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从高考中走过:一个经济学博导的成长故事
<1977年恢复高考>
| 韦 苇
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陕西中西部经济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
陕西省经济学会副会长
韦苇,陕西户县人。1948年7月生。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现任陕西中西部经济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陕西省经济学会副会长。 1982年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7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西大经济管理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西北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代先后被授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陕西省三八红旗手、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荣誉称号;曾任中国民主同盟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民盟陕西省委第七、八、九、十届副主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第九、十、十一届委员;陕西省政府参事两届11年(2001~2011),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全国学会)副会长(2000~2016)。
今天是2017年12月10日。40年前的今天,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977年高考(陕西考区)考试的第二天。现在刚好是下午4时15分,是那场考试刚刚结束的时候;是我长长地舒了口气,从周至县尚村中学(现在的周至六中)某考场出来,推着破自行车,走出校门,准备跨车上路,回我西坡老家的时候。
多少天来,社会上、电视上、网上纷纷地在谈论那场高考,追忆77高考的往事。央视四套还专门开辟节目,以“国家记忆”之名,六集专题纪录片,以扮演过邓小平的著名演员马少华做主持来宣讲这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当年积压了12年十三届(含78届部分应届高中生)570万的考生,以27万人的录取(4.7%)创下了高考录取史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严酷纪录。但它是破冰之考,迎来的是教育的春天,接下来半年之后的78年高考、79年高考,接续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断层,四年之后“新三届”走出校门,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人才青黄不接的瓶颈。之后的一届又一届不断改革完善的高考,40年来数以亿计的一代代中学生走进了大学的殿堂,成长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栋梁。——它对改变国家和当时参加高考的千百万老少青年的命运的伟大意义,再多评说也不为过。我作为77年高考的参加者和侥幸、荣幸被录取者,我想说说我的1977,我的高考故事,我的上大学之路!它有多么崎岖!令人心酸,也令人心醉!大有往事不堪回首之痛,这也是我迟迟没有动笔写这篇纪念文章的原因。
现在,电视上很确凿地说,经过长达44天教育部关于高考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在记者穆阳的内参推动和邓小平的震怒批示(9.20)下,会议终于于9月25日结束,作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消息通过参会人的电话、电报不胫而走,纷纷在各地传开,而人民日报正式见报已经是10月21日了(头版头条:《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同版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当年我在家乡(婆家)的周至县尚村公社西坡七年制学校任民办教师,已经有八年教龄,是一个孩子的妈妈。