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访谈录 | 赵萌：倡导社会企业会弱化公益完全是一个误解

写在前面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公益到商业，再到资本行业，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企业家和影响力投资者正在创造越来越大的价值。实际上，自2006年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和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在中国的出版，社会企业的种子便被撒下。

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的诸多问题，将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大有用武之地。他们有理想，但是能够把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能赚钱，但赚钱是为了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他们”越多，社会便越美好。

当然，与任何领域的其他理念到实践如出一辙，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诞生和发展同样归功于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正是他们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这一理念可以走进任何领域，慢慢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且最终深入人心。

为此，我们联合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推出《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访谈录》专题，走访全国范围内这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中的部分学者和实践者，聆听他们一路走来的、精彩纷呈的第一手故事，探询他们的观点、意见和指导，并且了解他们对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未来的发展预见。

通过阅读这些访谈，我们希望您聆听他们的所思，学习他们对于未来的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眼界，并且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希望有更多的人在这条路上做出自己对于中国的贡献，甚至推进这个领域的前沿发展。

——善达网执行总编 马广志

本期受访嘉宾：赵萌 

嘉宾简介：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系副教授。1997-2001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04-2010年，就读于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2014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系副教授。目前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采访时间：2019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商学楼502室

全文约9000字，预计阅读时间：20分钟

马广志：我注意到，早在2006年你就发表过一篇名为《在我国由政府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建议》的文章。

赵萌：是的。当时这篇文章刊登在《经济日报》的内参上。主要观点是，随着我国进入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改革攻坚阶段，汲取发达国家经验，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建立具有高度公信力和绩效水平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培养和壮大政府转型的同盟军，具有紧迫的客观需要。

而且对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建设和谐社会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为商业企业从事社会责任行为提供解决方案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广志：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这在当时还是很超前的，国内少有人关注到这一领域。

赵萌：当时我在牛津大学读博士。赛义德商学院有一个斯科尔社会企业研究中心，每年举办一次社会企业家精神论坛，我是组委会成员，2006年是第一届，所以我就较早地接触到了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概念。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意识到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潜力。

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概念当时也不是很普及，中国当时正从一般温饱型向发展型转变，各领域存在大量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政府也有意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来助力社会治理。当时正好有个机会给《经济日报》内参撰稿，我就把思考整理成文了，算是投石问路吧。

马广志：也就是从那以后，你确定了把社会企业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

赵萌：博士毕业后，我在俄罗斯的莫斯科斯科尔科沃管理学院工作过几年，这个学院是由梅德韦杰夫（时任俄罗斯总理）建立的。2014年回国就到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系任教了。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精神是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马广志：2017年，你开始担任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下称“尤努斯中心”）主任。

赵萌：这个月正好是中心成立2周年。目的是想推动建立一个社会企业和社会事业的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分工合作的网络，通过研究、教学、国际合作、社会企业认证等方面促进中国社会企业生态系统的建设。

我们希望通过与全球领先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合作，对社会企业开展跨国研究，使得我国对社会企业的学术研究与国际前沿能够对话，帮助社会企业界了解全球范围内社会企业发展的最前沿问题是什么。

马广志：你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在现阶段推动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的意义和价值。能否分析下背后的逻辑？

赵萌：我在这方面的理解也是慢慢形成的。最基本的认识在于，社会企业是解决社会上出现的“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问题。

政府很强大，但在解决不断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社会问题方面暴露出很多问题；

第三部门虽然有规模性增长，但却存在资金来源短缺、管理能力匮乏、工作透明度低、社会公信力不高等不同程度的“硬伤”；

市场虽然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总体上还在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能力来专注地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上早就有一批人致力于以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只不过当时还没有人用社会企业家这样的概念把他们识别出来。

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他们借鉴企业的市场原则、对效率和创新的激励、坚持财务自给的可持续，同时强调高度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创新地、持续地、专注地解决社会问题！我认为这就是“社会企业家精神”。

马广志：这个“足够专注”，应该是指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不发生漂移。

赵萌：是的。这批人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我们就想能否在中国通过“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把他们识别出来，至少让大家看到，解决社会问题还有另一种力量存在。

最早，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BC)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早年商玉生老师创立的机构后来演化成恩派也在做倡导。

