“多年来，我们一直沉醉于信息时代的美好前景中。……事与愿违，我们看到大学毕业生正在从事远远低于自身知识水平的工作，对简单的体力从业者的需求超过了对有专门技能的专业人士的需求。”对于高等教育系统而言，它可以提供各种知识和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原材料”，但这些“原材料”要产生经济价值还需要企业付出更多的资本对其进行改造。具体而言，观念状态的知识和创新要想创造价值必须实现“可操作化”，并通过“编码”以“标准化”和“规模化”的方式凝结于具体产品或服务中。“如果把20世纪为我们所带来的东西描述为是机械泰勒主义，那么，21世纪就是数字泰勒主义时代。这包括将管理者、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知识型工作转变为操作型知识，具体的转变方式是通过对管理者、专业人员以及技术人员的知识型工作进行收集、编码以及数字化处理，然后生成软件包、模板和规章，这些软件包、模板和规章能够被转移到任何地方，被其他人来操控。”对于大学来说，无论何种意义上的知识和创新都只是暂时的，大学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或功能就是不断地推翻或破坏已有的知识和创新成果。高等教育实践中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没有终点。但对于企业而言，一旦完成了对某种知识和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在收回成本并获得最大化利润之前会主动抑制对既有产品或服务的“破坏性创新”。“这顺应了一个极为稳定的趋势，那就是，随着创造性破坏风暴而来的便是对创造性的破坏。”对于大学而言，知识具有公共性和无私利性，创新本身既是共同利益也是为了共同利益；一旦将大学的知识和创新与驱动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下，大学的公共性就会受到营利性动机的侵蚀，共同利益就会让步于国家、企业或个人的私益。表面上看，通过专利转让或科技成果化，大学从中获得了办学资源，企业也获得了知识和创新成果，经济似乎也因此获得了可持续发展；但事实上，这些知识和创新成果所产生的利益分配并不公平或极不公平，极少部分人从知识和创新中获得了绝大部分的收益，而绝大部分的人并没能从中受益，反倒为了得到这些与知识和创新相关的产品或服务付出了高额的代价。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在激励创新创业的同时也可能会降低知识创新和学术创业的速度。对于那些高科技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绝对的创新或创新本身，其创新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超越或战胜竞争对手，而不是为了共同利益。这种为了私益的创新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是理性的策略，但对于作为共同利益的高等教育而言可能就是坏的选择。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研究是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并且必然充满不确定性。常规方法、传统和标准都会对科学研究产生抑制作用。科研根本无法在一个以经营或生产作为评价和检验标准的环境中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对于科学研究而言，个人无论如何聪明都不可能独自做出原创性的发明创造或实现突破性的创新，个人的成就总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识和创新的基础上，同时也少不了其他的社会成员或组织机构的支持。但现有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突显了个人才能在知识生产和创新中的贡献，而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将对知识和创新的贡献归于个人才能更好地激励人的创造性和提升其创新能力。当下以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来临为借口，市场个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无视或忽视了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共同利益和为了共同利益的价值诉求，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失灵、社会的分裂以及更大范围的不平等。

三

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知识社会的挑战

在基于知识的后工业社会里，随着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性的提升，对大学构成威胁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多、增强。“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思想和制度，随着它们变得强大，削弱它们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大学而言，由于在高深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方面垄断地位的丧失，组织的卓越不能再寄希望于没有“天敌”或“竞争对手”，而是要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得胜利。后工业社会中以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为焦点，大学不但与大学之间相互竞争，而且与非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其他知识组织之间也存竞争关系。在激烈竞争的过程中那些对于大学的威胁，有些是“有意的”，有些则是“无意的”。所谓“有意的”是指那些和大学功能相互重叠的组织，其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和大学在人才与知识生产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展开直接的、正面的激烈竞争，这些新型的知识组织甚至还会凭借制度优势在竞争中占据明显的优势。所谓“无意的”主要是指政府，也包括其他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与大学在功能上原本没有直接的冲突，也没有竞争关系，但由于对大学的功能和性质的复杂性不了解或了解不充分，单纯地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科层制的逻辑出发，往往对于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或高预期，错误地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当成对“标准化项目的采购”。事实上，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否成功的测度标准不在于其货币成本，而在于对我们的知识所做出的质量和数量贡献。实践中为了满足社会的美好期望或某种政治愿景，政府会凭借行政权力通过政策规划或加大投入驱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政策驱动和加大投入可以促进高等教育加速发展，但如果是办学方向发生了错误或偏移，就会对大学的发展造成致命的威胁。对那些来自外部明确的威胁，大学可以利用自身在人才培养上的优势来应对，在短期内还不是最可怕的；但对那些无意的“不是威胁的威胁”，其原本可能是出于“好心”或“善意”，大学通常无法判断，即便能判断也无法预防或拒绝，一旦发现改革误入歧途往往为时已晚。

