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没有弟弟”！相亲时男方提出这个条件……
这是广州日报·新花城全新改版的《晚读》，每周六与你见面的是心理栏目“心传星愿”。设立这个栏目的初衷，是希望从偏于心理学的角度为大家分析新闻事件、社会现象、日常行为等等折射的心理因素，以“专业的善良”来陪伴亲爱的广州日报的读者们前行。
图源：齐鲁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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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曾热播的这些影视剧的人物：
“作为一个30岁的女人，没有一分钱存款，哥哥结婚的房子首付是我出的，还贷也是我，连生孩子的钱都是我出的。”——《欢乐颂》樊胜美
好不容易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大城市有了立足之地，却还是无法逃脱母亲和弟弟的“剥削”，在一次次无奈下填补原生家庭这个巨大的窟窿。——《安家》房似锦
即便对父母百般讨好，也始终无法得到重视。她的生存资源被家庭不断“压榨”，以供家里的哥哥们出国读书、结婚买房。——《都挺好》苏明玉
图源：电视剧《欢乐颂》剧照
现实中也不乏类似的案例。山西吕梁一农家给小儿子办婚礼时，家里的11个姐姐为其凑了32万元助其娶亲，村民拍下视频，引发网友对“重男轻女”“彩礼高”等问题的质疑。
今年某相亲大会的现场，不难看出曾经流行的网络用语“娶妻不娶扶弟魔”已渗透到了现实中部分男性的择偶观。而那些苛责“扶弟魔”的人，却未曾质疑过她们背后的原生家庭和文化结构。
“扶弟魔”现象的社会土壤
今年七月，学者温方琪在其一项研究中指出，家庭中的女性更有可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例如教育机会和继承权，来支持她们的兄弟姐妹，尤其是她们的兄弟。
武汉大学社会学学者杨旸和刘天元在其论文《家庭再生产中的男孩偏好、代内剥削与代际责任转移》里提出，“扶弟魔”这一标签折射出女性长期处于家庭结构中弱势地位的现状：
在抚育阶段，她们需要为原生家庭中的兄弟作出“资源让步”；在赡养阶段，她们又需要提供“资源补充”。
图源：电视剧《都挺好》剧照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明宗峰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部分家庭因受性别歧视和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姐姐或妹妹往往被视为家庭中次要的存在，而弟弟或哥哥则被视为家庭的重点培养对象。在“长姐如母”这一文化传统的裹挟下，许多女性面临求学、就业、和择偶上的重重困境。
广东12355心理咨询总督导，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凤定认为，由于旧制度的残留和传统家庭的文化灌输，很多女性内化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导致大多数人在成年之后，依旧无法跳脱出孩童时期形成的心理模式。因此，为哥哥弟弟付出金钱和精力变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广州市未成年人心理咨询与援助中心咨询师、广东实验中学越秀学校心理老师李艳月认为，“扶弟魔”行为的深层社会因素是部分人尚存在重男轻女、女不如男的陈旧观念；家庭因素则是父母教育姐姐必须谦让弟弟，从小到大、有好吃的弟弟先吃；其核心原因是家庭序位的错乱，姐姐相当于是做了弟弟的父母。此外也有个体因素，即个体的资格感缺失，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值得被爱、被肯定、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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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的人生不只有“弟弟”
为了保障家庭中男孩的发展，女孩顺理成章地成为家庭内部的“牺牲品”。在这一环境下，不仅家中的男孩会无法“心理乳断”而成为“巨婴”，还会严重影响女孩的心理健康。
从女性的角度来说，社会心理学者刘晓希认为，个人价值在幼年时期被原生家庭否定的女生，容易形成低自尊、讨好型人格，容易造成其对于身份的焦虑和安全感的缺乏。
“‘姐姐就应该帮助和照顾弟弟，为父母分忧’的观念，让家庭中的姐姐总是处于要让着弟弟的状态，往往还要非常努力表现，才会获得父母的关注，这使得其在成年后容易缺乏安全感，为了获得父母的肯定而不断付出。
此时父母若是要求且只肯定其帮扶弟弟的行为，姐姐就会倾向于不断重复这种‘扶弟’行为，以此来获得来自父母和原生家庭的肯定感和自我价值感”。刘晓希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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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由女性执导的电影数量有所增长，“扶弟魔”这一类女性形象以及她们的生存空间也得以展现在大荧幕上。
电影《我的姐姐》就试图探讨了姐姐这一角色和原生家庭的命运陷阱。女主角安然（张子枫饰）一出生就被重男轻女的父母定义为“没用”的。为拿到二胎准生证，父亲谎称安然患有小儿麻痹症，在被揭露真相后，无辜的安然迎来的是脑羞成怒的父亲对她的一顿暴打。
父母还以工作忙为理由，将安然寄养在姑妈家。“被表哥当人肉沙包，被姑父偷看洗澡”，家庭的负担不断地挤压着她的生存空间。安然就这样渡过了一个充满否定和轻视的童年。
为了让她尽早补贴家用，父母偷偷将安然的高考志愿从北京的医学院改成了家乡的护理专业。所以，成年后的安然，内心依旧缺乏安全感，且个性极其要强，极度渴望与原生家庭割裂。
