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李俊兰 北京青年报记者

1971年7月，灼人的暑气中，去国26载的杨振宁先生返回故土。他提出要见自己的老师王竹溪先生，而此时，这位1938年的剑桥大学博士、中国屈指可数的统计物理专家，正在江西鄱阳湖畔放牛呢。

鄱阳湖畔的鲤鱼洲，是依傍湖堤围填而成的洼地。1969年起，这里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五七干校”。柴木棒与芦苇扎壁，抹上黄泥，茅草为顶，便是初期校舍，后来又盖起砖房，以示“扎根农村志不移”。

王竹溪先生所在的北大物理系被编为“二连”。

“那时不能喊先生”——同为“二连战士”、亦与杨振宁同时期求学于西南联大的沈克琦老师回忆干校情景： “‘先生’是封资修一套，早被批倒了。不仅同事，就连学生都喊他‘老王’”。

老王时年60岁，受到照顾，没有被安排扛木头、盖排灌站，而是去了有牛、猪、鸡的饲养班，番号： 二连二排六班。

可老王是个做事一丝不苟的人，每天打着赤脚踩着泥泞扬鞭放牛，专向水草肥美处。他不知道，水洼里、草叶上，有一种肉眼不易发觉的“尾蚴”，正是血吸虫的童年时代。后来了解到，当地人谈起鲤鱼洲会“愀然色变”，工宣队便带领大家背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也曾向“内湖”、水洼处“洒药”。

就在1971年7月下旬的一天，正给老牛喂草的老王接军代表通知： “有任务，速回北京！”“当时是不便多问什么的，也不能问”，——事后他向家人如此告白。匆匆收拾简单的行李，由一个年轻人跟随，赶赴南昌，当即登上东去上海的火车，抵沪换乘14次快车，星夜回京。

这一路，他如常寡言，心里却不能不盘算： “到底出什么事了？”

他是长于“计算”之人。少年时在家乡湖北公安县即有“才子”之名。1929年入清华大学后师从周培源先生，周师评价： “能深入理解物理概念并具有数学计算的特殊才能。”其时他还与华罗庚、陈省身等人组成学习小组研究数学。1938年与季羡林、乔冠华等结伴赴欧洲入剑桥大学投师统计物理创始人之一的福勒，推荐人则是富勒的另一位弟子、与爱因斯坦、费米同为20世纪大科学家的狄拉克。1938年获博士学位后，他与钱钟书先生同船回国，当时欧洲战事未起生活优裕，而国内则生灵涂炭河山半壁，他将世界物理学尖端、热门自然也深奥难懂的知识课题讲授给西南联大的学子们。从此，中国几代物理学人因他受益。

而此时，返京行程中，他把出色的数学运算能力用来琢量自己的“问题”，他给自己下了结论： “我的问题就这么大！”——平日里他性情沉稳、温和，了解的人才知那温和背后的硬度。

1958年教育界“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他积多年心血写成的学术专著《热力学》成为批判的靶子，被戴上三顶帽子： “科学脱离生产、理论脱离实际、数学脱离物理”。困境中他对批判者的态度是： “请你们先把我的书读懂，再来跟我讨论！”

1961年一次小的调整后，时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代表领导向王竹溪致歉，说明《热力学》受批判是不应该的。1962年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王竹溪与翦伯赞等人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1966年，“文革”烈火自北大点燃，既是当权派又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王竹溪自然在“打倒”之列，抄家、批斗、办学习班，直至下放鲤鱼洲，成为放牛翁。

这其中，有两个场景，被当时北大物理系的青年教师林纯镇清晰地刻录在良知的光盘上： “ 红卫兵批斗王先生时，说他态度不老实，王先生当即反驳道： “什么叫老实，老实是有标准的，从你们的立场出发说我不老实，站在我的立场上我认为自己很老实。”

又一次批判会上，一位工宣队员发言质问： “工人、农民参加三大革命实践，他们可以盖房子，你们搞的这些理论有什么用？到底有多少是有用的？”不料，这位“臭老九”竟不接受“再教育”，针锋相对，坦坦而言： “你不要问这门理论哪些有用哪些没用，理论是基础，有它可以把房子盖得更高、更好，它是地基，是支持盖房子的。”

