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丨从“结构导向”到“关系为本”：重构面向不确定性时代的全球化理论

社会学研究

文 / 文军

摘要

当今世界，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趋势的蔓延不仅催生了全新的社会事实，亦冲击着全球化研究赖以根植的思想基础与理论土壤。面对一系列全球震撼和持续不确定性发展所带来的现实张力，必须在理论层面对全球化理论做出批判性反思与重构。既有的全球化理论在认识论层面仍局限于对“元问题”的经验性推演与循环论证，表征“结构—行动”的二元思维定势，本体论层面依然停留在元逻辑的形式化论辩与重复博弈，表征“时间—空间”的二元对立态势，并最终导致方法论层面陷入“结构导向”的思辨逻辑与研究桎梏中。为有效应对不断累积的全球不确定性发展趋势，在开展全球化理论研究时，可以尝试从“结构导向”到“关系为本”的范式转型与理论研究新路径。

关键词

全球化理论, 不确定性, 结构导向, 关系为本

作者简介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目录

一 理论分歧与现实张力：全球化趋势面临的不确定性挑战

二 “结构导向”的全球化：理论反思与困境探源

三 迈向“关系为本”的全球化视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四 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理论的再发展

一

理论分歧与现实张力：

全球化趋势面临的不确定性挑战

借助“全球化”的外壳，人们充满激情地描述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美好想象，“全球化”似乎已逐渐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时代话语和无处不在的社会思潮。正如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全球化”挂在每个人的嘴边。这个风靡一时的字眼如今已迅速成为陈词滥调，一句神奇的口头禅，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的一切奥秘的万能钥匙。但是随着各种流动性因素的增强，各种规则和边界的模糊化，当前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程度正在日益累积。随着全球化步入不确定性发展阶段，全球化理论分歧与现实张力也越发显著，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本身就是我们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强调“最好将全球化看作是一种在许多情况下都具有多样性的复合体和不确定性特质的多元化现象”。在理论层面，全球化理论从“开疆扩土”到“初建体系”再到“积极反思”，虽然显露出了自身的革新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秉性，然而伴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知识的确定性开始被逐渐打破，并对全球化理论体系产生了剧烈冲击。学界虽然历经了“整合—分化—再整合”的发展历程，但仍然难逃社会理论所固有的“全球与本土”、“行动与结构”、“时间与空间”、“微观与宏观”等诸多二元论争及其理论张力，从而陷入对元问题的循环论证与结构性困境之中。在现实层面，随着全球化的流动性、变异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强，不仅传统社会中的预测机制开始失灵，而且固有的确定性根基也在动摇。因此我们能看到，当一系列全球风险接踵而至，一方面是“全球一盘棋”的统一行动，体现出了“顺全球化而为”的应有之意。而另一面又是大行“逆全球化之道”，在初步构建起的全球系统内进行着肆意“撕扯”与“明争暗斗”，看似凝聚起的全球共同体内部实则暗含着一系列不确定性危机。正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那般:“我们至今仍然只能模糊地看到全球化的基本轮廓，因为人类社会始终都在被自身无法预期、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左右”。可以说，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已然成为近年来全球化发展所需要面对的核心议题。从理论思辨到现实经验，从理论诠释再到新发展意涵的寻求，当处于霸权争夺阶段的“超级全球化”正式迈入“不确定性全球化”之后，应该如何在理论层面予以研判，又该如何在事实层面做出体证，“热追捧”之余，还需我们做出“冷思考”。

（一） 全球化的理论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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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本土化”抑或“本土全球化”：

