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得臧振老师的同意，我们将老师在西岳论坛上发表的《我的学术道路》一文转载至风追司马，或许能帮助我们对臧老师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从臧老师的学思历程中获得启示。

我生于1943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祖父为我取名“振”，意在“振兴中华”。到我能记事的时候，父亲选《诗经 • 周颂 • 振鹭》的“鹭于”二字为我的“字”。父亲讲了取这个字的意思，我一点也不懂；几十年之后当我能读懂《诗经》时，才渐渐明白。诗不长，八句32字，兹录于下：“振鹭于飞，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无恶，在此无斁。庶几夙夜，以永终誉。”诗的意思是：“洁白的鹭鸶振翅飞翔，来到那西方的水泽。我的客人来到这里，也保持这样高尚的容仪。在原先的国度没有人厌恶，在这里也从不厌倦。希望以早晚不懈的努力，得到持久的美誉。”据清人方玉润说，此诗系殷人微子“来助祭于周人祖庙，周人作诗美之”。微子在殷纣王乱政时屡谏不听，不得不“耄逊于荒”——远避于荒野，至周初被册封于宋，承殷先王之祀。另据周原发现《史墙盘》可知，微子后人一支定居宗周，历任周王朝史官。《周颂》此诗，可以认为是以白鹭喻微史家族，亦泛指来助周朝的贤士。诗中“西雝”，本指镐京东南之“大池”，应即西汉长安城南之“昆明池”。《振鹭》以“西雝”指代西周首都丰镐。又知周人称大学为“辟雝”，其位置在首都郊外。巧的是，今陕西师范大学正在丰镐东南郊外。名振字鹭于者在此著述，裒为一集，故谓之《西雝集》。

回忆自己走过的路，几十年懵懵懂懂跌跌撞撞，后半生落脚陕西师大，以讲授中国历史为职业。如今年过“古稀”，在历史学上似乎也算有一点成就了，得到学长李裕民先生鼓励，将自己三十多年来发表的史学论文收存于此，庶几乎得到同仁批评、于后学小有启示。

自己怎么就走上了学术道路？这有必要好好反思。

1949至1955年我读小学，那时老师要求我们“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当时我不大懂，也是几十年后才渐渐懂得：“五爱”谈何容易！

我那时爱看“连环画”。成都几乎每条街都有小铺，一分钱看两本；我关于历史故事的知识大多来自连环画，所以后来就想过当画家。后来开始看小说，所以也想过要当文学家。

小学毕业没考上中学，主要是因为墨水没有磨酽，急着开答，卷纸上沁成一团又一团。

1955至1956年我在街道办事处组织的自学小组和补习班混了一年，这是我开始接触社会的一年。我看到，我的那些不戴红领巾的拜把子兄弟们的家庭情况跟我家大不一样。小伙子们经常打架，我挨过打也打过人。同时在补习班遇到好老师，教我懂得认真读书。

初中三年，遇到两件大事：一是我们班主任忽然被打成“右派”，二是“大炼钢铁”热火朝天。那时我就懂了，这是“政治运动”。不过我的理想与政治无关。因为那时是男女分校，小伙子们最羡慕的是操场上的能人，我的理想是体操健将。

高中三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件事：饥饿。我得了浮肿病，半死不活。那时我的理想是当医生。

临高考前报名，忽然得知“嗅觉不灵不能报考医科各专业”。我的鼻梁在自学小组时被打断，鼻腔变形，渐渐失去嗅觉。那就报考理工科吧。各种原因凑在一起，我什么大学也没考上，再次流落到社会上。

1962到1963年，又是“自学小组”。这次是更深广地接触了社会。大灾刚过，街道上多见坑蒙拐骗抢劫偷盗卖淫嫖娼之类；而受骗上当被欺负孤苦无告的人多是打听：“同志：办事处、派出所在哪跟前啊？”那时的我，很想当个街道办事处的“干事”。我在“杜甫草堂”看到郭沫若撰写的一副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决定了改学文科。

高考报名的时候，因为是“社会青年”，不敢指望重点大学，看中了西南师大的教育专业和美术专业。至于重点大学，姑且报个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因为我们自学小组每天到省图书馆去抢位子，很羡慕管理员。同学告诉我图书馆系四年半，不如报历史系五年制，可以多读些书。于是，1963年九月，我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很快就发现，不少同学基础好，很优秀。我给班主任秦文炯老师打了个招呼，我说我是不行的。他说：从头开始还来得及。