“能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讲出那样的话，说明王先生对这些问题早已深思熟虑，而且他敢讲出来，这是真正的科学家所具有的科学精神。”而今早已是物理学教授的林纯镇还认为，“王先生挺奇怪”： “每次运动他都是对象，可他从来不怕，不会因此吃不下睡不着，他遇事非常镇定……”

提着简单的行李，穿过1971年的炎炎酷暑，王竹溪先生也许就是以这样一份镇定的心态，抵达北京。

但是让这位有着优异数学才能的人掐破十指也猜度不出的“任务”是： 接待一位天外来客、自己在西南联大时的硕士研究生杨振宁教授。

那一天，不仅对他、对他一家老小都是一个喜出望外的好日子。

后来他们才得知，师生能够见面，是周恩来总理批准安排的，请杨振宁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回新中国看一看，是周总理50年代就抱有的希望，故此曾于1957年、1960年、1962年3次批准杨振宁的父亲、我国近代数学奠基人之一的杨武之教授去日内瓦，与在该地讲学的儿子一家团聚。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成功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改善，杨振宁遂主动申请回国探亲访友，周总理接见并宴请了杨氏兄妹以及他的岳父母杜聿明夫妇。

从此，“杨振宁重返故土，王竹溪十万火急回京”，便成为中国物理学界广为人知的一段佳话。

——直至2002年的今天，即王竹溪先生病逝19年后，王先生的家人也同意这样一种观点： 若不是这位诺奖“状元学生”的到访，使恩师得以从“五七”干校“提前毕业”，如果随“大部队”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再回京，那么，“他活不到1983年”。

7月的燕园，骄阳当空，有蝉鸣鼓噪，也有绿波怡人。

杨振宁在弟、妹的陪同下来到北大，迎接他的是周培源、王竹溪、黄昆等一别多年的老师和好友。

北京大学现存档案显示，对杨振宁的此番到访，北大是以“接待外宾”的规格。而实际上他比许多“内宾”，甚至比一些北大人还要了解燕园。

从7岁到15岁，他有8年时光在父亲供职的清华园度过，成年后他“招供”： 清华园的每一棵树几乎都爬过，每一棵花草都研究过”。在孩子群中，他的头脑灵敏、点子多，是清华园赫赫有名的“杨大头”，而能与他分享这一美誉的，是俞平伯先生的公子“俞大头”。出清华西门，咫尺之遥便是当时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北院墙，这有古木奇石、一泓好水的燕园，是他和童伴常来玩耍的好地方，湖上溜冰，体育馆看比赛，直到1937年全家于战乱中离开北平。

未名湖边草，应知故人来，虽然他乡音无改，鬓发未衰，但面对荡漾过他童声笑语的盈盈湖水，还是感慨连连。

杨振宁参观了“教育革命”成果： 校办制药厂、无线电工厂、物理系激光实验室等，不时向热情的接待者提出问题： “教员、学员与工人是否对学习很热心？”“全日制大学是否都朝这个方向发展？”他以“宇称不守恒”获诺贝尔奖，是研究“左右对称”的专家，但对“形左实右”这个名词表示“不懂”，听到解释后，他认为“单这方面的词就需要一部词典”。

左起：杨振宁、周培源、王竹溪

1971年7月在北大物理楼前合影

当杨振宁同自己的恩师合影时，鄱阳湖畔的阳光还顽强地留守在老师戴着一幅黑框眼镜的面庞上。对他们师生二人的相见，北大的档案资料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 “走出图书馆时，王竹溪同志赠给杨两本红色塑料皮的书：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和《“九大”文件》，杨很高兴，并要求王在书上给他‘写’几个字。”

“爸爸当时很谨慎”——就在2002年的这个初冬，王竹溪先生的子女谈起此事，对杨先生还似有几分抱憾，因为直到60年代初，杨先生还有学术著作寄与其师，“可在1971年的时候，爸爸的学术著作还都是‘大毒草’呢，那种形势下，只能如此了。”

——实际上，如果从时间差给予我们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个送“红宝书”的细节，是颇具历史况味的：1973年7月，当杨振宁第3次回大陆探亲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毛向他询问了光量子、粒子等物理学前沿问题，与其说毛多年关注物理学，如1964年接见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时对他的称赞，以及后来又同李政道教授的晤谈，毋宁说他更关注的是哲学，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与他哲学思想核心的“动斗观”是否契合。谈话中，毛向杨振宁提到了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