结构性与行动性之辩

在全球化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有关“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关系的讨论，直接导致了“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和“本土全球化（lobalization）”概念的产生。“全球化”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发展之初就始终大行其道，冲击着原有的民族国家范式，既势不可挡亦无法逆转。正如贝克（Ulrich Beck）所言，鉴于全球化时代已由“第一现代性”转变到了“第二现代性”，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学科方法已显示出其过时的“民族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倾向，必须采取一种世界性的方法来批判性地参与全球进程，超越社会科学的既有局限性。直到将要迈入新世纪之际，随着愈发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发展局面的出现以及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化结构论”的明显崩溃。“全球化行动论”席卷而来，同时我们也看到相比于世界公民的身份建构，本土论者对原生地域有着更为强烈的认同感、发展感与塑造感，并极力对古老且历久弥新的民族乡土性进行挖掘与培育。一时间诸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及其衍生性概念“世界性与区域性”、“国际性与国家性”、“全球社会与民族国家”甚至“普遍化与特殊化”等如同雨后春笋一般频频涌现，更是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议。“全球化”与“本土化”被完全视为一对身份和文化上的对立范式，双方的紧张关系十分突出，由此也导致了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和瑞泽尔（George Ritzer）等学者试图引入“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来作为弥合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相互对立的手段。例如罗伯森提出，全球化变成了地方化，而地方化又弥合了全球和地方之间的差距。瑞泽尔也认为，全球化就是地方实践、组织关系以及共享意识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所以必须“意识到在二者之间存在的复杂联系状态，打破传统地缘政治界限”。虽然罗伯森和瑞泽尔都认识到了“全球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差异，但是这种认识并不明确，而且两种解释也都未能在分析层面对这一概念展开一致性的区分，致使其最终陷入到还原论的困境中，即要么将全球本土化纳入全球化（瑞泽尔），要么将全球化转化为全球本土化（罗伯森）。而且在其他学者看来，该解读实则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本土’和‘全球’从文化、观念到意识形态都完全相互融合，那它们又怎么能在分析层面被区分开来呢”？另外，不确定性的发展状态也将意味着全球化的过程和结果愈发难以预测，“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边界似乎在越来越模糊化。所谓“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或者“本土化思考，全球化行动”其本身就是一回事，本土文化既可能适应但也可能会抵制全球化趋势，或者可能通过将全球和本土融合在一起，从而产生应对全球化压力的混合适应。这实际上并没有为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分析差异留下空间。鲍曼对此曾指出：“全球本土化的一个显著影响就是令人类的状态始终悬浮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但两个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又都受制于截然不同的规范和规则”。它没有将全球、国家和本土视为相互嵌套的同心空间，而是采用了一套更为灵活的框架，将“全球和本土（global and local）”型塑为一种整体化的形式。“其思想根源仍然局限于根深蒂固的资本霸权体系”，“全球本土化”之所以能成为替代全球化的又一神话，原因是将全球化等同于亟待整合的全球市场，但当代的“全球化”程度被完全夸大了，这种全球化想象早已偏离了对于“理想模型”的最初构想。如果从新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角度来看的话，该概念本身作为一种旨在使世界各地顺利融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工具，根本上代表的是全球化赢家的利益，是一种失衡的理论思辨逻辑。可以说，全球“流动空间”本质上并没有中和与消解“地域空间”。相反，通过有选择地将地方相互联系起来，它改变了地域空间的功能逻辑和社会动态。因而全球化并没有带来新的单一性，而是大量的碎片化。所以，方法论的世界主义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与地方的终结，而是它的转变。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本土全球化（lobalization）”的过程。可以看到，“本土全球化”概念的出现试图再一次将全球化理论拉回到现实主题中。当然我们可以说，今天所面对的不确定性现实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地方或国家，而是世界性问题。但是当全球化充满着越来越多的风险与危机时，本土的弹性与韧性就成为了地方发展的根本所在。另外，“全球本土化”并非凭借着面目模糊的全球化均质现象以示众人，反而是那些能够提升自身的实力，发展出本土风格的全球化赢家方能展现出属于地方的质感和营造地方的吸引力。总的来说，试图针对全球化离散趋势进行重新整合的“全球本土化”在大声宣告业已成为全球化理论的“唯一性”的同时，也在无意中将自身塑造为下一阶段的结构化框架。各种“行动者叙事”得以在空间中展开，并为“本土全球化”的出现留出了空间。“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已然成为这个不确定性时代坐标轴的两极，两种概念既相互纠葛又泾渭分明，并且始终无法做到取代彼此，而是亦此亦彼，相互重叠进而模铸了今天依然富有争议性的全球化理论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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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维度抑或文化维度：