知道这个消息应是国庆节过后(早于人民日报发社论的时间),我当时正怀着第二胎身孕,已经有四个月了。我心里很矛盾,我当了八年民办教师,教学成绩和学生满意度在本校乃至全公社都名列前茅,本来在教龄满五年后就有转正的机会,但连续三年的申报都因娘婆两家家庭出身不好而过不了政审关。夫君在宝成铁路的大山深处工作,我只要能转正,就可以设法调到铁路沿线的某个铁路附小,解决长达八年的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但三年来一次次的被政审刷掉,我们已经绝望了啊!而恢复高考,且文件精神是放宽政审条件,重在考生自己表现和择优录取,并且为了照顾老三届,把报考年龄放宽到30周岁!这正是一个十年难逢的自己救赎自己的机会啊!但是,怀上的孩子怎么办?他是一条生命啊!他有来到这个世上的权利啊!当时还没有独生子女的政策要求,更何况我夫君是独子,婆婆守寡大半生,正盼着再添个小孙子呢!校内其他几个符合报考条件的同事闻风而动,赶紧四处奔走,寻找复习资料。而我还在犹豫着,赶紧给节后刚刚返回凤州工务段的夫君写了封信,询问他的意见,收到他的回信已经是10月下旬了,他回信安慰我说,尽管觉得高考是一次鱼跃龙门(农门)的机会,失去了太可惜,但想到未出生的生命,做父母的怎好为了自己的前途忍心去掉孩子呢!他说:“母亲舍不得,你也舍不得,我不能太自私了逼你去掉孩子去参加高考。”夫君的回信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好了!我不再想这件本来是期盼多年,朝思暮想的事了。
但是,命运自有天定,冥冥中,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我的妊娠反应很严重,第一个孩子就如此,第二个孩子也如此,恶心、呕吐不能吃东西几乎伴随整个怀孕过程。本来那时的农村生活就清苦,常年难见鱼肉。而我当时连一点植物油都闻着反胃,只能靠着苞谷糁,糁子面,搅团度日(呵呵,现在看倒是满健康的粗粮食品)。这样营养是绝对的不足,有几次上课时差点昏倒在讲台上(典型的低血糖)。那时有半个月秋假,教师和学生都放假参加生产队收秋。我已经拿定主意不参加高考了,就参加生产队劳动,还和婆母一起收获自留地里的苞谷。大约在10月25日以后某天下午吧,秋假还在尾声,我因为身体不好,已经几天没去生产队大田劳动,但还是和婆母一块儿拉着一架子车晒干了的猪草到几里之外的邻村给猪打糠(两岁半的小儿子我记不得是不是和邻居的伙伴玩去了,反正没带着他)。那时,村间的小路是土路,刚过的秋雨使路面泥泞不堪且又被收秋来来往往的架子车碾轧得坑坑洼洼。我在前面拉车,一百多斤干草分量不重,但体积大,主要是路太难走,草堆在车上摇摇晃晃,更增添了我掌握车子前行和左右平衡的难度。婆母是半大小脚,能跟着架子车在后面推一把就很勉强了。这样一路上的颠沛我的肚子开始隐隐作痛了。打完草回家的路上,变成糠的猪草装在袋子里体积小了许多,我让婆母坐在车上慢慢地拉着,尽管肚子疼痛还在加剧,但我不能叫婆母耽心,她那双小脚走着来回十多里泥泞小路就太遭罪了。好不容易捱到家里,我已经虚汗淋漓。婆母也感受到我的不适,赶紧叫我卧炕休息。她在操持着一家三口的晚饭:关中人晚饭是一成不变的包谷糁,溜发糕,加一碟调点盐和辣椒面的浆水菜。劳累了一天的婆母搂着小孙儿已沉沉入睡,我却一个晚上在炕上转辗反侧,肚子的疼痛使我难以入睡。终于,在第二天清晨,腹中的胎儿小产了!看着那还没有完全长成人形的胎儿,我和婆母双双潸然泪下!!
为夭折的生命哭了一场后,我的心定了下来,啊!莫非这就是天意,天意要我抓住这唯一能改变我命运的机会!天意也感动了腹中的孩子,我仿佛听到他在冥冥中说:“妈妈,我来的不是时候,我走了,您安心参加高考吧。来世我再当您的孩子•••”我呜噎着,喃喃着:“谢谢您!好孩子,您成全了妈妈!我们来生再结母子•••”下来的事,就简单明了了!老人们说小月子比大月子还难坐,要好好调理,忌生冷,怕吹风,安卧休息多补养,免得得了月子病。但我顾不得这一切了,已经比别人动手复习迟了十多天了。我用一条方格头巾包住了头(免得受风),婆母在十多天里为我炖了一只老母鸡(加黄豆,加党参,这是老家伺候坐月子妇女的顶级待遇),还在大队的合作医疗站买了两盒人参养荣丸(一盒一块八毛钱)。呵呵!所以后来别人问我,是怎么复习备考的。我开玩笑说,是一只老母鸡加两盒人参养荣丸考上大学的。
