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 | 科研诚信与学术声誉——基于政治哲学与博弈论的思考

本期精彩

新刊速递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7期目录

特稿

特稿 | 邬大光 , 李文：我国高校大规模线上教学的阶段性特征——基于对学生、教师、教务人员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高校在线教育（特约主持人：邬大光）

刘振天 , 刘强 | 在线教学如何助力高校课堂革命？——疫情之下大规模在线教学行动的理性认知

陈武元 , 贾文军 | 大学生在线学习体验的影响因素探究

郑宏 , 谢作栩 , 王婧 | 后疫情时代高校教师在线教学态度的调查研究

薛成龙 , 郭瀛霞 | 高校线上教学改革转向及应对策略

摘要：因2019年年初的翟天临事件，科研诚信问题成为一个全民关注的社会热点。2017年《肿瘤生物学》集体撤稿事件，则使得中国科研人员的诚信问题被国际学术共同体所关注。本文从政治哲学与博弈论角度出发，来对科研诚信做出一个系统性与原创性的学理分析。恪守科研诚信、维护学术声誉，不仅仅是自利性−策略性地捍卫学者个体，同时是政治性−团结性地捍卫学术共同体。

关键词：科研诚信    原初信任    声誉−响应性    政治智慧    博弈论

作者简介：吴冠军，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18ZDA0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2018ECNU-QKT012）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20年第七期

目录

引论、“应当”抑或“必须”

一、科研诚信何以必须

二、通向共同体还是通向“猜疑链”

三、学术声誉是自己的事吗

引论、“应当”抑或“必须”

2019年春节期间，刚刚在春晚舞台扮演打假演员的当红明星翟天临因在2月8日的直播中表示“不知‘知网’是什么”，而被网友质疑其博士学位的真实性。2月11日北京电影学院便成立调查组并启动调查，当晚其博士后单位北大光华学院发声明将根据该调查结论做出处理，15日教育部表示对此事件高度重视。16日下午，北京大学发布相关调查说明：确认翟天临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同意翟天临退站，责成光华管理学院作出深刻检查。19日，北京电影学院发布调查进展情况说明，宣布撤销翟天临博士学位，取消陈浥博导资格。前后十一天，翟天临从北电博士、北大博士后被打落“学霸”神坛。春节期间的微博热搜被“翟天临学术不端”霸榜，其微博话题榜的合计阅读量达上亿次（钟煜豪，2019）。翟天临事件，把长久以来困绕学术界的科研诚信问题，爆裂性地变成一个全民关注的社会热点：在整个学术圈已经被边缘化的今天，学术研究者的影响力远远不及影视明星，如若不是翟天临在直播中一时“心直口快”，科研诚信问题可能仍然只是学术界“小圈子”里面的事情，而很难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关注焦点。

在翟天临事件的三个多月前，学术界就有一起影响深远的诚信事件。《中国青年报》2018年10月24日报道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梁莹涉嫌学术不端。两个月后南京大学通报处理情况，给予梁莹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过处分，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调离教学科研岗位。教育部随后根据南大调查结果与相关申请，撤销梁莹的“青年长江学者”称号。事件起因是梁莹主动将她早年论文以及硕、博士论文从知网、万方、维普等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删除。而正是这些论文，被《中国青年报》检查出至少15篇存在抄袭或一稿多投。梁莹在媒体访谈中自称学术生涯早期“年少无知，犯过一些学术上的错误，但是我后来还是非常注意，这是学者的一个成长过程，不能说很多年以前犯过错误，后面就没有进步”，“这样查很多教授、博导都有问题”。梁莹事件对学术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有不少学者站出来指出多年前就已觉察梁莹做学术的一些问题，也有人感慨当事人为她早年的一些不成熟发表而断送整个学术生涯，实是可惜（王嘉兴，2018；何利权等，2018；敬一山，2018）。

从这两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学术界，科研诚信出问题，不是“三振出局”，也不是失信后给予一次自新机会，而是一旦查实直接“出局”。于是，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如下问题：为什么科研伦理要如此严苛？伦理学处理“应当”（ought-to），法理学处理“必须”（must），而学术规范在今天绝大多数国家的实践中被界定为伦理规范而非法律规范，但为什么它似乎却具有“必须”属性？正是这个吊诡性，值得我们对科研诚信问题，去展开一个学理性的深究与系统性的分析。

在我看来，科研诚信如果只是在伦理规范的层面上讨论，并不会特别具有生产性：每一个踏上科研道路的人，对于不能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不能伪造篡改研究数据与结论、不能购买或代写代投论文、不能一稿多投、不能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等规范，都耳熟能详。违反科研诚信的行为时有发生，并不是因为这些规范性内容不够为人所知，需要进行更多的教育与推广；就伦理实践而言，它们实属学术研究的底线伦理，不需要一条一条加以具体阐释。这也就意味着，要有效地应对科研诚信问题，我们需要对它做出一个更深的学理性探究。本文旨在提供一个分析性的思路，那就是：从伦理学视角转出来，而从政治哲学与博弈论角度来思考它。

一、科研诚信何以必须

从伦理学角度出发，我们把诚信作为一个伦理性−实践性的责任：诚信做科研，是研究者所担负的伦理责任。然而，我们不妨暂时从伦理学的主体性视角（做个诚实守信的好学者）转出来，来追问如下问题：为什么别人要信任你？为什么别人会信任你的研究数据，会发表你的研究，甚至信任研究是你做的？你可以说，很多编辑、同行和读者认识我，知道我治学兢兢业业、为人恪守诚信。但是问题就在于：绝大多数编辑、同行研究者与读者并不认识你，他们为什么要相信你的研究没有伪造数据，抑或，不是“枪手”代写的？如果他们不信任你，你又该怎么办？怎么去让别人信任你（现代社会中“发毒誓”等方式已无效力）？

