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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过成这样子,正是因为我要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 | 黎紫书 一席第893位讲者

一席YiXi 一席 2023-01-22



黎紫书,马来西亚华语作家。

你在这些普通的女人身上看到的生命力,你看到她们的可怕的力量,其实常常是胜过男人的。在面对困难,在面对困境,在面对人生还有命运给她们的各种考验的时候,这些平凡不过的女性,她们展现出来的光芒,我觉得是很吓人的。




相反的路,重叠的人
2022.03.12 杭州
                            


 

各位一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黎紫书,来自马来西亚。很高兴有机会到一席的讲台来跟大家相会。可惜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不能够到现场去。此刻我人在美国巴尔的摩,我的家里。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写小说已经二十多年了。在马来西亚用中文写作不容易,因为读者少,发表的机会也很少。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主要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

 

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故事。我的故事是关于一座平凡的城镇跟两个平凡不过的女人。

 

为什么是女人呢?这就要说到我最新的长篇小说《流俗地》,去年在中国大陆出版了。

 


这是一部群像小说,书里面写到的人物很多,其中六七成都是女性。这么多的女性,以至于很多人把这本书当成女性主义小说来看待。而对我自己而言,我本身就是一位女性,用女性的视角去书写女性的故事,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

 

再说我本身就是在一个充满女性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我母亲生了四个女儿,没有儿子,我就是老二。因为父亲常年都不在家,所以家里一屋子都是女性。我母亲娘家的姐妹也特别多,来往也比较密切。

 

到我上学了,我上的中学是一所女校,班上全部都是女生。可以说我的整个成长过程其实都是围绕着女性的。等到我想要以老家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的时候,很自然地,随着情节的开展,我脑子里面蹦出来的全都是我在生命当中看过的、接触过的,和我所认识的各种各样的女性。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两位女性是我老家的两个长辈。她们一辈子都住在我的老家马来西亚怡保,几乎没有离开过。她们跟这座城镇的关系是如此不可分割,以至于我其实也说不太清楚要跟大家说的是两个女人的故事,抑或是一座城镇的故事。



先来介绍一下我说的这座城镇吧。怡保是我的老家,是马来西亚中部霹雳州的首府,据说是马来西亚的第四大都市人口聚集区。说它是一个城市,因为它以前也有过一段繁华岁月,曾经是以盛产锡矿闻名的。


▲ 马来西亚怡保旧街场


可是在我出生的时候,怡保的锡矿业已经没落了。在我的记忆当中,怡保一直是一个破破落落的地方,没有什么建设,没有什么发展。


▲ 马来西亚怡保旧街场一隅


里面的人的生活步调都是慢悠悠的,几十年如一日;一代一代年轻人都想往外面跑。

 

▲ 马来西亚怡保旧街场鸟瞰图


它是如此地破落,以至于我真的不好意思把它叫做一座城市,所以向来都把它叫做城镇,大概就跟中国大陆的小县城是一个意思吧。



我人生中认识的第一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她不是怡保人,她老家离怡保大概有40公里,是在郊外。她生长在一个橡胶之家,她自己、她父母,还有十多个兄弟姐妹,全部都是居住在橡胶林里的。


后来英国政府为了对付马共游击队,就把橡胶林的人家全部都赶出来,集中在一个地方,这种地方都叫做新村。在马来西亚,全国各地这种新村是相当多的,而且里头的居民基本上都是华人。

 

▲ 视频来源网络


在我妈成长的那个新村,每一户人家的祖籍都是广西,每一户人家的营生都是跟橡胶有关的。你进到村子里面去,每一个人说的都是广西话。

 

在那样的年代,我母亲是没有机会上学的。她很小就要像大人一样,一大早就要出门去割胶,中午之前一定要把胶汁收回来。她还有个责任,就是看管底下的弟弟妹妹。

 

到了母亲成年以后,她外出打工,帮补家用。那时候她是跟着工头走的,干的都是工地上的粗活。而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一位从吉隆坡过来的建材供应商,英俊挺拔,衣冠楚楚。

 

接下来的故事就变得很老套了。我的母亲就被这位相貌堂堂、可是已经有了家室的男人迷得团团转,甚至为了他不惜与家人闹翻,无论如何都要跟这个男人走。

 

而这个男人却不敢把我母亲带到吉隆坡安置,就在怡保找地方租了一栋房子。就这样,我母亲住在怡保,生下了四个女儿,她就成为了一个怡保人,一生都被捆绑在怡保。

 

可当年在我母亲的眼中,怡保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因为人生路不熟,她像是一个村姑一样来到了这个城市。她除了广西话以外,只能说一点广东话,一点点的华语,完全不懂得说国语,我们的国语是马来语,还有英语

