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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 | 谈王元化先生《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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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大师 | 王元化与后五四反思(笔谈)之四

谈王元化先生《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手稿

李庆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庆,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4期



我手边有一份王元化先生《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手稿的复印件。这份复印件是根据当年王先生写完《“五四”答客问》以后,发给李辉先生的原件复印的。这是一份重要的手稿,和已经发表的原文对照,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元化先生思想发展的路径。手稿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更深入认识元化先生的思想,有重要的意义。



一、《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手稿和发表文本的异同



对照手稿和后来发表的文本,可以看到,先生对于该文前后有比较大的修改。主要修改是:


其一,对文章的编排,做了变动。手稿、李辉先生的《世纪之问》和《九十年代反思录》在文字编排上有较大的改动。王先生在《九十年代反思录》中主要的修改是把《手稿》中前面有关自己家庭、个人早年身世的文字,都移到了附录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是手稿前三页中改动得比较少的部分。由此可见,王先生《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所要表达的思想,主要是在后面他重点修改的部分。


其二,对原稿做了相当的删削。其中有的删削涉及元化先生自身思想变化,比如对黑格尔哲学反思的一段话,说道:“从历史的发展中固然可以推考出某些逻辑性规律,但这些规律只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历史和逻辑并不是同一的,后者并不能代替前者。黑格尔哲学往往使人过分相信逻辑推理,这就会产生以逻辑推理代替历史的实证研究。无论哪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一旦陷入这境地,就将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安泰脱离了大地之母一样,变得渺小无力了。我读了黑格尔以后所形成的对于规律的过分迷信,使我幻想在艺术领域内可以探索出一种一劳永逸的法则。当我从这种迷误中脱身出来,我曾把自己的经验教训写进《文心雕龙讲疏·序》中。”又说道:“我并不是简单地希求别人同情性的理解,而是想以自己的经历昭告后来者,使他们少走弯路。”这些话,全部删去。这并非因为这些问题不重要,也不是元化先生的想法有改变,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在先生其他的文章中已经讲过,比如《文心雕龙讲疏·序》。在《思辨随笔》中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一节中,特地增加了在1993年写的《附录》,也谈了同样的问题。或许他认为这一段落与五四的论述主题并无太大的直接关系,所以删去。


其三,做了较大幅度的增补。比如,在回答学术和思想的关系时,元化先生在论说中补充了这样一句话:“不可想象,没有以学术作为内容的思想,将成为怎样一种思想,而没有思想的学术,这种学术又有什么价值。”这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他还补充了关于五四运动性质的认识、关于中外文化交流等部分。有些段落可以说是完全“重起炉灶”,重新写定。这些补充改写的部分,是元化先生对五四再认识的重要内容,下文具体论说。


其四,在一些文字上斟酌,以求表达的意义明确、妥帖严谨。比如第3页:“王瑶生前对我说过,他后来从清华分配到北大教书,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北大人,而是清华人。”后一句,手稿上是:“这话我在当时并没有理解,现在想想才明白。”修改为:“也含有对治学态度的看法。”这就明确多了。这里虽然没有进一步展开,但如果了解王瑶先生的思想生平可以知道,这样说就是强调了王瑶先生在清华时期所具有的“读书人对政治的热情”。


其五,后来正式发表的文字和手稿仍有不同。也就是说,这手稿不是最后的定稿,元化先生后来对手稿的表述又做过一些修改。比如,在谈到把20世纪80年代称为“启蒙的年代”部分,手稿是这样写的:“有人把八十年代称为启蒙的年代,而把九十年代称为反思的年代并声称九十年代的反思是对八十年代的启蒙的反动。我不喜欢这种过度化约的概括法,因为它是以牺牲具体事实为代价的。”(手稿第4页)先生对此说表示了不同看法。在这份手稿中, 仅仅说“有人”,没有点名,但在《九十年代反思录》所收此文的“附录”中,明确地点出了“朱学勤”的名字。这或可以看出在这段时期内,先生思想和情绪上的一些变化。


总之,通过手稿和后来发表的各种文本文字的对照,可以看出先生著述的态度和思想变化的脉络,可谓逐字逐句反复推敲,不断思考,方始写定。



二、元化先生对五四运动的认识



手稿以及后来发表的《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以对五四运动的再认识为中心,涉及元化先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关系、思想与学术关系的探讨等多方面。在此文中,不可能把上述问题都全面展开,主要探讨元化先生对五四运动的一些看法。王元化先生对五四的认识和探讨,我觉得有其独到的视角和见解。这些见解,在手稿中都已经可以见到。


