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毅：宇宙中的医院｜二湘空间

这些景致已经看过无数次，但从救护车窗外闪过时，还是有些陌生，像是我在一本画册里看到大卫·霍克尼笔下的桂林山水。自北京回到老家后，从晚上到早上，我爸吐了三次血，救护车把他从县医院转到了市医院。我侧着身子，坐在行驶的救护车门边，想睡又睡不着。

我爸住进了市里这所医院的呼吸科病房。病房是三人间，已经有两位病人入住，我爸的床位在最里边。中间床位的那位病人的家属看上去有点不乐意，她毫不掩饰地抱怨，为什么不安排年轻一点的人住在病房里。她开始跟我爸我妈说话，说ICU好啊，让我爸去那里才合适。且让我称呼她为碎嘴阿婶。碎嘴阿婶对之前已经住进来的那位年轻一些的病人也不满意，她说他脸那么黑，看来病得不轻，病得轻的人住旁边才好。

晚上，病人需要陪护。三人病房里最适合家属铺床睡觉的一块地方，碎嘴阿婶已经占据。她跟我说，你住医院走廊蛮好。走廊里住着许多病人，护士站前的一小段通道还空着。我花8块钱，租了张行军床，再交100块钱押金，租了张被子，背包做枕头，这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

因为病情，医生不允许我爸下床，大小便需要在床上解决。我妈看了看便盆，说：“有点拉黑粑。”这句话背后的故事，只有我们一家三口才能听得懂。

我10岁那年，因为不明原因的肚子疼，爸妈背着我从县城来到市里，住在这所医院的儿科病房。邻床的病人是位姐姐，比大我一岁。她因为胃出血，拉出的大便是黑色的。她的妈妈跟我们来自同一个县，多年前留在了市里工作，也学会了像市里人说话。她说她女儿“拉黑粑”，这是市里的说法。在我们县里面，说的是“屙黑屎”。读小学的时候，班主任冯老师在考试前会对我们说，同学们，现在到了“吃猪红屙黑屎”的时候了。这句话近似于“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猪红就是猪血，吃猪红必然会屙黑屎，这是真理。

2023年，我小学毕业整30年。许多小学同学在老家聚会。大家想见班主任冯老师，但冯老师说那天她不在家，要去外地，就不来参加聚会了。我们还是去敲了冯老师家的门，她开了门，见到我们，有些尴尬。她其实不想让我们看到她的困境。她希望我们记忆中的她是讲话“雄敢”（雄赳赳）的冯老师。冯老师的老伴是医生，因为中风，已经在轮椅上坐了十几年，如今病情越发严重，双眼已经失明。老伴几乎没法离开她片刻。冯老师出门，下楼，和我们拍了合影，说了一会儿话，便匆匆告辞。我送她上楼，她不让我送，我走到楼梯口，她挥手让我回去，她扭头的时候，我看到了她的眼泪。教师节的时候，我用一张1990年的明信片给冯老师写了几句话。冯老师保留着三十多年里我给她寄的许多明信片。我说，冯老师，三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我们来到了您当年教我们时的年纪。

1990年的春天，住院的我能从病床下来走动的时候，爸妈会带我出去吃东西。医院附近有一家酸菜店，爸妈和我在那里吃过酸菜。我最喜欢刀豆酸，韧而有嚼头。这家酸菜店的名字叫“抖着肺”，店名如此让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很多年之后，当我偶尔吃吃酸菜，都能想起“抖着肺”这几个字在春寒料峭的夜里闪闪发光。酸菜店早没了，我至今没弄明白店名里的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那时候，这一带很多店铺都是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建筑，枣红色的木板门窗，人在楼上走动，会有木头质地的声响。

医院的教学区，倒还有几处这样的建筑。我想起在这里见过的医生。三十多年前，一位医生来病房会诊的时候，见我正在看《西游记》和《红楼梦》，跟我聊了聊。他说，你以后会有出息的。我那么专心地看书，是因为那时候的病房里没有电视。我小时候害羞，不太跟人说话，但这位医生的话让我暖心。

我从许多医生那里获得的不只是医学知识。10年前，北京一位令人敬仰的医生跟我说起真理的问题。他曾就读的燕京大学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他说，“医生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病人给的。因此，应该把从病人身上学到的本领，更好地用于为病人服务。”20年前，他就是这样做的。他在2023年去世，许多人记得他，更多的人忘记了，或者，从未得知。最近去世的一位医生和三年多前去世的一位医生，同样如此。