“以诚实换信任”，听上去很简单，但实践起来却一点也不简单：别人怎么能确知你是诚实的？逐一去核查你的行为？在学术领域中，逐一核查研究数据、引征文献、文字有多少重复率、重复内容是否涉及抄袭、是否真的做过问卷、是否代写等，成本很高，别人为什么要为你去花这个精力？并且，在哲学层面上更为关键的是，别人和你所掌握的信息并不对等，即便愿意去逐一核查、愿意把时间与精力花下去，也未必能够获得确凿的结果。试想：即便是专业性的编辑、匿名审稿人，也绝无可能在完全的意义上去核查论文中的所有数据、问卷对象、原始文献、作者身份（authorship）等，由于他们在大量地方并不具备充足信息来做判断，因此只能信任作者是诚实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提出：“信任建立在幻像上。在实际状况中，可拿到的信息要少于确保成功的信息。”换句话说，信任是对信息进行“透支”（Luhmann，1979，pp. 32−33）。信息不对等，使得信任的基础是彻底“幻像性”的：信任作出者所能掌握的信息，结构性地达不到充足程度以对被信任者作出信任。学术场域，典范性地标识出了这种信息不对等结构：编辑、同行和读者，结构性地比研究者知道更少信息。对于这个认识论裂口，前者只有选择信任后者，亦即，幻像性地透支他们所不具备的信息。问题是，他们凭什么要对一个陌生人去做幻像性透支？

早在卢曼之前，吉奥格·西美尔（Georg Simmel）便极有洞见地把信任同人的认识能力关联到一起：知道一切者（如上帝）无需信任其他人；但现实中的你和我，都是有限个体，不知道很多事情，这样的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去信任他人。而人类社会，便正是由只具有有限认知的个体组成。在西美尔看来，“如果人们对彼此没有一般的信任，社会自身将解体，那是因为：很少人际关系能够整个地建立在对另一个人确知的内容上。如果信任不同理性证据与个人观察一样坚强、甚至更坚强，那么很少人际关系能够维持”（Simmel，2004，pp. 177−178）。西美尔的分析，根本性地触及了“共同体”构建的政治哲学层面：没有信任，社会无以成立。换句话说，信任实则是一个政治智慧的创制：对于“理性证据”与自己的“个人观察”所无法得出的关于他人的内容（无法“确知的内容”），通过选择信任而不是猜疑，从而使人际关系（以及建立其上的社会性合作）的构建成为可能。反过来说，一个人要靠他/她自己的力量去让别人信任自己，实际上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别人总有理由去进行猜疑（太多无法“确知的内容”），如果没有作为政治智慧的信任，共同体状态乃至任何人际关系都无法达成。

我们可以尝试设想：倘若抽去信任这个要素，一个社会会变成怎样？西美尔的答案是：没有人际关系能够维持；于是，该社会无可避免地走向解体。那么，是不是真的那么严重，抽去信任整个社会将不复存在？刘慈欣在其著名科幻小说《三体》第二卷《黑暗森林》中，提出了“猜疑链”这个概念。“猜疑链”，实际上就是互相不信任，更确切地说，无法建立原初信任的逻辑结果—每个单位（个体、国际、文明）在自身之所知信息、理性证据与个人观察之外，不愿意进一步做出“透支”。进入“猜疑链”逻辑的单位，是无法彼此进入政治性的共同体状态的，它们只能始终处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彼此每时每刻设防的前政治的“自然状态”。刘慈欣对“猜疑链”做了如下沙盘推演：A和B都想进入和平共处的共同体状态；但即便A认为B是善意的，这却并不能让A安心，因为善意者并不能预先把别人也想成善意者，换言之，A并不知道B是怎么想他的，不知道B是否认为自己是善意的；进一步，即使A知道B把A也想像成善意的，B也知道A把B想像成善意的，但是B不知道A是怎么想B怎么想A怎么想B的，“挺绕的是不是？这才是第三层，这个逻辑可以一直向前延伸，没完没了”（刘慈欣，2008，第444页）。这就意味着，只要对他人存有猜疑，那猜疑链就会启动，并且永远无从关闭。“猜疑链最重要的特性：与文明本身的社会形态和道德取向没有关系，把每个文明看成链条两端的点即可，不管文明在其内部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在进入猜疑链构成的网络后都会变成同一种东西。”（刘慈欣，2008，第445页）

刘慈欣沙盘推演的结果，就是著名的“黑暗森林”（对应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任何人都出于对其他人的不信任而选择先下手为强（吴冠军，2018a）。这个结果印证了西美尔的观点：没有信任，无从构建社会（共同体），甚至无从构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必须要存在信任，并且信任最好比理性证据与个人观察“更坚强”（至少“一样坚强”），才有可能维持住人际关系，而不是彼此兵戎相向。俄罗斯与美国最近陷入的《中导条约》危机，就是始于美国不信任对方是诚实守信的：2019年2月1日，美国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约》相关义务，正式启动为期180天的退约进程，并指责俄罗斯长期违反《中导条约》规定。随后第二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罗斯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以回应美国相同举措，并强调美国为撕毁条约已准备多年，且故意一步步地破坏条约的基础。双方一轮接一轮升级，7月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案，正式停止履行《中导条约》（陈宇，2019）。这便是刘慈欣沙盘推演的现实版：一旦有一方开始猜疑条约履行上的诚信，那该条约已经事实上无可挽回了，它只可能一路走向被废弃。而中短程导弹机动性强、射速快，一旦发射将只有极短的预警和反应时间，《中导条约》失效将实质性地提升两个核大国擦枪走火的风险。整个“人类共同体”因该条约的废弃，而变得更为“黑暗化”（吴冠军，2019a）。

