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快报 | 《守古与维新——中西语文学史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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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学术“小文”让读者领略中西学术在语文学、语言学层面的交汇与融合。

《守古与维新——中西语文学史述论》

郑伟 著

定价：78.00元

ISBN：978-7-5475-1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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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伟，1979年10月生，江苏常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兼任上海市辞书学会副会长、《辞书研究》联合主编、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等。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上海市社科新人、上海市曙光学者，获教育部霍英东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研究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国际中国语言学会青年学者奖（YSA on MJH）等。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华盛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机构从事博士后或访问研究。发表中、英语文章百余篇，撰写或编（译）著专著各五部。

内容简介

书名“守古与维新”取自林语堂一篇文章的题名。林氏直言道明，“知新而不知古，则空疏浮泛”，“知古而不知今，则昏聩老耄”，可见为学需要放宽眼界，兼顾古、今与中、西，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应做“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问。

本书收录了笔者近年来对中西语文学研究理念与方法的思考与体会，尤其关注接受现代西方学术训练的汉学家与浸淫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本土学者之间的珍贵学缘与诚挚交往，此外也探索中国古代若干语文现象的萌发与流变，从而指出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涵义。书中还包括了对中西语文学人及其著述的评论，对前辈师长的追怀与崇敬。总体来说，笔者试图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古代与现代的语文学，如何固本守正，又如何汲取外来的养分，不断创新。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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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学行与学缘（代前言） 

当西方遇见东方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与史语所的早年交往  

青铜、纹饰与分期——高本汉的学术转向  

胡适与高本汉 ——文言、口语之辨的方法和旨趣 

荷兰高罗佩与中印文化交流 

守古与维新

守古与维新——古音研究三百年

沈约、四声与平仄 

犹遗写韵轩中迹 留得风流后世看——女仙吴彩鸾与唐代功令的民间语境

大家的书与文

许我忘年为气类 风义平生师友间——近年出版的几种王国维书信集读后 

才情未竟的词典学家——文学与幽默之外的林语堂 

走进容庚先生的学术人生——读《容庚杂著集》

探音研韵 历久弥新——评《汉语音韵讲义》

踵事增华 自成一派——评《上古音系》（第二版）

高山流水觅知音——郑张尚芳的古音之旅

追怀师长

路殊何从问 知音难再寻——纪念郑张尚芳教授 

不求闻达 不负韶华——郑张尚芳教授的生平与学术 

深入探析宜兴方言历时与共时音韵的新著——兼怀李小凡教授 

论语说文

和而不同与文化传统——“方言梗”流行的背后

上海方言综合研究与数字化传承的新成果

语言文字规范要尊重地域文化的多样性

外语教育怎么办？

附 录

立足专长 触类旁通——汉语史学习与研究的几点体会

人名索引

学人、学行与学缘（代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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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没有了所谓“升等”之忧，文章写完之后，在什么样的刊物发表，也就不那么在意“C”或非“C”了，再加上平时有泛读晚清民国以来各种学人书信、传记、年谱、日记的爱好，感觉可以在严肃呆板、刻意求深的纯学术论文之外，写出一点相对轻松、学理与可读性兼具的文章来。2016年5 月发表了一篇文字，关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hnard Karlgren，1889—1978）与民国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及相关学人的历史交往，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想不到文章在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语言文字周报》刊出以后，收到了不错的反响。记得当时出版社编辑告诉我，曾有读者联系说，在知网（CNKI）上找不到该文完整的电子版，于是联系出版社求助。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时不时地想要逃离枯燥的学术论文，写一点别样文字。

    只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终究还是有点难度。语言文字学本身涉及很多概念、方法、理论甚至是技术性操作（这一点和其他人文学科很不一样），写起来费劲，读起来更头疼。所幸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几年来硬着头皮，还是写下了二十多篇学术史方面的文章，包括书评、随笔等。感谢《读书》《澎湃新闻·上海书评》《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报》《中华读书报》等期刊和报纸的支持与厚爱，让这些小文有了和更广泛的读者见面的机会。对我来说，可以从《读书》的忠实读者，变成它的作者，内心还是很愉快的。同时也让我觉得，学术大众化的工作虽说不是笔者的主业，但将其视作能让更多人受惠的副业，还是很有价值的。

