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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汉臣”,诸葛亮和荀彧的选择为什么截然不同?

王小丫 国家人文历史 2024-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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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河破碎、军阀割据的汉魏更迭之际,不乏有一心拥护汉祚,期图平定天下叛乱的理想主义者。


地方上,诸葛亮所效忠的刘备集团,自始至终高举着“兴复汉室”的大旗;而在中央的朝堂上,荀彧也是汉臣,虽然他所追随的曹操挟献帝于许都,亦以“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大汉政权正统自许。


乍一看,两个人拥护的似乎是汉室。然而,双方却自始至终否认对方政权的正统。诸葛亮与刘备的政权叫做“季汉”,取在西汉、东汉后的第三个大汉政权之意(另有一说取季之最小、最末之意,不为蜀汉政权专称,亦可指汉之末世。);荀彧所维护的政权则正是那尚未灭亡的“东汉”。可以说,曹氏是刘备集团眼中的汉贼,而刘备集团也正是曹氏要挟令的不臣之一。


影视剧中的诸葛亮。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在这条忠汉之路的尽头,二人殊途同归。在曹操进封魏公的前一年,大汉将倾之际,荀彧殉汉于疑为冬雪的安徽寿春;而在北伐未竟、蜀中未定时,诸葛亮也含恨在秋风萧索的五丈原怀着未遂的志愿而去。可以说,为了兴复汉室,重整山河,二人都燃烧了自己的整个生命。


那么,让诸葛亮为之鞠躬尽瘁的汉室,和让荀彧不惜以身相殉的汉室,为什么不是一个概念?又是什么导致了二人截然相反的选择?


治世从来只堪闻,刀兵祸中全此身

截然不同的成长境遇


粗略一瞧,诸葛亮与荀彧的相似之处还不少。


论身份,二人俱是史家笔下经纶济世、德才兼备的政治家,也是各自阵营举足轻重的“头号人物”。诸葛亮是《三国志》当中获得独自列传殊荣的两位名臣之一,《三国志·诸葛亮传》:“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而荀彧则在连诸葛亮都要感慨“魏殊多士”的北方朝廷,在人才济济的中央大内“领典枢机”,总领政务。


所以,诸葛亮是刘备集团起家并长期维稳发展的决定性人物,荀彧亦是曹操草创基业的首席功臣。


论形象,诸葛亮是“身长八尺,容貌甚伟”,还颇具“英霸之器”。荀彧则被潘勖形容为“瑰姿奇表”。《典略》:“彧为人伟美。”就是又高又帅的意思。有趣的是,其实陈寿并未在《三国志》之中提及荀彧的长相,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史学家裴松之对此愤愤不平,直言:“臣松之以本传不称彧容貌,故载典略与衡传以见之。”翻译过来,语气仍是如小迷弟一般,“陈寿居然连荀彧的这么好的形象都不写上一笔,我必须要补充!”并接连罗列了包括史料、碑文、他人评价等证据。若不是裴松之这一“冲冠一怒为先贤”,恐怕今天的荀彧也不会有那样多的“颜值粉”了。


影视剧中的荀彧。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


论家世,颍川荀氏自荀子至荀彧已历十三代,人才辈出,门第清贵。相比之下,琅琊诸葛氏虽没落,却也是没落的“诗礼簪缨之族”,是能够保证子弟受到充分的诗书教化、接触当地上层社交圈子的世家。


论私德,荀彧是“家无余财”,连十分亲近的族人求官,也会婉拒。除此之外,他低调简朴,尊重人才,从不因自己位高权重而搞特殊。而诸葛亮这位已然符号化的道德模范更是不必多言,他的至忠至信,成就了与刘备的千古君臣佳话。宵衣旰食,鞠躬尽瘁,只为国谋,毫无私心。他更是在《与李严书》之中自陈“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财产仅有百株桑树、数顷薄田。


论才华,更是不必多言。被描写成全知全能形象的诸葛亮,为政能使蜀中人民由衷赞叹“不见其比”,打仗更是能让强魏上下为之震悚,闲暇时搞个小发明,都是记录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木牛流马”“诸葛连弩”。而荀彧自小被誉为“王佐之才”,是天生的政治家、战略家,他辅佐曹操以少胜多击败袁绍,打赢官渡之战,平定了整个北方。又适时提出奉迎天子,让大汉朝廷在风雨飘摇之中又存续了二十余年,是颍川荀氏自荀子之后的第一等人物。


