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丨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的辩证关系——兼论远读与细读的对立与互补

Original 王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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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科技与人文对话

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的辩证关系

——兼论远读与细读的对立与互补

文 / 王宁

摘要

在不少人看来，科技与人文天然就是对立的，因而他们便对数字人文抱有偏见。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数字人文带给我们的研究诸多便利，使我们摆脱了繁琐的资料追踪和检索，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思考和理论阐释。用于世界文学研究，大数据的方法可以在短时间内使我们得出世界文学发展的概貌，这已被美国学者莫瑞提提出的远读方法所证明。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远读方法的运用虽然有自己的长项，但在具体深入研究世界文学经典作家及其作品时，还必须辅之以细读方法，因此这两种方法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总之，数字人文并没有截然排斥人文，特别是那些文化和美学含量很高的优秀文学作品和人文学术著作，它们都是优秀的作家和学者倾心创作出来的，任何才华稍逊于他们的人都无法替代他们。翻译也是如此，即使机器和人工智能翻译也不能取代高级的文学和人文学术翻译。理想的文学研究应该是将远读与细读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因为科技与人文本身就有着某种互补的关系。

关键词

数字人文；远读；细读；人文学术；世界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科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目

录

一数字人文与文学研究的

革命性变革

二数字人文之于世界文学

研究的意义

三数字化时代的人文情怀

和人文精神

当前，在中国的语境下，不少人文学者已开始在新文科的视野下频繁地谈论“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这个话题，仿佛我们果真能用科学的方法使人文学科摆脱危机的境地，并且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是对之持怀疑甚至抵制态度者也不在少数。毫无疑问，任何一种良好的愿望能否实现尚有待于实践和时间的检验。尽管如此，数字人文已经对我们的人文学科教学和学术研究产生了某种革命性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范式以及阅读和研究方法的崛起。因此，毫不奇怪，保守的学者们试图通过坚持自己的人文立场来抵制科学技术对人文学术的冲击和影响，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文学研究。在西方国家，一些人文学者宁愿通过书信保持与亲朋好友的联系，也不愿使用电子邮件，更遑论用微信进行交流了。在中国，一些恪守传统的老派人文学者仍然坚持手写自己的著作，而不愿用电脑写作，在他们看来，一旦坐在电脑旁，本来尚存的一点写作灵感也全然消失了。总之，他们并不欢迎科学技术干预人文学术的研究。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人成功地阻止科学技术的潮流走向我们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一大潮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如果阻挡不了的话，我们作为人文学者将如何面对这一影响和冲击呢？我认为当下人们所热议的“数字人文”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至少可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本文通过对数字人文之潜在作用的讨论来论证两种截然相左的阅读方法的对立和互补关系。

一、数字人文与文学研究的革命性变革

尽管近年来数字人文这个概念开始频繁地出现于学术期刊和研讨会论文中，但人们对它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楚。也许人们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提倡数字人文？它究竟对我们的人文学术研究有何用处？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还能持续下去吗？数字人文究竟是一个崭新的领域，还仅仅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一个产物？显然，顾名思义，数字人文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它是大学的计算机学科与人文学科交叉而产生出的一个新的项目。它从人文学科的电脑化、电脑的人性化以及数字人文实践发展而来，同时涉及多个研究课题。总之，它融合了数字化和天然数字材料，以计算机和数字发表所提供的工具将由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衍生而来的各种方法加以结合。这样看来，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数字人文的诞生，使我们得以使用当代计算机科学技术更新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使得人文学者从繁琐的资料搜集检索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在理论阐释和创新方面多进行思考。同时，它也可以使得人文学科各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数字化”，从而为更多的本学科领域之外的学者所共享。因此我们可以说，数字人文并没有全然脱离人文学术，它给人文学者的学术研究带来的是更多的便利和效率。此外，如果我们运用得当的话，它也丝毫不会损害人文学者固有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总之，它在保持人文学术研究的特有规律的同时促使人文学科的研究更接近科学研究进而使之经得起量化的衡量和评估。

