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孙犁先生去世20周年忌日。在同行晚辈的心里，他的真诚从未被遗忘；而对家人而言，他也似乎并未走远。孙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孙振海。中国现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淀派”的创始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孙犁加入抗战工作，并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指导敌后的抗日宣传工作。1944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1949年起，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等职。2002年7月11日6时，孙犁因病逝世，享年90岁。（资料来源：当代）怀念孙犁先生
严建平
今年7月11日是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的忌日。恰在此时，收到北京段华兄惠寄由他编著的《孙犁年谱》，倍觉欣慰。段华自16岁起就追随孙犁先生，历时30多年，凭一己之力，编成这部“年谱”，百般艰辛，让人心生敬意。大约三年前，段华托人找到我，说要将一封孙犁先生给我的信收入“年谱”，我当然是十分愿意的。正好当时我还整理出十多封孙犁先生的信札，于是加上注释一并发给他，他颇有点喜出望外，除收入“年谱”外，还推荐给《天津日报》“满庭芳”副刊登载。孙犁先生是我非常崇拜的前辈作家，我喜欢他那淡泊宁静，质朴情深的文字。他说：“文章写法，其道则一。心地光明，便有灵感，入情入理，就成艺术。”这成为我学习写作的座右铭。第一次见孙犁先生，是1987年的冬天，我随上海文化系统的几位干部去天津学习考察文艺院团改革的经验。离津前的一个晚上，我请《今晚报》副刊同行赵金铭兄陪我去见孙犁先生。那天下着濛濛细雨，一路上金铭向我介绍他所了解的孙犁先生，说要约他写稿，首先是你这张报纸的品格要得到他的认可，然后是约稿的编辑要得到他的信任，他投稿是“认人”的。说话间，就到了位于多伦道的孙犁先生寓所，那是以前《天津日报》的宿舍，老旧嘈杂。一进门，孙犁先生便起身同我热情握手，招呼我坐下。在我的想象中，孙犁先生大概是个病弱的老人，而眼前分明是位硬朗的北方老汉，高高的个子，短而硬的头发，握手很有力，声音很宏亮。交谈中，他说他知道《新民晚报》影响很大，也知道赵超构先生。他坦率地对我说，一个作者，总希望能早日见到自己发表后的作品，但有些报纸字太小，自己眼睛不好，看不清楚，这是有点遗憾的。很显然，他知道我们“夜光杯”用的是六号字。我当即回答道，您的文章我们会尽快刊登，发表后，放大复印两套给您。孙犁先生告诉我，他目前住的大院太吵了，影响了他的写作。他说可能要搬家，等搬了家可静心给我们写。一晃三年过去了，我第二次去天津，金铭特意从报社要了一辆车，陪我去孙犁先生的新居。那是鞍山西道一个幽静的小区，叫学湖里。去的时候，孙犁先生正在整理藏书，给书包上书衣。他说整理时若有所感，会写成文章。这次他很明确地答应给我们写稿，还签名送了我一本他新出的《芸斋小说》。果然，当我从北方返回后，踏进办公室，便发现桌上放着孙犁先生的来稿，他在附信中写道：“兹寄上文学杂记，共四题，可分开登，四次登也可以。是用两个信封分寄的。稿件如有不妥处，可删节，如不合用，望分神寄还。”这四题分别是《大奖》《评论》《新星》《流派》，对当时文坛很有针对性。我们分两次刊出，并按约放大复印两套，连同原稿一起寄去。从此，孙犁先生不断有稿子寄来，写了“文学杂记”，又写了“耕堂读书随笔”、“耕堂题跋”等专栏文章。孙犁先生长期做编辑工作，对我们这些小同行特别理解和宽容。有一次，他一篇文章末尾的月份有误，我看出而未改，但事后又觉不妥便写信告诉了他。他回信说：“上次‘一月’之误，是我自己写错了。老年文字，已不能自信，时有错乱。你看出后，可径自改正，千万不要客气。”1992年初，听说孙犁先生身体不太好，我去信问候，并向他介绍了上海的名医。春节过后，他给我回了一封信：前后寄来信、件均妥收无误。四篇读书随笔，顺利刊出，校对精审，甚为感谢。报纸亦能按时收到，勿念。读书记已发完，近亦无再写。今后，我想给你们写点通俗的稿件。但身体时好时坏，恐怕要过些日子，才能寄呈。
前蒙关心我的疾病，近日贱体比较平稳。我不好看病，天津中医、西医，也还可以。请勿挂念。
祝
1993年，孙犁先生大病了一场，动了大手术。恢复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给了“夜光杯”。后来，他因在信中指谬，招致攻击，不能不作文剖明心迹，仍然选择在他信任的“夜光杯”上发表。1995年春，我给孙犁先生写了一封信，除了问候，还提出了不情之请，求他赐幅字。他收到信的第二天就回复：寄上拙字一幅，谈不上书法，你留个纪念吧。字幅的内容是：何必刻鹤图龙，竟惭真体。我一时找不到出处，对其中含义理解不透。后经编辑前辈、红学家陈诏先生指点，方知此语出自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意为学书法，何必一定要去刻意画鹤描龙，使天然真体大为逊色。这和孙犁先生崇尚自然的心境相合，也是对我这个晚辈的勉励。孙犁先生去世后，他的女儿孙晓玲写了回忆文章，谈到了孙犁先生关心爱护青年编辑的事例，其中也提到了我，说孙犁先生把我当作忘年交。细细回想，与孙犁先生的交往，看似很淡，却能时时感受到他的真诚。就像他说的：人与人的交情，在于大家相见，能无愧于心，能不脸红就好了。孙犁先生去世20年了，我深深地怀念他。当年两次陪我去见孙犁先生的《今晚报》赵金铭兄也于16年前英年早逝，让人痛惜。我一直记着他的无私帮助。并未走远