今之览者,站在后人视角看,往往会更关注古人们的功业,关注波澜壮阔的宏伟叙事。而站在当时人的视角,便可关注到他们之间的年龄和辈分差距,从而推断出他们的成长经历,进而理解他们一生的抉择与取舍。


荀彧在初平三年(192)投奔曹操,那一年他只有29岁,据此可推断出荀彧生于延熹六年(163)。而诸葛亮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八零后”,他出生于光和四年(181),小了荀彧18岁,可以说并不是一代人。


太平治世的十八年,与乱世的十八年相去甚远。荀彧的童蒙岁月中,大汉朝廷已然是朝政黑暗、宦官掌权。荀彧的父亲、名列荀氏八龙之一的荀绲甚至都为荀彧求娶了宦官唐衡的养女,定下了相差十多岁的娃娃亲。


《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转以与彧。父绲慕衡势,为彧娶之。彧为论者所讥。”(裴松之因唐衡去世时间与荀彧娶亲时间差距过大、荀氏贯有清操为由驳斥之。该史料为孤证,存疑。

河南许昌荀氏八龙冢。摄影/王小丫


但是,彼时天下尚未大乱,荀彧仍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里长大并成熟起来的。他就好似一位现代的“三好学生”,读圣人书,习君子六艺,到了适当的年龄举孝廉入仕。在天下将乱时,他已过弱冠之年,甚至可以预判战争走势,弃官回乡劝说族人迁徙。自那时起,便可窥得荀彧洞若观火的战略眼光,他所预判的战乱成为了现实,他劝说无果的族人在这场初乱中失去了生命。


《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董卓之乱,求出补吏。除亢父令,遂弃官归,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乡人多怀土犹豫,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莫有随者,彧独将宗族至冀州。……卓遣李傕等出关东,所过虏略,至颍川、陈留而还。乡人留者多见杀略。”


而诸葛亮出山前的岁月,却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高卧隆中,静待明主的悠然闲适。他年仅四岁时,黄巾起义爆发,各地军阀开始厮杀。而诸葛亮所生长的徐州,历来便是兵家要冲,在曹操、吕布的铁蹄下数易其主,诸葛亮一家也在战乱之中辗转逃往襄阳定居(具体时间点存疑


《资治通鉴·卷六十》:“秋,操引兵击谦,攻拔十馀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保郯。初,京、雒遭董卓之乱,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


可以想见,自诸葛亮记事起,所闻所见便是一个兵乱不止的残破世道。童年时期,便被迫在铁蹄与钢刀下,在遍地横死的饿殍之中艰难求生,躲避战乱。他三岁丧母,八岁丧父,由叔父诸葛玄抚养,自小寄人篱下。《三国志·诸葛亮传》:“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


在荀彧的记忆里,有大汉没落时日薄西山的政治环境,有权臣霍光主政,然国祚仍为汉的特殊案例,也有王莽篡汉后并不长久的政权与未得善终的结局。因此,荀彧对待他与家族自小生长的“东汉”有着更强的认同感与更深的了解,也更倾向于维护原有的政体。这也是他允许曹操大权总揽的重要原因——若曹氏可以平定天下,效法霍光亦不为过。

《三才图会》中的霍光

诸葛亮的一生,从降世到死亡,都未曾亲眼目睹过他所读的圣贤书里描绘的“风乎舞雩”大同治世。四百年煌煌大汉的一切荣膺与清平,对诸葛亮而言只能是空对书卷的美好想象,亦或是从前辈口中听得的迢遥往事。相比荀彧,他对东汉更为陌生。也并不拘泥于维护那个“旧汉”,不排斥去拥立一位有着汉室血统、更与自己可堪刎颈之交的君主。而荀彧所追随的曹操在诸葛亮的眼中,却是一个曾经屠戮过自己的家乡,让无数街坊玩伴命丧黄泉的残忍军阀。而在荀彧择主之时,刘备尚未显名。从荀彧放弃袁绍,投奔曹操可见,刘备很可能并不在他当时的考虑甚至是知情范围内。