 

在城市生活对我母亲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她还是独自一个人。因为我父亲他家是在吉隆坡,事业也在吉隆坡,所以他只有每个星期六下午回来,星期一早上就走了。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是一个胆子很小,很没有见识,有点无能,很胆怯、很自卑的妇人。

 

怎么说呢,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家里很穷,我父亲他嗜赌,经常把原来要给我们的家用都在赌桌上输光了,所以家里时常缺钱,总是欠着房东的钱,也欠着水电局的钱。于是经常有水电局的官员上门,要切断我们的水电。

 

那时候父亲总是不在。我记得每次只要有人在外面用马来语叫门,我母亲就很害怕很害怕。她一看外面的人是穿着制服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我们几个孩子全部都揽过来,慢慢地后退,退到房子后头的某一个角落,不作声,也叫我们不要出声,假装家里没人,好像这样子就能够逃过去。

 

那时候我的感觉是母亲很窝囊。我觉得母亲语言能力不好,不能沟通,而家里又实在是拿不出钱来。母亲又觉得,如果出门去应对的话,让邻居看在眼里,实在是让全家人都觉得很丢脸。

 

再说另外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在我的脑海当中一直有很深刻的印象。那是我小学时候的事情。我是一个很孤僻、也不喜欢上学的孩子。我对小学的生活是没有什么记忆的。可是这一件事情我是特别有感受。

 

我们学校每年年中的时候有家长日,老师会请家长过来,谈一下学生的功课和表现。因为家长日一定是在平时的上学日,所以父亲是一定不在的,他只有周末才回来。家里只有母亲。

 

可是家里实在是离学校太远了,我上的学校离家超过十公里。加上我的两个妹妹还小,我母亲要照顾她们。所以我就是那个每个家长日都没有家长来见老师的学生。

 

每一年的这一天,我都会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着一个一个同学的家长进来,向老师鞠躬,老师就会把那个孩子叫过来,见过老师以后,家长就可以直接把孩子领走了。而我就只是坐在那边,看着别人的父母进来。

 

我经常看着门外那些白花花的阳光,每一年都在幻想,幻想母亲今年会不会给我一个惊喜:她会突然良心发现,她会突然出现在白花花的阳光当中,我母亲来了!每一年我都这样幻想,每一年这个幻想都没有成真。

 

就这样,小学六年过去了。其实上了中学以后学校还有家长日,也是每年都有,可是我就索性不跟我母亲说有家长日这回事了,因为我知道,她是不会来的。

 

到了那时候,我可能也不想我母亲来了。因为中学的时候,我在学校是一个很酷的、特立独行的学生,在老师眼中、同学眼中,他们都觉得我酷死了。我其实心底里面多少是不太希望让我的老师、朋友和同学看见我有这样一个灰头土脸的、不知所措的母亲。



时光飞转,到了2016年,那年我得了一个奖,就是南洋华文文学奖。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奖,因为它本身有一种终身成就奖的意思,而且我是这个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又是唯一的女作家,所以这个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光荣。而且它还会给一笔相当可观的奖金。

 

那是五六年前,我都四十多岁了。有了这笔奖金,突然我就豪情顿生,我想我要把妈妈带过去,让她看看我得奖的样子,看看我领奖时候的那种光荣。

 

那时候母亲接近八十岁了,她不是不想,不是不敢,只是她身体虚弱了,行动已经不太方便,很恋家,不太愿意出门。我看得出来她不是特别兴奋,可是因为是自己的女儿得奖,总是不能拒绝。结果她答应了。

 

就在安排行程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了一个事情。我被这个事情吓到了,我在问自己:我出道二十几年了,之前年轻的时候也算是得了一些我自己觉得很光荣的奖,可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一次想到过要把妈妈带过去看我领奖?

 

想起来这个事情后,我觉得很不合理,又特别地愧疚。我记得那个颁奖礼是在我们抵埠后的第二天下午举办的。我就跟母亲在酒店住了下来。

 

第二天下午,我对着镜子梳妆。而我的母亲早早就把衣服换了,她就坐在床沿上看着我打扮。

 


我记得我在梳妆镜里头看着自己在前景,而后景有母亲的身影。她一直在看着镜子里的我,然后突然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她说:“你跟我真像。”

 

我愣了一下。经常有人说我跟我妈长得很像,说我们两个是一个模子里面出来的。每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当面评价的时候,我跟我妈妈就会互看一眼,非常不以为然。可是那一刻我想,是不是母亲终于承认了我跟她长得很像这个事情呢?