2023年的最后一天，三人病房里，床位靠走廊的病人出院了。很快，到了下午，一位病人从ICU转到这张床上，呼吸机等设备也一起跟着进来。他持续地发出痛苦的声音。邻床的碎嘴阿婶不乐意了，一脸不高兴，跟医生和护士说，为什么总把这些人送来啊。

这位转进来的阿伯七十多岁，他的老伴在照顾着他。老伴跟他年纪相仿，头发几乎全白了，身上有种天然的亲切感。这位阿姨的脾气非常好，她不断地跟病房里的人说“对不起，吵着大家了”。她低头温和地跟老伴说着话，试图安抚他。老伴身上忽冷忽热，她就抱着他，或给他散热。这在医院里并不容易见到，长期照顾病人的家属往往会失去耐心。等老伴稍微平复一下，她会和病房里的人说说话。她说，老伴已经好多次因为这样的情况住院了，ICU进进出出，她都习惯了。

晚上，我来医院换我妈回去休息，我值夜班。我妈已经帮我把行军床铺好。医院的走廊里有一个电子时钟，我躺在行军床上的时候，抬头正好可以看到泛着淡红色亮光的数字。我想起韩松的科幻小说《医院》的开头，僧侣们乘坐“孔雀明王”号在茫茫宇宙中寻找佛陀，却在火星上发现了医院的遗址。“是跟地球上一模一样的医院，不是修行的寺庙，也不是弘法的精舍。”

僧侣们的疑问是，“重临物质世界的佛陀如今是以医院的形态为化身的？这是最新的方便法门？”宇宙遍布着佛陀吗？地球是一钵水吗？“佛观一钵水，四万八千虫。”

1994年，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叫《三十年后的聚会》，让我们畅想一下2024年。前段时间，我在老家找到了这本初中作文本。我当年在作文的开头写到，2024年，我从首都北京乘坐超光速飞行器直抵老家县城参加同学聚会。我如今确实在北京工作生活，只是超光速飞行器还是有点超前。在那时的少年眼中，21世纪是科幻的世纪，一切都是自由的。就像朴树在新世纪到来前唱的那样：“新世纪来得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

我在作文里设想了一位同学将来成为了医生。现实当中，这位同学真的成为了医生。2003年，我外婆生病，住在桂林这所医院里，同学正好就是我外婆所在病房的实习医生。前段时间，我去深圳出差，身体不适，晚上去看急诊打点滴的医院也曾经是他工作过的地方。同学现在深圳另一所医院工作，当时因为他要加班，我们没能一聚。新世纪过去二十多年了，朴树在原来的音乐里重填了歌词，他唱道：“有时你怕啊，不知道未来在哪。”

已经是晚上11点，再过一个小时，就是2024年了。我想着自己30年前写的作文，感觉将要到来的“未来”仿佛是“过去”。

我头顶上的电子时钟响了——有谁按下病人床头的按钮呼叫护士的时候，电子时钟会暂时停止显示时间，代之以病床号并发声播报。护士听到播报声，会去给病人服务，并按下按钮，播报声结束，电子时钟继续显示时间。

病房里下午进来的那位阿伯的叫喊声越来越急促，他那忙了一整天的老伴叫来了值班医生和护士。她在找手机，一时找不到，着急。我说我给你打电话，看看在哪里？她说，谢谢。电话铃声从一个插座处发出，她的手机正在充电。她轻声地说，老了，忘事。她走出病房，轻声地给儿子打电话，让他赶紧过来。

医生和护士进进出出，我在病房走道里会影响他们工作，就来到住院部楼下，走了走。院子里下过雨，潮湿的地面散落着枯黄和墨绿的树叶，细风偶来，叶子跟着回旋漂移，不时有病人躺在担架或坐在轮椅上穿过午夜的医院，物与人都在可见与不可见处运转不歇。2024年，到来了。

我再回到病房的时候，那位阿伯已经不行了。他的儿子赶到病房，抱着他的妈妈，轻声地哭泣。他的儿子看到病房另一端站着的我，向我示意，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们了。我向他示意，没关系。

碎嘴阿婶在病房门口焦躁不安，见人就说，早就讲莫把这样的人拉到病房啊，你看看，你看看。那位阿伯的遗体被拉走了。病床又空了，一台消毒机器开始运转。碎嘴阿婶没有继续在病房里睡，她把病房的一盏灯开亮，口中念念有词，然后睡到了走廊里一张空着的病床上。值班医生说，这是病人的床，不能在这睡啊。碎嘴阿婶不管，坚持不进病房，即使她那张行军床原本占据着病房里最好的位置。

