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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我的改变,来自生活的教训,来自实践的反省|《读经》线上课1903

读经杂志2569 读经杂志 2021-07-04



2019年5月24日,《读经》杂志2019第三次线上课在荔枝微课直播间举办。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前资深媒体人,成都允元小学馆创办人吴梅老师做分享。下面是分享节选。


我一度有点痛恨传统文化


首先我想承认,我是一个读西方书长大的人,四十岁以前基本上没读过中国书。我大学学的是哲学——大家知道,所谓的哲学,基本上指的是西方哲学——我的思维方式是非常西化的,可以说言必称自由民主、柏拉图苏格拉底,我写文章语感也很西化,翻译体的痕迹是很重的。


我上大学那会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好处在西方学术统治中国思想界最盛的时代。西方文学、西方哲学、西方的各种思想学术的书蜂拥而至,我也读了很多。


说来我这个人一直倒是挺爱国的,正因为爱国,我当时是有点痛恨传统文化,因为我觉得中国近代这么落后,根源就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大学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论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和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问”,大家知道,就是研究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所以,大家一听就明白我当时是处于一种什么思想状态,而这样的思想状态一直持续到大概2010年左右,延续了20年,从我的20岁直到40岁。


儿童教育之“蛊”


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关于儿童教育,我非常自然地持一种很坚定的立场,就是所谓“爱他就给他自由,让他快乐的成长”。生孩子以后,我一直以这样的立场对待我的孩子,我那会儿看了很多教育的书,大家可以听一听,这是些什么名字的书,一听就知道我当时的思想了。可能很多妈妈听到这些书名也会笑,因为你们中的很多也走过类似的心路历程。比如说《与孩子天性的合作》《窗边的小豆豆》《爱和自由》,还有,比如什么卢梭的《自然教育》,什么《赏识教育》,蒙台梭利、华德福、李跃儿、卢安克等等。


我当时最迷信的一些话也很有意思:让孩子成为他自己、教育就是爱和自由;给孩子一个快乐童年等等。这些话真的是很美妙、很好听的,但是以我现在的认识来看,这些美妙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蛊”。


蛊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出生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据说我们那儿的很多少数民族是会放蛊的。蛊是一种人们养的毒虫,你被这种毒虫侵扰了,你的心就迷惑了,你就得听那个放蛊的人的话,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比如说一户人家看上你了,想让你当女婿,他就会给你放蛊,他让你当女婿,你就必须得给他当女婿,你就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我说的蛊。


刚才那些话,它就有点像这样一种“蛊”,就是说它并不见得是真相,而有可能是用某种美好的、貌似真相的东西来蛊惑你的心志,使你神智混乱。


平心而论,大家看到这些话,确实是非常的美好,到现在我还觉得它们非常美好,但是,当我到今天这个年龄,当我经历了种种的人生的教训、实践。再回过头去深究,就发现,这些美妙的话、美妙的概念,它有可能是似是而非的。


我们不妨追问一下,什么叫他自己?你们现在想一下,什么叫他自己?比如说他突然兴之所至,喊着要学钢琴,到底这个是他自己,还是学了几天,他厌烦了说不想学这个是他自己?你到底遵循哪一个他自己?再比如说什么叫孩子的天性?大家想一下,这个天性是一种习性的性,还是我们说的“天命之谓性”的那个性?我们再问什么叫自由?自由和纪律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自由和放任,它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还有什么叫快乐?经历了种种艰辛,比如跑马拉松,跑的过程你非常累,非常烦,甚至都要晕倒了,然后跑到终点以后你那种兴奋的高峰体验,到底叫不叫快乐?还有,我们解一道奥数题,很烦,但是写完了以后你的那种满足,这叫不叫快乐?


你看,我们这一问,就傻眼了。等你操作起来,你就会更傻眼,最后你会发现你给孩子的自由变成了放任,你让他活成的那个“他自己”,是一个好吃懒做、自私自利、受困于自己物质性的“他自己”,而这样一个“他自己”,非但没有获得自由,还成了被习性奴役的对象。


对自由教育的反思


我对教育的关注,其实就起于我在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上遇到的一些困惑。我按照那些书上给的建议,给予了他充分的自由。我的孩子基本上是完全放任长大的,他也没有做过什么幼小衔接,他就是两眼一抹黑,就上了小学。当然在课堂上他被成功放倒了,拼音什么的完全不知道。有时回到家他说没作业,结果老师说有作业,说你没完成。就在这样的一种不停的打击下,小孩没有多少自信,这是我后来才注意到的。