直到父母车祸去世，有“能力”和“义务”抚育弟弟的安然变成了一个能尽“母职”的“姐姐”，因此变得“有用”。而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安然的自身的价值从未得到过认可。
电影前半段中弟弟所展现的娇生惯养、任性蛮横，也体现出了重男轻女家庭下，弟弟滞后的心理成熟度和自理能力。
虽然《我的姐姐》抛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女性议题，其结尾却没能成功地寻求一个相对平衡的解决方法。有观众认为，影片最后还是回归了“以爱之名的规训”，也有观众认为，我们不应该替影片中姐姐的幸福做决定。这也变相地反映出了现实中大家对于“扶弟魔”这一女性困境的无奈和叹息。
“帮助”也需有边界
刘晓希表示，血缘至亲，“帮扶”本身是一种“善心善行”，但也需讲究智慧：“超过一定界限的帮扶，意味着在帮扶的力度、尺度、方式上出现了偏差，比如为帮扶对方而牺牲自身利益，实施丧失边界感的无底线、无休止的单方面付出。而且心理学上的‘富兰克林效应’指出，一旦帮助了一个人，基本上难以再次拒绝帮助对方，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你的亲兄弟。”
“富兰克林效应”源于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经验：他曾为争取到一名国会议员的认同与支持，选择向其提出借书的要求，并在还书时表达了感激之情。没想到下一次会议中，这位议员主动找他谈话，两人还成为了朋友。
“在帮助的过程中，如果帮扶过度造成一方依赖，也可能会出现‘升米恩、斗米仇’的情况。所以，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助本无不妥，前提是要尊重双方的独立人格，树立清晰的边界感，学会‘授人以渔’。”刘晓希补充道。
明宗峰建议，“要建立正确的家庭观念。家庭成员之间应该互相扶持和帮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为另一个人付出一切。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规划，不应该把家庭看作是全部。”
来自广东的小婕向本报记者分享说，她的家中有两个弟弟，小时候家里人最常对她说的话就是：“你是姐姐你要让让弟弟”。
在毕业工作后，小婕有了经济能力，开始对弟弟的日常生活提供经济支持。但对她来说，扶持弟弟并不是一个必须项，而是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一件顺手的事。她认为，爱是相互的，不是一味单向的付出，弟弟长大也应该尊重她并以同等的爱对待她，她还教育自己的家人要学会互相分享。
小婕表示，“扶弟魔”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为女性，只有在享受平等机会、资源和尊重的情况下，才有机会释放更大的潜能。这也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并对我们后代的整体健康和教育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需做的，是了解这一群体的处境，关注她们的心理健康，找到该行为的社会文化成因以及心理根源，更好地倡导广大女性提升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并帮助施者和受者走出原生家庭的关系模式。”她进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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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书：
《第二性》
《第二性》是法国哲学家、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著作之一。此书被分为一、二两卷，第一卷通过精神分析、历史、生物学等学科，结合对神话和生活经历的分析来审视女性的处境。
第二卷以存在主义哲学理论的角度出发，研究各阶层的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寻求独立的可能性。本书第一卷中文版于1998年2月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第二卷于2011年9月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深刻揭示了女性作为“他者”境遇及其成因。波伏瓦以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什么是女人？”，并给出相应解答：女性并非生来就是女性，而是是社会和文化造就的女性。
此外，波伏瓦还挑战了女性是由她们与男性的关系来定义这一概念。她在书中强调，女性需要获得经济独立，因为只有女性经济地位上升，性别意识发生改变，才能带来精神的、社会的、文化的后果。
《第二性》鼓励读者掌握自主权和经济权，引导大家质疑并突破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期望、默认和规范。此书的观点也能帮助人们认识到，性别和教育平等是促进社会发展、减少“扶弟魔”等现象的关键因素之一。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其优势与不易；而读书使人明智，让我们挥动深度阅读的翅膀，共同进步！
出品：广报心传工作室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荻、兰岚统筹：赵夙岚、吴若楠、林静、黄琦音频制作：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陈旻玥视频制作：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廖黎明 通讯员 李艳月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黄琦、贺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