在1973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智慧如杨振宁先生当能记起，早在两年前，在北大燕园，竹溪师即向自己提供了这本“必读书目”。如果想从深层次读解当时中国、北大、清华发生的一切，可以说，这本书不啻为“一部词典”。

泰勒教授一歪一歪地走到杨振宁面前，他是匈牙利人，年轻时一只脚被汽车轧伤。在美国，他因发明氢弹原理后来被誉为“氢弹之父”。此时他是芝加哥大学物理学教授，杨振宁听从另一位物理学家费米的意见，准备做他的博士生。

这是1946年初的一天，考取了“庚款留美”的杨振宁，从昆明经印度到达美国不久，与泰勒初次见面。“我们先散散步吧”，杨振宁跟在泰勒身旁。泰勒转过头来问： “氢原子基态的波函数是什么？”杨振宁的回答几乎脱口而出，泰勒说： “你通过了。我接收你做我的研究生。”

多年后杨振宁分析此事： 很多学得很好的人，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而在泰勒看来，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才是可造就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易如反掌的，因为我在国内已经念过量子力学了。”

——在战时的国内，在西南联大，教授过他量子力学的正是王竹溪先生。

直至今日，80岁的杨振宁先生还保存着当年听王竹溪老师讲授量子力学的笔记： “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笔记本用的是没有漂白过的粗纸，很容易撕破，今天它经常会使我想起那些岁月里的艰苦物质条件。”

那时的王竹溪先生，常常是一袭布长衫，一双旧皮鞋，尽管受聘联大物理教授时年仅27岁，却因性格沉稳而带几分老成。在学术风气极为浓厚、活跃的西南联大，在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饶毓泰、吴大猷名师云集的物理系，这位剑桥新科博士，是以“相变研究”即“统计物理”的前沿课题讲座，吸引了那些刻苦向学的青年。

我们外行人的知识结构中，物质有固体、液体、气体三相，譬如冰、水、蒸气；物质有分子、原子等微观结构。物理学家研究并计算他们的变化过程和规律，“相变”就是其中一种专门理论。

杨振宁便是听课者之一。

他被“相变”迷住了，虽然这其中有令他惊喜的原理，也有让他懵懵懂懂、繁复冗长的昂萨格数学计算。几十年后，他还清晰地记得，沉静内向的王竹溪先生谈起昂萨格这位挪威科学家时，脸上的钦佩、兴奋之情。

硕士论文，他选择了统计物理的相变问题，导师是王竹溪先生，“王先生把我引进了物理学的这一领域，此后，它便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门学科”。

多年之后，他以功成之身回首： “我很幸运： 因为初出茅庐，走进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

——近年，国内时有文章探讨杨振宁这位诺奖得主的成功之路。有人竟将其归结为“报考西南联大，准考证8号”，也有人认为他起点高，“非名师而不从”。实际上，杨振宁先生的成长与成功，完全可以成为教育学的“个案”。

1922年他出世时，父杨武之正在当时安徽省会怀宁即今日安庆教书，排“振”字辈，故名振宁。

他10个月时，父亲考取官费留美，7年后获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返国，此时，儿子已随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识字三千，能滔滔背诵《龙文鞭影》。时任厦门大学教授的杨武之先生感觉到7岁儿子的观察力不同常人： 挑选的贝壳极小却很精致。

12岁时，看了一本书《神秘的宇宙》，便童言无忌： “将来我也要拿诺贝尔奖。”

12岁半，在清华园西院家门前留影，脸胖胖的，笑容憨憨的，除他父母，谁见都会以为是能吃好睡的一种。其父却在照片背后留言： “振宁似有异禀”。

上中学时，数学尤为出色，人称“念书不费劲”。其父却反其道，从清华历史系请来丁则良先生，以两个假期“家教”《孟子》，诺奖得主后来说： 此举令他“一生受用”。

杨武之先生的大手笔，是在儿子振宁获博士学位后，邂逅昔日学生杜致礼遂结秦晋之好，1951年杨振宁、杜致礼的儿子出生，杨振宁报喜到上海向老父索名，复旦教授杨武之挥毫落笔： 光诺——光大诺贝尔奖之意。