到今天，孙犁先生离开整整二十年了。身为他的外孙女，我却总有一种感觉，他非但并未走远，反而借由他的文字以及别人文字中的他，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近了。那些文字与我儿时的记忆相互映照，点亮了我心中积存已久的“不解”，伴随着岁月流逝年龄渐长，我对他的一些“不懂”也慢慢变成了“懂得”。托副刊工作之福，我每天会读到来自天南海北的作者的稿件，题材五花八门，笔法各有风格，一篇接一篇看下去，大快朵颐，乐在其中。奇妙的是，我与姥爷，就这样时时会在文字里相遇。他爱读书，爱买书，收集包装样书的牛皮纸，用厚且沉的书册压平后拿来给每一本藏书包上书皮。姥爷是包书皮界的技术流，有一套自己的流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仿佛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所以常常是手在一边包书皮，大脑在另一边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有感而发时，就信笔在包好的书皮上写几句“小日记”。起初，他未想把这些“小日记”拿来发表，所以写起来信马由缰，随心所欲，买书经历、读书感受之外，种种日常琐事也一一如实记录，就像是在和自己聊天。没承想，这些“小日记”日后以“书衣文录”为题出版，竟大受欢迎，不但成为研究孙犁的重要资料，更让读者看到一个文人内心世界的真实独白。前一阵我在整理书柜时，发现了一枚几乎被遗忘的有趣的书衣文录“遗珠”。上面写的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三日，石家庄大外甥来帮我整顿搬家后的东西，我给他一些笔记本，他只要外边的套子，不要芯子。现在年轻人不缺纸用，余收用之。八月廿一日晨装并记”。1988年8月，姥爷搬离了和平区多伦道216号大杂院，住进了南开区鞍山西道学湖里的楼房。大外甥是河北家乡话，指的是大外孙（即我大表哥）赵宏。那次搬家后，他曾专门帮姥爷整理归放书籍。这段书衣文录记录了姥爷对纸的感情，那是我们这些孙辈们当时不了解也不理解的。不但是字纸，对其他一切能写字的纸（比如从废纸裁下的白边），姥爷都心存敬惜之情。及至晚年病卧床榻之际，他仍然会在大小不一的白纸块上写下一些脑中闪现而过的人名和话语。1945年5月15日，在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刊发了《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它成为了姥爷的代表作。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些写活了质朴勤劳活泼柔美的冀中女性的浪漫的诗样文字，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下的，也才理解了姥爷对纸不一般的感情。经历过极端的困苦，明白了一贪执便成俗累，惜物成为了姥爷一生的习惯，用得可以透光的毛巾、简单热乎的红薯棒子粥都是他这位“大作家”的生活标配。熟悉姥爷的铁凝曾说：“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人生的质朴和美丽。”那年我升学成绩不错，姥爷很高兴，知道我平时爱看书，特地找出珍藏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几套名著交给我母亲，作为对我鼓励。我拿到手，发现这些大书不但是繁体字版，而且竖着印倒着翻之后，丝毫没有攻坚克难的想法，立即礼貌地退回了。天下文章汗牛充栋，要想卓然超众，必得要天趣学养兼得。从《白洋淀纪事》开始，姥爷驾驭语言的天赋已经显示出来，但他不久就意识到仅仅依靠天赋，写作难以为继。他在学养方面的补课，据汪惠仁的分析说，是通过四个路径完成的：四库全书、鲁迅荐读、兴趣杂项、苏俄及法国文学。天趣与学养之结合，最终建构了孙犁自己的言语系统。读到此，我才后知后觉地恍然大悟，那些得而复失的大部头苏俄及法国文学经典之珍贵以及它们背后所寄托的期许和意义。姥爷打自心底爱书，惜书。我少时所爱看的书，都是从他那里“捡”来的。各地报社、杂志社、出版社，都会给姥爷寄赠报刊书籍。因为居室逼仄，姥爷仅有一排一人高的书架，用来把房间隔断为书房兼起居室和卧室两部分。那些赠报赠书，他看完后不留存的，都放在玄关处的架子上，我们去时看到了，有喜欢的，跟他老人家讲一声，就可以带回家读了。在姥爷看来，送书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当朋友、学生来拜访他时，姥爷也会打包一些有价值的书送予他们。姥爷晚年曾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住过一段时间。听父母说，每次去探望姥爷，他总要问起“璇璇呢？帆帆呢？”探视有时间规定，我刚踏入职场，弟弟张帆还在上学，只能周末一起去探望。看到他瘦到盖着被子的身体轮廓起伏都不那么明显时，心里一阵难过。我俩并排坐在病床一侧，打过招呼后，他也没跟我们多说话，似乎力气不够，只用有些混浊的眼睛盯着我们，看了很长时间。怕影响他休息，我们也不敢久坐，起身告辞时，他突然开口：“好好工作，好好念书。”这些年来，每次深读姥爷的文章，想起他的音容笑貌，这个最朴实的希冀会再次在我耳畔响起。一位作家，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年，却未被读者遗忘，反而不断有人著文讲述对他文字的喜爱和受过他的影响，这是一件多么难得又幸运的事。究其原因，应该与姥爷一生为文坚守真诚有很大关系，贾平凹说他“一生中凡是白纸上写出的黑字都敢堂而皇之地收在文集里，既不损其人亦不损其文”。回看他的一生，又何尝不是活成了一篇流淌着真善美又坚守着真诚的散文？
新民晚报·夜光杯
作者：严建平 张璇
编辑：龚紫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