现在回过头去看,发现我当初做错了很多东西。上面所说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到了小学二年级,因为看不惯小孩子学校那种填鸭教育,我还把小孩接回家,自己教了他一个学期。再后来我给他找了一所持自由教育立场的学校。在那里,他确实是非常自由地发展,可以说收获了一些很好的品格、品质。比如说他的感觉、他的直觉,这一块一直都很好,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求知欲也被保护得比较好。我们通常在体制学校孩子们身上看到的那种固定的套路,他是没有的,他整个人的想法是比较别致的。而且很明显,他原先在体制学校受到的那种压制,还有一些恐惧,在这所学校得到了释放。


不过事情总是有两面,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些这种教育方式带来的问题。比如,他的基础非常不牢靠,标点符号、一些很简单“的地得”,还有一些字,都不会写。他的阅读能力比较弱,不爱看书也看不下去。还有他的外语,真是非常的差,一直到现在都在拖累他。也就是说,如果你去考察他所建立的知识城堡的话,你会发现那些构筑城堡的墙是一个结构松散的状态。这个墙有很多的缝隙,有很多的漏洞,而且彼此之间是不能相连的。我当时发现了这点,心里还是比较着急的。


同时我也发现我的孩子,包括他的一些同学,也比较倾向于一种热闹的、轻松的、表面化的一种学习。他们不太能够去下苦功,无法进入到一种深度的、枯燥的、需要下功夫的学习中去,很灵气,但是轻飘飘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那会儿孩子到了初中,我就开始反省,反省我之前所信奉的这种自由教育是不是也有一些走偏了的地方?


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很多路,都是逻辑先在的——它已被逻辑预先安排在那儿。就在我产生这些迷惑的时候,我受到了一个老朋友的邀请,他们要创办一本教育杂志,邀请我去一同创刊,这就是后来的《教育家》。于是我就去了《教育家》。


体制教育的经验与不足


我在《教育家》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这个经历对我很重要,它让我看到了真实社会中落到地上的现实的教育。这之前我观察教育,是一个旁观者,其实没有进入到教育之中,而我已经开始激烈地批判。到《教育家》杂志以后,我经常出入学校,跟很多校长、专家、老师交谈。我也进入课堂去听课,这段经历带给我另外一个方向上的思考。我发现,事情并不完全是我先前批判的那样。


之前我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体制教育的批评者,但现在我发现体制教育也有很多值得保留的经验,我们应该公允地看待它。简单说几条:


首先,在教育资源严重缺乏、严重不平衡的国家,比如我们中国,体制教育在很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教育公平,这是非常可贵的。西方的精英教育是在私立学校里达成的,但我们中国,精英教育是在我们的体制学校的重点学校里面,老百姓都可以去,这真的是非常可贵的;


第二就是体制教育在极大的范围内普及了教育,使中国的文盲率大大降低,使我们的国民素质得到了保证。比较一下印度,印度的文盲率是很吓人的,而且它统计的那个文盲率水分很大,据说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都叫脱盲了,这样一来它的那个文盲率就真的是很吓人。但我们中国确实这点做的非常好,这要感谢我们的体制教育;


第三点,中国的体制教育非常重视基础训练,比如一百以内的加减乘除,能让小孩反复地算,反复地做题,一直做到成为他的本能,这样一种重视基础教育的倾向为我们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中坚力量、大批踏实可靠的劳动者。可以说我们中国近几十年的崛起,如果没有体制教育培养的这些人,是不可能达成的。


第四,我们体制教育的重点学校,有些做得非常棒,可以说是精英教育的典范。他们探索出了相当多的教育教学经验,在世界上都可以说是先进的。


进入《教育家》杂志以后,我对整个体制教育有了这样一些新的认识,但这并不代表我就完全赞同我们的体制教育。有些朋友看到我为体制教育说话非常地震惊,他们纷纷议论说:吴梅变了——我可能确实是变了,我现在看问题,更多从实际情况出发,更脚踏实地了一点。其实我一直保留着对体制教育的批评,只不过,在批评的同时,我接纳和理解。


体制教育的问题一言难尽,因为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事物,两所学校,有可能真的就完全不一样。总体来说,我觉得体制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从教育目标看,太功利了,严重地偏于智性而忽视德性,唯分数论,这是很糟糕的。第二点,从教学内容来看,非常不平衡。我们的文科教育太浅、太工具化,而理科教育,又太一刀切地深。其实理科教育是应该分层教学的,根据认知发展程度的不同、天分的不同分层教学。文科教育的工具化非常的严重,支离破碎。以上造成体制教育的效率非常低,很多家长的体会可能更深。我们现在在当了老师,也有了一些体会,比如我们看到,小学馆的很多孩子,业余时间是以15分钟为一个刻度在精确地计划,他们的功课太忙了,必须得这么精确地计算。一个小学生就这么计算,那么他们学了些什么东西呢?可以说,很多时候是在低水平上重复地进行训练。