后来，我接触到一些国际机构，包括跟尤努斯教授（注：穆罕默德·尤努斯，孟加拉国经济学家，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学到了很多，更感到发展社会企业对于中国的深远意义。

尤努斯教授在他的新书《三零世界》中提到，资本主义存在体制性的缺陷，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其核心问题：“持续的财富集中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公的加剧”。

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如果还沿用传统金融体系和技术发展体系的话，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现在大家都在说，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的道路，那这条道路的核心是什么？肯定是政府要调动社会资源，但调动谁？怎么调动？如何合作？这是从理论到实践都缺乏的。

我认为，社会企业家精神是有能力填补这个缺口的。就像尤努斯教授所说的，世界上有两种企业，商业企业为了取得财务成功，社会企业为了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在参与建立世界新秩序中扮演的角色，都需要探索社会企业这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选项。

马广志：但很多人还是认为，赚钱才是企业的使命，商人的目的就赢利。

赵萌：不仅是普通民众，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认为，公司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守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前提下，创造尽可能多的利润”。但我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企业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存在的。

很多人认为这太过理想化了，但事实上，现在社会企业的发展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

即便是尤努斯教授所倡导的社会事业，是一种自愿不分红的更加纯粹的社会企业类型，目前在全世界也有近一千多家，包括大型跨国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态势很好。它们成立的初衷、存在的目的就是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要倡导一个新世界秩序，一定要有一个不同的商业发展思维。从这个角度来说，提倡社会企业家精神和发展社会企业是时代需求。

马广志：我国现在进入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谈社会企业，有什么特殊意义？

赵萌：社会企业跟商业企业在经济规律上是一致的。如果认为商业企业没做好，社会企业却能够异军突起，这种期待恐怕要落空。因为都离不开大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

当然，社会企业的优势，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对社会信任的建设，也就是社会企业可持续性的基础。

很多企业的目标是做大做强，但这种思路往往会成为失败的起点。

社会企业所不同的是，它在专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与各利益相关方建立起的信任关系，是很难被打破的。而这种信任，靠追求短期利益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格莱珉银行在美国的贷款回收率超过99%，几乎没受到任何冲击。原因就在于其不同于传统金融机构的，以建立和维系社会资本为核心的运作模式。

马广志：那是否可以说，社会企业一定比商业企业发展的要好？

赵萌：不一定，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同样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许多优秀的社会企业具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仍然能持续性地创造价值。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原因和机制到底是什么，正是我们要研究和发掘的。

一个因素可能是因为其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让社会企业不会为了短期利益而过于激进。

所以，社会投资如果以传统的理论和方法来支持社会企业，一味强调外部资本推动的规模化，而忽视对社会目标的专注以及对社会资本的建设，可能恰恰会破坏掉社会企业特有的抗风险能力。

马广志：最近整个经济大环境低迷，不少商业企业都在裁员缩编过冬，包括那些号称要做社会企业的企业。

赵萌：当然，我们不能就说社会企业就能突破（这种经济大环境），社会企业也是企业，但它在受经济环境冲击的情况下，有可能让社会福利下降不那么大，而且还能持续的解决社会问题。

如果这种模式能探索出来并推广的话，那对整个国家乃至全球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格莱珉银行模式就是最好的案例。

马广志：看来尤努斯教授及其创立的格莱珉银行模式对你的影响挺大的。

赵萌：尤努斯教授对社会的贡献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现在虽然年近八旬，但工作时却还像二十岁的年轻人一样不知疲倦。我跟尤努斯教授学到很多。

他所提出的Social Business（社会事业）概念对我影响很大，他认为，社会事业正是解决个人利益与社会发展悖论的有效途径。推广社会事业的理念正是我们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个初衷。

马广志：对大多数人而言，“社会企业就是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相对这种二元分析视角，你提出了“元素组合”的分析视角，把“社会企业家精神”纳入进来。为什么会有这种思考？

赵萌：这种表述很容易让人忽略社会企业的真正本质，好像只要是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就是社会企业了。

这也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声称自己要做社会企业的原因，比如王健林说万达的终极目标是成为社会企业，王兴说美团已经是一家社会企业。

所有企业都在某种程度上用商业的手段解决某种社会问题。这也是二元分析视角带来的一个最基本的困惑，社会企业到底是一个具有清晰区分性特征的新型组织形态，还是一种对所有通过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做法的统称呢？