时间性与空间性之争

如果说“全球本土化”与“本土全球化”已牢牢占据了全球化坐标轴上的“结构统”与“行动统”，那么有关全球化究竟是经济维度抑或文化维度的论辩则可构成全球化“时间与空间”两极性的延伸思考。可以说，全球化理论在其诞生之初便已将时间与空间带进了辩证的思维中。只是二者同样处于博弈的两端，历经着彼此的力量制衡。全球化理论发展的总体趋势就是空间重要性的逐渐减少和时间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因为时间类型更适合去描述一个“不同现在（asynchronous）”但“同时发生（synchronization）”的全球化社会。同全球本土化一样，全球化论点大多倾向于采用整体的逻辑观，通过经济维度的统整过程来看待世界变动。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时间消灭空间”的概念用以描述全球资本经济“破除一切空间障碍”的趋势。随着机械钟表的发明，时间又开始逐渐被建构为线性的、普遍的过程，进而使得空间得以“湮灭（annihilate）”。而时间则被用来不断地重新编排以缩小空间上的限制，即原有的空间行动被时间重新建构，这反过来使人们体验到空间上“点对点”的位置被压缩了，资本主义经济在爆炸式扩张的同时也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具有高度整合性的全球空间。但是按照空间论者的说法，全球化可能摧毁特有的本土行为与空间情境，带来资本主义无情的肆虐，但这是一种没有咀嚼、消化与吸收的泛滥空洞的速成主义，资本主义动力在构成世界一体化趋势之时，产生的结果却是复杂的全球化过程。这种互动尺度的存在被用来推进全球化“不是针对民族国家”而是“通过民族国家运行”的论点代表着围绕经济权力所产生的对时间效率的要求和对空间的挤压程度正在扩大。在经济史观的主导下，空间仅仅被视为抽象的、物理的和亟待消灭的对象，然而空间不仅仅存在于绝对意义上的地理尺度，还可以被视为独特的社会文化网络。与其说经济全球化反映的是一个具有稳定性的国际资本体系的建立，不如说是现有“社会积累结构”的衰退过程，不管愿意与否，每个国家都要为全球风险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绝不能从目的论出发，将其作为潜在发展结构的高级阶段，一味的追寻经济指数。相反，应当遵循过程论逻辑，将空间内的多元文化都视为全球发展趋势的理性描述。特别是面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等多重现实的冲击时，不同国家之间往往会通过文化联结的形式，增强自身抵御不确定性危机的能力。所以，全球化的未来是多样性的共存。虽然经济一体化趋势日渐明晰，但多样性仍在不同层次和领域中存在。全球化内部的不同民族、国家与组织再也不是封闭的单独个体，它们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别，共同型塑着多样化的全球文化空间。只有将全球空间维度的多元文化与世界时间维度的一体化观点加以比较，才能准确把握全球化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不确定性时代全球化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所以，当时空逻辑的动态辩证关系由于过分突出的经济特征而被打破并转化为互相对立的阶段，有必要在多重维度间“重建平衡”。

（二) 不确定性与全球化的现实张力

“不确定性”日益成为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实际上，自二战以来，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就已经开始步入各种社会秩序重建的阶段，与此同时，直接的社会风险也正在向潜在的不确定性转变，尤其是随着信息化、全球化、个体化趋势的增强、社会流动的加快，现代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在不断累积，并存在随时向风险转变的可能，尤其是在2019年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携手应对新冠病毒“这位”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业已成为各个国家与民族看似一致的选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场战“疫”行动的另一个面向，部分国家非但拒绝共享信息与技术合作，甚至还表现出了明显的“集体自私”和病毒溯源政治化倾向，并进一步引发群体之间的冲突、对立以及全球局势的混乱。值得反思的是，各国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专家们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的前几个月才刚刚举办了一场名为“Event-201”的全球大流行预防演习，尽管大会上指出，下一次全球“大流行”的风险系数将更高，并提出了包括跨国合作治理、公私协同治理等在内的七项行动建议，但由于多数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分歧与矛盾，而最终在行动上选择了忽略这一危险，仅仅不到三个月，全球性灾难就发生了。正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所指出的那般，当我们回顾1918年大流感已降的历次瘟疫，最终都没有开启所谓的全球合作新时代，反而会进一步推动民族主义势力抬头。

其实不仅局限于近期发生的全球疫情，可以说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反区域贸易化、反国际流动化、反全球化等思潮和社会运动日益突显，并与无数其他因素相结合对全球社会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现实已经证明，随着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全球化纽带远比人们所预想的要更加脆弱。因而在2021年之后的全球风险格局中，国家间以及内部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的不确定性发展，在应对全球的重要议题上，各个国家的危机感也将不断增加。显然不管就全球化的发源抑或流变，那种在海耶克（F·A·von Hayek）语境中自为、自觉、自发形成的全球化“扩展秩序”运行模式已然遭遇到一系列“结构抗力”的反弹与冲击。既有社会分歧与结构性张力不断更迭，过去那些“悬而未决”的和“全新展现”的多重矛盾交相重叠，共同冲击着全球社会在过去几十年所维系的“超稳固结构”。面对理论分歧所带来的现实张力，我们发现曾经给予人类以美好向往与无限遐想的“全球化”，已逐渐成为一种充满矛盾、争议与冲突的概念，并带给人类社会发展以更多的不确定性，可以说，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枢纽（hinge of history）”上。那些“玄而又悬”的问题似乎又重新映入眼帘，“全球化”从何而来，我们又该如何面对不确定性未来的“全球化”发展？究竟该选择哪种研究范式进行解读，或者又是否该构建新的理论框架或思考模式？对此，贝克曾在一个经典陈述中直白指出：以前是传统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现在是面向不确定性时代的“全球风险社会（world risk society）”，而且，是一种从外部可预测风险（calculable external risks）到内部自生的不确定性（self-generated manufactured uncertainties）转变的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世纪之交出版的《世界社会科学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全球化理论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范式转换，绝不可能再和之前一样了。面对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挑战，原有的分析范式已突显出种种弊端，迫切需要在理论层面作出反思与重构。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为全球化的全球分析，就必须重构社会学的理论，使其成为更加兼容并蓄的对话”。