随着一堂堂课听下来，我发现我选对了专业。

先秦史，任课老师王文清。燧古茫茫人类之所从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深深吸引了我。秦汉史：张传玺先生；魏晋南北朝：李原、田余庆先生；隋唐史：吴宗国、汪篯先生；宋元：顾文璧先生；明清：许大龄先生；近代史：邵循正先生。记得到了二年级，有个同学问我打算研究哪一段？我想想，回答道：“通史”。他笑笑，摇摇头。那意思我明白：你还没入门！我想也是，我基础差，得慢慢找感觉。

因为高考加试了美术，一进校我就被美术社接纳，后来又加入了体操队，成天进行“三从一大”的训练。二年级时被体操队淘汰，我又钻进了游泳队。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有人认为“学生社团”是“阶级斗争的避风港”，让游泳队把我遣返回班上；二是我班一个跟我要好的同学在颐和园昆明湖游泳淹死，竟然不让开追悼会。我很悲伤也很生气，给有关负责人提了不少意见。

接下来三年级，是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也许是我说话随意，被人断章取义收集了不少有问题的“言论”。1966年6月文革爆发，我们回到学校。这时“四清工作组”原副组长告诉我，刚下乡时他们之所以那样捕风捉影地收集我的“言论”，是想把我赶回学校——因为我的档案上写着我“对党团组织不满”，他们认为我这样的人不适宜当“四清工作队员”。

回校不久，我在乡下的“言论”被人写成“大字报”贴到墙上，我的申辩又被人勒令撕掉，看来我只有等待“运动后期处理”了。不久革命群众分成两大派，两大派都不敢收容我——想积极也不行。

我和另一个其父亲有些问题的同学住到一间空出来的宿舍。不久又搬进来三个研究生。因为当时“革命派”认为研究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革命对象”，理由是他们住的是教工楼。于是他们不得不先“革”自己的“命”，住到了学生宿舍。

这三位研究生是：郭大顺（师从苏秉琦，新石器时代考古），郝本性（师从唐兰，商周青铜器），胡仁瑞（师从宿白，石窟寺造像）。旁边不远住着李裕民（师从邓广铭，主攻宋史），常来常往的还有胡戟（师从汪篯，隋唐史）、赵春晨（师从邵循正，近代史）等等。约一年时间与他们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他们展示在我面前的是另一种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他们让我开始懂得什么是“做学问”。这事对我来说，用得着一个成语：因祸得福。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是受到过正规训练的史学工作者。再看我的某些被运动煽起来的狂热的同学，大学五年，尤其是后三年，在专业上可以说一无所获。

1968年11月，我们被发配到各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我在陕西乾县羊毛湾水库工地和华阴县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半，1970年5月正式分配到陕北佳县成为中学教师。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觉得自己对城市比较了解，有必要深入农村社会。佳县十年，我先后在距县城80、50、70华里的穷乡僻壤教书，得以深入了解农村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的思想状况。应该说，这些知识对于我后来研究商周时期家族公社极为重要。本文集中《白家甲的家族公社》和《宗族社会初论》是其代表。

因古代文献功底薄弱，我不敢张扬自己“毕业”于大学历史系。因为怕给母校丢人，十年间翻破《辞源》，通读了箧中古籍，尽力而为吧。

在校时听过翦伯赞和汪篯先生涉及史学理论的两个讲座，他们希望我们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去寻找关于历史规律的“要言妙道”。我从海淀旧书店买到这些著作，文革武斗中没有丢失的恰恰是这一箱。抱着强烈的愿望，我在佳县阅读思考并且写出约5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常识讲义》（后来曾作为“佳县五七大学”的政治课教材）。

在“五七大学”，每天早上所有教师必须坐在一起“天天读”，读《毛泽东选集》或者《毛主席语录》。我不知别人怎么过来的，自己参考两种流行的中共党史教材，顺势写成了数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我的这些做法，回想起来就是研究生学长潜移默化的结果。

1980年9月考上研究生，来到南京大学历史系，随刘毓璜先生攻读先秦思想史。

从陕北去南京求学路过西安时，我曾到西北大学拜访思想史专家张岂之先生。张先生对我说：思想史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于当时社会性质、文化背景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先秦思想史的最大困难也在这里。张先生又向我推荐蔡尚思先生新著《中国文化史要论》，说思想史的研究还应该有贯通古今的视野。这是关键时刻我得到的重要点拨。