我在家“坐月子”只待了两天,赶紧回学校上班(学校就在村内另一条街),一是秋假已经收假,要给学生上课,二是所有的复习资料我一概全无!我当年上高中的课本,在文革1967年夏因为母亲患病我匆匆离校没有带回,等第二年返校后在宿舍里除了一床被褥卷曲在墙角外,其他书籍、笔记本、生活用具全丢光了!中学时代,除了我脑子里还残留了点知识信息,其他文字资料全消失了!!我只有写信求助外援!一是向我在西安五十六中教书的大哥求助,二是向我中学时代的老师高景文求助,他当时在户县六中任教,多少年来一直关心着我,师生保持着通信联系。他们分别给我搞到两套政治和语文复习资料,高静文老师还托在周至尚村中学教书的他的堂弟高富泉老师在尚村中学也搞了一套政治复习资料和史地复习资料。这些资料对我如雪中送炭!我在这八年时间,教过初中数学,语文,化学,在选择文理科时,甚至动过考理科的念头,因为理科录取量大(前面说过的77级录取率是29:1,即4.7%,其实,文科录取率只有1%)。但是,等我下了决心,已经到了11月初,离考试不到40天了,数理化三门硬骨头,我怎么也啃不动啊!还是文科本来就是我的强项和二十多年的爱好,文学梦还没做完呢!所以就定了文科。四门课平均每门课不到十天。我首先从政治题开始,先把三套复习大纲浏览一遍,挑出三套都有的题先做(那肯定是重点)那时的政治题包括简单的哲学知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定义概念;社会发展简史,即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等,重头是当时的时事,国内外形势,大事,批判四人帮、反帝反修、三个世界的划分等等。我一共做了一百三十道政治题,基本上就把各方面内容都能应付了。接下来就是语文的猜作文题,写作文。也是按当时的形势判断,论说文,记叙文,写人写事,写劳动场面,批判四人帮和怀念周总理,悼念毛主席,一共写了长短不一13篇作文。因为我教了八年初中语文,语文的其他方面再没什么准备。历史地理在高考时是一门课。复习也就是找到初中教材,按照历史大事年表先把三千年朝代顺序搞清楚,记住,再把历代农民起义的时间地点,领袖人物,起义原因,伟大意义写出要点,背下来。还有近代史的大事记,不平等条约,各大战争战役,领袖人物的丰功伟绩等等。地理是按地图背七大洲,四大洋;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首都,主要的大山大河,中国的地形、气候、物产、主要铁路交通、省会城市等等。最难的是数学。我是高67级,高中只上了两年就开始文革,数理化各缺了一大块:解析几何,电学,有机化学。不考理科了,理化的缺口可以不管,数学的缺口非硬肯不可。况且我教初中数学也只教了两年,学校来了新同事,我就只教语文和化学。到了临考前夕,连那点初中数学都忘记的差不多了。我在同事,学生(那时的学制,是小学5年,初中和高中各两年,我最早的几届学生当时已高中毕业,许多人和我一块参加高考,同级考上的也有三四个呢。)们的帮助下,弄齐了一套从初一到高二的数学课本。数学的复习本来要建立在大量的做题练习上,这是现在学生们的基本功。可我哪有做题的时间啊。我得在短短的几天内,先把代数,几何、三角函数等等的最基本的概念、定理、定律、公式及推演的逻辑关系搞清楚,背下来,每个章节挑选做一两道题都做不过来,到了解析几何部分,连原理都没弄清楚就没时间了,真是临阵磨枪,枪尖还没磨光呢。——不到四十天做了这么多的事儿,还不能耽搁给学生每天上课二至三节,还有备课写教案改作业。主要靠晚上的夜以继日,每天睡觉不足四小时。那时,小儿才两岁半,白天黑夜全交给他奶奶照管,我就是以学校分给的九平米办公室为家,昼夜伏案啊!现在回想,也不知怎么挺过来的。
高考的日子终于到了,1977年12月9日!这天的天气我的记忆和别的经历者不大一致,考试的科目顺序也不大一致。我记得是个大雪天(我的同学在户县二中参加考试,他记得是个阴天,两地仅距10公里,应是同一片天。还有的考生考区在宝鸡,他回忆说是艳阳高照的大晴天)。周至尚村公社和九峰公社的考生上千人吧,都到尚村中学赶考。当时的农村中学都是平房教室,九间一排,分隔为三个教室,尚村中学当时是公社的高中部(初中都在如西坡学校这样的七年制学校里),有这样的平房教室十多个,考生排的满满的。考试时间是上午九点开始,那时的考生几乎没有人能戴起手表,所以都估摸着时间到的早早的。我所在的学校也只是校长的办公室有座闹钟,为全校掌握着打上下课铃的时间。我倒是因为夫君已经工作多年,给家里买了个十多元的小闹钟以利我按时到校上课。我头上裹着大头巾,穿着鼓鼓囊囊的大襟棉袄大腰棉裤,骑着已为我服务多年的红旗牌二六(指车轮辐条的半径为26厘米)自行车,赶了几里路,早早赶到考场,站在教室外面,解下头巾拍打着满身的雪花。我的这一身完全是农村妇女的臃肿打扮,引来了正要走进教室的一个小伙子的注意,他斜瞥了我一眼,一脸的不屑,撂下了一句:“老太婆也来考大学?”便转身进了教室。我还来不及回他一句揶揄之词:“怎么,老太婆就不能考大学啦?”,见他已经进去了,便把这话咽了下去。我倒不生气,见那小伙子高挑个头,单单瘦瘦,穿着半新不旧的棉军大衣,敞开着怀,放荡不羁的样子,肯定是个下乡知青,也是天涯沦落人啊。便心存一丝怜悯,在心里说:“小伙子,别以衣帽取人,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啊。”果不其然,77年的高考,在尚村中学这个考区的尚村九峰两个公社数百名文科考生,就考上了我一个人!那位讥笑我的小伙子,不知后来怎样返城的?78级?79级?还是招工,当兵走的?我至今还牵挂着他。——那时,考生大都是啃不动理科数理化三块硬骨头,很多人抱侥幸心理报考文科的,岂不知文科更是需要日积月累的知识储备啊!这也是导致那年文科的录取率只有1%的原因之一啊!
