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喀秋莎与柴可夫斯基

被处处限制的“俄罗斯奥运代表团”以20金28银牌23铜结束了本届奥运会，最终奖牌榜排名第五。为了规避种种禁令，俄罗斯代表队为本次东京奥运会精心选择了足以令国际奥委会与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头疼的象征物。

当然，奥委会也有备而来，先有预选的领奖台音乐《喀秋莎》因为体现了俄罗斯（与苏联）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被否决，后有俄罗斯花样游泳运动员被禁止穿着带有熊形象的泳衣，因为“熊”也被认为是俄罗斯的象征。

不过如果国际奥委会连“熊”这种带有调侃的形象都要一脸严肃的禁止的话，当他们看到俄罗斯人笑嘻嘻报上《喀秋莎》作为领奖台音乐候选的时候，心里或许全在骂MMP也说不定：毕竟，谁不知道《喀秋莎》是代表苏联和俄罗斯国家的文化名片，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精神的象征，同时也是令德国人闻风丧胆的“呼啸的死神”、“斯大林的风琴”，是那个红色帝国的影子呢。

俄罗斯人的“挑衅“本身呼应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对本国的禁赛。2013年开始发酵的兴奋剂事件让俄罗斯代表队远离了里约奥运会，但是最终的裁决也为能自证清白的俄罗斯运动员留了一扇窗口。但2020年的这次裁决延续了平昌冬奥会的禁令，要求“能够证明清白的俄罗斯运动员可以以中立运动员的身份参赛，但不得穿着、佩戴任何有俄罗斯字样的服饰，俄罗斯国歌也不得在以上任何比赛场所播放”。

这种禁令对于部分目无国旗的欧美运动员或许无所谓，但对于“不民主的”、“保守的”俄罗斯人则颇有羞辱力度：在为国争光的赛场上不能使用国家的诸多象征，始终是令人不适而难受的。

因为是临时通知，2018年平昌的俄罗斯队无法对此做出任何备案，也让俄罗斯的所有象征——国旗、国歌、国徽，尽数缺席。而这次俄罗斯这次早早开始准备“代用国歌”，《喀秋莎》作为具有“第二国歌”一般崇高地位的爱国歌曲，深入人心，自然是“不二之选”——至于这背后是不是有些毛熊们的小心思，或是他们本就做好《喀秋莎》申请不会成功的准备就说不好了。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喀秋莎》在诸多科普文中都被称为俄罗斯的“第二国歌”，他与真正的第二国歌还是有区别的（俄罗斯的“第二国歌”在苏联时期是《祖国进行曲》，而这些年更有名的是《神圣的战争》）。

国歌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正式承认能代表该国家的乐曲。国歌通常选取最为本民族所认同的爱国歌曲（Patroit Song），亦有另外创作赞歌，或是为广为流传的爱国诗篇谱曲作为国歌。

某个角度上，国歌就是一个国家的“音乐层面上的形象”，因此伴随国歌的演奏都有规定严肃的礼节要求（因此这两年欧美体育界流行的某些做法其实严格来讲都是“违法行为“和“侮辱国格”……）

虽然各个主权国家，宪法中大多只规定一首国歌，作为国家的一种象征（也有例外，匈牙利就有两首国歌）。但是，一个国家从来都是有多个形象的，而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也需要唤起不同的情感——这时就需要一些和国歌风格不同的作品了。

因此“第二国歌”应运而生，它们往往是作为国歌所体现的形象的补充。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与具有第二国歌位置的《歌唱祖国》，前者是战歌进行曲，带起人们对于峥嵘岁月的回忆，坚定为祖国奋斗的意志，而后者就是热情洋溢地赞美祖国的爱国情感抒发。

而俄罗斯的国歌，不论是俄罗斯帝国《天佑沙皇》，苏联《牢不可破的联盟》还是如今的《俄罗斯，我们神圣的祖国》都属颂歌一类，因此与其形成补充的第二国歌一般是《神圣的战争》这样的战歌。

其实在不同情况下，第二国歌的使用方式也不同，如《歌唱祖国》用在出旗（国旗入场，准备升旗，参考北京奥运会《歌唱祖国》的使用方式）；《神圣的战争》用在胜利日阅兵国旗入场；而《上帝保佑美利坚》则纯粹是因为《星条旗》太难唱 而经常被代为使用等。

但《喀秋莎》和这些歌曲都不同，虽然也被称为第二国歌，但更多的是体现其在俄罗斯人民心中的地位与这首曲子背后代表的时代与精神。这首创作于1938年，在二战之前就流传于苏联军队中的歌曲，充满浓郁的俄罗斯民歌风情：典型的俄罗斯民族音乐旋律、调式与和声进行，手风琴伴奏，知名民歌歌手献唱……而歌词一样体现了“俄式（或许更应该称为苏式）战地浪漫”：

“千百万人把歌曲中的喀秋莎当作栩栩如生的女孩，一个深爱着前线战士的女孩，她执著地等待着那位心上人的来信。战争期间，有许多苏联红军士兵通过报社给女孩写信，倾诉衷肠。”