毫无疑问，数字人文的诞生使得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带有更多的科学方法论和科学精神，因而标志着另一场新的学术范式的革命性变革。它表明，使用科学的方法和计算机技术手段，人文学科的研究将变得越来越便利和高效，尤其是对数据的掌握更加客观精确。当今时代的文学生产也是如此。按照中国作家协会的一项权威性报告披露，网络文学已经日益进入文学生产的主流。确实，随着网络文学的诞生和网上书店的创立，一大批实体书店关闭了，中国当代几乎所有的文学杂志的订数都急剧下降。今天的青年人阅读文学作品大多在网上进行，而较少直接购买纸质书籍。因此毫不奇怪，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哀叹：“文学死了”，“文学研究已寿终正寝”，“学习文科还有什么用？”虽然这只是数字化文学生产和发行带来的不利结果，但已经使得不少人文学者陷入了恐慌。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否认，数字人文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我们无须像过去那样伏案写作，写完草稿后一遍又一遍地在稿纸上修改，直到最后誊清交稿。当然手稿最后的结果有两种可能：旧的手稿最终将伴随着其作者的知名度而被遴选进入博物馆收藏，而那些小人物的手稿则将销毁。而现在的情况则是，我们现在只需要在电脑上修改书稿，最后不留痕迹地将终稿发给出版者，而出版者收到电子手稿后会尽快地进行编辑并将其付印，有时只需在线出版而无须印制成纸质书刊，而之于人文学科，更多的情况则是纸质和电子出版同步进行。诚如美国学者凯瑟琳·菲茨帕却克（Kathleen Fitzpatrick）对数字人文之作用所总结的：“在我看来，它所做的就是介于数字媒介和传统人文研究相交叉的工作。它以两种方式运行。一方面，它运用数字媒介的工具和技术来解决传统的人文学科问题，但同时又使得人性化的研究模式通过数字媒介来承担。”这样便使得科学与人文得以有机地配合甚至结合在一起了，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过去单一的以人工为主的研究方法难以起到的高效和精准作用。

201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杜克大学文学教授凯瑟琳·海尔斯（N.Ketherine Hayles）的专著《我们如何思维：数字媒体与当代技术创新》（How We Think: Digit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Technogenesis）。该书出版时，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这个术语也许在中国学界并不为人所知，但在西方学界却已经方兴未艾，并已率先为文学研究者用于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美国意大利裔比较文学学者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就是这方面的一位先行者，关于他及其远读方法，本文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讨论。如果说莫瑞提在世界文学研究方面已经先行了一步的话，那么海尔斯则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位理论先行者。她从理论上给予莫瑞提有力的支持，并帮助他推广新的远读方法。当然，作为一位以文学研究为主的人文学者，海尔斯的思考并不仅限于文学研究，而更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人文学术研究，她的这部专著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引领人文阅读和研究范式之变革作用的著作，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学术研究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确实，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海尔斯对于当代高科技之于人文学术，尤其是文学研究的作用异常敏感。她提出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在平常人看来十分简单的问题：“我们如何思维？”但是她提出问题的方法却不仅是基于人文的视角，同时也基于她所热衷于讨论的“后人文”视角，此外更是一种类似于我们当下所热烈讨论的“新文科”的视角，它不同于传统的人文学科思维模式，但又摆脱不了科学方法和人文情怀的结合。关于新文科之于语言文学及翻译研究的作用，笔者已经在中文的语境下发表了系列文章，此处不再赘言。