现在网上出现的回忆文章,有的还列出当时陕西高考的科目时间表(理科),说的是:12月9日上午是数学,下午是政治,12月10日上午是语文,下午是理化(那么文科10日下午就是史地了)。而在我的记忆里,第一门考的是语文,因为我语文自我感觉考得很好,才有了后面几门课信心满满的精神状态了,否则第一门数学考的最差,那就可能影响后面几科的发挥程度了。我的记忆得到同学曾宣传的印证,他也是记得是先考语文的,而且,之后四十年高考,第一门考语文成为惯例。
课堂气氛庄严肃穆。甚至有点紧张。监考老师应当是尚村中学教师,每个教室两个人。他们在开考前几分钟宣讲了考试纪律和注意事项,便发试卷,威严地宣布要等铃声一响,才能打开密封的试卷!场外大雪纷飞,凛冽的寒风透过教室窗户纸的破洞,丝丝地吹了进来。但考生们对考试的兴奋期待似乎盖过了寒冷,整个答题过程我只是觉得手指时不时地发僵,得停下笔搓搓。语文考题一打开,我迅速地浏览一遍,便是一阵窃喜!!两道作文题任选一,其中一道是《难忘的一天》,在我写过的备考作文中,就有好几篇可以拿来派上用场!第二道是语法题,有几个简单的主谓语识别和一个复句分析(比我考初二学生的考题还简单),第三道题是古汉语译现代汉语,是初中语文《愚公移山》的第一段,这我给学生讲解过多少次了!我先从易到难,用了大约20多分钟做完了语法题和古汉语翻译题。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写作文上。在备用的作文素材里,可用的有《难忘的一件事》,《难忘的一天》,《难忘的时刻》,有欢乐的,喜庆的节日场面,劳动场面,也有悲伤场面,如毛、周去世的悼念活动等,我得选择。我想,写毛、周去世的人肯定多,写劳动场面难以突出“难忘”两个字。我最后选择了写购买毛选五卷这件事。这是一件半真半假的事。1977年春季,大概是4、5月份吧,毛选五卷出版发行,在当时是全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也是如后来的历届领导人全集、选集出版发行一样地给各单位派购,但要作出排队抢购的热烈气氛。我们学校当然要派人买回几套,然后在每天的学生早读时间,全体教师坐在小会议室里集体学习半小时,这是当时政治天天读的基本内容。这买书的任务本来摊不到我这个女教师头上,负责总务的同事上街买教学用品顺道也就买了。但我要用它做我的文章——这是允许的,作文本来就是小的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也可以高于生活嘛。我当初的备考写作,是当做《难忘的一件事》来写,现在移作《难忘的一天》,就必须拉长,前后铺垫。首先我写如何在学校领取了光荣任务,带着代表学校团购的介绍信和购书款,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沿着西宝公路,迎着旭日东升的彩霞,向尚村公社的新华书店奔去。接着是心情和场面的描述:本以为八点还不到,一定能抢个开店第一名,没想到,门前排队的已经好几十个人了,可见各单位和人民群众请购红宝书(那时这个词还没退出历史舞台)的积极性有多高!接着写排队的急切期待和两个小时后买到五本(还要夸张说供不应求须限购)的喜悦;写挎包里背着红宝书返程路上的轻狂:车轮飞转,公路两旁的一排排加杨(加拿大白杨,长得又高又直的一种速生树种),像两排仪仗队在向我招手致意,似乎在祝贺我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归来!春风得意车轮疾!等我回到学校,已经是中午下了第四节课的时候.接着写同事们如何蜂拥而至,欢迎我归来,几个人迫不及待地抢过我的小挎包,争相翻阅毛选五卷。本来,原来的文章就到此结束了,但是题目是《难忘的一天》,就硬抻着再写下去,说这天恰逢是周三,周三下午是例定的政治学习时间。于是又写了一大段下午大家如何学习和讨论,争着发表心得体会的热烈情况。呵呵,用了大约不到一个半小时,洋洋洒洒的千字作文,文情并茂,有声有色地完成了。我心中暗自得意,交卷后回想,可能把“加拿大杨”的“加”字,写成了“夹”字。至少我的语文稳拿80分不成问题吧!