以上两点,是我对体制教育的一个批评,当然还有很多很多问题,简单就说这两点。


教育的四个平衡


刚才说到我之前对所谓自由教育有一些反思,对体制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但是我也看到了体制教育确实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不管是我看到的哪种教育,基本上是不平衡的,甚至是失衡的。我开始思考,我们怎么去达成一个教育的平衡?所谓平衡,我简单总结,大致是这四条:


第一条,纪律和自由的平衡。刚才也提到,很多人认为自由就是放任,其实不是。自由恰恰是需要纪律来保证的。但你的纪律太过于死板,有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自由。那纪律和自由怎么来达成一种平衡?


第二条,基础和创造的平衡。我们的很多持自由教育立场的学校会强调创造,认为创造就是天马行空,不给你任何的约束,其实不是的。真正的创造必须是很严格的,要有很坚实的基础作为创造的背景和框架,不然就只是胡诌,不是创造。体制教育在基础上做得非常好,但在创造上可能是有缺陷的。我们的自由学校可能他们在创造性上会比较强调,但是它会忽略了基础这块。我们怎么达成基础和创造的平衡?


第三条,德性和智性的平衡。这点在我们的体制学校是非常严重的失衡状态,可以说我们的体制学校几乎没有进行德行教育,即便有一点儿,那种教育的方式也是错的,没有到根儿上去。所以我们还真得好好思考,要怎么来改变这种现状。比如之前发生的一起北大高材生弑母的极端的事情,等等,类似这样的现象,包括大家常常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现在的教育后果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可以说,已经到非常严重一定要去纠正的程度。


第四条平衡是才性和根性的平衡。我们的才和我们的根,这两个东西怎么达成一个平衡?我看到的所谓自由教育,在这个平衡上做得不太好,他们往往格外注重开发孩子的才性,不重视根性,他们非常天真地、非常努力地在火焰、花朵上用功,而不知道火焰只是材料燃烧的现象,花朵只是根生长的结果。小孩的艺术感觉、直觉不错,但是他不踏实,他像飘忽的风筝。那么,我们怎么做到才性和根性的一种平衡?


有一次我跟一帮瑜伽练习者聊天儿,给他们举了一个瑜伽的例子:要练习好瑜伽,其实需要非常严格的纪律,也需要很细致、很准确的动作,包括生活上也需要把严格的纪律融入进去。不仅纪律,甚至于我们说到戒律,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如果自由放任,你想做什么动作就做什么动作,想怎么动就怎么动,那一定不可能练好瑜伽的。


我们再来看中国的书法练习,我自己学过一小段时间的篆书,老师让我们从画一条直线开始——就画一条漂亮的中锋直线,要画很久,画了横线后又画竖线,然后再换圆圈,要画几个月,真的是非常枯燥的练习。但是当你把一条线画好以后,你才有可能写好一个字。这是一种非常枯燥的练习,但它是一切的基础,我们需要这样日复一日枯燥的练习。然后一点一点地把那些东西,凝固为我们身体的本能。


在这样一种训练过程中,我们不仅仅习得了“艺”,更重要的是我们习得了“戒定慧”。戒就是戒律,就是用天道、天理等等这些东西来约束自己。定是定力,当我们静心的时候,那种高强度的专注像激光一般,能够像手术刀那般锋利。是这样一种专注,这样一种定。然后由这个“戒定”,带来后面的慧。所谓慧是一种非常深邃的明觉,不是我们通常说的聪明。


以上对诸平衡的总结,有我对所谓的“自由教育”的反省,我发现他们是有严重缺陷的;也有我对体制教育的反省,体制教育虽然确实也注意到了上面提到的那种刻意练习,但他们刻意练习的对象,也就是相关的学习内容,是不够根源性的,只是在一些非常细枝末节的内容上去做刻意练习,这就造成了学习的大量浪费。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一些非常根源性的事情上进行这样一种刻意练习呢?我当时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正好就在这个时候,我和读经教育相遇了……


(未完待续)


前文链接:

吴梅:踏踏实实地做好一个学堂,教出一批孩子,这就是对读经最好的宣传|《读经》线上课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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