确实，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海尔斯的这部具有“阅读革命性变革之范式”意义的著作，就不难发现，她在探索这种新范式时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如何思维的。她认为伴随着这种探索的正是我们与媒体的同步思考。毫无疑问，随着当今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学术与印刷学术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恪守传统的老派人文学者固然对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持一种抵制的态度，但海尔斯则从一开始就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并支持数字化对当代技术的创新，认为这是一种关于人类与技术共同进化的观点之必然，她还由此出发倡导一种“比较媒体研究”（comparative media studies）。她在该书各章节中对之作了详尽的阐释。在她看来，数字媒体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传统的印刷术，但同时又无法全然摆脱与传统印刷的干系，因而它是一种将数字作品定位在印刷传统中的新的方法。除了研究数字人文是如何改变学术、研究、教学和出版的，海尔斯还描述了在数字媒体中工作的直接的后果，在这种媒体中，浏览和扫描，或者说“超级阅读”（hyper reading），以及通过机器算法进行分析，都是像细读一样有效的阅读形式，它们之间并非绝对的对立，而更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作为对细读方法的必要补充。因此她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这三种类型的阅读都是必不可少的，并理解传统教学方法的局限性和可能性。除了说明比较媒体的角度需要什么，海尔斯还探讨了技术创新的螺旋性的整体复杂性。她思考了早期数据库带来的影响，对我们在数字化时代对时间和空间不断变化的认知提出了挑战。为了深化我们对数字技术赋予人文学者的巨大变革的理解，我们确实应该思考如何才能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来应对当下人文学科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毋庸置疑，就我本人所从事的比较文学学科而言，数字人文在英语世界也较早地介入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两年前，我应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刊《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主编的邀请，为该刊编辑了一个主题专辑，题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技术问题”（technolog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我试图指明，在当今的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大量地阅读纸质书刊到用电脑甚至手机阅读和浏览海量的信息，于是数字人文这个课题便提到了人文学者的议事日程上。一些具有深厚科技造诣和超前理论意识的学者也提出了“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的策略，并率先用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

但是，另一方面，人们长期以来对人文与科技的关系总是抱有这样一种看法，人文与科学技术是两个迥然不同的知识领域，因而各自诉诸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且自古代以来，人们就有这样一种流行的看法：科学技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与人文对立的，尽管偶尔也有例外，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文学和人文学术研究。人们通常认为，在科学技术领域，越是当下出现的东西就越是先进；而在人文学科领域，越是古老的东西越有价值，因为它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筛选。这种看法虽然不错，但也并非绝对无懈可击。确实，在评价科学技术成果时，我们完全可以说某一项发现或研究取得了颠覆性的突破，已经完全取代了先前的成果。但在评价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时，用这样的措辞就不免失之偏颇。在评价人文学术研究的成果时，我们经常强调其对前人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也即所谓的传承和创新。

在西方的人文学术界，如果一位学者通晓希腊语和拉丁语，他就会受到自己同事和学生的尊敬和钦佩，人们会觉得此人学识渊博，博古通今。同样，在东方国家的学界，如果一位学者通晓梵文或古汉语，别人马上也会对他在古典学问上的造诣肃然起敬。因此人们在谈到人文学科时便会得出相反的共识：越是古老的东西越是精深，而当代的东西则未经过历史的检验可能会被淘汰。因为古老的东西已被历史证明是有价值的，因而也就成了经典，而新的东西则并未经过历史的检验和筛选，其价值很难得到恰当的评估。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在教授西方文学时总是从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开始讲起，而在教授中国文学时，则从《诗经》开始讲起。当然，不可否认，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也确实涌现出一批同时精通科学和人文的饱学之士。在其他历史时期也有一些作家的作品以科学技术为题材，但是毕竟这样的天才人物和饱学之士是十分罕见的,大多数能够在一个学科领域内有所成就就已经很难了。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是天然对立的，除非你是天才，否则你无法同时做好这两样事。

二、数字人文之于世界文学研究的意义

如前所述，从人文学科的角度，或者更具体地说，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通常认为科学技术与文学和文学研究关系不大，更不用说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之间的互动角度来仔细思考，就会发现文学和文学研究确实与科学技术有一些互动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对立、互补和对话。这一点我在前一部分也有所提及。正如在前一部分所指出的，数字人文现在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也开始被人们广泛应用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自己的领域里找到这样的例子：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因为比较文学研究者对新兴的文学和文化潮流最敏感。正如彭青龙所概括的：“在内容和形式上，数字人文将拓展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领地。在两条战线上，数字人文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其一是通过大型文献资料库来进行基于内容的双语区域或全球的文学研究……其二则是数字人文基于形式来进行跨媒体文学研究。”这种情形在第一条战线尤其如此，在那些从事接受—影响研究的比较文学学者那里已经相当熟悉—一种文学在另一种文学或诸种文学和文化语境中的接受和影响。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在文学研究中要运用技术手段呢？因为在文学创作中，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科技元素的作品，值得我们加以比较研究。而作为研究这些作品的学者和评论家，在评论这些作品前，我们必须首先具备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研究方法。