二

“结构导向”的全球化：

理论反思与困境探源

总的来说，作为全球化理论研究最多，影响最大的社会学理论，从国家视角到世界视角的重构可以被理解为积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转型，但是涵盖的范围越广、涉及的内容越深，构建的解释路径可能越是唯一，看似坚固的理论结构也就越发容易产生分裂。如果将全球化置于理论谱系中进行思考，无论是“全球本土化”还是“本土全球化”，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文化全球化”，在“整合、分化”到“再度整合、再度分化”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仅仅是“元问题（meta-problem）”以及“元逻辑（meta-logic）”的“再演绎”。看似具有高度反思性的理论激辩实则已逐渐陷入到循环论证与重复博弈的陷阱之中。对此，我们需要首先对既有全球化古典范式、现代范式和当代范式的分析逻辑进行批判性反思，确定其理论坐标位序以及“结构导向”的总体特征。其次，需要厘清既有全球化理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代时所突显的结构化困境，并由此提出进行范式转型的理论设想。

（一） 从古典、现代迈向当代：

全球化理论演进中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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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范式：

全球化理论发展的演化分析逻辑

在古典范式中，全球化研究视域的生成、研究议题的选择以及方法体系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性实践”为目标取向的，遵循着一种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演化分析逻辑。其中，马克思（Karl H. Marx）被公认为是全球化理论的开拓者。马克思虽未明确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但他却早已敏锐地洞察到世界一体化的蔓延之势，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独立状态，使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对于生产价值的追求推动着全球化的发展。此外，韦伯（Max Weber）也强调“一种超越邻里、亲属、团体或部落的界限，显然对它所创造和超越的事物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在通过建立资本的全球化网络实现着经济的“去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在“一体化”的全球场域中，民族国家已逐渐过渡为全球经济的纽带。涂尔干（Emile Durkheim）更是乐观地期待着“世界主义”的到来，因为从进化的角度看，“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就是打破世界某一地区或某一群体的局部或种族条件，超越一切特殊的东西，从而接近普遍”。总之，古典范式蕴含着两点显著特征：首先是用一维的观点来看待全球现代化。一方面，在学者们的眼中有且只有经济维度才能驱动全球化发展；另一方面，主要以西方社会的变迁作为参照系。其次是用二维的观点来划分世界。在研究者们看来，世界将全面整合为传统到现代的二元结构，只有未受资本主义经济浸染的传统国家以及卷入全球化浪潮的现代国家之分。古典范式更多将全球化的概念形成、理论发展与现实走向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塑造世界的核心力量并由此导致两种必然结果：（1）全球范围内的行动主体必须调整自身来适应世界资本经济的发展与变化；（2）与现代范式倡导的世界体系结构相比，古典范式更多着眼于国家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逻辑。因此，其根本使命与核心主题就是维护“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但是当全球社会真正来临时，这种理论视域便开始面临巨大的挑战。如图1所示，如果以“民族国家与全球体系”、“经济维度与综合维度”两对标量对全球化理论做出分类的话，古典范式将落于理论坐标系的“第三象限”。

图 1   全球化理论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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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范式：

全球化理论发展的类型分析逻辑

现代范式的发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年鉴学派等古典知识理论的“滋养”。现代范式主张建构一种历史性的研究思路，并在超越早期依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类型分析框架，将世界历史结构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以动态系统的方法论揭示出全球化的运行规律。换言之，由于世界体系是由多种力量相互形塑而成的，因而也就具备了有机体的某些基本特征。纵观“世界有机体”的发展历程，从16世纪一直到21世纪，一个政治的“世界帝国（world-empire）”正逐渐被“世界经济（world-economy）”所取代。随着全球生产结构的持续重组以及产业活动的逐步转移，少数国家必将成为全球化发展的“上游基点”并承担起相应的控制性功能，而大部分国家只能存在于“下游”。因此，现代范式虽然强调世界是一个由多民族国家联合而成的体系，但是“从宏观意义上来说，一个国家的世界体系地位将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发展能力的关键要素”。“基于对剩余分配占有额度的多寡，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区别的等级序位”。可以说，现代范式作为全球化理论的重要标志，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出现后的近20年时间里始终影响着世界发展的现实走向。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宣扬的，未来世界体系将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全球化和“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点”，并由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对于现代化范式的全球化论者来说，全球化也就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不可阻挡的发展过程和空间扩张，其主要特征可归为以下几点：（1）现代范式逐渐以“体系”代替“国家”，开创了全球系统论研究的先河；（2）世界结构本质上就是一种生产模式，其中只有中心与边缘之分，而没有传统与现代之别；（3）全球化是一种高度凝聚的结构有机体，变动性与稳定性并存。总之，现代范式虽然实现了从“民族国家”到“全球体系”的视野跃迁，但仍旧局限于单一的经济决定论，相对忽视了其它维度的调节与影响，因此落于理论坐标系的“第四象限”（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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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范式：