然而,诸葛亮和荀彧因为所处位置和际遇的不同,在作为上很难放在一个水平线上去比较。从官职上来说,诸葛亮官拜丞相,后主刘禅呼之为相父。无论是钱粮资源亦或是人才储备,蜀汉都远不及强魏。故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力和地位更接近曹操一类“人主”,事无巨细一概包揽。反观荀彧,汝、颍、冀人才不可胜数,可以长期支持“唯才是举,各司其事”,文学有建安七子,军事有五子良将,再加上长期沐浴王化的先天优势,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因此,荀彧的职权范围不需要也并没有诸葛亮那样广。同样是大志不得酬,荀彧因反对曹操称魏公中途殉道,生前亦两次辞让三公之位,其所担任的最长期、最紧要的官职为侍中守尚书令,职权上还是属于人臣。


影视剧中的曹操与荀彧决裂。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


举个简单的例子,诸葛亮好比一所普通学校的尖子生,各方面都非常拔尖,拔尖到可以代替老师教导学生,拔尖到万事皆可做,拔尖到令众人黯然失色。效仿《红楼梦》行酒令抽花签儿,诸葛亮应抽到梅花,上题“凌寒独自开”——一枝独秀。


而荀彧好比是重点学校的学生会主席,身边的人都很优秀,各种人才层出不穷。他的花签应是薛宝钗抽到的牡丹,上题“惟有牡丹真国色”——艳冠群芳。


当然,两人同样是兼具理想主义和务实精神的完人君子。他们位处对立的政权,不得不代表各自的集团。然而,两人未必不曾为对方的忠而慨叹,为对方的才而折服。刘备集团对荀彧这位周旋在汉室与曹氏之间的尚书令的态度,从《献帝春秋》的一条记载中即可窥见——得知荀彧的死讯后,刘备不无愤怒地说:“老贼(曹操)不死,祸乱未已。”颇有为这位身在中央朝廷,大汉最有力的守护者叹惋的意思。


王道两济多歧路,南北三分失天伦

诸葛亮与荀彧拥汉的战略思想


诸葛亮被写入中学教科书的《隆中对》是中国历史上最知名、最为务实且完成度极高的政论之一,也是蜀汉政权崛起的所据方略。在这番纵观天下大势的雄论中,诸葛亮抽丝剥茧,将那如同过江之鲫的群雄一一弃掷,点出北方曹操、东吴孙权这两位关键人物,定立了联吴抗曹这一策略,并在日后得到了事实的成功印证。


现代沈尹默楷书《隆中对》立轴。来源/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而后,诸葛亮又为刘备在万疆之中选择了根据地,即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优势的荆、益两州。在纷乱的形势之中,诸葛亮为刘备切中要害,提出了极富实干效力的方案:身据荆益,联合孙吴,抚交夷越,同北方朝廷划江而治。蜀中之基自此确定。接下来,便是伺机而动,只待“天下有变”,便以不可当之势发兵秦川,夺取天下。


天下三分之策,不再是不世出的屠龙术。自此,它将在刘备、诸葛亮与整个蜀汉集团的共同努力下一步一步成为现实。即便是“运去英雄不自由”,也是后人眼中“莫以成败论三分”的悲壮理想主义模范。


而荀彧在平兖州、定官渡、迎天子等多个关键战略节点也均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决策建议。可以说,若非荀彧毅然决然地提出奉迎当时已然狼狈流亡民间的小皇帝刘协,东汉朝廷之体统或早在各路军阀的铁蹄下粉身碎骨。连曹操自己都认为若非自己供养汉室,天下早已四分五裂。《让县自明本志令》:“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荀彧给曹操的兴兵定义为“义兵”,给曹氏集团的征战定义为“匡正天下”,而绝非自立门户。迎天子于许都,重建中央朝廷,荀彧与曹操为东汉政权延续了事实意义上的体统与国祚,让大汉在风雨飘摇之中又勉力运转了数十年,也为崔琰、杨彪等汉室老臣,为有心兴汉的北方义士提供了一个完备的组织。这也是当荀彧过世后,汉献帝无比哀惜,甚至为他废燕乐致哀的原因。

影视剧中的汉献帝刘协。来源/电视剧《三国》截图


自此,荀彧实现了为沦落民间的蒙尘天子遮风挡雨、重塑庙堂威仪的阶段性目标。而他也将开始成为坐镇尚书台二十年、名重天下的“荀令君”。较能代表荀彧政治理想的政论,便是带着大同治世光辉,颇具儒家“沂水之乐”的“王道两济”论。