例如，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的兴起，就是一种科技及文学想象与创作相结合的典型现象，它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相关，并且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青睐。对于那些传统人文意义上的精英作家和文学研究者来说，科幻小说并不能代表文学创作的主流。因此，他们往往忽视它对我们的生活和文学生产的价值和影响。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在精英文学市场日益萎缩的同时，科幻小说却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造成这种反差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学者对当前流行的用高科技方法研究文学感到不满，因为它对传统的文学研究的人文主义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一部分则由于人文学者和作家对改变了他们生活方式及研究和写作方式的先进技术反应迟钝，甚至低估了技术在人文学科和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数字人文的兴起为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非常科学和有效的方法。这也标志着整个人文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是率先将范式概念化的跨学科学者，在他看来，“范式作为共享的例子，是我现在认为的这本书中最新颖、最难以被理解的部分的核心元素”⑧。但是现在数字人文已经有了大量的践行者，因而按照库恩的看法，“由于新的范式是从旧的范式中诞生的，它们通常包含了大量的词汇和工具，包括概念和操作，这些都是传统范式曾经使用过的。但他们却很少以传统的方式使用这些借来的元素”。显然，库恩的范式理论已经为我们今天的科学工作者和人文学者所熟悉。

同样，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的兴起，对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否认，科学和文学都诉诸想象力，无论是艺术的还是科学的，没有想象力，科学发现和文学创作都无法实现。因此，科学技术并非总是与文学和文学研究处于对立的状态。如果协调得当，它将有助于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和经验来研究文学。我这里仅举一个当下被人们频繁讨论甚至不断地引发争议的话题为例。这就是美国意大利裔比较文学学者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首次引入世界文学研究中的所谓“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方法，简称“远读”，相对于文学批评家和广大文学读者已经十分熟悉的“细读”（close reading）方法。

莫瑞提认为，世界文学在当今时代已成为一个问题为导向的话题，而不是像歌德时代仅用来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之含义。既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因而“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它应该更大……它应该有所不同。范畴也应该有所不同……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没有人指望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来找到一种方法。理论不是这样产生的，理论的提出需要一个飞跃，一个赌注—一个假设，才能开始”。因此，莫瑞提显然不希望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仅停留在多阅读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学作品的层次上。他希望学者们在基本的方法论和理论上有所突破，因此在我们传统的研究方法之基础上，他呼吁应该产生一个“飞跃”。作为文学学者，应该有什么样的飞跃呢？自然是走出文本，远距离地考察和阅读海量的世界各国/民族的用不同语言写出的文学文本，这应该是研究世界文学的有效途径。既然一个人在其有生之年不可能阅读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作品，甚至都不可能阅读世界上主要的杰作，因此莫瑞提便提出一种“远读”方法，在这种远距离阅读中，距离“是知识的一个条件：它允许你聚焦那些比文本小得多或大得多的单元：手法、主题、修辞—或文类和体系”。通过这种依赖大数据的“远距离阅读”，人们至少可以对世界文学的发展演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虽然那些擅长近距离细读文本的人很容易感受到这种挑战，但它也许能弥补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那些边缘国家或地区的海量文学作品被忽视的缺憾。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探讨他的“远读”方法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挑战，因为在我看来，这应该被看作是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的兴起。

也许对于那些仅熟悉并擅长“细读”方法的学者来说，这无疑是使人困惑甚至不解的：莫瑞提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种“远读”方法呢？因为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和美学内涵，需要非常仔细地阅读，才能真正把握其本质。当然，莫瑞提也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辩护。根据他的研究发现，提出这种阅读策略是基于大数据对世界小说进行研究的结果。他通过大数据的仔细分析和研究发现，“世界的历史就是世界的一个屠宰场”，世界上的文学阅读和研究也大致如此：“绝大多数的书籍永远消失了—而‘绝大多数’实际上还忽略了这样一点：如果我们把19世纪英国小说的经典作品确定为200本（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的话，那么它们仍然只占所有已出版小说的0.5%。”那么“其余的99.5% 的作品呢”？还有那些没有得到出版或者用小语种出版的作品呢？当然，它们的命运也许更为糟糕：还没有机会传到读者手里，就已经被历史和读者无情地淘汰或“屠宰”了。因而可以这样说，这些作品显然就是被这样一个文学的“屠宰场”无情地屠宰了。因此在莫瑞提看来：