因此，信任可以说是政治智慧的一个根基性的创制和发明。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提出：“人依其自然，是政治的动物。”（Aristotle，1995，p. 10）这个命题含两层内容：人，（a）诚然是动物，但额外加上（b）拥有政治的能力。换句话说，人是一种有能力以“城邦”（共同体）形态群处在一起的动物。《荀子》呼应了亚里士多德，主张“能群”系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如何形成一个共同体（群），便是最根本的政治智慧（吴冠军，2018b）。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人独自生活，是不需要实践诚信的，也无需任何政治智慧。但当人以共同体方式来群处生活，就需要政治智慧，来摆脱那种人人自危的“黑暗森林”，建立起人际关系。如果我们把信任视作一个被凭空创制出来的政治智慧，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人这种“政治动物”能形成文明：只有在人类个体能实现大规模群处并有效展开合作后，人类才开始变成文明性物种，知识和技术也才能不断被传递、更新与扩展。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著中提出著名的“轴心时代”说法：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一大批第一流的思想家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几乎同时出现在东西方历史舞台上（Jaspers，1953，p. 2）。然而我们可以追问：在他们之前就没有大思想家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在他们之前同样有大思想家，这些人同样有很多想法，但这些人（及其小圈子）去世之后，这些思想就湮灭了。而正是差不多到了轴心时代，人类群处的规模与合作的方式有了政治性的突破，这就使得思想传承与知识迭代成为可能：孔子的话他的学生们会记下来并加以发展、苏格拉底的话有柏拉图等人记下来并加以发展，甚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创建了“学园”（academy）这种制度化的学术共同体。知识生产与发展的最基础的前提，就是需要合作、需要将“头脑”放置在一起（putting “minds” together）。今天的学术研究更是如此，每一个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站到领奖台上的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大群人合力的结果。学术建制里的学者同“民哲”“民科”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将“头脑”放置在一起展开研究，而后者则倾向于声称自己一个人解决了宇宙大问题。

正是作为政治智慧的信任，使得人际合作成为可能——它移除了不得不频繁核查他人的负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提出“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的概念，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把新制度经济学就称作“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其核心理念就是降低交易成本。信任，不只是使人际合作成为可能，并且大幅度降低人际合作的成本。学术刊物编辑如果每次要核查所有投稿论文所包含的全部细节，以防出现科研诚信问题，那么可以想见：该刊每期都要开天窗（如果不是全部空白的话）。而一个科研团队里的合作者们如果总是在不放心地核查其他人承担的部分，那这个团队的研究将是极为低效的。换言之，如果缺失信任这个要素，你就会发现自己根本不能投身于做好自己手里的事情，时间精力总是耗费于彼此核查上，这样合作的成本高到无法承受。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科研诚信之所以必须，恰恰是因为它能使信任不落空，而信任则使得学术共同体得以维系，并降低科研合作的成本。

二、通向共同体还是通向“猜疑链”

作为政治智慧的信任，使共同体成为可能。然而，这种政治智慧却内嵌一个与身俱来的结构性症结，用西美尔的话来说，“任何信任永远隐含着一个风险”（Simmel，2004，p. 485）。这个风险就是被背叛。换句话说，信任会落空，会被被信任者背叛。当一个大国选择相信另一个大国信守武器条约，它就承担了一个风险，在会被察知的范围之外，对方继续偷偷发展武器。同样地，在日常生活中，当你选择信任某家饭店而坐进去吃饭的时候，你就承担了它可能会存在不卫生的风险；当你对你的男朋友信任有加时，那么你也是在承担一个风险（当你翻开他的手机一看，故事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西美尔写道：“一个孩子相信某件事，并不是因为其内在理据，而是因为他信任跟他交流这件事的人：不是某事、而是某人被相信。”（Simmel，1971，p. 485）但也恰恰因为如此，孩子成为最容易被背叛的群体。编辑、同行、读者在阅读论文时，对他们所确知内容之外的部分选择信任作者，他们就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他们让自己成为了容易受伤的“孩子”。这就是信任的结构性症结：对方很可能不值得信任（untrustworthy）。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在论述宗教信仰时提出“信仰的跃步”（leap of faith）：这一步只能是跳跃，而无法通过理性论证而抵达；通过信仰的跃步，“猜疑被信仰所征服，一如正是信仰把猜疑带到这个世界上”（Kierkegaard，1976，p. 399）。信任的结构，实际上同信仰完全一致—都依赖于一个彻底一无凭借的“跃步”而抵达。区别只是：前者跃向全知全能、直接具身化（embody）善与真理的上帝；而后者则跃向一个人类个体。倘若说信仰者可能透支性地跃向一个“幻像”的话，那么信任者的透支更清晰显明、信任对象的“幻像”性质更确凿无疑。因此，卢曼会直接下此论断—“信任建立在幻像上”。