《彧别传》:“是时征役草创,制度多所兴复,彧尝言于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犹举民能善教训者,叔孙通习礼仪于戎旅之间,世祖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


在曹氏基业尚不稳固,百废待兴之时,荀彧坐镇后方,并未一味强调强兵打仗,而是十分看重教化道义的思想建设。认为应当外以武功定,内以文法治。如左传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从而实现“王道两济”,即帝王功业与礼乐教化并隆,文治武功并显的大同盛世。从这一政论亦可窥见,荀彧同诸葛亮一样,军政并行,志不在小。


在法治方面,诸葛亮有文集存世,其不少政论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甚至包括与李严、与法正、与陆逊等人的私人信件,易窥得其为政之心。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七 ·汉纪五十九》:“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累,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土,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再结合诸葛亮参与修撰的蜀地法律《蜀科》可见,诸葛亮推崇法理治国,儒道教化。他用霹雳手段恩威并施抚交豪强,一扫治下数年来因易主、因累世不治而残存的问题,大行德政。


荀彧本人虽无传世的思想著作,但其在诸多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与其兄荀悦在《申鉴》中所阐述的包括任贤、刑法、君臣伦理等理论思想十分接近。另有《后汉书》载荀悦平生拥汉,独与荀彧交好,创作政论著作《申鉴》。《三国志·荀彧荀攸贾诩传》记载荀彧、荀悦二人同献帝讲经,亦可佐证《申鉴》是荀彧、荀悦二人皆所认同并践行的一套思想体系。


明正德十六年黄氏文始堂《申鉴》刻本。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荀彧的政论语言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修饰性和理想化。他偏好提及圣人贤主,也很擅长将古之贤明与今之局势相结合以规劝他人。“圣人”“君子”“道”是非常高频的词汇。他极其理想地将尧舜、孔子等人比于当世,期望曹操能对如华佗、杨彪一样的“君子”实行礼义教化。听说满宠拷打杨彪,荀彧和孔融都非常生气,这正是其推崇“礼化君子”的思想佐证。而另一方面,他因民生凋敝和天下之乱,又提出复严刑峻法以维护社会秩序,比如要求恢复肉刑,一方面取代杀生,一方面实现乱世重典,保护生民。


刑礼并用,同诸葛亮相似,荀彧亦是一位外儒内法的政治家。二人同是极其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也是极富理想精神的实干家。令人感慨的是,无论是荀彧憧憬的“王道两济”,还是诸葛亮梦想的“天下三分”,最终都未能完满地实现。


曹操在赤壁一战之中失败,也宣告了荀彧为汉室收复失地的理想将被长久搁置,而他与曹操的诉求也开始出现了本质上的冲突,且在歧路之上渐行渐远。赤壁一役后,诸葛亮的三分之策初具雏形,然而十三年后的夷陵之战令蜀汉元气大伤,诸葛亮也失去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政治伙伴刘备。进吞天下,还于旧都的大志在北伐道路上随五丈原的秋风消散殆尽。不仅两人未得遂平生之志,在整个人才辈出的东汉末年,也都没有人真正实现江山一统,礼乐升平的政治理想。


颍水荀令香未减,蜀中武侯庙犹存

汉祚倾亡,汉臣寂寞又辉煌的身后事


荀彧、诸葛亮过世后,因各自的功业、选择乃至爱好名后世,自不必说诸葛亮成为了忠义的化身身后百代君主无不期望能够拥有这样一位可堪托死生的至交之臣。


李世民:“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窜廖立、李严于南夷,亮卒而立、严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


康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


诸葛亮去世前,还因基业未定,特意嘱咐要常服入殓,不事铺张。然身死之后,却是“诸葛大名垂宇宙”,功业不在葬制之隆,而全在人心。时至今日,成都仍随处可见诸葛亮的遗声残望,武侯祠香火鼎盛,自发献花者无数,更有一行政区名为武侯区。身后事之寂寞,身后名之辉煌,即可一窥。


武侯祠。来源/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而反观荀彧,虽说史家之笔对荀彧多为正面评价,世论却多了些不一样的声音。不同于诸葛亮是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牺牲,荀彧是因与曹氏的分歧而死,可以说是折志于人。更可悲的是,前半生匡扶汉室的功业,最终却成为曹操篡汉的倚仗。因此荀彧虽然殉节,却仍未摆脱争议,身后名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既有如苏轼一般将其推为圣人,认为荀彧是期望曹操在救天下后,名正言顺受禅的赞誉。