这不啻一个天大的祈愿，6年后被征之事实。

杨振宁的本科导师吴大猷教授，曾用两个字评价他和李政道先生： “天才”。

天才少年也有“坏事在案”，譬如清华园里表演“骑车带人冲坡”，将小他7岁的弟弟振平摔得头破血流，回家被父母痛骂。有时又显得早熟，1934年父杨武之赴德国学术交流一年，每次都是他代母写信，据说这家信写得头头是道，先是北平天气如何，继之家里情况如何，最后还要同父亲讨论一两个数学问题。台头“吾夫”，落款“爱妻”。

他会下围棋，喜欢唱歌，但却以“唱歌很难听的那个”而闻名。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专门去学过交际舞，得以在1957年的“诺贝尔之夜”与夫人舞姿翩翩。直至近年他买下一台摄像机，全家老小出游时，任“导演”。他喜欢诗，能写优美的散文，他说他惊叹物理的美，欣赏数学的价值观，他认为科学研究不仅是客观的理性的，更有科学家的爱憎好恶在内，而他对物理学的爱憎是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也就是在西南联大时形成的。

譬如师从王竹溪先生，研究统计物理的相变问题。

他在这条路上“行行复行行”： 初到美国的几年，身边人都不研究统计物理，直到1949年偶然听人谈起昂萨格的计算模型被简化，尤如他乡遇故知，杨振宁重新投入旧战场。1951年与李政道合作，发明“单位圆定理”，发表的两篇论文，竟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注意，爱因斯坦请他和李政道到办公室交谈。事后别人问他跟爱因斯坦谈了什么，“我竟讲不清楚”。因为他很紧张，有平常人见到伟人的“局促不安”。

后来他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结识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昂萨格，得以亲自询问他当初的数学计算为何如此复杂，这些复杂的计算曾让年轻的杨振宁付出时间、精力，产生过迷惑和沮丧。再后来，1999年3月美国物理学会100周年年会在亚特兰大举行，会议将地位崇高的“昂萨格奖”颁给杨振宁，以表彰： “他在统计力学和量子流体理论方面有基本而且开创性的贡献”。

他第一次听到昂萨格的名字，是在中国的边陲小城昆明，出自年轻、沉稳的王竹溪教授之口。而今，他把昂萨格奖杯揽在怀中。

2002年的香港，80岁的杨振宁面对莘莘学子大声说出： “我觉得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没有提诺贝尔奖，没有说他的富兰克林奖、鲍尔奖以及昂萨格奖，他说： “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己不如人的心理。”

王竹溪先生的病是体检时医生用眼睛“检”出来的，1981年11月政协会议期间，医生见他两眼泛黄，认定肝有问题，待到医院化验确诊： 肝硬变。

王先生记起，从鲤鱼洲回来以后，曾到医院作过检查，转氨酶400，可大夫说： “没什么”。

这正合他意，因为他有许多事要做。物理教学在逐步恢复，1978年他重新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又任《物理学报》主编，领导《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卷的编纂，负责物理学名词的翻译与审定……而最令他牵挂、投入时间也最多的，是一项“副业”： 编纂《新部首大字典》。

在中国物理学家中，以文理兼通、以汉字造诣学养论，无人可及王竹溪先生。他以一人之力，自抗战期间开始，倾四十年心血编纂的这部250万字的《新部首大字典》，涉及甲骨文、历史学、音韵学等多学科知识素养，所以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遗憾的是，编纂完成，王先生却没能等到它出版发行那一天。

王先生病情沉重，北大副校长沈克琦专程从协和医院请来肝病专家祝谌予，祝大夫叹息： 这个病延误了……

1983年1月30日，王先生病逝于友谊医院。平日生活极为俭朴的他几个月前即留下遗嘱： 丧事从简，不惊动大家。但改变这一意愿的是他的老师周培源： “搞一个告别仪式”。王先生的子女说： “临时通知很仓促，那天又特别冷，结果北大师生、科学界的好友600多人去了八宝山”。告别仪式现场，81岁的周培源先生失声痛哭，后来他的悼念文章《一代相知哭良友》刊发于《人民日报》。