 

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我母亲就接下去说话了,她说:“你只要决定了要干什么事情,不管别人怎么说,你都会一意孤行,自己硬走出一条路来。”

 

母亲说完这番话,我呆住了,我在想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她这么说应该是想起来我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在毫无具体计划的情况之下,居然辞掉了一份看起来挺有前途的稳定的新闻工作。那份工作我已经做了十多年,有一天我突然决定放弃,从此成为了一名全职作家,这是非常没有保障的。

 

我承认这个事情我很任性,最后也总算是勉强走出来了一条路。可是母亲呢?我那一刻想,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想起什么了?你一生是怎么样地一意孤行!你怎么样走出了一条路!

 

虽然我不动声色,可是心里面反应很大,对母亲的这番话我非常非常地不认同,激烈地在心里面跟母亲争辩。后来我在去那个颁奖礼的过程中,整个脑子都是争辩的声音。我就坐在那儿,一直在想着母亲那番话,心里就在跟自己说:没有!我才不像你!我就不要像你!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我的人生过成这样子,我一生这么倔强,一生这么好胜、这么任性,经常都豁出去,正是因为我刻意要挑一条跟母亲相反的路,我要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我不要像母亲那样活着。

 

而怎么样是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呢?


其实我要做的就是一个勇敢的,有能力面对问题的,不会轻易相信男人的甜言蜜语,不会轻易爱上相貌漂亮的男性,遇到变坏的爱情能够有勇气撒手,也有能力从一个泥潭当中抽身出来、免得自己越陷越深的这样一个女性;遇到问题可以挺身而出,有能力解决的这样一个女性。这就是一个跟我母亲相反的人。

 

可是为什么,到了我都四十多岁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说,我跟她真像,说得好像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一样?我坐在那个颁奖台下,在等着我的名字被喊起来的时候,就一直在想。

 

可是母亲说的这句“你跟我真像”像一个咒语一样,在那个回忆的隧道里面,我像是突然间推开了一道尘封的门,这道门让我进去了,我看到了我过去一直忽略掉的,或者是我故意没有想起来的种种回忆。

 

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一直只用一个面向去看母亲,我只看到了她的一个面向。我一直都觉得,我母亲认为她自己一意孤行,她想起来的应该就是她当年不顾家里反对,硬是要跟我父亲走的这个事情吧。

 

可是她哪里走出了一条路来呢?她一生都陷入困境,主要就是因为她年轻的时候犯了这么大的错,然后她就用一生的岁月、用她的青春去弥补这个错。

 

可是在那一刻,在我推开了那道记忆的门以后,我想起来了很多事情。我想起来小时候我们家里穷的时候,我母亲在照顾我们几个姐妹的同时,还要把外面的工作接回来做。

 

我想起来我母亲原来是当过很多孩子的保姆的。在照顾她自己四个孩子的时候,为了挣钱,还要把外面的孩子接回来照顾。我记得她照顾其他人的孩子比照顾我们更用心,因为她害怕不知道怎么向别人的父母交代。别人的孩子被蚊子叮出了疹子,她那个惊恐的样子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我也想起来年少的时候,我深夜起来上厕所,正巧碰见我母亲醒过来,因为她照顾的那个小宝宝哭闹不停。我母亲爬起来,她非常疲劳,就着一盏昏黄的灯,在灯下抱着别人的孩子,一直在哄他,满脸倦容。

 

我年少的时候看到这一幕,在那种惨淡的灯光之下,我母亲的那一张倦脸,那么瘦的样子,简直就像鬼一样,憔悴不堪。我当时有一种被这一幕吓到的感觉,赶快逃回房间里去了,什么也不敢说。

 

我也想起来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困难到已经没有地方住了,像母亲那么软弱的人,那么害怕出门的人,她在那个时期决定跳飞机,飞到台湾去打了两年的黑工,回来就成为了一个干干瘦瘦黑黑的妇人。

 

在那时候这些往事都涌上来了,我才突然想起来,我过去总是想,母亲最大的错误,她所受的苦,就在于她不肯、不愿意对一个男人放手。


可是在那一刻我才想明白了,母亲人生中这么多个难关,每一个难关都可以是她一走了之的理由,但她都没走,她没有放弃的不是男人,她没有放弃的是一个家庭,她没有放弃的是她的孩子。

 

对不起,说到母亲我就激动了……

 

那个下午,在喊我的名字叫我上去领奖之前,我突然间想通了很多事情,不仅想通了母亲的事情,我也想通了自己。我明白了一个事情,明白了一个事实,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每一次得奖,都没有想过要把母亲叫过去。

 

我突然明白了,我一直以来都是对母亲怀恨在心的。我对小学那六年,每一年家长日都等不到母亲来的那一种不甘、那一种憋屈怀恨在心。我不怪父亲,我反而是怪母亲,她是那个应该出现的人,但是她没来。