第一,以宏观的视野来分析。王元化先生是从历史发展的纵线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横线这样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定位五四运动的。


纵的方向来看,五四有其历史的渊源,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一部分。在手稿增加的文字中,元化先生特地列举了五四时期,对于先秦的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等的分析与批判,可见他的历史纵观的视野。其中提出,“五四时期是反封建的,但是反儒家而不反法家”,“包括胡适都对法家(如韩非)持肯定甚至赞扬的态度”。(手稿第7页)这是元化先生关于五四乃至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后来《九十年代反思录》文本中,对此说又做了大幅度的增加。除了胡适之外,还列举了章太炎、鲁迅等对法家的评述,从历史渊源上进行了论说。横的方向,元化先生从中国本土和外来文化的关系角度来认识五四。在手稿中增加了很大两段话,来谈佛教的传入,佛教对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影响。(手稿第8、9页)他认为,“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手稿第9页)。先生指出,“佛学传入是我国第一次吸收外来文化。而五四时期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是我国第二次吸取外来文化”,“前者历时八百余年”(此据手稿。后来《九十年代反思录》本改为“历时千年”),“几经反复,才和中国文化结合”,“后者倘从晚清算起仅百余年”(此据《九十年代反思录》本,手稿作“尚不满百年”),所以也要有个反复的过程。由此也可见,他对五四的理解,从时间上看,不仅仅限于1919年开始,而是往前推进了。这一点和下文谈到对五四核心精神的认识有关。


第二,强调不要被固定观念束缚。王元化先生认为,我们强调五四、发扬五四精神,不能局限于固定观念。


在手稿中,元化先生增写了这样一段话:“五四思潮遗留下来的,不都是好的。有的是谬误,有的是真理中夹杂着谬误。”(手稿第7页)这一思想,在后来《九十年代反思录》文本中,又做了发挥,补充了不少内容。比如对于鲁迅、章太炎、陈独秀等这些主要人物进行了具体分析;对于“启蒙心态”“民主与科学”“社会总念”等主要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他说,有些人“他们把继承‘五四’解释为完全按照‘五四’一模一样走下去,而不反思,不许扬弃‘五四’的缺点和局限”。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不足为训的”。他强调,我们不应该被旧观念束缚,要把一切进行理性的审判,要有新的创造性的发展,才能完成五四提出的历史任务。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王先生强调的思想原则:不应局限于固定观念,要注意“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少一点“自以为真理在握,或干脆是真理的代表,以真理自居”的绝对化倾向。这些由衷之言,至今值得我们倾听。


第三,探讨五四精神的核心。王元化先生对于五四的分析,更值得重视的是他不停留在具体问题的层面,而是更深入地对五四精神核心内容的探讨。


先生说:“强调民主与科学是重要的。但什么是民主和科学?那时只能说停滞在口号的层面上”,“此外我认为‘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也是很重要的”。他表示赞成“‘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的重大作用是个性解放”的观点。因此他特别重视继承和发扬五四所体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他指出,这“表现了‘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之一”。在手稿中,元化先生增写了这样一段话:“由于这句话(笔者按: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的而很少被人注意。王、陈一向被视为旧营垒中人,被划在五四范围之外。我觉得这是一种偏颇。”(手稿第10页)他认为,那些被视为“旧营垒中人”,也体现着“五四时期出现的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这更是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五四。人类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从自然的、人为的束缚和禁锢中解放出来,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社会的过程。这种解放,不是抽象的,是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具体的内容。


五四运动已经一百年了,可以说,五四是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冲决罗网”的历史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标识。元化先生对于五四再认识的论说,至今仍有着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价值。


显而易见,这份《手稿》,是元化先生严谨思辨学风的具体例证。不仅对五四的论说,对于其他问题,王先生也都是反复思考,不断修改。现留存的《读黑格尔笔记》,还有其他的手稿,都可证明。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份《手稿》对于研究元化先生思想发展有重要意义。这是王元化先生思想转型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18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评论先生思想展开的文章《反思的历程——读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反思录》。该文提出,元化先生的思想发展有三次转变:元化先生最初着重研究的是西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杜勃留波夫等人的论著;在20世纪50—60年代,从文学理论转向了哲学思考,注重对于黑格尔《美学》《小逻辑》等的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则从对文学和思想的研究,转向了对社会政治的思考。这篇《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的手稿,可以说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诸多社会政治思想问题思考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手稿增写的部分,显现了许多思想的火花,这些基本的看法,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展开和发挥。因此,这份手稿对于分析元化先生的思想发展,对于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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