中午本可以骑车回家吃午饭,赶下午两点考试再回考场,那就显得时间紧了点。好在有个关系户,我夫君的高中同学,也是我的老朋友纪德新在尚中教书。1973周至县搞现代戏曲汇演,各公社都得有自己创作的反映现代题材的戏曲参赛,我们那年一起在公社组织的文艺宣传祖共过事,编过剧(我编的是反映知青下乡的《广阔天地》,可演一个半小时,他编的是反映所谓阶级斗争的《一棵白木耳》可演一个小时,刚好两个剧组成一台戏曲晚会。我们公社中小学教师队伍藏龙卧虎,自编自导自演的两个剧在全县汇演中获得了高度好评,特别是我编剧的《广阔天地》。得了什么奖项我忘了,总之使我在公社和县上名声大振。呵呵!没什么用处,连转正也转正不了。什么表现和荣誉都抵不了家庭出身!纪德新倒因此调到了县戏剧学校任校长,他会导演,也会舞台美术,也因此转正了,后又调到尚中。)所以,考完第一场后我就找纪老师蹭饭吃。纪很热情,他也是文革前多次参加考试的落榜生(也因出身问题),对我十分同情。给我在教师灶买来了热饭热菜:馒头稀饭和一大碗肉末粉条白菜烩菜,他也是同样的一份饭菜。我们边吃边谈对这场迟到了十年的高考的感慨!
下午的考试我记得是政治,难度不大,题记不全了,第一道哲学题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还有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及主要矛盾;还有一道是毛主席的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及伟大意义等。我估计这最后一道题把许多考生都挡在门外了。而我得感谢当时学校的时事政治天天读(学生早读,教师学习文件和读报),加之学校订了人民日报和陕西日报,那些关于三个世界,关于批修反霸,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文章铺天盖地,没几个人认真读报,我因为准备高考,就成了读报的有心人。而广大的回乡、下乡知青,社会青年,离校好几年的往届生,谁又有读报的条件呢!加之我做了130道政治题,这几个题没一个能难住我,这就是我事后得知我在咸阳地区(考试阅卷按当时的地市集中在一起,周至县属于咸阳地区)政治课得了92分,是该地区政治状元的原因。 下午的考试是4点结束。因为上下午两门答题感觉都不错,所以虽然漫天风雪,骑车回家的路并不轻松,而我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轻松。那飘落的雪花洒在脸上感觉是凉丝丝的,消融在嘴里是甜丝丝的。回到家里,婆母和夫君庞春山(他前一天晚上从宝成铁路凤州工务段赶了回来,摸黑过渭河,走三十里路,到家已是深夜十点以后)都迎了上来,嘘寒问暖一脸的关切。我这才感到手足在冰天雪地里冻得麻木了!妈妈让我赶紧上炕温暖手足。她立即转身进了后门外的厨房。春山跟了过去,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炖鸡汤走进卧室递给了我,一口热汤咽下去,全身都暖和过来,心里更是充满了融融的来自亲人的暖意!春山端着鸡汤递给我的那一瞬间,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因为,苦恋三年,结婚八年,在难得相聚的日子里都是我在伺候他。他在大山深处,回来一趟坐火车,倒汽车,甚至把自行车放在兴平火车站熟人处,一月一次地骑三十里路摸黑过渭河。更多的是步行走三十里路回家只为了两天的团聚(因为那段复习考试的时间我也需要自行车奔波找资料、买书,报名•••车子就得留在家里)!我和妈妈哪舍得让他干什么活儿啊!就是我生了孩子他回来看我,我也没记得他给我端汤端水啊!那都是慈祥的婆母的事儿。可因为我参加了高考,夫君第一次为我端来了鸡汤!!接着是被我冷落了多少天的小儿子爬上炕,偎依在我的怀里,和我分享着鸡汤•••婆母不懂考试,她只看着我一脸笑容,便知我考的不错.而春山就内行了,边吃着饭,边关切地问我考试的情况,他听了我的汇报,也倍感欣慰,觉得第一天不错,开了个好头,有希望了! 呵呵!哪能尽如人意啊!第二天上午的数学,我便有败走麦城的感觉。这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解析几何没学过,本身就是缺口,是硬伤。加之我复习时用的是田忌赛马的韬略,丢车保帅,数学已经是弱项,那就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文科的三门上,给数学留下的七八天时间只能是把当时初高中四年的教材看了一遍,记了一下公式定理,做题都做不了多少道了。