这样一来，要出学术成果得多积时日。我记起汪篯先生在我们刚进大学不久一次座谈会上说，真有价值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成果，应该在四十岁之后。急功近利的文章，没有必要写。

刘毓璜先生为我们开设《经子选读》课，主要是带领我们阅读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然而第二次课，先生就直奔先秦史研究最为敏感的话题：先秦社会性质亦即所谓“亚细亚形态”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实质上是中国学者对于所谓“五阶段”教条的抗争。刘先生介绍了学术界流行的观点和他自己五十年代的文章，接着就希望我们能够把马克思的原论找来读读。我感觉自己一下子被刘先生拎上了屋顶，“高屋建瓴”地看待先秦史研究。这个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认识。其后二十年，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直到2001年完成《宗族社会初论》，否定所谓“奴隶制社会形态”说，算是暂告一段落。

刘先生要求我们选修张之恒先生的先秦考古学、洪家义先生的古文字学。我又随张树栋先生研读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才知道该书几次再版，恩格斯做过多处修改，1891年版和1884年版就有很大的不同。这对于我来说无异乎“醍醐灌顶”。这三门课在我后来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都有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我十分庆幸来这里读研，因为这些先生的讲解几乎都是对于我在陕北山沟里积累的疑问的一一解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政治课我选修了孙伯鍨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课程更令我茅塞顿开：原来马恩思想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有不少问题在马恩去世之前仍然“在讨论中”。听了孙伯鍨先生的课，我才知道自己十分浅薄甚至于无知！

我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前面苏联人所作的序言中，发现他们对于恩格斯讲的“在上古时期，血缘关系具有决定意义”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那个时代也是“阶级斗争居于主导地位”。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潜在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的问题。我就此请教了孙伯鍨先生，他肯定地回答：恩格斯是正确的。由此我展开思路，理顺了自己在阅读上古文献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将学位论文题目定为《中国奴隶制时代的重民思想》。

据流行观点，奴隶制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时期），充满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斗争，甚至还有“奴隶起义”。我认为宗族之间的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成功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收罗民心，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重民思想”。

毕业论文答辩，令我终生难忘！

“答辩委员会”邀请了南京师大三位教授：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段老”段熙仲先生，时年八十有五。徐复先生，时年七十，我当时知道的就是他的《秦会要订补》，不知道他是黄侃先生的弟子，正在做章太炎《訄书》的《详注》。第三位我现在记不清他的名字，只记得答辩结束后陪他回家，在路上他对我的谆谆告诫和鼓励。另外两位是本校教师：中文系的周勋初先生和哲学系的胡福明先生。刘先生曾对我们介绍周先生研究《韩非子》的勤奋和严谨，对他十分赞赏。胡福明先生以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蔡尚思先生《中国文化史要论》列入中国历代重要思想家之列，这里不必赘言了；刘先生认为我的论文涉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人对恩格斯观点的否定，所以请胡福明先生参与评审。

答辩起初很顺利。胡福明先生对论文从理论上给以肯定，其他几位先生也多有肯定和表扬。没料到的是快结束时徐复先生一个小小的问题，我的回答却彻底砸锅！徐先生问：“你的文中多引《诗经》，你用的是什么版本？”也许，我无论回答什么版本都可以通过了，我却回答：“《白文十三经》。”徐先生问了一句什么，我听不懂，他皱起眉头，表情严肃。多年后我回想当时他可能问的是：“黄侃手批？”可是那时候的我，哪里能知道这些呢！我不过是想借机批评系资料室和校图书馆借书的困难，我说自己花六块钱在路边买了一本《白文十三经》。事后刘先生非常生气，甚至有些伤心，说本希望我的论文能评为“优”，说你为什么不简单说一下我们课堂上讲过《诗经》的毛《传》、郑《笺》、孔《疏》？朱熹《诗集傳》也可以的呀！

因为没有给我评优，段老在总结发言时多说了几句，我觉得主要是在鼓励我。原话我记不准确，大意如下：“‘文化革命’来了，我和你们刘先生私下议论过，我们过去用毕生精力继承下来的东西，都成了‘四旧’，都在‘横扫’之列，恐怕是该断绝了，再不会有人读了！可是现在，刘先生招收了研究生，方向是‘先秦思想史’，我又看到了希望！诸子学术、儒家经典，是中华文化最辉煌的所在，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根啊！今天参加你们的答辩，我高兴啊！希望你们能够把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继承起来，流传下去。”段老语重心长，我顿觉肩上担子好沉——也许需要付出未来的全部精力！