无法做出这个一无凭借的“信任的跃步”，就是导致博弈论所说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根本原因：由于囚徒彼此都担心自己咽下被背叛的恶果（自己服最长刑期、而对方立功减刑甚至直接释放），所以他们都会理性地选择招供，明知倘若两人都能信任对方守口如瓶的话，检方就会缺乏实质性证据起诉他们，两人便都能摆脱牢狱。后一种状况，就是“帕累托最优”，但囚徒们却抵达不了，那是因为：他们只要从理性角度出发，招供就是“囚徒困境”中的“支配性的策略”（dominant strategy），亦即不管对方怎么做，这个策略对自己而言都是最好的；而不招供，就是“被支配的策略”（dominated strategy），不管对方怎么做，这样做对自己都是不好的。从博弈论角度出发，如果博弈中有支配性策略，作为理性的人就一定要选择该策略；而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选择被支配的策略。这就意味着，两个理性的囚徒无从摆脱“囚徒困境”：两人都会招供，尽管彼此都得坐牢，但这却是最稳定的、理性推演必然会抵达的状态。这种状态，便是“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在该状态中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单方面改变自己的策略。囚徒们都清楚最好是两人都不招供，但要变必须两人一起变，自己不能先变，这样就导致谁都不会变。囚徒们要抵达“帕累托最优”，只有依赖一个一无凭借的、“理性证据”与“个人观察”都不支持的“跃步”，换言之，必须甘冒被背叛的风险。

对于刘慈欣所分析的“猜疑链”而言，也只有一种方式能够摆脱“猜疑链”，那就是在理性逻辑推演之上，一无凭借地向前“跃步”；换言之，发起至为关键的原初信任（original trust）。从通向“猜疑链”改道通向共同体，原初信任是必需要素。通向共同体的道路，可以分为两个层次：（a）通过“信任的跃步”来“征服”猜疑，使个体（国家、文明）之间得以建立关系，从而摆脱前政治的自然状态而进入共同体状态；（b）然后再逐步建设该状态，使之为信任提供越来越强大的制度性基础与文化性基础，从而进入同“猜疑链”相反的良性循环演进。翟天临事件和梁莹事件发生后当事人所遭受到的严峻惩罚，就正是共同体对信任所提供的制度性基础。实际上，“严惩”这个制度性设计，其原理和美国历史上黑手党破除“囚徒困境”的方式是同构的—背叛信任的话会受到最严峻惩罚；并且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惩罚是确凿的，而并非只是事先吓唬。大卫•迈克亚当斯（David McAdams）在《博弈改变者》一书中就专门以黑手党作为分析案例，那是因为黑手党这个共同体对“囚徒困境”的破除是如此有效，以至于该组织1890年代就在纽约发展壮大并很快覆盖全美（乃至走出国境），甚至1963年之前居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在法庭上承认黑手党的存在。“囚徒困境不再是一个困境，如果你知道招供会导致你自身的被杀。”（McAdams，2014，pp. 134−136）黑手党对于其成员也有一系列规范（就形式而言堪比学术共同体对于其成员的学术规范）：不能和非成员讨论“家族事务”；在执法机构面前保持绝对沉默；不能在没有老大允许下杀死另一成员；不能和另一成员之妻通奸；等等。迈克亚当斯对黑手党的案例分析，可以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洞见性观察，共同体建设，若要为信任提供有效的制度性基础，关键在于以下三点：（a）具备发现失信行为的能力；（b）惩罚必须是能落实的、确凿的，而非“纸老虎”；（c）惩罚的力度必须足够大。

共同体被有效构建起来并趋于稳定后，除了能够发展出有助于推进信任的制度性基础，还能发展出文化性基础。美国黑手党独特的“西西里岛文化”，便有效支撑了该共同体内部的信任。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信任》一书中用“低信任社会”（low trust society）一词来标识中国、韩国、法国等国家，曾引起很大反弹，其实他的论点是这些地区的文化对信任能够提供的支持偏低（Fukuyama，1995，p. 61ff）。换句话说，不同的文化，对信任的支持程度并不一致。上述分析让我们看到，作为政治智慧的信任，是共同体赖以构建的基础；而一旦共同体状态形成并逐渐趋于稳定后，该状态亦能够正向推动信任（信任建立在此前的信任之上），并发展出进一步促进信任的制度与文化。而这里面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最初那个原初信任，它只能是“凭空”做出的，没有任何基础和支持。但它是通向“猜疑链”抑或通向共同体的根本性关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任是一种政治智慧的关键性创制（“凭空”创制）—它使得有限个体（局部信息、局部认知）之间凭借理性与逻辑所不可能达成之事成为可能。然而，超出理性与逻辑这个特征，也恰恰使得信任没有认识论的基础，它只能倚赖于一个“跃步”。这个“跃步”的代价就是：信任者承担被背叛的风险，可能会一脚踏空。作为政治智慧的信任，其实质就是：信任者主动给予被信任者对其做出伤害的力量，期望对方不使用这份力量。因此，信任总是结构性地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信任者通常会处于某种紧绷状态，即便是“外松内紧”。这就是为什么，被信任者这边不应该做出任何容易产生误解的举动，去“触碰”信任者的这份紧绷，更不应实质性地对这份信任去进行透支（通常是“偷偷搞一下对方不会知道”心理）；换言之，被信任者这边应小心地恪守诚信。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男生抱怨女生太紧绷、疑神疑鬼，实则这恰恰因为她处在信任的结构中。两性关系，便是两个个体进入到最小的共同体形态中，彼此都做了一个理性与逻辑之外的“跃步”。这个共同体可以随着年月递增、一起经历事情的增多、双方的细心维护而越来越稳固—亦即，信任越来越有“基石”。但即便如此，正如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言，“并不存在两性和谐这个东西”，这个共同体永远无法抵达其最完满状态（两性和谐、帕累托最优）—信任结构决定了，它在实践论层面上始终处于脆弱的状态（内嵌被背叛的风险）。猜疑在任何时刻都具有被开启的可能性，譬如男生在女生察知范围之外做过一些不靠谱的举动，或仅仅是女生没来由的猜疑（没有“实锤”但相信所谓的“第六感”），当然猜疑也可反向做出。一旦猜疑被启动，那它就会对共同体造成致命性的破坏。要重建被破坏的信任，难度比原初信任的“跃步”更要大得多。