知道200本小说已经很难了。如果是两万本呢？我们怎么才能对待这些书呢？在这种新的情况下，“知识”意味着什么？有一样东西是肯定的：它并不意味着非常仔细地阅读很少的文本—世俗化的神学，真正的（“经典”）—从纽黑文这个欢乐的小镇辐射到整个文学研究领域。更大的文学史需要其他技能：抽样；统计；研究系列、潮流、索引、参与相关的工作—也许还有我在本文中讨论的那些“树”状物。

在这里，莫瑞提不无讽刺地用“纽黑文”（耶鲁大学的所在地）隐约地提及了批评家布鲁姆对西方经典的建构，他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精心建构的经典进行解构。这样，莫瑞提通过科学数据和统计手段对小说进行的实验发现，这种情况对于一个读者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说得通的：不管他多么聪明或者多么勤奋，也不管他掌握了多少种语言，他都不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读完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作品。毕竟，人的智力和阅读能力是有限的。即使是最聪明的文学天才，在他的一生中也不可能学会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尽管莫瑞提本人掌握多种欧洲语言，而且在文本细读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力，但他还是不满足以此来进行世界文学研究。他不得不求助于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衡量则应该是，对于那些语言和文学天才来说，在他的一生中，他们至多能够阅读和使用十几种主要的世界语言。因此他一生最多只能读两三万本文学作品，而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作品则会被文学屠宰场残忍地屠宰掉。因此在莫瑞提看来，这些文学作品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文学的屠杀，以及屠宰者-读者的作用”：

他们阅读小说 A （但不是 B、C、D、E、F、G、H……），因此将一部“存活的”小说留给下一代，而其他读者则可能将它又留存给再下一代，以此类推，直到A最终被尊为经典。是读者，而不是教授，在制造经典：学术决策仅仅是一个基本上在学校之外展开的过程的回应——勉强的橡皮图章，也不过仅此而已。柯南·道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立即成了社会的超级经典，但学术上的经典只有等到一百年之后了。塞万提斯、笛福、奥斯汀、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也是如此……

这样，莫瑞提通过自己的实验和数据分析，发现了经典的形成方式：“毕竟，这正是经典的形成方式：很少的书籍，却占据了很大的空间。这就是经典。”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市场和某种“信息瀑布”。应该承认，莫瑞提的发现是基于他的科学实验和数据收集与分析，因此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和学术价值，尽管也许在传统的文学研究者看来缺少审美和人文关怀。此外，即使对那些被忽视的“未被读到的”99.5%以上的作品，他仍然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在那些伟大的未读作品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不同种类的东西，其中我的‘竞争对手’只是一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树是有用的：它是一种‘开放的’文学史的方式，展示了欧洲读者是如何选择课程的……这棵树告诉我们，文学史可能与现实不同。与众不同：不一定更好。”由于“远读”的方法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实验，因此具有一定的可重复性和范式意义及价值，也可以经得起数字的检验和量化的评估。它不仅在西方，而且在其他地方，也确实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和践行者。它的价值至少在于弥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能通过细读的方法看到世界文学的全貌。但问题是，远读仅能获得世界文学的发展概貌，如何才能深入地理解和欣赏世界文学经典作家的作品呢？在我看来，它留下的这一缺憾自然应当由细读来弥补。因此，我认为世界文学研究的理想模式应该是“远读”与“细读”这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远距离阅读可以使我们对世界文学的全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细读则使我们对某一位伟大的作家甚至某一部文学经典作品有一个深入细致的理解和把握。归根结底，我们不能说这两种方法孰优孰劣，因为它们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应该同时为我们的文学学者和教师所使用。