本书收录的二十篇小文，篇幅有长有短，按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作五组，且分别称之为：一、“当西方遇见东方”，二、“守古与维新”，三、“大家的书与文”，四、“追怀师长”，五、“论语说文”。

第一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与史语所的早年交往》《青铜、纹饰与分期》《胡适与高本汉》《荷兰高罗佩与中印文化交流》诸篇，侧重讲述西方汉学家（主要是高本汉与高罗佩两位）与中国学术、学人之间的珍贵“学缘”。高本汉是汉语语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性人物，对民国以后的中国语文学、文献学、考古学影响巨大，而且与知识界诸多学人都有过学术交往。20世纪20年代起，高本汉就有大量的著述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筚路蓝缕，泽被深远。笔者另外撰有一篇题为《两种“汉学”的交汇——高本汉与杨树达的学术因缘》的长文，主要讨论高、杨二氏在典籍考订（尤以《左传》《老子》为最）、欧式Etymology的“新训诂学”、国故与新学的融汇（主要在青铜器与古文字领域）等方面的学术交往。该文本应置于此组，但文章明年才会在《国际汉学》杂志发表，只能请读者诸君届时再批评指正了。本书所收《守古与维新》一文，对高本汉、杨树达两位大家的学术交往有较简略的叙述，也可见其一斑。

    自20世纪30年代起，高本汉在汉语历史语言学、文字学领域之外，其学术活动的一部分转向包括青铜器在内的早期中国研究，并于1939年接替安特生担任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一职。高氏在青铜器研究领域有开创之功，提出了殷、殷—周、中周、淮等分期学说，并将殷、殷—周合为上古期，首先提出“A（写实）、B（解体）”二分型假设；在早期铜镜方面，也有淮、汉之说。

    和高本汉相比，高罗佩（R.H. van Gulik，1910—1967）在国内的知名度就更高了，最重要的原因，是高罗佩创作了历史公案系列小说《大唐狄公案》，催生了《神探狄仁杰》《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神都龙王”“四大天王”等家喻户晓的影视作品。在学术研究方面，高罗佩的治学范围更是比高本汉还要宽广渊博，前者不仅是学养丰厚的学者，还是出色的外交官，印度、日本、中国、马来西亚、荷兰等地，都有他的足迹，而且其交游不限于学界。中西书局近年组织翻译、刊行了“高罗佩学术著作集”（第一辑，2013—2016），已出版的著作包括《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1941）、《长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1967）、《砚史·书画说铃》（Mi Fu on Ink-stones，1938；Scrapbook for Chinese Collectors，1958）、《中国绘画鉴赏》（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1958）。笔者所译高罗佩《悉昙：中日梵语研究史》（Siddham：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Sanskrit Studies in China and Japan，1956）一书亦在此之列，不久也将问世。本书所收关于高罗佩的文章，可以算是这部译著的前言。

    第二组《守古与维新》《沈约、四声与平仄》《犹遗写韵轩中迹留得风流后世看》三篇，主要是关于中国古代语文学问题的综述或专论。清代小学家在古音研究方面贡献卓著，清末民初又在此基础有新的发展。之所以如此，也多是拜“西学”所赐，西方汉学家综合各种域外文献资料的“审音勘同”之学，直接促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古音大辩论”。19世纪中叶兴起于欧洲的方言地理学，不但启发了林语堂（1895—1976）融汇中西学术，撰写关于中国古音与先秦方言地理的博士学位论文（德国莱比锡大学，1923年）。林语堂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在他和董作宾、顾颉刚、沈兼士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从此打开了中国语言学的新局面。这当然是所谓“西方遇见东方”的结果。

    在中国古代，佛教东传对汉语言文字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四声的发现、反切的运用、韵书和韵图的编纂，无一不透露出印度因素（关于高罗佩一文，亦言及此）。上述历史事件，南朝沈约、唐代吴彩鸾是参与其中的关键性人物。