呵呵,这数学若是能看一遍就复习好了,那我才是超天才了。所以那天的数学试卷一打开,我就苦笑了。不过,还算镇定,没乱了阵脚。好歹当年的初高中还学得扎实,且当教师还教了两年初中数学。我集中思路破解几道初中代数题和几何题,有点难度的高中题就胡蒙了。最后一道是椭圆方程题,是解析几何的内容,我实在记不起解它的公式了,只好无解。我估计,数学不至于交白卷,但充其量五、六十分。
中午依然和纪德新老师共进午餐,言及数学的失利,得到他的安慰和鼓励。下午最后一门史地科目,总算是又扳回了一局。地理部分的试题难度不大,大多是些常识性知识,我记得有一道小题是问地球自转的方向,我想到每天早晨我们迎着东方冉冉升起的旭日,傍晚送去西方美丽的晚霞的诗意画面,便不假思索地写道“地球是自东向西转”。等交了试卷,走出教室,我才突然想起,这道题恰恰答错了!地球是自西向东转!我们才能面向东方迎来旭日,面向西方送走晚霞呀!懊恼不已,不该错的一道题啊!所以把这道失分的题记的很准,其他的题反而忘了。历史题大概有陈胜吴广或者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时间地点和历史意义一道大题,记得准确的有一道是中国近代的几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时间,主要内容和对中国的影响,还有一道题是专门针对苏联的,就是和沙俄签订的几个条约的主要内容,两个涉及东北百万国土的丧失的条约(先是康熙二十七年,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尽管失去了西伯利亚,好歹还守住了外兴安岭以南疆土,黑龙江、乌苏里江还是内河。后来在1858年,咸丰八年签订的瑷珲条约,沙俄割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还把乌苏里江以东到库页岛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作两国共管,到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连这40万平方公里也丢掉了),一个是1881年,光绪七年的伊犁条约.由于左宗棠的军事行动和曾纪泽的出色外交的密切配合,给中国争得了一点面子,收回了部分失地。(收回了伊犁,但割让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疆土给俄罗斯,还赔了900万卢布!)这又是一道刁钻的难题,估计把原以为文科好浑水摸鱼,没什么准备的考生挡住了。而我恰恰在中学阶段遇到了班主任张定国老师,就是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1957届毕业的高材生分配到到大西北支教。作为班长的我,出于对老师的敬仰和他的熏陶,把初中、高中的历史课学的倍儿精,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且莫说高考前还用了十天时间把历史地理复习了一遍,等着它拿分以补数学的失分呢。呵呵!晚上回到家里,和夫君估计了了一下,四门课应该平均在80分以上吧,至少总分不下于300分。(我们这一届,一直未公布高考分数,只是对过了初录分数线的考生通知其检查身体)果然,大约到了12月底。我收到了去县医院检查身体的通知,开始了我的上大学之路。呵呵!别以为会一帆风顺呢。我的上大学之路比别人艰难得多,还有折磨和煎熬在等着我呢。那是接下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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