从最微观的两性关系到最宏观的当代国际格局，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信任的脆弱结构。美俄“《中导条约》危机”，便正是始于猜疑的冒头，信任基础迅速被破坏，最后那被签立32年的条约（可以比作32年的“婚姻”）几个月间便不复存在。而当下“华为问题”之症结，也恰恰正在于此：特朗普政府猜疑华为“窃取”信息，这使得华为要证明自身很难，因为对方永远会认为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之外，存在“猫腻”。信任，无法用提供证据来解决，只能基于一个“跃步”；而只要“猜疑链”被开启，稳定的合作关系很快就会荡然无存。据《纽约时报》2019年7月5日报道，特朗普政府在华为诉其违宪的联邦法庭上提出，无需提供关于华为过去不当作为的确凿证据，亦可针对该公司下达禁令（Zhong，2019）。这一论调明晰地标识了，无论华为如何自证清白，都将无济于事。

在科研领域，如果你是一篇学术论文的作者，那么你只有想办法让编辑不开启猜疑链—一旦启动，你很难把它完全关闭，因为你要求的是对方对你做透支性的“跃步”。实践科研诚信，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一种至为重要的政治智慧，去维护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的脆弱基础，使猜疑的苗头不会轻易冒出。就如前文所分析的恋爱中的男生，如果你让女生起了猜疑的念头，那这段关系很难再回到之前状态；如果你的科研诚信让编辑或其他同行生出猜疑的念头，那么（a）你的研究会越来越难以推进（当别人选择不信任你时，你会发现越来越寸步难行），（b）还将影响共同体本身的良序运作，甚至让它遭受实质性的破坏。

河北科技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韩春雨带领其研究团队，2016年5月2日在《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了关于新基因编辑技术NgAgo的论文。这篇论文先被《科学》审稿小半年后拒稿，后历时9个月终被同样高级别的《自然−生物技术》接收。由于该基因编辑方法标识了世界上第二种编辑法的诞生，因此被视作诺贝尔奖级的贡献。然而随后国内外几十个研究团队都无法在实验室中复制该实验，韩春雨对同行的质疑则长时间采取不予回应的态度，回避发表刊物提出的公开实验数据的要求、并拒绝在摄影机全程拍摄下重现实验。直到一年多后，韩春雨主动向刊物申请撤稿。2017年8月3日，《自然−生物技术》发表题为《是该数据说话的时候了》的社论，并宣布撤回韩春雨团队发表在该期刊的论文（陈晓雪等，2017；王盈颖等，2017；叶雨婷等，2017）。韩春雨从默默无闻的研究者，到学术明星，再到问题人物，一共一年三个月。然而这中间几十位国内外学术同行及其团队的大量时间、精力、经费、实验室资源，被牵扯进这篇论文中耗费一空。然而，如果这些学术同行当时全部采取信任态度（毕竟《自然−生物技术》是顶级权威刊物）而没有对韩春雨的研究抱以猜疑、没有去实验室反复核查，那又会怎样呢？结果就是：有无数学者可能会选择在该研究所开辟的“诺贝尔奖级”道路上继续往前探索（很多年轻学者会选择作为博士研究方向、甚至很多学者会把它作为终身攻关项目），大量的学术资源会被投入其中，直到最终可能的“撞墙”。

就在韩春雨事件发酵期间，国际学术期刊《肿瘤生物学》于2017年4月20日一次性撤销2012年至2016年期间发表的107篇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国（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共涉及521人。该刊明确表明撤稿理由：这些论文提供虚假的同行评议。国家科技部经调查后通报：被撤稿的论文中101篇存在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的问题，其中95篇由第三方机构提供该服务，6篇由作者自行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意见；并且这101篇论文中，有12篇系直接向第三方机构购买，另有9篇存在内容造假。涉及作者中只有11人无过错，486人不同程度存在过错（贺德，2017）。这个集体撤稿事件，使得中国科研工作者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形象，遭受到无可弥补的严重损害，并且剧烈地影响了他们与国际同行学者科研合作的开展。这上百篇论文在学术刊物上刊发之后，其中大部分是被学术共同体以信任的方式所接受，这也就导致了这期间会有其他研究基于它们的结论而展开、甚至引用它们的研究数据。换言之，这个被背叛的风险，学术共同体（从刊物到同行）承担下来了，直到该风险演变成被背叛的事实。撤稿事件发生之后不久，《肿瘤生物学》这本刊物被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移出“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自2017年7月起，不再被“Web of Science”数据库旗下的SCI收录。而中国学者的国际声誉，更是遭受难以估量的损伤。那么，学术声誉有什么作用呢？这本身，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重要问题。