（一）以多样化应对不确定性

受工业社会中标准化和规模化等工厂逻辑的影响，当前人们对知识社会中高等教育发展的认知存在简单化和单一化的误区。基于知识社会中知识和创新问题的复杂性，抽象地谈论大学变革逐渐失去意义；大学的“未来”是多样化的未来，而不是单一的未来，我们不可能为所有大学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改革之道或万全之策。“当面对系统的复杂性以及未来的行为方式时，如果笃信特定结果出现的确定性，同样可能发生的其他场景则被忽略了。确定性是个人精神脆弱的一种表现。接受不确定性并适应之，心智的灵活性随之提高。”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当前大学作为一类组织其内部的差异已经非常悬殊，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差异一点也不比大学与非大学组织的差异小。面对同样的挑战，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实践中，由于认知惯性和有限理性，我们很容易把个别大学的成功当成所有大学可以遵循的通则，把某些大学暂时的成功误认为是引领未来的典范：当营利性大学成功上市时，有人鼓吹高等教育市场化和营利性；当创业型大学大获成功时，有人开始为创新创业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辩护；当MOOCs兴起时，人们认为虚拟大学或泛在大学未来可期；当人工智能袭来，又有人认为实体的大学将会终结。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制度环境，不同大学亦处于高等教育系统的不同位置，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变革之路。知名大学和新建大学面临的挑战是不同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与承担大众化和普及化任务的高等教育机构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不同的。当今时代的大学是多样化的，大学的未来也是多样化的，大学变革的战略与策略选择也必然是多样化的。

面对知识社会中全球化的挑战，塞克斯顿(John Sexton)根据大学的实际区分了四种不同的策略选择：一是可以选择继续走之前的光辉道路，仅仅做出最低限度的调整即可；二是采取积极的策略，在已有措施的基础上努力创造国际化的可能性；三是会同合作学校组建正式的联盟；四是实现大学观念和组织结构的转变，对于思想和人才的全球流动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对于信息技术发展之于大学的挑战，迪米洛(Richard DeMillo)也以美国为例将大学分为三个层次：位于顶层的是精英大学，它们在争夺学生、金钱和全球声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位于最底层的是营利性大学，它们是颠覆性力量，只要有意愿，它们就是可以激发颠覆式创新的高等教育的低端市场；“大多数学院和大学位于中间，那里是一流大学的资源所不能及之处，在这个区域，它们发现无法找到用手中的金钱使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的更好的方法。在美国高等教育界，财富流向最上层和最底层，而不是中间层”。换言之，在高等教育市场上，受资源稀缺性和信息技术加速进步的影响，中间层大学在变革中面临的风险最大。无论是塞克斯顿的四种模式还是迪米洛的三个层次都表明，面对知识社会中的挑战，每一所大学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做出选择或进行回应。变革的理论是抽象的，变革的实践则是具体的。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时代没有普适的对策。“系统‘不是根据一个单一尺度，如目的，而加以理性化的’，而是必须‘以多重功能的方式来加以组织起来。’……不能再从‘完全一致性与绝对的稳定性是系统必不可少的’这种想法出发。相反地，人们必须接受一件事，就是系统偏偏需要不一致性，才能在一个原则上从来无法被完全掌控的环境中持存下来。”面对知识社会的来临，某些问题对于一些大学不构成威胁，但对另一些大学可能是致命的；还有些问题对于一些大学可能是遥远的，但对另一些大学则迫在眉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知识社会中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没有共同的议题，也不意味着全球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没有共同的挑战，而只意味着我们在思考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时需要充分考虑大学的多样性以及改革的情境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提醒我们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思考绝不是只有“现实可行性”这一条进路，“未来的可能性”对于重新构想知识社会中的高等教育也同样重要。

（二）避免复杂问题简单化

当前在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一个悖论：即“问题的复杂化”与“答案的简单化”。如今虽然确定性正在消逝，但“人类从本质上喜欢确定性”。面对复杂的问题，正常的决策需要寻找基于事实或理性支持的证据，然后基于科学的证据给出合适的分析框架，最后在特定的框架下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但吊诡的是，随着我们时代变化的不断加速和答案本身不确定性的不断增加，决策过程中领导者个人的判断力和主观意志进一步凸显。“不受事实或理性支持的论断及其衍生出的规划”使得我们对“简单答案”上瘾，“简单化和喊口号已经取代了在解释和解决最棘手的社会问题时的细微差别和复杂性”。不可否认，有些看似复杂的问题，其答案原本可能就是简单的抑或就是常识，大可不必因为答案太简单而心存疑虑，简单问题复杂化反倒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但还有更多的问题是真的非常复杂，没有简单的答案，如果试图通过简单化和喊口号来解决问题只能是一厢情愿。有证据表明，“一个高度创新的数字化经济本身并不能拯救国民经济。硅谷繁荣发展的同时，各地的传统工业寿终正寝，由此导致大批的失业、绝望……”。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是一个漫长、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也充满不确定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也指出，“高等教育目前正经历其漫长历史中最不确定的时期之一”。知识社会不是高等教育等待进入的目的地，而是一个需要创造、创新和创业的地方；在此过程中，知识经济也不是高等教育通往知识社会的捷径，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林中路”。