有鉴于此，莫瑞提的“远读”方法一经问世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同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率先在人文学术界，或者更具体一些，在文学研究领域提倡数字人文方法的海尔斯却对他的这种方法大加赞赏。海尔斯认为，区分人类阅读与机器阅读是有用的，因为这两种情况（一种是人类借助机器，另一种是计算机算法借助人类）显然有不同的功能、局限性和可能性。就这一点而言，她比较赞赏莫瑞提的远读策略。但她同时也指出，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莫瑞提的方法论，我们就会发现它坚定地驳斥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误解。他的算法分析通常用来提出问题：为什么许多不同流派的生命，都被限制在三十年左右？为什么18世纪中期的英国小说在标题中使用了很多词，然后在几十年内，改变标题，通常不超过三到四个词？尽管如此，莫瑞提的解释有时是极富洞察力的，例如他对小说从英国移至英帝国殖民地时，自由间接话语所发生的变化的分析就十分精当。当然，要作出上述解释必须基于对所提及的这些小说进行仔细的阅读和分析。当这些解释无法说服人们时（莫瑞提有时也坦率地承认，甚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如此），这些模式仍然是其他学者提出的解释的切入点，他们发现这些解释很有趣，至少可以引发人们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可以说，海尔斯对莫瑞提在阅读方面的革命性范式变革是抱同情态度的，并在一定的程度上给予了理论上的支持。由此可见，即使在依赖大数据来分析某一时期英国小说的历史演变时，莫瑞提也没有全然拒斥对文学作品的细读和文学现象的理论阐释。

三、数字化时代的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

我已经在前两部分讨论了当代高科技，包括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对文学和人文学术研究的挑战，那么在这一部分，我再回到我本人一贯坚持的人文立场。在这里我应该指出的是，在所谓的“数字人文”中，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必要的“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这应该是人文学者赖以安身立命之根本，只是我们需要在传统的固化人文观中增添一些科学技术的含量和科学的精神。也就是说，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在人文学术研究中想要做的，只是引入一种新的学术范式，这种范式比哲学的思辨和推理更加科学，比注重人的主体性的传统人文学术范式更带有数字化或技术化的元素。因此，我们在人文学术研究中突显技术手段并非意味着摒弃对文学研究尤为重要的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因为毕竟是人在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是人在从事人文学术研究并且著书立说，因此在文学创作和人文学术研究中，人的作用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即使我们可以说，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由机器和人工智能所取代了，那么我们还需要那么多人文学者从事人文教育和学术研究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自然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本文只想强调指出，文学创作和人文学术研究是带有鲜明个人特色的一种创造性劳动和研究，不同的人做这项工作所取得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文学翻译也是一样，像林纾、傅雷、杨宪益和许渊冲这样的文学翻译大家有着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和独特的翻译风格，他们的译著是任何其他才华和知识稍逊于他们的译者都无法取代的。

当然，如前所述，我们不可否认，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认为人文学科和科学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领域，因此他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自古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和技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人文学科相对立的，尤其是在文学和文学研究方面，尽管偶尔也会有例外。人们通常认为，在科学和技术领域，某样东西越是现代，它就越先进；在人文领域，某种东西越古老，它就越有价值，因为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过滤。这无疑是个不错的看法，但并不总是永远正确的。事实上，在评价科技成果时，我们可以说某一项发现或研究取得了颠覆性的突破，完全取代了前人的成果。然而，在评价人文学术的研究成果时，使用这样一个术语则不可避免地会误入歧途。在对人文学术成果的评价中，我们往往更强调其对前人已有成果的继承与发展，即所谓的传承与创新。即使某个全新的成果也是基于前人的既有研究，绝对不可能横空出世。

作为当代人文主义的坚定捍卫者，被视为当代罕见的文学和人文学术天才的美国学者和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通过强调他最喜爱的世界级作家莎士比亚的巨大成就，对西方经典进行了重构。在他的那部极具个人特色的著作《莎士比亚：人的创造》中，他甚至圣化了莎士比亚，在他看来：

斯宾诺莎说过，我们应该爱上帝，而不期待上帝也会爱我们。也许莎士比亚，作为这样一个神圣的人，接受了观众的敬意，却没有给予观众任何回报；也许哈姆雷特确实是莎士比亚的真实代理人，正是因为哈姆雷特明显地不需要或不想要他的爱，或任何人的爱，才激起观众的爱。莎士比亚可能已经十分强大，他不需要诗人兼剧作家这类人的爱，这是一种永恒的欢呼的暗示。然而如此冷酷无情的一个实验者，他越来越不愿重复自己的话，他几乎总是用旧的内容创造出一些全新的东西。作为一位剧作家，他似乎一直在追求自己内心的兴趣，即使他在努力保持其领先地位时也是如此。根据约翰逊博士的说法，诗歌的本质是创造，没有一首诗能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是创造出来的，特别是人的创造。