如果“社会企业”成了一个谁想戴就戴的帽子，那这顶帽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它的滥用反而会进一步破坏商业企业的公信力。

二元分析视角看似提供了一个对社会企业简单清晰的界定，却在事实上造成了对社会企业理解的困惑和分裂。而且在实践过程中，真正的社会企业还会被影响力投资所忽视。

因此，我们试图明确社会企业跟商业企业的核心区别，所以我强调“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概念。

企业家精神在社会企业中起着灵魂性的关键作用，对比商业和社会企业家精神，两者都是在高度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环境中的组织方式和决策方式，区别在于商业企业家精神是专注于商业目标，社会企业家精神是专注于社会目标。

从社会企业家精神角度来判定社会企业，就会出现四条最核心的标准，即社会导向的组织使命、聚焦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机会识别、创新的社会问题解决模式以及稳健不轻易偏移的社会使命。

马广志：如果按这个标准来理解和判定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定义应该是怎样的？

赵萌：完整的定义，社会企业就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组织使命，具有识别由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带来的变革机会和能力，具有不同于传统公益慈善的创新的问题解决模式，并且具备行为或机制来保障对商业目标的追求不会损害社会使命的组织。

更为简要的回答则是：社会企业是用符合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同时社会使命不会轻易产生漂移的组织。

我希望这个框架能够让更多组织看到自己与社会企业之间的关系，也能让那些有志于发展成为社会企业的组织清楚地认识到努力的方向。

马广志：从社会使命的稳健性来判定社会企业，已经成为更多人的认识。徐永光老师在他的《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一本书里就说，“争论的焦点不再是关于如何界定社会企业，而是如何认同、评估和比较社会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应该更多的是指社会使命的不漂移。

赵萌：社会使命的稳健性应该是社会企业认证的核心，它要有明确的行为或机制来保障社会使命不会发生漂移，或者说该组织的社会使命不会因为对商业目标的追求而被边缘化甚至被放弃。

社会企业与传统商业企业的边界也在于此，也就是一家企业有没有保障社会使命稳健性的机制以及这家企业社会使命漂移的成本有多高。

一个房地产企业或电商企业声称自己有社会使命，例如环保、扶贫、支持教育等，那么如果没有产生持续可测量的成果，如果使命的内涵随时间发生了很大改变，那么这家企业会不会因此受到消费者的惩罚呢？我想可能不会。

消费者并不是因为这些社会使命才买你的东西的。但是一家社会企业的立身之本就是持续解决所声称的社会问题。

例如一家扶贫型小额贷款企业，如果贷款对象从贫困人群转为富裕人群，那么它很可能会失去利益相关方的支持，除非它从一开始并不认为自己是社会企业，所寻求的利益相关方业不是认同其社会使命的人。所以需不需要和有没有稳健性机制是一个核心的区别。

我个人认为判断社会使命的稳健性有两类标准，一类叫“权责安排标准”，即怎样分配各种权利和责任来减少社会使命漂移的风险，例如分红比例、清算资产归属以及公司治理和决策制度等这些标准。

另一类标准我认为更加重要，我称它为“价值创造标准”，即在商业模式的设计和运行过程中，通过哪些机制来降低社会使命漂移的风险。

比如，能否做到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是相互协同的，就是不光是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而且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也能促进商业发展，形成一个闭环。或者是否能够在全价值链上，最大化地创造社会价值，而不是顾此失彼甚至彼此冲突。

这些标准不像权责安排标准那样清晰明了，需要深入的调研，所以通常也很少被认证机构和政策制定者采用。

但价值创造标准对于投资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更加有效地预测社会使命稳健性和社会企业的运行质量。

马广志：这也可以让投资人鉴别出谁才是真正的社会企业。但这样一来，是否又会限制社会企业的发展？

赵萌：我希望这个框架是能够帮助社会企业发展的，而不是限制。当然，有的社会企业可能会说“我社会目标漂移了又怎么样”，那就只能是摘牌了，也没啥实质性影响。

但如果以后等真正形成一个共同体，对于社会目标发生漂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社会企业，就需要有惩罚机制的。你通过社会企业的名头拿到好处，然后你再变掉，当变质的成本过低，就不利于社会企业生态的健康发展。

