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杰：香港正在福利主义化
作者：陈兴杰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昨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公布今年港府将颁行的十项民生政策。这些措施包括：提高年长者生活津贴上限，降低2元乘车优惠的年纪门槛，为低收入者代交强积金，将12天劳工假期增至17天，改善政府外派员工的待遇，为轮侯公屋的低收入者提供津贴，为租住劏房者提供水电和租金津贴，为失业人士提供津贴，为开工不足的人士提供津贴。
香港局势稍定，特首就颁布十项“惠民”政策，看起来是“仁政”。但看看这些政策：无论给老弱贫困提供津贴，还是要求资方给劳方增福利，都是福利主义套路。政府请客，纳税人或者资方买单。这一套全世界举目可见，却不是香港的特色与传统。
香港的独特之处，乃是它在经济领域，较大程度奉行自由市场原则。香港是自由港，货物人员和资金来往自由；香港税轻管制少，长期没有最低工资法，营商环境较好。发达经济体里，像香港这样长期没有产业政策，没有行政性的行业门槛，更是少之又少。
香港经济制度不是没问题，其最大问题是政府垄断土地，使房价攀高，挤压其他产业发展，造成了民生贫困。一些人所称“香港病”，地产商富可敌城，平民买楼交租难，贫富差距大，都是因此而起。
要改善香港经济，在内可开发郊野，填海拓地；在外需融入粤港澳湾区，发挥香港在内外交流中的特殊作用。用增量思维，以发展的眼光解决问题，香港仍可一枝独秀；福利主义则是分蛋糕的存量思维，会将香港引向平庸。林郑特首十项“民生政策”，走的正是后者这条路。
有人会说，以经济发展解决民生困境，道理固然正确，可当下的香港经济疲软，远水救不得近火，这时普施社会福利，缓和社会矛盾，这难道做得不对吗？
持此论者大概忘了：前段时间香港街头大乱，主角并非贫民，他们大部分是衣食无忧的学生（其中有不少名校学生）。相比其他，大学生显然出路更多，有更好的将来。将社会矛盾简单归因于贫富冲突，实在是思维的懒惰。只要经济在发展，香港虽有贫富差距，并不影响社会和谐。而福利主义的结果，恰恰是制造人群冲突。
领受政府福利者，心态上终究不同于奋斗者。他们懒于进取，不想储蓄，不想多赚，更谈不上买房，由此陷于长期的贫困，与主流渐行渐远。他们领取福利，不会心中有愧，而是将福利合理化。他们认为，福利是他们应得的“权利”。多一分不会感激，少一分则怨气冲天。
很多人只看福利主义下短暂的其乐融融，却没看到长期深刻的裂痕。尤其一到财政难以维系，蛋糕不够分的时候，痛苦就来临了。阶级撕裂冲突，人群互相攻击，秩序动荡，警察上街。这些情景无论在拉美还是欧洲，都已是常见的风景线，香港不应该走上这一步。
并且事实上，香港也并非没有社会福利。随着时间流逝，再克制的政府解决现实问题时，也难免施洒福利。香港最大的公共福利项目——公屋，就是典型。
1953年香港圣诞火灾，5万居民流离失所，于是政府兴建大厦安置灾民，只收少量租金。这就是香港公屋的起源。此后香港公屋不断兴建，入住居民早已和灾民、贫民无关，只要是买不起房，都可以申请。及至今天，公屋已是香港最大的公共福利项目。
经过几十年发展，香港各项福利制度都已相当完备，住房、卫生、教育、高龄津贴、伤残补助、失业救济、综援等，可谓名目繁多，基本覆盖所有贫弱人士。一些鼓吹福利主义的人，还以为香港是“资本家吃人，政府袖手旁观”的社会，其实都是想当然。
任何福利主义事业一起，就会有真诚感激的受益者，自以为是的官僚盘踞其间，还会有学者论证其必要性。香港本土没有深厚的自由市场思想资源，根本无力抵御福利主义思想侵蚀。泛民派基本是福利主义者，建制派和香港政府倾向保守，但也不敢对福利主义说不。
香港回归后的第一年，政府对社会福利投入200亿港元左右，此后逐步增长，2012增长至430亿元左右。2019年，这个数字就跳涨至972亿元。随着最新“惠民”政策颁布，港府估计明年将增加至少100亿元的福利开支。这些福利性开支，并不包括卫生和教育等领域。
2019年下半年，香港社会动荡波及经济，财政已确定赤字。此时再颁“惠民”政策，意在安抚焦灼的民生，看似务实，其实短视。对香港政府不满的人士，他们醉翁之意在政治，而不在意香港经济如何；政府福利再怎样优厚，他们也会坚持政治诉求。反对派倒是乐于看见财政赤字，政府捉襟见肘，狼狈不堪。当下的港府正在背离政策传统，走大政府道路，一旦将来经济停滞，就很难对支持者有所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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