《志林十三条·论古》:“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文若,圣人之徒也,以为非曹操莫与定海内,故起而佐之。所以与操谋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岂教操反者哉?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谋九锡,则文若死之,故吾尝以文若为圣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


又有讥讽其倾覆汉祚,是为求名、为家族而自尽的负面评价。如东晋文学家、史学家袁宏曾在《后汉纪》中写“刘氏之失天下,荀生为之也。若始图一匡,终与事乖,情见事屈,容身无所,则荀生之识为不智矣。若取济生民,振其涂炭,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于魏虽亲,于汉已疏,则荀生之功为不义也。夫假人之器,乘人之权,既而以为己有,不以仁义之心终,亦君子所耻也。


凡此种种,即可代表荀彧截然不同的两种身后评价。倒是在诗词之中,荀彧却因爱好熏香,其经行处余香三日不绝而成了历代诗词之中风雅的典故“荀令香”,《艺文类聚》卷七十引《襄阳记》:“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可谓是真的“流芳后世”了。

三国陶熏炉。来源/诸暨市博物馆

事实上,荀彧并非是为了“亡身求誉”——即讨个好名声而死,更绝非是为维护家族地位而抗争。荀彧殉汉后,颍川荀氏家族成员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位曹操昔日最为倚重的功臣公然反对曹操称魏公,故而不为曹魏政权所承认。


魏蜀吴三派系名臣无数,荀彧成为惟一被《后汉书》列传者,而曹魏官修的《魏书》和私修的《魏略》也都没有为荀彧作传,可见曹魏方对荀彧立场的态度。另外,除现今已然大部分失传的《典略》录其事迹外,因其尴尬的立场,几无史书书写荀彧平生功业。直到西晋代魏前夕,荀彧之子荀顗官位渐显,荀彧被追封魏太尉,方才在史书上被正式列传,其间是整整五十多年的沉寂与空白。加之荀彧生前自行焚毁的重要文件,其不少事迹和功勋都在此间遗失,对身后评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倘若荀彧心安理得成为曹魏的开国功臣,其相关史料的丰富程度、知名度或会更上一层楼。然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荀彧的选择让他青史留名尚且艰难,何况流芳?讽刺的是,荀彧最早的一传立在《三国志·魏书》,虽功绩得述却名节有污。在曹魏开国之臣的百代荣华与殉汉之臣的凄凉身后事之间,荀彧仍是做出了舍生取义的选择,又在政局变幻下流变身份立场,良足叹息。


清《三国志》。来源/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数字博物馆


何以成败论功过,日月清光照乾坤


无论是诸葛亮续两汉之余晖的忠烈,亦或是荀彧昭百代以诚心的道义,“季汉”与“东汉”的正统在青史人心当中早已并非第一要紧之事。尽管献帝禅位于曹魏,亦诚如《武侯庙》诗言:“莫以成败论三分。


诸葛武侯如日,荀令君如月。太阳是照耀千秋万代的无上光明,其的光芒早已成为一种符号,无可逾越。而月亮则是长久的定力与守望。归根结底,兴衰成败归尘土,一片丹心世长存。荀彧与诸葛亮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想主义,一是在残缺世道之中成长起来,立志要保护、修补一个清隆治世;一是生长于战乱,却愿意倾毕生之力创造一个未曾亲见过的天下大同。


无论一千八百年前先人的逐鹿与权斗如何惨烈,我们站在今日向历史回看,所崇敬者只是“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圣人人格,和荀彧不论功名勋业,只要救世兴汉的君子气节。

参考文献:

[1]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D].复旦大学,2009.

[2]白杨.诸葛亮研究相关文献初探——以《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及《将苑》为例[J].华中国学,2014(02):271-279.

[3]郭硕.“汉臣”抑或“魏臣”:史家笔下荀彧身份的流变[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4(01):61-67.DOI:10.14182/j.cnki.j.anu.2016.01.009.

[4]唐一然,林轲亮.季汉法制蠡测[J].兰台世界,2022(05):149-156+160.DOI:10.16565/j.cnki.1006-7744.2022.05.43.

[5]虞万里《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王小丫
编辑 | 胡心雅 任婕(实习)
校对 |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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