三、学术声誉是自己的事吗

学术声誉，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性的事情，尽管它看上去只是一个个人性的奋斗。我的论题是：（学术）声誉，是政治智慧的一个进一步创制。在思考学术声誉问题上，我们首先可以引入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关于两种物品的分析。

在佩蒂特看来，人们所追求的物品，其实在根本上分为完全不同的两大类：第一类是态度依赖性物品（attitude dependent goods），第二类是行动依赖性物品（action dependent goods）。当人们成为某种态度的对象（尤其是正面态度的对象，如被爱、被喜欢、被承认、被尊重、被钦慕等等）之后，他们就能够获得一系列态度依赖性物品。而行动依赖性物品则指那些不需要某种态度的在场、只靠自己努力就能够获得的物品。佩氏提出：“尽管经济学聚焦于行动依赖性物品，我们需要很清楚：人们同样在意在态度依赖范畴中的物品；他们在意被他人所珍视，在意被他人看得高。”（Pettit，2002，pp. 353−354）从佩蒂特的分梳出发，我们就不难定位到声誉的重要性：它是人们获取态度依赖性物品的一个关键通道。如果你建立起了学术声誉，你就能够更有力地让编辑、同行与读者信任你，因为你不再需要在每一个具体互动中去向对方具体证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后者对你的尊重与重视，会让你的科研推进变得顺利与通畅。在这个意义上，声誉就变成获取信任的一个有效通道。

根据对两类物品的这个学理性分梳，佩蒂特本人跳过了“声誉”论题而直接转到“信任”论题上，认为他能够给信任提供一个理性的论证。那就是：当一个人想获得对方的尊重与高看时，他/她不会轻易背叛别人的信任。佩氏这样论证：“如果被信任者珍视信任者[对自己]的好观感，那么这极有可能在让对方失望上，提供给他一个暂停键，即便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特别忠诚或富有德性抑或审慎的人。让信任者失望，他可能获得一些直接的好处或减少一些直接的损失；但让信任者失望，他将丧失被对方看得高的益处。”（Pettit，2002，p. 356）

佩蒂特认为好观感所带来的益处，并不会小于那些直接好处，因此他声称：“当关联到欲求好观感上，信任的行动就有可能对被信任者具有一个重要的激励面向。”信任这个行动不仅能“认识论地自我增强”，并且能够“激励性地自我增强”。这就意味着，信任者对被信任者所展现的信任，本身会成为被信任者展开诚信实践的一个动机，亦即，使被信任者对信任行动做出“响应”以使自身能够被信任。在这个意义上，信任者实际上对被信任者做出了“赋能”（empowering）：A通过对B展现其信任，赋予B能够被信任的能力。这样的话，一个人就有理据对另一个人做出信任，而完全不需要知道“其先在的忠诚或德性或审慎”（Pettit，2002，pp. 356，358，354；McGeer & Pettit，2017，p. 29）。这就是佩蒂特所提出的“信任−响应性”（trust-responsiveness）论题：信任的行动本身刺激对它的正向响应、对被信任者进行赋能，从而使得被信任者恪守诚信。佩氏从黑格尔那借来“理性的狡计”一词，把信任对被信任者的“改造”，称作“信任的狡计”（cunning of trust）。

佩蒂特的论题，实际上旨在为信任提供一个可以进行理性论证的理据，使之不只是一个纯然的“跃步”—一方面，“被信任者被给予了一个动机，不让[信任的]风险落地”；而另一方面，信任者则“可以有一个理由去信任另一个人，即便他实际上并没有理由去相信对方先在的可信任性”。佩氏认为其论证对信任提供了“一个好的地基”：“由于信任行动证明是内在激励性的，我能够在人际关系未被建立、不知对方是否值得信任时，就理性地投资信任。”（Pettit，2002，pp. 357，358，361）然而在我看来，佩蒂特的“信任−响应性”论题，具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发生在信任者与被信任者之间的“信任的狡计”，其“赋能”效应尽管存在，但强度实则相当有限。为什么这么说？

佩蒂特没有讨论的情况是：被信任者可以选择不和信任者继续发生“关系”。这就是博弈论上的“一次性博弈”。旅游景点饭店的餐食往往质次价高，就是因为消费者不管吃得爽不爽，都不会再回来。当双方的“关系”不会延续时，辜负信任能够得到的“直接好处”，远胜于消费者吃爽后的“好观感”。当被信任者决定不再维持同信任者的“关系”时，他/她会选择背叛信任者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信任行动的“赋能”效应几近为零。于是我们看到，“信任的狡计”能够发挥效力，其前提就是双方“关系”能够始终有序存在，亦即，必须存在着“重复性博弈”。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便可以对佩蒂特的论题做一个改造—把“信任的狡计”从人际关系（信任者与被信任者之间的关系）层面上升到共同体层面，以确保重复性博弈的局面始终存在。也就是说，为了避免一次性博弈，我们需要把“好观感”从个人层面上升到共同体层面，把策略性的狡计变成政治性的智慧—这个时候，信任者的“好观感”，就变成共同体内的“声誉”。于是，被佩蒂特绕过去没有讨论的“声誉”，便恰恰是共同体层面上用以取代“信任的狡计”的政治智慧。学术声誉对于学者而言，是其个人性的奋斗；而对于学术共同体而言，恰恰是政治智慧的创制。一个研究者用积年累月的学术实践、一系列研究成果去积累起学术声誉，从博弈论视角出发，实质上是在做如下这件事：告诉编辑、同行、读者，你们可以信任我的研究，并信任我不会辜负这份信任；这并不是因为你了解我、知道我特别有德性，而是知道我不会毁掉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学术声誉。换言之，一个人努力建立声誉，是在激励共同体其他成员对其做出“响应性”的信任。只有加入声誉这个共同体层面的政治智慧，把“信任−响应性”升级成“声誉−响应性”（reputation-responsiveness），为信任提供理性论证的佩蒂特主义雄心，才能变得更为落地：