遗憾的是，当前在知识社会的喧嚣中，简单化和口号化正在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时尚。大学没有成为抵抗或逆转这种不良风气的理性力量，而是被这种风气所裹挟，在锦标赛文化的驱动下热衷于以口号替代愿景，以短期目标置换远大理想。随着知识社会的来临以及知识经济的初露端倪，简单化和口号化行为的弊端在短期或许不易被发现，但长此以往必定会严重损害大学的学术文化和创新生态。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的压力不仅是测量和量化它们对教育和研究的贡献，还有对用户（学生）、创新和公民社会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外部压力迫使高校自身进行创新，并更有效地阐明其不同的职能表现，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并为其繁荣发展提供可靠保证”。一旦实践和时间足以证明大学在知识和创新方面乏善可陈，那么大学作为知识机构就会不可逆转地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而不是如理论上期望的那样成为后工业社会的轴心机构。一旦政府、企业和社会不愿意再为大学提供研究和教学的资源，大学作为一类组织和制度将因为失灵而面临崩溃，即便没有完全崩溃也有可能像世俗社会中的有组织的宗教一样，“不再位于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也不再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而是沦为现代社会中一个规模庞大的一般性机构，从而失去重要性。要避免这种糟糕的结局，大学需要摆脱对口号化和简单化以及仅靠政策规划来驱动改革的路径依赖。政府官员以及企业未必清楚大学在知识社会中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他们对于大学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基于现实的“需求”或“欲望”。

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功绩与其说是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如说只是扩大了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升了公众接受高等教育以实现社会流动的心理预期和社会期待，并以高等教育中的精英主义传统为基础塑造了一种优绩主义或精英统治（Meritocracy）的价值观。面对知识社会的来临，大学自身要清楚“应该推进什么、抛弃什么、创新什么”。与工业社会相比，知识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很多问题没有固定的或唯一的答案，问题的解决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和积极参与。“组织研究表明，变革的潜力和可能的改革范围总是相对有限的，而制度适应期则相对较长。因此，很难假定整个学术领域属意的变化方向将与实际发生的一致。通常，在大学的历史上，重大的变革范围一方面由重新定义的传统决定，另一方面完全由偶然性决定。”工业社会是一个以标准化和大规模为主导的社会，而知识社会的根本则在于个性化、创新和创造。与工业社会具有明确的或一致性的轴心机构不同，知识社会不再有清晰的主轴，人们能观察到的将是各种充满张力的分裂的场域。为了应对知识社会的挑战，我们既需要改变个人与组织、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更新智力的内涵、拓宽智力的边界。“智力因为被体制约束‘在其中’，所以无法完全自由。它没有真正的选择自由，而只能从制度备好的各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智力必须遵循制度逻辑。它是体制内在固有的。不同的体制定义不同的智力。”在多元智力的框架下，每一个人都应是成功者，我们不能为了便于操作，在将少部分人筛选为学业精英的同时将大部分人认定为失败者。“教育制度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它要拥护更大的平等机会，另一方面又要将大多数人定义为学习不及格的学生，以此遏制他们的热望和抱负。教育机会实质上存在着一个矛盾：一方面要努力提拔为数不多的‘有才能的人’，另一方面又要试图‘抚慰’大多数人。”知识社会的繁荣需要以脑力和智力为基础，需要通过彼此的合作，最大限度地集中所有人的智力，发挥所有人的才能，而不能以优绩主义为借口，不断强化教育的筛选或选拔功能，以竞争为名肆意浪费人的天赋和潜力。如果对智力的概念和成功的标准不加反思，在经济主义和市场个人主义框架下以竞争为工具所激起的“创造性破坏”最终也会破坏个人的创造性。“要将新的想法应用于实践，必须依赖于标准化，而标准化却让雇主对工作场所拥有了更大的控制力。概括地说，新技术提高了人们将知识型工作转化为操作型知识的可能性，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作、管理性工作以及专业性工作可以实现标准化。”当然，无论是通过高等教育改革创立新的社会结构还是拓展智力的边界，抑或是改变公众关于成功的标准，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除非我们明智地从市场个人主义、优绩主义向集体智力和共同利益转变，否则工业社会自身所固有的意识形态和结构的缺陷将阻止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所谓的“知识经济视野”也将禁锢高等教育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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