全球化理论发展的多元分析逻辑

伴随着后传统秩序的出现，全球化又进入到当代范式的解释路径中。在理论反思层面，当代范式明确反对被动的全球发展后果。正如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等人的观点：“不存在连贯的全球化理论”。亦“没有任何单一的全球化理论能够获得认可”。因此转而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强调“多维度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的多维动因”；二是致力于揭示全球发展阶段的非连续性。吉登斯从制度转变的角度出发，提出与资本主义同为型构力量的还有全球化的制度建构。与吉登斯不同，罗伯森认为，既有理论往往忽视了文化维度的意义。“在各种形式的国际关系中，无论问题多么重要，很大程度上都从属于文化的偶然性和文化符码的解读范围”。所以，全球化应当是一个由多元社会所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每一种文化实体都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未来主宰全球的也将是“文明的冲突”。当然多元全球化视野中也同样包含着反对的声音，萌发于21世纪初期的反全球化思潮就明确提出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构性不平等。学界也对此做出了相应的反思，例如“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正义的全球化（justice globalism）”，“另类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等。虽然反全球化论断具有高度的批判性，但其忽略了全球化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只是在尽力向我们描绘着世界的基本面貌，本身并无“优—劣”、“好—坏”之说，也无“顺—逆”、“正—反”之别，更不具备特定的价值取向。所以，反全球化思潮意图表达的更多还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所制造并强化的不平等结构。当然这也同样可被视为是对当代范式的整体评析。正如英国社会学者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所言，无论是世界体系理论、现代制度理论、全球文化理论或者其它的多元解释路径，虽然指岀了全球化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如同面对他们所批判的对象一样，又陷入到了或制度主义或文化主义的陷阱中。通过对当代范式的梳理与反思可以发现：（1）当代范式强调全球化是由多元力量型塑而成的产物，阶段性倒退与总体发展的状态将共同存在；（2）在历经了现代范式的话语霸权后，当代范式虽然构建了一条多元化理论进路，然而却又陷入于自己制造的民族国家禁脔之中。最终落在理论坐标系的“第二象限”（见图1）。

总的来看，古典范式、现代范式和当代范式分别从不同维度揭示出全球化理论的解释逻辑、结构框架以及动力机制。若仔细透析，如果以现代性内涵为坐标，以现代化的实践为尺度，看似存在分歧的三种范式实则共同导向于“结构导向”的桎梏中：（1）误把手段当作目标，将全球化背景等同于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总体倾向于从一个先入为主的具体框架出发来规制全球化路径，使得既有全球化理论导向“赢家和输家”的二元对立和结构主义的发展观，而非国家间的有效互动；（2）从具有高度一体化的市场逻辑出发，误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归结于全球化所产生的问题，例如学者们总是使用诸如被强行卷入的全球资本市场、西方大国主导下全球化进程等等用来描述全球化现状，本质上是一种抽象化了的结构主义功能论。正如蒂利（Charles Tilly）所言，表面上处于争执中的理论争议背后，隐藏着对有效解释本质的分歧，激烈的辩论更多取决于具体说明必须解释什么以及如何解释，而不是竞争理论的相对有效性。尚且缺少一种架通全球维度与综合维度的整合性范式（第一象限）（见图1）。