    第三组文章，主要评价王国维（1877—1927）、林语堂（1895—1976）、容庚（1894—1983）、丁声树（1909—1983）、郑张尚芳（1933—2018）等几位学术大家在文史、语文研究方面的重要著述。王国维先生学问淹博，文哲史地诸领域，皆有名世之作，且亦旁涉语言文字，对于甲骨、金文、战国文字及隋唐韵书之学等，都有开风气之创获。而且往往在成文之前，其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等，就已经出现在了与他人的往还信函中。容庚是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之学的传人，在罗氏的指导下完成了《金文编》，20世纪20年代他与郭沫若的学缘更是学界一段佳话。在汉字简化问题上，容庚则与陈梦家是同道中人。

    与王、容二位不同的是，丁声树、郑张尚芳两位先生的学问略显专门，主要集中于音韵、方言、训诂、辞书编纂。丁先生的《汉语音韵讲义》，作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推广普通话、开展方言普查时所办语音训练班的教材，影响了国内一代又一代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丁先生任职于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时，郑张尚芳先生还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人不可能在大学或研究院接受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但“有志者事竟成”，郑张先生自中学起便喜欢语言文字之学，在其后六七十年间，潜心自学，心无旁骛。《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一书，是其古音研究历程的代表作品。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学，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他也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他早年投身于汉字检字法、国语运动、汉语方言调查、中国古音学等领域，晚年所编《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也饮誉中外。近来有林语堂致陈守荆的数百封书信公之于世，让学界更全面地了解到了林语堂晚年在辞书编纂方面的成绩和未竟的功业。

    第四组包括了两篇纪念性文章和一篇序文，前两篇均刊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发表的时间分别是郑张尚芳先生逝世的次日和三周年之际。虽然没有正式上过郑张先生的课（在郑张先生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当中，其实也并未真正招收过研究生），但笔者从硕士研究生阶段起便开始读他的文章和书。十余年来，从中所受到的教益，不可计数。笔者也有幸曾和郑张先生一起合写过文章。斯人

已逝，其道德文章仍然启迪着后辈学人。《深入探析宜兴方言历时与共时音韵的新著》是一篇序文，其写作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介绍年轻同行的新著，以阐明沉潜向学、勇于开拓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则是表达对北京大学中文系已故语言学家李小凡教授（1954—2015）的怀念。李老师的学术人生，简单而纯粹。笔者本来有两次不同的机会从李老师游，虽终究由于不同的原因，机缘未满，与李老师擦肩而过，但是那几年仍然经常得到李老师关心与鼓励。“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唯有不辜负师长的期望，在前辈的指引下，黾勉问学。

   第五组的几篇，都是刊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报》等报刊的学术普及性文章、书评类文章。其中有的是接受报刊编辑的约稿，谈一谈跟语言文字有关的流行话题，有的是主要介绍某些语言现象及其背后的若干道理。总的想法，是强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和地域方言之间的密切联系、地域方言的数字化手段对于保存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语言学习的先天条件与后天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等。

以《守古与维新》作为书名，是因为本书所收各篇，讨论的现象或问题固然不同，有古有今、有中有西、有旧有新，但笔者在撰写这些篇目时，始终觉得中西学术之间在语文学（philology）、语言学（linguistics）层面的交汇与融合还没有被广泛重视，但它恰恰又时常发生。发掘学人（scholar）、学行（academic trip）、 学缘（academic relationship）背后的学术史意义，正是笔者的兴趣所在，也是本书想要努力表达的中心议题。

   语文学、语言学一向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颇为“寂寞”的学科，历史语文学、历史语言学之类就更是“少人关心少人问”了。笔者所作的“曲”固然不见得高，和者倒确实甚寡。但事实上是，语言、文字和记录书面语的文本（text）、文献（literature），不但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且是传承人类文化和文明最重要的工具。希望这本“卑之无甚高论”的小书，能在这个领域，起到些许添砖加瓦的作用。

   友生赵清泉博士在拙撰讲稿《高本汉与中国现代学术的演进》（2015）的基础上，和我共同完成了《青铜、纹饰与分期》《胡适与高本汉》两篇文字的初稿。美国麻州大学沈钟伟教授为本书挥毫题写了书名［拙著《音韵学：方法和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的书名也是由沈老师所写］，一并表示感谢。

郑伟

2021年5月5日写于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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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供图 | 郎晶晶

排版/题图 | 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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