2024年元旦的上午，我爸的身体状况稍微稳定了一些，我和我妈能有时间一起出去吃顿新年午餐。我跟我妈说起昨晚所见。我们都被那位温柔的阿姨和她的儿子表现出的教养所打动。这是令人尊敬的一家人。

在餐桌前，我妈跟我说起外公。外公在1973年去世，去世前一年，他很长时间都住在医院病房里。外公是县里一名公职人员，做过很多工作。因为家境困难，外公初中毕业就未再升学，但在很多人眼里，他所展示的学识和见识远超他的学历。认识外公的人，往往被他的善良、正直和热心所打动。

从1968年开始，外公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看守所5年。在看守所里，有一次，他被看管人员踢了十几脚，当场吐血，体内逐渐积水，他被“保外就医”送到医院。我妈当时十几岁，因为外公被关在看守所，她在市里做工，没能获得转正。她回到县里，在医院照顾病床上的外公。外公在最后的时光里，尽力教我妈一些知识，觉得以后会用得着的。病房里，住着其他患重疾的病人。我妈告诉我，有一位病人快不行了，不停呕吐，外公让病人的子女不要碰，可能会感染，他来帮病人弄这些呕吐物。当年的医院，热水是定时供应，到了一定时间，会有工人挑着热水经过病房，有需要的人就去挑水工人那里打热水。一位病人的家属在热水供应时间没有来医院，外公就让我妈去打热水帮这位病人洗脚。我妈有些不乐意，他就皱起眉头。我妈硬着头皮去帮这位病人洗了肿胀的双脚。外公那时候身体已经很弱，实习护士给他注射时找不到血管，扎了很多针都扎不进去。外公没有要求换别的护士，他说，让她扎，不然她学不会。

夏医生曾经跟我的外公一起被关在看守所。1960年代，夏医生在一所医院工作，因为医院一位女员工的诬告，他被错判了8年刑。直到真正的罪犯被抓住，他才被释放。

202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我妈在县城的河边散步，遇到年迈的夏医生。他正叼着用散装烟丝和烟纸自制的烟卷（本地叫“喇叭筒”）在桥上慢慢走着，烟火星子在街灯初亮的暮色里闪烁。夏医生讲起他和我的外公在看守所里的经历。他说，他很敬佩我外公。很多人在暴力之下，说是什么“错”和“罪”，都认了。外公始终不认那些安在自己头上的“错”和“罪”，被打得多重都不认。“他讲，死了卵屌。”这跟“死了算逑”是一个意思。“他真的是硬骨头。”外公去世整整50年了。

元旦的医院，仍然是人来人往，那张正在消毒的病床空了不到半天，又有病人住了进来。这位新来的病人说话嗓门很大，精力充沛到可以不分白天黑夜地一直打电话，看视频。碎嘴阿婶惶惶不安的心又迎来了新的烦恼，“太吵了”，这仍然不符合她的要求。

元旦的第二天早上6点，我进到病房上厕所，看到那位似乎不需要睡觉的病人居然在床前唱起了彩调（一种广西地方传统戏剧）。我正想开口说他，窗外的学校传进来了起床的音乐声，唉，就当他是提前拉响了广播吧。

那几天晚上，我爸不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就躺在行军床上，戴上耳机用手机跳着看一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繁花》。看到第16集的时候，穿着工作服的汪小姐坐在屋顶上吃棒冰，背景音乐响起，是《随缘》。“回头看这一生，人如飞虫堕网内，恨的苦的需承受……”

我在1990年代的香港电视剧里就听过这首歌。歌声又让我回到了过去，还有那些更远的我未曾经历过的时间。时间似水，流过医院旁的桂湖，再往前是榕湖，鱼鹰和竹排停在水中，岸边灯光点点，落羽杉在南方的冬天里逐渐呈现出美拉德色系……过去的事情似乎过去了，也似乎还未开始。

深夜的医院病房，已经有此起彼伏的鼾声，护士们在摆放着绿植的前台值班，留意着时间变成发声的号码。《繁花》里，要强的汪小姐靠在泥红色的屋顶上，高举手臂，喊了一句：“小汪，加油。”我是不太爱说“加油”的人，但在那一刻，伴着窗外细微的雨声，身处静谧而又略带杂音的医院过道，半睡半醒中，好似置身没有遮蔽的屋顶，头上是无限延伸的宇宙，电子时钟的淡红色亮光如同穿行了几十亿光年而来的星辉，匀速地闪动，在21世纪第24个年头开始的时候，我听到了无声的“加油”。

二湘：几经波折，我的小说集《心的形状》终于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