（二） 批判与反思：

不确定性时代的全球化理论困境

今天的全球化所面对的不但是“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更是“研究立场”的不确定性；不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不确定性，更是人类主观世界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全球化正逐步从传统的地域联结迈向由互联网与云计算型塑而成的流动空间。这表明既有的价值传统及结构体系正在变得支离破碎，取而代之的是技术要素、信息要素、风险要素的野蛮生长，以强大的分化能力重塑着全球化的经济空间、文化空间、生活空间以及社会交互空间等。正如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所言，我们的社会开始围绕着全球流动趋势而逐渐重组，“经济生产、知识生成、政治运作和媒体传播的核心过程都已经被信息范式深刻地改变”。这一现实转向被鲍曼形象地概括为一种“流动时代的不确定性”。全新的社会事实不仅引发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同时也传达出“世界事务的不确定，中心的缺失以及控制台的缺失”，不确定性趋势既是社会多元化的客观反映，又构成了其最基本的维模元素。不确定性时代的直接后果就是失控、失序以及风险环境的产生，大量流变的复合体吞噬着全球化的发展基础，致使人类置身于一种信息冗余、风险过剩乃至技术恐慌的情境中，撕扯着结构化视角所制造出的理论幻想。而且对于“不确定性”的感知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既有理论范式虽然在分析和阐释相对“确定性”的全球化现象中具有一定优势，但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流动化趋势的逐渐增强，全球边界的日益模糊以及“风险与不确定性”现象的与日俱增，“结构导向”的全球化理论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1）侧重对结构体系和系统边界等“确定性”的追求，将世界分割为条块分明的等级体系，通过对系统边界的建构来划定研究内容，缺乏纵横关系维度的考量；（2）侧重于全球发展趋势与发展现实的宏大解读，从“确定性”出发，再回归“确定性”，致力于实现全球体系的稳固、良性运作，缺乏微观、中观层面的研判与分析。总之，传统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已经展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性，无法准确、有效地回应不确定性时代全球化的诸多诉求。因而为了超越对“全球化”的现有解读，还需对其进行“系统概念化（systematic conceptualization）”。不仅需要让全球化问题回归到辩证性的思考与认识之中，还需要回归到它作为真实的现实问题之中，这就需要去重新建构一种“去结构性”、“去中心化”的全球化理论旨趣。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对于知识体系的反思与批判必须追溯到不同的“话语/实践（discourse/practices）”，这是一项与空间相关的“社会主体考古学”，它的历史构成既包括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主体，同时也涉及到权力关系客体。因此，构建一种致力于回应“不确定性”发展现实的全球化分析范式实属必要。而要克服这些挑战，就必须引入具有批判性的方法论，解构以往全球化理论背后的种种价值假设和结构性束缚，准确反映出全球化发展的真实面貌。

三

迈向“关系为本”的全球化视域：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英国社会学家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变革，而不是高潮”，是“向新时代的过渡，而不是旧时代的最高点”。在全球化中，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不可能对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干预高筑城垣；任何行为体都不能在决策过程中维护自身的绝对排他的权力和利益。如果说以往“结构导向”的全球化视角是通过国家代理和市场机制的方式将少数国家的价值理性强加给世界其他地方的话，那么一个崭新的“全球时代（the global age）”的到来则推动了社会价值的多元性和社会关系的多样化。因而相对于“结构导向”的研究视域，只有建构一种“关系为本”的分析框架才能准确地描绘出不断演进的全球化现实图景。从而以恰当、流畅、弹性的方式把现实议题与既有经验联结起来，敢于用差异作为发展积极情感、实现情感沟通的手段。从总趋势上看，“关系为本”的范式转型意味着“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的突现。同样也是“一种外在结构标准被逐渐消解的过程”。换言之，“关系为本”将成为全球化理论向未来延伸并逐步强化应对不确定性发展的理想范式。从生活政治的意义上讲，关系模式的建立将依托全球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扁平化和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商、讨论和沟通。从全球系统的意义上讲，“关系为本”不仅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要素相互型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吉登斯语境下“情感民主”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具体反映，更是对不确定性时代全球化未来发展变幻莫测的一种有力回应。弗洛克哈特（Trine Flockhart）曾将其概括为三大叙事：“多极未来（multipolar future）”、“多伙伴未来（multi-partner future）”和“多元文化未来（multi-cultural future）”。从这个角度看，“关系为本”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不仅是对全球化作出新的阐释或叙事，更是意图强调：（1）这种关系维度的创设与世界国家之间日益频繁的互动相关，体现了其客观性的一面；（2）各个行动主体对这种相互联结的认识程度也在提高，因而又具备了一种主观性面向。“关系为本”作为整合理论层面“结构与行动”、“时间与空间”、“全球与本土”“经济与文化”等二元张力的关键概念，对于现实层面的解读与思辨更多来源于实践理性而非价值导入，力图克服根植于理念层面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纷争，进而实现方法论层面从“反思—解构”到“理解—重构”的跃升。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关于全球化“理想类型”的“二次构建”和“范式整合”，也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发展“不确定性”原理所带来的双重回应和有效整合。

具体而言，“关系为本”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三种既相互补充又互为前提的核心机制：联系机制、认同机制与互动机制。首先如果不参照逐渐泛化的全球联系机制，也就无法清晰、连贯地进行概念界定，在这层意义上看，“联系机制”不仅体现出全球活动的网络化趋势，还意味着跨边界联结不仅仅是偶然的或者随意的，而是有规则的，即使再小的全球化问题都将对地方造成不可预期的困境。反之，来源于地方微观单元的社会风险在不确定性时代也都可能引发巨大的全球性危机。其次，就“认同机制”而言，笔者较为赞同福山所提出的“嵌入式（embedded）”建构逻辑，“嵌入”一词源于希腊文“thumos sumos”，寓意尊重与认可。如果引入黑格尔的观点来看，世界发展的驱动力本质上来源于社会认同与行动者尊严，这是追求理性与进步的唯一方式，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核心。全球化的演进并不是无限开放的，当组织架构达到稳态，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时，未来的世界轴心将转向身份要素的关联，趋向于“对认同感的追求（struggle for recognition）”，承认差异、认可差异、包容差异。最后，“互动机制”被视为产生一系列社会资源的必要条件，这种资源深植于共同体的活力与集体行动的韧性中。互动机制并非采用工具性、目标导向的概念界定，而是将参与社会互动的行动主体视为不同发展状态的联结实体，使互动过程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参与性过程，形成对价值观、规范或情感的共同解释。这同时也是参与者积极协商和定义情境的能力体现（见图2）。