马广志：按你的判定标准，中国目前比较典型的社会企业是哪一家？

赵萌：我们在去年出版的《社会企业家精神——创造性地破解社会难题》一书中提到社会企业都是到目前为止的典型，包括喜憨儿洗车、分享收获、成都朗力、佰特教育、老爸评测等10家。

马广志：我看书中并未收录社会上讨论过的残友集团、中和农信和水滴筹等企业，后两家企业还都获得了年度中国社会企业大奖。

赵萌：水滴筹我没有研究，不太了解。中和农信是我们授予的第一家金牌社会企业，我还给它写过两个案例，它的股权有了较大变化，我们会持续观察。残友集团算是比较成熟的社会企业。

马广志：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赵萌：首先要有被广泛认可和采用的认证制度，成为社会企业是要有门槛的，但这个门槛不是限制性的，是引导性的、支持性的。

其次，要有行业共同体。行业共同体要推动与社会企业相关的各个专业领域的发展，包括社会企业的认证和认定、社会企业的赋能和培训、社会企业评估体系、社会企业投资、学术支持、国家政策推动等各个方面。

共同体中有各方面的专业人士，包括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咨询服务以及影响力投资等各方，大家应该平等地学习交流。这个共同体要有游戏规则，要有奖惩机制。

另外，一个中立的、专业的、能够与国际前沿对话的学术研究群体也是很重要的。

马广志：你希望政府能够做些什么？

赵萌：政府的鼓励和一定程度的引导是很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放权。现在成都做得很好，它跟民间组织平等合作，各自的权利几乎是对等的，而且彼此信任。未来社会企业领域形成这样一个公平公正公开，强调民主参与的政府与民间机构的合作方式，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马广志：那国家当前是否有必要进行顶层设计，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呢？

赵萌：国家对社会企业的规范和引导当然是必要的，这个可以跟国家的核心战略挂钩。为什么要讲放权呢？一个是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二是担心政府从自己需求出发来选择和支持，可能就会忽略社会企业的真正需求。

在社会企业认证上，要防止出现“一刀切”和过于简化的情况。如果对注册认证的尺度把握不当，很可能会导致很多优秀的社企被拒之门外，也可能会有不少伪装的社会企业被纳入进来。

现阶段我觉得类似深圳、成都、北京等地正在推行的地方性社会企业认证是比较可行的方式。特别是目前成都市推行的社会企业认证，是委托中国慈展会进行认证，再由政府进行监督、授牌，政府在其中主要起到监督、引导和激励的作用，我觉得这种模式值得借鉴推广。

马广志：在当前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推广社会企业模式的意义在哪里？

赵萌：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能够很好地解决中国当下的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养老、弱势群体救助、教育等。过去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证明，一些社会问题如果采用企业的模式，反而能够得到很好解决，甚至比传统的公益慈善机构解决得更深入、更有持续性。

《社会企业家精神——创造性地破解社会难题》书里的大部分案例，实际上都比现在的方案更有效果。如果政府能够与它们合作，就可以提升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也能借此挖掘出真正的社会企业。而且，社会企业可以试错，可以避免由政府或商业直接参与而造成的不良后果。

马广志：关于社会企业能否分红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并且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社会企业的发展。你的观点是什么？

赵萌：在学术的话语体系里，是否可能分红不是认证社会企业最核心的标准。当然，如果政府要制定筛选门槛，这个是必要的，否则就会过于复杂，政府难以操作。

马广志：有人认为，在现阶段，过分的宣扬社会企业，会弱化公益组织的发展，使本来就不足的公益资源流向商业。

赵萌：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最近两年，媒体的曝光、资源的涌入，加之各大论坛热烈的讨论，社会企业概念热度上升，“话语权”似乎被抢夺了。

谈到公益组织时更多讲到各种不足和落后，谈到社会企业时感觉是救星是未来的希望。但这更多的是一个人为的现象，实际上并没有这种二元对立。

但是当公开宣传和讨论的结果，是在专家和大众心里产生社会企业具有道德优越性，公益机构具有先天不足需要救赎等有失偏颇的看法时，那么我们就要反思了，是不是宣传和讨论的方式和方向出现了问题。