此时，正在香港讲学的杨振宁先生发来唁电： “竹溪师生平勤实诚正，是朋友和学生都十分敬佩的，他造就了许多科技人才，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

李政道先生也发来唁电： “世界上失去了一位大科学家，中国失去了一位良师。”

几天后，北大副校长沈克琦接到杨振宁先生电报： 即来京吊唁王先生，看望王师母。

那一天，在王先生家，杨振宁与王师母亲切交谈，给王师母以很大安慰。国务院赵紫阳总理在中南海会见杨振宁先生，评价其师： 王竹溪教授从事物理教学、科研工作40多年，培养了大批物理学家，为发展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就在2002年的深秋时节，为了本文的写作，王竹溪先生的儿子王世瑚，清理了父亲的遗物，将那些蕴藉着父亲与杨振宁师生情谊的物品一件件摆到桌上来。

这些物品中，“年龄”最长者是一帧单人照，在实验室背景下身穿白大衫的杨振宁面容清瘦，好像全部营养都给了两只眼睛，两只眼睛便显得很有力量。照片前面写着： “竹溪师存念  生振宁敬呈”，日期为1947年10月。据说此时的杨振宁正着力于实验物理，以弥补国内学习时的缺憾。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动手能力极差，以致竟有了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后来他听从老泰勒的意见，专心致志于理论物理。

物品中最不起眼的是一个硬纸盒内的一团棉絮，纸盒已见斑驳旧色，盒面特意注明： “内系缩印专门期刊”，这团棉花被用来依偎胶卷。半个多世纪过去，这团棉絮算得上棉花家族的老奶奶，因为它在1948年的芝加哥见识过风华正茂的杨振宁。据说王家在“文革”抄家之后，又经历3次乔迁，这团轻贱之物却始终被保存着，王先生平日寡言少语，很多东西在他心底。

最珍贵的当属那本英文薄册，绿色封面，不精美，没有压膜，普通得你想说它“粗服乱头”——却“不掩大美”： 那正是令世界震惊的诺奖论文《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它刊印于1956年。在通篇英文之前，有这样几个汉字： “竹溪师指正  生振宁谨呈”。

王先生的儿子王世瑚最喜欢那把电动剃须刀： “这是60年代初杨先生托人从欧洲经香港带来的，当时国内的刮胡刀就是一个刀片，很简单的那种。这个剃须刀转动精巧，还有皮套，很新颖”，当年他还是“嘴上无毛”的少年郎，而今已过天命之年，他说： “现在还能用”。

最有趣的是80年代每个城市儿童都玩过的魔方，平常之物放在一个有机玻璃盒罩内，气质便高雅起来。“配套”的信件写道： “记得昆明你有两副Puzzler，现在托高崇寿带一个西方目前风行的Puzzler送给你，我的解答也附上。(我的解答不是很快的)。”然后是一张纸上写满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王世瑚说这个魔方陪伴了父亲的病中日月，“每次住院都带上，他也写了数学求解，所以几下就能转好”。

最令我们平常人感动的是那一封信，托聂华桐教授带来，除“希望病情时有进步”，“至念”外，还附有500美元支票一张，港币现金2000元，“请呈王师母哂纳”，他特意嘱咐王师母： “支票在中国银行可以兑成人民币，还可得到侨汇券”。以今天中国人的眼光看，这两项款数不算什么，若还原到1982年的平均工资水平与物价指数，不难掂量这份弟子心意。

王先生的儿媳盛淑兰补充： “杨先生还来信询问带药的事。后来托人捎来白蛋白，在当时很贵，直到父亲去世，还有一支在冰箱里。”

王先生去世后，王师母还收到过“生振宁”的新年贺卡、问候信件。1985年《读书教学四十年》在香港出版，他寄来请“王师母教正”，王先生的弟子们都知道，王师母没什么文化，是婚后王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

无论是《读书教学四十年》，还是1997年出版的《杨振宁文集》，开卷第一篇都是： “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的是统计力学，导师是王竹溪教授。”王先生的一帧照片也同影响过杨振宁科学人生的爱因斯坦、费米、狄拉克等人的照片一起，收入书中。在海峡两岸，在香港、澳门，在他走遍世界各地的演讲、学术报告中，有多少人从他口中听到王竹溪的名字，难以数计。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与学生的“常提常讲”相反，在王竹溪先生的口中，很少提到杨振宁的名字。北大物理学院章立源教授是王先生的老学生，他说从未听王先生主动提起过杨先生。王先生从不自夸，也不以杨振宁炫耀于人，坚持做学问不求速成，始终严谨、沉实。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大约在1972年以后，杨振宁先生到北大物理大楼介绍“宇称不守恒”，“当时我们都吓住了，不敢提问题，王先生坐在第一排，聚精会神地听，认真地记……”