离开南京前，我带着硕士论文去看望我大学本科时先秦史的老师——江苏省社科院的研究员王文清先生。王先生看完我的论文，坦率地说，他认为这篇论文不是优或者良的问题，在他看来是不及格！我问为什么？他说学术水平的高低要看对于古代文献的研读。你的论文在史学理论上的探索值得肯定，但未深入前人尤其是清儒的成果，这样研究先秦思想史是不及格的。王师的严厉批评铭刻我心，多年后我关于《诗》古训和《尚书》概述的文章即滥觞于此。

1982年底，我来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2008年退休。

八十年代中期我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刘毓璜先生交给的《先秦思想史》第一章（远古时期的社会意识）和第五章（春秋时期社会思想发展的新动向）的撰写。刘先生为我开列了长长的书单，其实正是其后流行开来的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读物，比如弗雷泽《金枝》、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马林诺夫斯基《巫术、宗教、科学和神话》、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等等。完成了第一章四万多字的撰写之后我就着手后来命名为《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华夏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写作。第五章未能交稿（刘先生生病，该书搁浅），但我已做了资料的积累，后来用在陕西师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新编》夏商西周春秋史和函授教材《中国古代史》原始社会至春秋的编写中。这期间撰有关于“凤德”、“五行”、“仁学”、“价人维藩”、“改革家郭偃”等几篇文章。

与此同时，80年代中期，位于兰州的西北师大的赵吉惠先生调到陕西师大。赵先生提携我参与他主编《中国儒学词典》和《中国儒学史》的工作。我对“礼义之邦”和董仲舒历史命运的考察即因缘于此事。

在研究中国巫术的过程中，我对于作为巫术道具的玉器发生诸多疑问。1989年秋，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学者到西安访问，座谈会上我以“玉琮功能”问题向随行的邓淑蘋先生请教。1990年秋我到北京大学考古系做访问学者，又得到邓先生陆续寄来的许多资料，我即围绕“中国古玉文化”问题钻进北大和北京图书馆，“竭泽而渔”地搜集，复印了大量资料，至1991年8月以《玉琮功能刍议》一文结题。此后十余年间，不经意之中古玉文化的文章形成系列，且完成了《中国古玉文化》的撰写（中国书店2001年出版，与潘守永合著）。

也在1989年，系文物陈列室管理员远嫁广东，我主动请缨接手管理，一是对于文物的钟情，二是那里有一张平静的书桌。这是一个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没有工作量，责任却很重大的位置。我在这难得的位置上一坐十七年（直到新校区博物馆建成），几乎没有寒暑假、没有双休日、没有上下班时间。记得一年大雪，几天间雪地里只有我一人的脚印。有一年除夕，保安看电视去了，我被锁在楼里，幸好有电话，呼来家人去找人开了门。第二天早上，当环卫工清扫着满地的鞭炮碎屑时，我也照常“上班”去了。现在回想这些颇有些得意，其实当时就是珍惜那机遇、那环境。可以说，没有陕北窑洞的十年和文物陈列室的十七年，我将一事无成。

当然，闭门造车是不行的。九十年代我又得到两位老师和一个职位，使我不至于闭目塞听、事倍功半。

两位老师即胡戟老师、李裕民老师。本文集中唐代玉华宫遗址考察是在胡老师指挥下完成的；闫庄墓志考释揭示闫庄之死与太子李弘之死的关系，是胡老师点拨的结果；玉文化研究中“玉石之路”的探索也是经胡老师提示，注意到新疆学者的意见而开始的。李裕民老师的影响主要是论文的写作和著作的布局，还有他的那份对于学问的执着。两位老师的批评时常是十分严厉不留情面的，也许当时有点难堪，现在回忆起来只有温馨和谢意。

一个职位，是原资料室负责人随丈夫去了湖北，系领导希望我顶上；我爽快接受同意代管，直到1999年找到专职负责人。除了定杂志、购书的麻烦和偶尔难免的应酬，我看中的是自己有了一个阔气无比的“书房”。几年间我弥补了大学高年级应该熟悉的各种“类书”、大部头的“丛书”和工具书，假期里就干脆把近40册的《中文大辞典》搬到文物陈列室沙发上。得心应手、安心问学的感觉就是——自己是幸运的。

记起小学时接受的“五爱”教育，想一想：如果承认脑力劳动也是劳动，那“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我做到了。至于“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真的是谈何容易！现在看来，那是要付出全部精力甚至整个生命的！ 我还是那句老话：难能差强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臧振 2015年植树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