“我们大家都深爱《喀秋莎》，她是我们的心上人，我们爱听她唱歌，敌人听了魂飞胆破，战士听了更勇敢地去战斗。”

“战争中，战士们模仿《喀秋莎》的曲调，自填新词，把歌词献给了自己心爱的姑娘，表达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希望。”

所以，《喀秋莎》并不是俄罗斯民歌，却像真正的俄罗斯民歌一样深入人心。不仅是因为如民歌一样质朴又流畅的旋律，更是因为与那段光荣的保家卫国的历战岁月相连，成为了“大毛（俄罗斯）的大号”——那个远去了30年的红色国度最为光辉的一段时光的一个情感的纽带。

而当时叫“喀秋莎”的，不仅是等待战士归来的女孩，还有名叫“喀秋莎”的火箭炮。这种速射的自行火炮移动方便而且火力凶猛，因为发射架上的出厂标记被昵称为“喀秋莎”。威力强大的火箭炮与歌曲同名，更促使歌曲流传，当时还诞生了许多歌唱“喀秋莎”火箭炮的歌曲，亦有德军小队试图播放《喀秋莎》劝降，结果被后续到来的“喀秋莎“火箭炮打得落荒而逃的轶事。这些战场传奇与那段荣光岁月积淀下来，让《喀秋莎》变成了俄罗斯每一个世代都会去传承的记忆：

“俄罗斯年轻人愿意和长辈一起唱的歌曲已经很少，但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所有人都知道《喀秋莎》。”

“一年一度的卫国战争纪念日阅兵上，总是会响起《喀秋莎》的旋律，当看着战士们踢着正步，一起合唱，我还是会感动到流泪。”

“我们没有很多选项，大多数运动员都将票投给了《喀秋莎》，这是我们集体的愿望。”这是一月中旬，俄罗斯女子撑杆跳世界纪录保持者伊辛巴耶娃、体操冠军穆斯塔芬娜、花样滑冰运动员克里莫夫等联合向俄罗斯奥委会倡议时，俄罗斯奥委会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前女子击剑运动员韦利卡亚说的。

可惜，这些来自民间与运动员的呼声并没有能把《喀秋莎》真正送到奥运会舞台上，即使当时穆斯塔芬娜一度乐观的表示“不使用这首歌曲的可能性只有1%”，但不论是CAS，还是报送这一倡议的俄罗斯奥组委，都心知肚明这首歌曲背后的力量，也不会让这首具有精神力量的歌曲出现在奥运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CAS的否决理由提到“《喀秋莎》在俄罗斯是一首爱国主义歌曲，含有号召（苏联）士兵们保卫祖国的内容。”某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一眼看破俄罗斯这倡议背后那嬉皮笑脸的挑衅。

当《喀秋莎》的提议被否决后，三届奥运会冠军花滑运动员、国家杜马议员艾琳娜·罗德妮娜曾表示，《喀秋莎》被禁止，我们也可以不选择任何歌曲。“我们运动员只需要在逆境下，去努力夺取金牌，俄罗斯运动员夺取的金牌越多，无声颁奖的次数就越多。”

俄罗斯媒体《论据与事实》也认为，虽然允许俄罗斯藉运动员参赛，但每一次下令“禁止俄罗斯元素出现都是将对俄罗斯的羞辱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不过，有着深厚爱国主义教育传统的俄罗斯也不是好惹的对象。平昌冬奥会上就曾出现过感人的一幕：俄罗斯男子冰球队战胜德国队获得了金牌，现场升起了代替本应该处于最高位置的俄罗斯国旗的奥林匹克会旗，奏奥林匹克会歌。这时，在冰球队队员的带领下，在场的俄罗斯观众一起唱起了俄罗斯国歌，高昂的声浪一度盖过背景音乐：

至于获得“国歌buff”加成的俄罗斯毛熊有多可怕？或许德国橄榄球队会比德国男子冰球队更清楚。2018年，德国和俄罗斯参加在德国科隆举办的欧洲橄榄球冠军赛，赛前主办方或许是操作失误，或许是有意和俄罗斯人“开玩笑“地播放起了苏联国歌，而视频中俄罗斯代表队的队员中，居然有不少人似乎跟着苏联版的歌词，带着复杂的表情齐声高歌：

这场比赛德国队先进3分，随后被网友戏称“开启了‘身后就是莫斯科’buff“的俄罗斯队以57：3的大比分轻松碾压。虽然戏剧性的过程与结果与汉斯们放错了俄罗斯国歌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无法印证，但战斗民族唱起国歌时认真的表情或许也可以佐证国歌在俄罗斯人心中具有的力量。

最终经过再次决议后，国际奥委会批准了俄罗斯在东京和北京的奥运会上，用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作为领奖台国歌替代曲播放。