王正行教授1962年成为王竹溪先生的研究生，他记得那年春节和两个同学去给王先生拜年，王先生刚好收到杨振宁寄来的一本英文版《基本粒子发展简史》，“王先生很高兴，说中国和美国关系不好，一般不敢联络，可他还是把书寄来了。”

林纯镇教授在“文革”期间同王竹溪先生有较多接触，他说起王先生的科学品质用了两个字： 崇敬。他记得王先生主动提起杨振宁是在一次意见分歧时： “当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比较低，有一个欧拉动力学定理我不想讲了，一是这个定理讲起来有难度，二是讲完了他们也不会听懂。我准备放弃，跟王先生商量，没想到他不同意。他说即使学生听不懂，但知道有这么个定理在那儿，将来他有能力有条件时可以回过头再搞懂。他说西南联大时给杨振宁讲起一个数学模型，当时也没完全搞懂，可几年以后他搞懂了，还向前发展了！”

——读者可以作证，那正是昂萨格数学模型。

这一对师生，先生不以弟子显，学生没齿不忘师恩，看似相悖，实际一脉相承，表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谦逊，在这个文化的价值观念中，它是一种美德。

35岁的杨振宁是从广播中得知自己将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桌上的电话便铃声不断。这本应该是一个欢呼雀跃的时刻，他却坐下来，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几乎就在同时，与杨振宁共同获奖、半个月后将满31岁的李政道也表达了内心情意：

这一天是1957年10月31日，两封信的同一收信人吴大猷先生，是他们两人先后于西南联大求学时的恩师，此时出任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理论物理组主任。

吴大猷先生与两位诺奖得主之间的师生情谊，是科学界的一段佳话。吴大猷先生同时收到两位诺奖弟子的“谢师”信，更是物理学界的一桩美谈，只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吴大猷的名字在祖国大陆远不如他在海外那样广为人知。

杨振宁先生有过这样的回忆：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1942年，为了在西南联合大学取得学士学位，我必须提交一篇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做论文导师，他拿出1936年那卷《现代物理评论》杂志上罗森塔耳和墨菲合写的一篇文章给我看。那是讨论群论和分子光谱的评论性论文。这样，我就接触了群论在物理学中的应用。回首往事，我对吴先生的这次指引深为感激，因为这对我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物理学工作者有深远的影响”，“以后40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他是沿着吴大猷先生为其开启的对称原理大门，又随费米、泰勒等名师深造，与李政道一起将被视为金科玉律、从未被怀疑过的宇称守恒定律推翻，从而迈入了诺贝尔奖的殿堂。

此前的宇称守恒定律认为，物质粒子的最深层结构是不分左右的，即左右对称。但在当时，美国加速器粒子实验中的一些现象却令人疑惑，不能解释。这两个年轻人感觉到了问题所在，便大胆设想： 不接受宇称守恒的假设即左右不对称，那些迷惑的现象就能解释了。他们的论文发表后，遭到一些权威的反对，但很快，吴健雄领导的实验证明了他们的理论： 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

于是，杨振宁以功成之身回首，感谢吴大猷先生当年的“引路之恩”。

而在李政道，求学之路不如杨振宁那样一帆风顺，遭遇过磨难，吴大猷先生于他，有“知遇之恩”，可以说，吴先生是改写了他命运的人。

若从更放大些的历史背景看，1945年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之后，如果不是当时的蒋介石政府也想在中国造一颗原子弹，他们师生二人都可能是另一种人生。

年轻时的李政道胖乎乎、笑眯眯，为人随和、热情，用时下词令： 阳光男孩。

他出生上海，祖籍苏州，祖上曾参与创办东吴大学，其父金陵大学毕业后从事化工行业。李政道自幼嗜书，上海沦陷后，为求学奔浙江、走江西，又从重庆到昆明，一路上与逃难的流民为伍，丢过衣物，遭遇过车祸，摔伤过筋骨，千辛万苦来到西南联大——据说李政道先生此生最痛恶战争，几年前尚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交流过对战争的苦难记忆。