社会企业不可能替代第三部门。它们要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大量公民社会组织的集体作用，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维系着公正、平等、正义等这些社会福利的基石，公益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作用是无法被少数做大做强的社会企业所取代的。

我作为牛津大学斯科尔社会企业研究中心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参与过一些讨论。

国际上不少专家和优秀的社会企业从业人士都在反思社会企业所强调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商业力量是否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我们是否应该把对社会企业的讨论重新融入到社会创新、社会福利等传统的话语和思考范式里去？

马广志：但事实是，有些社会问题确实需要商业手段才能有更好的解决。

赵萌：我们当然要支持一批有能力有意愿的社会企业做大做强，但同时还要防止其社会使命的漂移。

但是，考虑到社会企业的社会属性，如果仅是大浪淘沙的过程，把淘汰机制完全交付给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这个过程可能给社会信任带来破坏性影响。

社会企业的健康发展既需要大浪淘沙，也必须要正本清源。前者是推动社会企业大规模发展，优胜劣汰;后者则是澄清社会企业的核心内涵、标准，防止真假李逵、泥沙俱下。

马广志：在谈到社会企业时，人们都喜欢引用经济学家哈耶克的那句话：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赵萌：这个很有意思，人们可以引用任何一个人的一句话来支持或驳倒任何一种观点。安德鲁卡内基在一百多年前批评当时的慈善机构只是在培养懒汉和酒鬼。

这种观点以及后来经济学者用更科学的方式得出的相似论断一直是一股很强的声音。

但重要的并不是这种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这其中的理论辨析恐怕大众也没有太大兴趣深究。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引用这句话？它反映出怎样的价值判断，怎样的舆论方向，怎样的不满和怎样的期许？

有很多专家特别强调用市场的力量来弥补第三部门的不足，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第三部门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很短也很有特殊性，很多方面做得不好。

当然让第三部门变得更有效率也是世界性的认识。专家们自己对第三部门的问题有着切肤之痛，所以要告诉大家商业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优势。

但对效率的强调可能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而已，慈善和公益在解决社会问题、支撑社会正义上的作用是不能被低估的。特别是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和公益组织在支撑社会正义的本职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觉得学者有责任通过自己的研究和言论帮助对社会企业的讨论能够采取更加平衡的视角，回归到事情的本源上去。这就需要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企业专家共同体的出现。

马广志：你觉得中国社会企业处于什么阶段？

赵萌：肯定是初级阶段。社会企业是一个排头兵，当不同部门都在期待有一股新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时，它撕开了一个口子，真正的主力军还没到。

这个主力军包括与社会企业相关的各个专业领域机构，它们要秉持一个共同的理念，即创造共享价值，也就是无论是商业部门、公共部门还是社会部门都用某种方式在自身工作中同时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例如战略企业社会责任、共益企业、双重底线或三重底线企业、公共部门的社会企业家精神等等。这些理念和做法加在一起就是未来社会改造的主力军。

对未来一个最大的展望，就是尽快有一批优秀的社会企业崛起。就目前而言，还是希望包括政府、企业和媒体在内的宣传和认可，让社会企业的概念普及开来，能够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社会企业，如何做好社会企业。

马广志：2017年，你曾联合多家机构发布了《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北京倡议》，推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事业取得全方位的、持续的、实质性的进展。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个倡议？

赵萌：我们认为，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点，需要大家联合起来，共同攻克中国社会企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比如形成严谨的社会企业理论体系；建立机制实质性地提高社会企业赋能工作的效果；整合国内分散的社会企业学术研究成果，形成大数据网络，推动社会企业的政策制定工作等。

马广志：在《社会企业家精神——创造性地破解社会难题》这本书里还提到，优秀的社会企业的共同特征是可以清晰测量的社会使命描绘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赵萌：是这样的。如果这本书中的社会企业都能实现其使命，那未来的中国将十分美好：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高度信任；来自农村的年轻人自发返乡创业，成为一代新农人；人们对公益慈善项目充满信任，并且经常参与公益活动；老年人在家或外出时不用担心意外跌倒或不方便行动的情况；贫困和缺少教育机会的儿童可以接受促进人格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人们有意识而且有能力在生活中量化碳排放和减少碳排放；当子女患有心智障碍或读写困难，父母不再为他们的生计和人生幸福担忧；政府和民间机构能够精准地识别、追踪和扶助最贫困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