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张纯如

她叫张纯如。一位华裔美国人。

她撰写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被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柯比认为是，人类史上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西方社会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浩劫知之甚少。他们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知道被纳粹屠杀的百万犹太人、波兰人、苏联人、吉普赛人、德国人，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二战期间，日军在南京犯下了怎样的暴行。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中，有这样的片段：

在他的前面两排俘虏中，有一位孕妇开始为自己的生命抗争，她拼命地抓打那个试图将她拖出去强奸的士兵，拼命反抗。没有人过去帮她，最后，那个士兵将她杀死并用刺刀剖开了她的肚子，不仅扯出了她的肠子，甚至将蠕动的胎儿也挑了出来。

这一幕在书中不是孤例。 

1937年12月13日，30个日本兵来到位于南京东南部新路口5号中国人家里。他们杀死了前来开门的房东，接着杀死了跪下来求他们不要杀死其他人的姓夏的房客。当房东太太质问他们为什么杀死她的丈夫时，他们也把她打死了。夏太太抱着她1岁的婴儿藏在客厅里的一张桌子下面，日本人把她拖出来。

他们剥光她的衣服并强奸了她，然后把刺刀刺入她的胸膛。这些士兵们还把一个香水瓶插进她的阴道，并用刺刀杀死了那个婴儿。当他们走到另一个房间时，他们发现了夏太太的父母和两个十几岁的女儿。那老奶奶为了保护两个孙女免遭强奸，被日本兵用左轮手枪打死了；那老爷爷紧紧抱住妻子的尸体，也立刻遭到枪杀。

……

这是永富角户，曾经的一名日本士兵的原话。

张纯如在写《南京大屠杀》时，不过二十几岁的年纪。很难想象，她做了多少努力，才有力量支撑自己在人生最美好的年纪，每天与南京大屠杀那段残忍血腥的历史为伴。

她要把那些砍头、活焚、活埋、在粪池中溺淹、挖心、分尸等等酷刑，一字一句的写出来。

成书后，她又遭遇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

她不断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这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不敢随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她曾经对朋友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

后来她患上忧郁症。2004年，她在自己的车中开枪自杀。时年36岁。

要说南京大屠杀和她有什么关系。

南京大屠杀本于她，没有半分关系。

在接触到南京大屠杀之前，她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简单而幸福的生活。她从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写作硕士学位，她完全可以走任何一条别的路。

但是，张纯如选择研究这样一段历史，并且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呈现给世人，甚至为此而献出年轻的生命。

她让更多人知道了这段历史，她让更多人看到了日军曾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种种罪行。这些白纸黑字，是她曾经为南京大屠杀奔走的证明。

南京大屠杀于她，是一种生命的连接。

是与她自己生命的连接，是与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故去的人们的连接，也是与在和平年代下生活的我们的连接。

为了那段不能被忘却的历史，她只身一人来到南京，向世界揭露历史真相。

她坚信，一个人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在南京城曾经飘摇的时光里，永远会有一朵鸢尾花顽强摇曳。

鸢尾花是她最喜欢的花，象征希望、自由与和平。

她值得我们用一生铭记、传承。

她，叫张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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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学

关键是要抓住3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

【 党史百年天天读·3月30日 】

重要论述

1938年3月30日

毛泽东对抗大干部讲话，强调了解战略问题的重要性。讲话指出：以后抗大要上战略课，讲大局大兵团的战略。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地处置小的问题。即使是当排长的也应该有个全局的图画，这样才有大的发展。四月二日，毛泽东对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作临行讲话时指出：抗日军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开展，就是在政治方面知大局，顾大体，因此在军事方面要讲点战略问题、兵团以上的问题。二要积极，就是要有政治热情和政治积极性。三要有朝气，就是要有蓬蓬勃勃向上发展之气。

1942年3月30日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发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讲话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同时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要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

1960年3月30日

毛泽东针对中共山东历城县委给省委报告中提出“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的情况，为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指示指出：这种情况很可能到处都存在，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区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

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必须看到：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还指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他谈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问题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都要犯严重的错误。 

这次会议于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召开。会议主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批评“两个凡是”和思想僵化现象，讨论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会议要求全党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这篇讲话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党史回眸

历史瞬间

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制  作 | 冀青工作室（编辑 赵琳 / 责编 蔡丽 / 监制 陈忱 / 值班编委 李晋）

来  源 | 新华网、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