当18岁的胖男孩李政道凭藉着友人的一封介绍信找到吴大猷教授时，吴教授正处于国难与家“愁”的双重压力下： 夫人阮冠世卧病多年，物价飞涨已用不起女佣，每天他要生火煮饭，服侍病人，还要教书上课。最困苦时他摆过地摊变卖衣物，还在家里养过两只猪仔，以求换些钱粮。他1933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回国执教北大，到昆明后，为应“北大40周年校庆论文征集”，更为从日常烦恼中挣脱，面壁著述英文专著《多原子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很快在上海出版，第二年竟获有3000元奖金的“丁文江奖”，随即美国翻印，可想见其学术水平与价值。

除此，还带了研究生黄昆，指导了杨振宁等人的本科论文。就在1945年的春天，“忽然有一个胖胖的、不到二十岁的孩子”来到他面前。

吴先生对初识李政道有过如下回忆： “李政道原来在浙江大学读过一年级”，“那时恰值学年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我便和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的几位老师商量，让李随班听讲考试，他若合格到暑期正式转入二年级。”

“李应付课程，绰绰有余，每天课后都来我处请我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他求知如此心切，简直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风湿病发作，他替我捶背。他还常帮我做些家务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样难的书和题目，他都能很快地读完做完，并又来要更多的。我从他作题的步骤及方法上，很快发现他思维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

“老实讲，在那些日子里，我为了我自身的工作，冠世的疾病，还有每日买菜、烧饭、生火等家务劳动，牵扯精力很多，再加物价飞涨，实在没有心绪准备更多的参考资料和出习题给他，好在他天资高，亦不需要我详细讲解，自能理会资料和习题的内容”。

与李政道同时期求学西南联大的叶铭汉先生，是老一代物理学家叶企孙之侄，今年77岁，他说： “李政道非常聪明，我们当时就有感觉，他念书快，老师讲完课，同学有不懂的就去问他。我叔叔当时同意： 电磁学，李政道可以不上课，参加期末考试。”叶先生还说： “这时杨振宁已经毕业离校了，他念书好，在学校也有名气”，“联大学习很艰苦，教室地面坑坑洼洼，房顶的铁皮板下雨时就叮叮当当地响，后来连这些铁皮板都拆下卖了。这样倒好，茅草顶下雨不吵。晚上复习，大家就到有汽灯的茶馆去，泡一杯茶，老板不管你，还不断加水，有时没钱，就说‘要一杯玻璃’，他就给你一杯白水”……

不久，广岛原子弹爆炸，日本投降。作为同盟国，美国将一册“绝密”的 “士迈士（Smyth）报告”交给中国，这份报告评述了美国原子弹的发展经过。很快，当时的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俞大维约见吴大猷、华罗庚，商议“拨一座大礼堂、10万法币制造一颗原子弹”。吴先生思考后上书军政部，大意是须先培植人才，选送优秀青年出国考察，“有人才能有弹”。陈、俞同意转款培训人才，由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三人分别在物理、数学、化学三门学科各选２名学生。此时黄昆已考取中英庚款，杨振宁考取清华留美，吴大猷毫不犹豫地确定了清华助教朱光亚和大二学生李政道。

对于李政道而言，真真“太破格”了，因为三校还有那么多助教、研究生，也有人以为吴大猷、李政道有亲戚关系。

据说，1946年秋出行前，一张娃娃脸、总是笑眯眯的李政道去南京军政部领款时，又穿了一条学生短裤，人家怎么看也搞不明白： 考察国事，怎会派这么一个童子军去？

因吴先生伦敦开会，故李政道、朱光亚与吴夫人等同船赴美，海天万里抵达新大陆时，前来迎接、安排住宿、忙前跑后的正是杨振宁，他于1945年圣诞期间到美，此时正随泰勒攻读博士。

这是杨、李初相识。

李政道（左）、杨振宁1947年在芝加哥

如果说，这一胖一瘦却都“极聪明”的中国青年，在普林斯顿草地上边散步边讨论问题的图景，能够在奥本海默这位主持战时美国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脑海中“定格”；