（a）“信任−响应性”：信任者通过信任行动，去激励被信任者做出响应性的诚信实践；

（b）“声誉−响应性”：被信任者通过建立声誉的行动，去激励共同体所有成员做出响应性的信任行动，被信任者则进一步以诚信实践作为响应（不只是响应信任者的信任行动，并且根本性地响应自己构建学术声誉的行动）。

前文对从信任到声誉进行了系统性的学理分析，让我们回到本文第一节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别人要信任你？如果别人不信任你，除了发毒誓外你怎么去让别人信任你？今天，任何科研学术活动的展开，都需要和他人合作。而这就需要彼此信任—不抄袭剽窃、不搞出“集体撤稿事件”其实都是最基本的，彼此信任对方会投入百分百精力、信任对方能根据规划有序推进其负责的部分、信任合作者能产生出符合学术质量的研究、信任编辑和同行能认真且不带偏见地对待自己的研究，才是学术信任里更为实质性的部分。只有在这些信任的基础上，相关学术活动才能接续展开，甚至是畅通有效地展开。那么，如何和陌生人建立信任？

在博弈论中，你若完全没有基础地要让另一个人迅速信任你，纯理性层面上就只有一个可行的方式，那就是：“斩断后路”（burning bridges behind oneself）。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把这个策略阐述为“自愿但不可逆地牺牲选择自由”（Schelling，1980，pp. 22，18−19，158，195）。譬如，把自己的把柄交到对方手中，让对方知道自己没有后路可选，一旦不守诚信会全盘皆输。换句话说，迅速获得信任的有效方式，就是交给对方惩罚你（一击必杀）的权力。既然信任者处于脆弱的承担风险的位置上（被信任者拥有对其做出伤害的力量），那么唯一能够有效获取信任的办法，就是让对方拥有能够更加有力伤害自己的力量。

这个方案很理性，但在实践中很少有人会采用，因为理性的人都害怕把惩罚权交到对方手中。那么，剩下的另一个方案（并且不是速效的），就是建立起自己的声誉。在学术场域内，建立学术声誉，实则就是让对方知道自己没有后路，一旦不守诚信全部声誉会毁于一旦。今天大大小小企业都会投入大量成本来建立品牌，实际上便是同一个道理：建立品牌就是告诉消费者，我把我最脆弱的“命门”授之于你，倘若我背信弃义，我的损失会非常巨大。前文提到旅游景点的饭店往往质次价高，但像麦当劳那样的连锁店，哪怕开在旅游景点，也会保证质量，因为整个品牌的声誉都押在里面。2019年3月15日，曾获“全国餐饮业优秀企业”的著名餐饮企业“外婆家”，被曝某门店后厨操作违规问题（后厨人员在洗菜池里直接洗拖把、炒菜师未办理健康证直接上岗、蔬菜未经过清洗直接烹饪、过期食材继续使用……）（刘潇潇，2019）。本来一向口碑极佳、价廉物美的“外婆家”，从门口天天长队到门可罗雀，只需要一家门店不守诚信：一个用无数金钱、时间、诚信实践打造起来的品牌，倒塌就那么快。建设品牌，通常被理解为推广企业产品的营销手段；然而该理解却无法解释大量企业狠砸跟产品利润不成比例的巨资来锻造品牌，更无法解释一些早已妇孺皆知的品牌（譬如宝马、奔驰）仍然年年花巨资做广告。在品牌建设上不计成本地投入巨资，其实质是告知消费者：你可以信任我，因为我的这笔巨资就捏在你的手中。年年持续高调地做品牌广告，则是告知消费者：我一直在提升你对我的惩罚力量。“天猫”甚至把这个智慧发展成一个商业模式：当获得信任太难（即便发誓绝无假货）而建立品牌又太慢（并且太贵）时，你可以选择加入“天猫”；“天猫”有偿地把它获得的信任通道分享给你、并监督你的诚信实践。学术领域同样是这样：要使学术共同体信任你，就奋力打造你的学术声誉，你越有声望，你的学术道路就越通畅，因为大家对你越来越有信心，而你也绝不会弃自己的学术声誉于不顾。这样，你就无需任何附加的行动来证明诚信，声誉崩溃就是对你失信最大的惩罚。你同样也可以用你的学术声誉来帮助年轻学者（推荐论文甚至合作论文），但这样做也意味着你为年轻学者的诚信押上了自己。