图 2   “关系为本”的整合性全球化理论分析框架

上述对全球化基本意涵所进行的“二次概念化”旨在表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并非对立性的延续，而是由联系、认同、互动三种机制整合而成的动态关系演变。“关系为本”的整合性分析范式将更为关注全球化的情感维度和关系表达，将全球伦理作为“关系全球化”的强有力表达，是客观与主观、理性结构与情感价值的统一。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关系作为世界性现象的组成部分，在分析层面需要将微观行动、中观视域与宏观结构、历时层面与共时层面的分析逻辑整合起来，产生彼此影响的嵌入效应。其中，包含性较强的结构和较弱的结构相互影响，共同驱动全球化现实在社会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迸发出动态特性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现象的发生。这同时也会带来从“社会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society）”到“社会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society）”的研究转向和融合。

四

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理论的再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发源、发生与发展都在表明，全球化正在对一切现实结构进行着检验，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未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这不仅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卫生事件，同时也拉响了人类社会正式迈入“不确定性”时代的警笛，所有行动主体彼此休戚相关，任何潜在的社会行动都会对“他者”造成威胁。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言：“危机不是单一的事故，而是长时段历史演进的结果显现”。传统理论范式中那种人类具备无限发展潜力的构思已然被打破，时间的易逝性、空间的可变性和技术的重塑性不仅拓展了风险在全球空间内的传播范围，也使得人们对于危机的感知和预测都变得愈发困难。曾经承载了人类美好愿景的“全球化”，今天不仅自身带来了最为严峻的挑战，而且还时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诘难。本次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还将促使世界从“已知的已知（known knowns）”和“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迈向“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全球化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挑战由此会变得越来越强劲。原本承担着预测、防范、控制功能的理论也面临着“失灵”的风险。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甚至创造“确定性”已成为全球化理论亟待回应的重要议题。在贝朗特·贝蒂（Bertrand Badie）看来：“不确定性不仅仅是一种消极或积极的情感体验，更是人类在集体实践中增强自身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通过彼此间的沟通和互动将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鲍曼也曾说过，不确定性的根本困境在于“社会系统矛盾的个人传记式解决”，由此他反对个体单凭一己之力来承担和解决社会系统造成的困惑和痛苦。所以就现实层面而言，当前危机将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全球“关系联结”的重要性；就理论层面而言，还需要与既有理论分歧进行“和解”，在“关系为本”的整合性范式中实现辩证统一。

（一）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全球化理论的价值旨归

乔治·特纳（Jonathan H. Turner）曾将那些只关注结构性叙事的学者称为“大沙文主义者（macro chauvinists）”，因为他们经常断言这是解释当下世界变化的唯一思路，反过来，也把那些只注重微观逻辑的人称为“小沙文主义者（micro chauvinists）”，因为他们往往忽略了使行动产生意义的前提，但事实上对于不确定性状态下的理论诠释既需要“自上而下（top-down）”的视野，也需要“自下而上（bottom-up）”的路径。虽然特纳在此解决的是“结构与行动”的矛盾，但事实上也反映出应对全球化理论中“普遍性”与“特殊性”二元张力的基本思路。“普遍性”作为全球化理论延展的重要范畴，具有极为深刻的本体论内涵与方法论意义。但长期以来，由于理论层面主要着眼于全球化在普遍性意义上的阐释与推广而造成了“特殊性”的缺失。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既有全球化理论所导向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全球化带有很强的覆盖性和“无指向性”，即对所有个体“一视同仁”；另一方面，由于不确定性所产生的连锁效应又往往会与经济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化、阶层区隔等问题相互关联，进而给那些无力承担风险的人带来不成比例的损失。面向未来，究竟该如何面对不确定性的普遍“肆虐”所带来的现实困境？黑格尔曾指出，实然的普遍性并非一连串现象间的相似或相同，而是一种普遍的多样性、普遍中的特殊性。换言之，从辩证逻辑出发，普遍性是特殊性的内在依据，而特殊性则构成了普遍性的核心要素，并承担着普遍性的表现方式和实现手段两大职能。所以在全球化继续向纵深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当面对全球不确定性发展的步步紧逼，还需要关注到行动主体的特殊性以及在特殊性之间存在的普遍关联性。因而相较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二元对立视野，理论层面应致力于回应全球不同层次之间的关联性，重点考量整体与局部、普遍与特殊性之间的互动过程。就现实层面而言，我们今天所身处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面对着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既需要在行动层面提高抗逆力、适应力，学会与风险共存，与危机相处，也需要在结构层面提高社会的包容性与韧性，以寻求各部分的辩证互动和协同应对。