作为一首古典音乐界具有出圈级运用的名曲，或许大多数人并不熟悉这个名字，但当听到那雄壮庄严的号角声、光辉灿烂的乐队音响、标志性的钢琴和弦与宽广的旋律出现时都会恍然大悟，

“哦……原来是你”：

曲作者柴可夫斯基，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超级大IP”级别的音乐巨匠，俄罗斯最具代表性的古典音乐作曲家。即使你没听说过《第一钢琴协奏曲》之名，但芭蕾舞《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的作曲家这一头衔足够使他的名头响彻世界。2014年索契冬奥会中，柴可夫斯基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那段用俄语字母表串起的俄罗斯历史纵览中：

笔者曾与友人就“为什么选的是老柴（乐迷对于柴可夫斯基的昵称）”进行过一番探讨。因为如果要说“体现俄罗斯民族音乐风格与民族精神”的角度，可选择的作曲家其实不少：

比如，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奠基人米哈伊尔-格林卡，他的音乐曾经以《爱国歌》的名字成为1990-2000年间真正的俄罗斯国歌；

比如，近现代俄罗斯巨头级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索契冬奥会上艺术人文章节的开场，伴随着冰雪骏马三套车飞驰在夜空的，是他所做的《春之祭》；

甚至，笔者友人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恶趣味的建议：“可以播放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啊，以讽刺国际奥委会腐朽的官僚作风和白色恐怖盛行的当代体育界”（肖斯塔科维奇是现代俄罗斯巨头级别的作曲家，具备世界级影响力的《列宁格勒交响曲》，也是近现代苏联俄罗斯最出圈，也在西方影响力最大的作曲家）

不过现在的俄罗斯站的是“被处罚者”的角度，换言之，话语权是把握在奥委会，还有力主追查处罚俄罗斯的“对手国家”手中的。因此思来想去或许柴可夫斯基就是最适合的人选：

格林卡和普罗科菲耶夫在国际上没有那么有名；

斯特拉文斯基最终的归属并不在俄罗斯（后来移民国外，同时拥有法国和美国国籍）；

而肖斯塔科维奇在流行文化，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流行文化中的诠释权，早被一本出版于美国（但内容真伪存疑的）《见证》给夺走，成为控诉苏联时期文化高压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了

PS：肖氏因为早年被批判和禁演过歌剧，又在“改正”的《第五交响曲》后成为了那个时期苏维埃音乐的领军人物，他也荣誉满身，成为“功勋艺术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特殊经历，让他和苏联的政治环境话题就此“结缘”，他和斯大林的关系，他作品中阴阳怪气的嘲讽究竟指向什么也成为了扯不清的公案。以至于后来音乐学界甚至开玩笑称，如果要开讲座谈到肖氏，不谈斯大林几乎不可能。。

于是，生活在19世纪中后半叶俄罗斯帝国文化最为繁荣时期的柴可夫斯基，就成了几乎唯一“合适”的选择——他的音乐与俄罗斯艺术文化最为繁荣，俄罗斯在西欧极具影响力，又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最终成型的一段时期紧密相连，这个角度上甚至可以说他的音乐成为“俄罗斯复兴之梦”的一种声音——这与俄罗斯在当下的述求与民族复兴之梦想不谋而合。

此外，这次俄罗斯代表团选择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本身也与概念上的“西方”（西欧和北美）有着不解之缘。首先，这首作品甚至是在美国首演（由柴可夫斯基好友彪罗带去美国演出）后大获成功才回到俄罗斯本土演出的——这个意义上，似乎这首作品有一种“桥梁”般的象征意义。

而另一个故事放在当下就很有意思。在上世纪60年代，这首曲目由俄罗斯钢琴家里赫特带去西欧，由著名指挥家卡拉扬执棒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出，但两位分别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的音乐大师在演出中与其说是通力合作，不如说是“相互较劲”，两人的不合拍甚至在一些部分能被敏锐的乐迷听到乐团和钢琴速度的不同步。

此行里赫特对卡拉扬留下极差的印象，曾公开宣称永远不会再和卡拉扬合作，认为他完全不懂俄罗斯音乐，对柴可夫斯基第一协奏曲做了令人发指的改动云云——为一首首演于美国的、俄罗斯作曲家创作、德国钢琴家演奏的交响曲，俄罗斯钢琴家对美籍指挥家进行了充满火药味的抨击，与当年的时代背景相印成趣，放到今日更别有意趣。

这就有点像之前俄罗斯奥委会公布的那套擦边球参赛服：全部由经典的斯拉夫三色（白、蓝、红）构成，足够“俄罗斯”，但是又没有一处有明确的俄罗斯国旗、国徽等标志，复古运动服风格的设计甚至令人想起这些年流行文化中脚蹬三叶草身穿运动服的俄罗斯亚逼青年们。

用俄罗斯奥委会主席波兹德尼亚科夫的话说：“你都不需要有很强的想象力，你看到那些制服，我们的国旗非常明显。”

好吧，既然奥运会已经变成了踩着擦边球的政治脚力，那就继续幽他一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