学术声誉，实际上就是当你不愿意授人以柄时，可以交出去给别人捏着的一个“公开把柄”—两者旨归是一样的，那就是交给对方严惩自己的权力。上一节我们用黑手党的案例来分析严惩的必要性，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进关于严惩的分析。在今天，学术诚信一旦被破坏，其结果是“一振出局”：没有任何学术刊物会发表你的论文、没有任何大学或研究机构会雇佣你。2018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对学术失信行为终身追究、零容忍，同步构建“科研诚信失信行为数据库”，进库者在所有地方和部门都拿不到项目，“让守信者一路绿灯，失信者处处受限”（新华社，2018）。这看上去实在过于严苛：一次“失信”，难道还不给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然而从博弈论角度出发，恰恰只有这样，所有研究者才能普遍缺省性地选择信任陌生人的研究。前文提到，在梁莹事件中，研究者早年的失信行为毁掉了自身整个学术生涯；2014年小保方晴子事件中，被誉为“日本居里夫人”的当事人辞职、博士学位一年后被撤销，其导师、曾被认为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干细胞界顶尖专家笹井芳树（被质疑造假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自杀；而2018年秦吉弥事件中，当事人从大阪大学辞职并随后在压力中去世。上述案例中，研究者（及其学术关联者）受到的惩罚，不可谓不巨大。从个人际遇角度来说，对科研失信行为的处罚诚然会令人感到过于严苛甚至残忍，著名学者竟会因学生的失信而失去生命。然而，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研究者不把自己交出去，别人凭什么要相信他/她的研究？只有我相信你一旦做假就会丧失一切（声誉乃至人生），不认识的人之间才能不靠“跃步”而建立起信任。

“斩断后路”，实际上就是通过“失能”（失去后路）而“赋能”：建立学术声誉，实是一个不激进的“自愿但不可逆地牺牲选择自由”（相对于授人以柄而言）。佩蒂特通过信任的行动来“赋能”，实则效果十分有限，甚至可以用微弱来形容；而不留后路地押上共同体里的声誉，却恰恰能够有效地做出“赋能”。把“信任−响应性”改造为“声誉−响应性”意味着，从信任者的主动行动（积极给出信任），转到被信任者的主动行动（积极建立声誉）：前一种行动让行动者本人越来越脆弱（承担风险越来越多），所以很难持久；而后一种行动让行动者本人在共同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因而能够持久。而对自身名誉的“响应”，总是远远大于对他人信任的“响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声誉”可以被视作政治智慧在信任之后的一个进一步创制：通过建立声誉，本来只能是一无凭借做出“跃步”的信任，变成具有凭借的“响应性”行动。

因此，作为政治智慧的声誉，在共同体层面上以斩断后路的方式，持续性地激励出信任行动，并有效确保被信任者恪守诚信。博弈论上的“斩断后路”和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三十六计》里的“计谋”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是“明谋”，就是明着告诉所有人自己的软肋，因而自己是可信的。而《三国演义》里那些高智商军师们的“计谋”（诈降、诈病、诈死、谣言、苦肉、离间、连环计……），却恰恰全部是以破坏信任为内核的。这些“计谋”，皆只能在“乱世”使用（且只能一次性使用），在共同体秩序中去反复使用这些自毁信任的“计谋”，不是多智而是愚不可及。《三国演义》在国人中深入人心，《军师联盟》晚近更是大火—以军师为英雄、以“鬼谋”为高智力的这种“军师文化”，导致了中国成为福山眼中的“低信任社会”。在这样的计谋社会中，合作成本极其高昂，进入合作关系的每一方，全都时刻担心自己被背叛，全都拥有脆弱而敏感的神经，甚至主动采取先下手为强的背叛策略。彼此使诈、“斗智斗勇”，长程来看，这多是零和博弈，大多数情况下两败俱伤，而绝不可能出现双赢局面。

在卢曼看来，“显示信任，就是期待未来”，“要简化以或多或少不确定的复杂性为特征的未来，信任就是必须的”（Luhmann，1979，pp. 10，15）。信任与声誉，作为政治智慧的创制，正是通过简化“不确定的复杂性”，而（a）使得共同体得以从没有地基的“空无”中被构建出来，并进而（b）使共同体状态下的主体间合作得以以较低成本展开。如佩蒂特所写，“不只是信任建立在信任之上，如在一个给定的人际关系内的信任的积累；信任也能够建立在空无（nothing）之上，并且能够第一时间帮助建构这种人际关系”（Pettit，2002，pp. 359）。最初意义上的原初信任，只能是一无凭借的“跃步”，是对信息的幻像性透支。这就导致，信任者因其承担被背叛的风险而结构性处在脆弱的位置上。而声誉，则是被信任者主动让对方获取对自己的严惩权，亦即，主动让自己变得比对方更脆弱。建立学术声誉，就是在科研诚信上斩断自己的退路，从而使所有合作者都能放心地给出信任—这份信任不再是一无凭借。也正因此，科研失信所遭受的惩罚，会是“一振出局”—彻底丧失你交出去的那份让学术共同体捏住的“公开把柄”。我们看到，从梁莹事件到集体撤稿事件，当事人所受到的严惩，实则并未超出他/她自己交出去的那份“公开把柄”。但学术共同体，却因为这样的事件一再发生，而遭到无可弥补的伤害：为了避免承担被背叛的高风险，共同体成员会更倾向于选择不合作。韩春雨事件、集体撤稿事件接连发生，对中国学者的国际声誉直接造成无以计量的损伤，致使越来越多国际学术同行选择对来自中国的学者无差别地不信任。科研诚信，诚然是学者个体的伦理性−实践性担当；但当我们从政治哲学和博弈论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伦理实践具有“必须”的属性。恪守科研诚信、维护学术声誉，不仅仅是自利性−策略性地捍卫个体自身，同时是政治性−团结性地捍卫学术共同体。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说，“必须保卫社会”（Foucault，2003）。今天，学者必须用其伦理实践，来保卫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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