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文科资深教授共话科学与人文！浙大首场求是问学上线！

有人说，科学与人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有人说，科学与人文是从不同方向攀登同一座山，在山麓下分别，必将在山顶重逢。

那么，科学与人文，究竟面向何方？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泽与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学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桑兵做客“求是问学”，共话科学与人文，一边建构、一边分析，为大家打开辽阔的思想场域。

求是二字，源起求是书院，竺老校长在抗战岁月将其定为校训，激励着一代代浙大人。

张泽院士认为，求是不仅是浙大人的精神坐标，还是科学与人文的连接点。“求是精神充分体现了科学精神，而追求求是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人文的情怀。”

谈及科学与人文，桑兵教授的起点也是竺可桢老校长。不同之处，是他还提到了一位文化名家——陈寅恪。

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科学技术比较薄弱，只有地质学、生物学的研究能够在世界有一席之地。而研究地质的人往往喜欢历史，竺可桢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如何认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陈寅恪先生曾说，史学要做到像地质学、生物学那样的准确程度。

“这也就是说，科学与人文的巧遇是——用科学的态度研究人文，用人文的精神看待科学。”桑兵说，“对于‘科学’，也要以科学的态度严加审视。”

张泽也认为，科学是要靠实验来验证，需要用真实去度量，而两者的交融在于“这个过程不仅仅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

欧洲作为现代科学的发端之地，科学的发展历经了“九死一生”。

竺可桢老校长说，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那么什么是“利害”？

张泽在引用文艺复兴前科学家在欧洲的种种遭遇时表示，最大的“利害”不是“利益”，而是“生死”。当时的欧洲有一批科学家因为不被社会所认同而被处死。“科学一直在与愚昧斗争，在这一过程中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科学精神的重要表现就是独立之思考，是科学与人文的交互作用。

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科学”有着千差万别。近代科学的概念从欧洲传播到日本，再传入中国。科学的意涵复杂，当时的主要意思之一，就是“分科之学”。

在这样的语境中，学科与科学是同义反复。近代中国人曾经普遍认为，只有分科之学才是科学。直到留学之后，才有少数有识之士了解到分科在欧洲也是相当晚近的事。“最重要的是必须重新检讨近代从欧洲到中国的科学观。”桑兵说。

那么中国的学问在历史上有分科的传统么？桑兵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所谓孔门四科，不过是指个人的特长，而经史子集则是图书的分类。中国的思想学问重综合不重分析。如同欧洲的分科之学其实主要是近代倒着构建起来一样，中国现行的学科体系也是比附西学构建起来的。与此相关，近代中国人以为的科学方法，其实是逻辑方法。

苏轼曾写下——

“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在速度、温度、亮度中，蕴含物理之深思。

“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在角度与距离、自然与内心中，观察得十分微妙。

但遗憾的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追求基本跟科学无关。张泽回忆起当年周光召先生作的一个报告时提到，传统知识分子的抱负在于入朝为官，学而优则仕。“他们学习的内容没有超过四书五经范围，社会层面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他说，不仅科学的知识不能普及，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

“科学”观念的差异使得人们往往各说各话。在当时，中国的科学大多指实学。桑兵认为，“中国人不讲究虚理，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太讲实用，反而容易过时，很难产生根本性的创新发现。

用人文的眼光审视科学，他说：“对待科学，很重要的就是要有超越的意识。”

科学的突破最难的是“实事求是”，张泽说：“思想文化的进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才带来了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

桑兵说，分科本来是为了产生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结果却将分科简单地认作“科学”，“因此把学科越做越小。”科学研究，应该直面问题，而不是强化学科分际。研究历史上的中国，更应该回到不分科的状态。

今天从历史的度量中，从国内外的经验里，要怎样认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呢？

“更全面”是两位学者的共同观点，他们认为要用更全面的视野来看待。“学科交叉是为了避免盲人摸象。”张泽强调，需要认识到知识和技能的广泛性。“学科的交叉融合，与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一致的。”桑兵指出，人文精神是相对看所有事物，包括科学。

张泽还以自己的学生探索基础科学前沿为例，指出科学产生相应的文化，文化也促进了相应的科学，这是整个社会文明的标志。

“科学，需要严谨和客观，要有好奇心、探索精神、求是态度、创新举措。我认为这些是科学的素养，其实更是一种传承的文化。”张泽说。

文字记者：柯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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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编辑：浙江大学融媒体中心学生记者团 傅航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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