（二） 从“消灭空间”到“时空一体”：

全球化理论的本质意涵

经历了前时段以时间消灭空间的资本逻辑冲击后，全球化理论迫切需要在认识论层面重新做出选择：是继续追寻“时间”还是重新找回“空间”？事实上，由时间所主导的全球化在成功驾驭全球化浪潮的行动主体和那些落后的主体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第一世界的人民经历着一系列与过去和未来连贯的行动，永远缺少时间。而被困在另一个世界的人们，在充裕多余且无用的时间重担下，被抛在了时代的末端。因为在他们世界中，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不控制时间，也就不受时间所控制。显然在全球化时空观论争的背后蕴含着对全球化本源价值的追问。在这层寓意上可以肯定的是：既有理论对于全球化概念做出的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从理查德·奥布里恩（Richard O.Brien）的“地理的终结（end of geography）”到斯科特·基尔希（Scott Kirsch）的“空间的溃败（collapse of space）”；从弗朗西斯·凯恩克罗斯（Frances Cairncross）的“距离的消亡（death of distance）”到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扁平世界（flat world）”，既存理论架构都共同导向于一种逻辑，即全球化与时间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时间是社会权利、资本的重要源泉。而且由于“时间”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野蛮生长”，又相应地引发了人类从“敬畏自然”到“征服自然”的价值观转向，使得全球化既构成了危机所发源的结果，又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系列不确定性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的复制。面对未来，全球化理论迫切需要重新找回“空间”的概念范畴，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纬度寻求全球化与多元性的辩证互动，从“实然”的事实判断深入到“应然”的价值追求，以重新定位进而寻找到应对全球社会不确定性发展的对策。最后，作为“时空一体观”的基本因子，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资本效率性抑或发展可持续性都存在本质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需要受到伦理引导并由伦理所赋予。

（三） 从“单一视域”到“系统研究”：

全球化理论的演进逻辑

“全球化”本身便是一个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和理解的概念体系。全球化本身所具有的多学科特征也从侧面说明了全球化进程必然会涉及众多领域，并在从实践层面扩散到思想、认识层面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学界解释全球化问题、观察全球化现象、发展全球化视角的重要根基。但是在全球化理论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不同学科之间，不同理论视角之间，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边界逐步，并开始围绕全球化的发展取向形成了众多争议与分歧。不仅极大地影响到了学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甚至还在你来我往的论争中逐步丧失了捕捉现实议题的敏锐性。对于全球化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探讨虽然可被视为减少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但是随着复杂性、模糊性和不可预测性等不确定性特征的突显，任何单一的理论范式或概念模型都不能很好地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因为不确定性本身只能是被先验的锚定在未来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是不可预知的未来状态。这种未来性不是任何一种特定的研究视角和理论逻辑所能完全框定的，也就需要我们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采取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系统研究方法。所以在曼弗雷德（Manfred A. Max-Neef）看来，理论知识的系统化将成为响应生活世界中不确定性问题的必然趋势。其中的“系统化”所指的就是描述和分析全球性问题相关的理论观点是多元异质的，它们将分别从属于不同的学科或范式。

总之，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发展的全球社会中，所有的知识乃至人的生存状态都是建立在流沙之上，没有任何固定的、可参考、可预测的框架。全球化理论中原来所暗含的各种“结构导向”的思想观念甚至方法论取向，都可能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和“流动化”，这就更加需要我们树立一种“关系为本”的整合理念，从流动的各种要素和行动单元的轨迹中去寻找“确定性”印记。虽然，在新的不确定性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任何一种发展取向的价值理念、体制机制、道路方法等仍然会面临着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挑战，但是，厘清不确定性发展及其理论问题对把握全球化发展方向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对“不确定性”发展的目的并不一定要去预测和规划某个事件或行动是否如期发生，即不在于它是被证实还是被证伪，而在于它是否能有利于行动主体将自己的行为调整到符合自身发展的轨道上来。所以，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应对“不确定性”是所有行动者响应未来的一种途径和选择，它旨在为各种行动主体调整自身的社会行动提供指南。对此，或许只有对全球化理论进行更系统性地分析与研究后才能促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历史、回应现实，增强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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