布鲁姆坚信天才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他始终认为像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是不可能再出现或再被复制出来的。他隐含的意思便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或人文学术著作是不能用任何技术手段来重复创造出来的，因为它们是由少数具有独特天赋的作家创造或发明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并不是我们创造了莎士比亚，而是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人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文学创作和批评是一个人性格和气质的集中特征。诚如中国古代《尚书·虞书·舜典》所言：“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伟大的作家和人文学者的风格也是如此，这些天生的禀赋是无法被那些才华不如他们的人所模仿的。

有鉴于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人文学科中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也是由富有天才想象力的作家和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学者创作出来的，因此不可能被任何其他工具所复制，也无法被任何翻译工具准确地用另一种语言转达出来，当然也包括机器或人工智能翻译，因为只有那些具有极高智商的人才能理解并欣赏高雅的文化和艺术产品，包括文学。同样，文学史也证明，只有那些文学天才才能创作出具有永久价值的优秀作品，而那些才华不如他们的人则不可能创作出他们的那些作品。中国古代有一句名言叫“文如其人”，即一个人的文才是不能被别人模仿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开国领袖毛泽东的雄辩文才中得到证明。除了担任共产党领导人这一重要角色外，毛泽东还是一位以独特风格著称的伟大诗人和时事评论者。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经常为当时的新华通讯社撰写社论，并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发表在电台或报纸上。毛泽东卓越的文学才能和博大的胸襟，足以让他拒敌于千里之外，甚至连他的敌人蒋介石也倍感恐惧，因为蒋介石很容易从毛泽东执笔的那些社论的独特风格和内容中辨别出哪篇社论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可见，一位伟大作家的作品的独特风格是不可能被那些比他差的人所模仿的。同样，伟大的作家和演说家的演讲和写作风格也不能被其他人所取代，更不用说被那些冰冷的机器和人工智能所替代了。这种情形体现在当代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论文大多是多人合作的，哪怕一位合作者一字不写，只要提供了一两个数据，或参与了一项实验，他就得署名；而人文学者的论文则大多是由单个学者基于自己的独立思考而独立写出的，因为优秀的人文学者的文采和风格也是任何人摹仿不了的。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之于文学作品和人文学术著作的翻译，只有那些知识面广、文学和美学素养高的优秀译者才能将内容丰富而复杂的优秀文学作品或人文学术著作翻译成自己的母语。理论的翻译也是如此：那些伟大理论家的著作的翻译就更是如此，包括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马丁·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理论著作是不可复制的，甚至在绝对意义上也是不可译的。优秀的译者只能相对准确地翻译出他们理论的基本要义，而不能准确地再现其母语中微妙而有争议的深层含义。这就是文学创作和人文学术研究的独特性和排他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妨以布鲁姆作为个案，他作为当代美国文坛罕见的一位天才批评家，其著述风格也是无人能模仿或取代的，因此他的去世确实使美国的文学批评界失去了一位无人能出其右的当代批评大家。

鉴于以上所述，我想得出这一初步的结论：那些以阅读纸质书刊为主的人文学者也应该学习一些数字技术，这样他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收集资料并且有效地传播自己的知识、思想和著作。同样，那些依靠数字化进行研究的人文学者也不应该就此而不去阅读优秀的人文学术著作，或者过分地依赖技术手段来代替自己的阅读和研究。毕竟，是人类发明了世界上的各种奇迹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无论科技多么先进，拥有这些科学技术手段的人，仍然应该具有以研究人为主的人文情怀。毕竟，“在这个时代，思想观念和学术个性将会越来越重要”，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技术所带来的材料获取便利是外部赠予的、非有机性的，而思想水平的提升需要经年累月的艰苦汲取，是内在孕育的、有机的生长。”㉕我想这应该就是远读与细读的辩证和互补关系。而我们作为专事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所应该做的是弥合科技与人文之间的鸿沟，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将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同样，用于文学作品的阅读，远读和细读都是不可缺少的：前者可以使我们掌握世界文学发展的概貌，而后者则使我们得以就此深入下去而达到对该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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