如果说，李、杨在长达十几年的亲密、高效的合作中形成了无法磨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青春记忆；

如果说，1956年他们是以两人4手20根手指的合力“撬动了地球”。

那么可以说，“缘起”于——吴大猷先生。

1992年，5月的北京。这是一个青草每夜都要簇簇拔节、红花总想挂在浓翠之上的季节，这是一个游子久别故国，近乡情怯的季节。

吴大猷在把地球转了数圈之后，终于回家。

1946年，他是在北平复员接收的喧闹中告别古国故都，“不须掐算，整整46年”，那时正值他发黑体健的英年，而今是常以轮椅代步的银发老者。

他惊叹北京的楼高厦大、车多人众、广场宽阔，在恍如隔世的景物中他搜寻东四牌楼、西直门的“门脸”： “全变喽！”他执拗地要负责接待的秘书柳怀祖，驱车沿东单转了又转，也未见到旧居容颜。

老夫聊发少年狂 学生作伴好还乡

1992年吴大猷、李政道游天坛

学生李政道这个“南人”，此时反成了他堂堂北大教授的“北京导游”： 琉璃厂、卧佛寺、天坛回音壁、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李政道先生不时嘘寒问暖，把老师的轮椅推得从容、自然。

此番李政道夫妇专赴台湾，接来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先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东亚、太平洋、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物理实验和技术研讨会》和其后的《国际湍流与流体力学研讨会暨周培源先生九十寿辰》。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物理学家济济一堂，受到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吴大猷先生返台不久，一个由大陆7名院士组成的代表团应邀回访。

吴先生在台湾，以针砭时弊“直言不隐、言必中的”而赢得极高社会声誉。从学校教育到水灾旱情，不时就要在报刊上“骂骂人”。而“肤浅”便是他的“骂言”，很多人称颂他的“骂人文章”是台湾社会的“晨钟暮鼓”。

“吴先生一生从不自夸”，是众口一辞的评价，可有两件事却令他始终得意： “对得起这一代和下一代”。一是60年代初，他回台湾，友人机场“接机”便相告： 不要对留学政策发言。原来台湾当局见人才外流，拟禁止留学。偏偏吴先生“不听劝”，直陈“蒋先生”： 从长远看，人才储之异邦并非坏事，愈禁，人愈不归。没想到吴先生之言，还真真改变了当局初衷。

另一件是台湾1967年有个发展原子弹的“新竹计划”，吴先生再次上书蒋氏父子： 不可。据说为此在老蒋面前同蒋经国发生争执： “你那些人的原子弹知识，都是从《读者文摘》上抄来的。”他在报告中从财力、人力、重水等诸因素逐条分析，结论为： 不可。老蒋虽有勉强，但最终还是“纳言”。私下里，吴先生的话颇耐人寻味：“我们还是得有宏观的大爱”。

人常称杨振宁、李政道“同出其门”，李、杨也在多种场合表达“饮水思源的感念”。每逢这时吴大猷先生必要夸学生： “他们二人都有自发自动异于常人的求知欲。”他称自家智力： 中上或Ｂ＋，对两位弟子始终赞曰： “他们是天才。”

对于杨、李二人在得知获奖时不约而同的两封“谢师”信，吴先生认为： “信中谈的只是他们的好意而已，我认为我实在未曾对他们有过如此重要的教导，但无论如何，他们二人所表达的心意，使我感到极度愉快。”

他还说过： “近来李、杨成就卓然，时人常提到二人是我的学生，是我精心培植出来的，尤将李与我的机遇传为美谈。其实，我们不过适逢相会，只是在彼时彼地恰巧遇上而已。譬如两颗钻石，不管你把它们放在哪里，它们还是钻石。”

2000年3月4日，93岁的吴大猷先生在台北病逝。

杨振宁、李政道前往治丧、追悼。

“著作皆经典，学生多大师”，是人们对他的身后赞语。

师者，长已矣。

吴大猷先生的纪念碑在宝岛胡适公园。

王竹溪先生的半身铜像在北京燕园。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西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生情谊千古流传，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也由此贯穿古今。

但生活以其丰富的细节力量，将名家名言向前延伸： 爱师与爱真理，常常——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