 

她当时不愿意分担我的苦恼,以后我成功了,我得奖了,我也不需要你来分享我的光荣。我觉得我有一种这样子的愤恨在里头。

 

那天下午我突然间想通了这些事情以后,在我心里面,我觉得自己跟母亲和解了,当然其实是跟自己和解了。

 

那一天以后,我感觉自己跟母亲的整个关系和感情都不一样了,可能母亲是不知道的,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我突然间觉得我有了一种力量,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向母亲这样一个人,或者其他普通的平凡的女人。



我要讲的另外一个女人也是母亲,是我朋友的母亲。我这个朋友是我小学同校的同学,不同班。但他跟我不一样,他是学校里的模范生,每一年都要上台去领奖。而我小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孤僻的孩子,对周遭的事、周遭的人都不闻不问。所以我小学的时候是不知道他的。

 

后来到我们长大了、到社会上混了以后,我们才在机缘巧合之下相逢。那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当年是同学,甚至也才发现原来我们住得非常近,其实是一个村子里面的人,可是一直都擦肩而过,从来不认识彼此。

 

长大以后,到我们见面的时候,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我这个朋友,就称他为小戴吧,小戴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他是一家国际银行的高管。他的奋斗故事也是非常精彩、非常励志的。可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并不是他的故事,我要讲的是他的母亲,我就叫她戴妈妈吧。

 

戴妈妈跟我妈妈一样,是很普通的女人,要是在怡保街头碰见她,你可能觉得她就是中下阶层的一个老妇人。

 

戴妈妈也是出身贫寒。百年前,她的母亲从老家被亲戚拐骗过来南洋。因为那时候大陆生活苦,很多人到南洋来谋生,她的亲戚就把她带过来。那时候说是要替她找个工作,可是却找了一户人家把她嫁掉了。

 

后来她生了几个孩子以后,她的丈夫告诉她说,他在中国大陆的老家已经有老婆孩子,而且很想念他们,他决定要回去看看他们。结果他一去就没有回头。

 

马来西亚这边的这个老婆没办法,一个妇人要带着四个孩子,很苦。而且她还不识字,每天养猪、种菜,还要到深山里面去砍竹子交货。因为不识字的关系她经常被人欺骗,她就很愤恨。

 

于是她决定,就算是从牙缝里面挤,也要弄一些钱出来,让两个年纪最小的孩子上学去。因为这样,戴妈妈当时就有机会上学了。戴妈妈是一个很聪慧的孩子,在学校学习成绩很好。可是中学毕业以后,家里实在没有办法让她再继续升学了。

 

而一个中学毕业的女生,穷人家,实在也是没有出路,她就只有待在家里替母亲做事,也在菜市场里摆摊子卖菜。结果一个大户人家的公子看上了她,就追求她,后来把她娶回家去。

 

这听起来好像是灰姑娘的故事,真实情况却不是这样子的。戴妈妈嫁过去以后,过了几年的非人生活。因为那一户人家全家上下都不把她当人看,非常瞧不起她,把她当成佣人一样打打骂骂,不给她饭吃。

 

最苦的时候她甚至连卫生棉都没有。她被迫请求邻居带字条回去给她娘家的母亲,请求她母亲买一些卫生棉来给她。她甚至也不被允许回娘家去,所以在夫家的几年,她只回去过两次娘家。

 

最后她实在忍无可忍了。那时候小戴还是一个小孩子,还没上学,她就抱着小戴跑回娘家去,从此就跟夫家断绝了关系。她自己一个人把孩子带大。这实在很苦。

 

她跟我母亲一样地苦。她要出来外面社会打工,找工作养大小戴。小戴偏偏身体又很弱,经常生病要找医生。小戴妈妈经常要去借钱,甚至在小戴雨天发病的时候,要背着小戴,套上雨衣去找医生。

 

你想想这个画面,拍成电影都要嫌它狗血,可是现实就是这样子。戴妈妈一天要打三份工,先送小戴上学,然后她就去到办公楼,在人们还没上班之前,把整座办公楼打扫干净。接着她又跑去另外一家旅行社上班,当一个文员。等旅行社傍晚下班以后,她又去人家家里当补习老师,一家一家地上门去。

 

完成工作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了。她还要督促孩子做功课,替小戴补习。做完这些以后,她又要忙着准备第二天的早餐。做完这些她才能洗澡睡觉,每天就剩下三四个小时的睡觉时间了。

 

这样子过了一年又一年,小戴中学毕业,他跟他母亲说,“妈,我要去日本读书,半工半读,自己打工挣学费”。他妈妈听了就说,我支持你。

 

她怎么支持呢?其实家里一分钱都没有。她就去找她的姐姐、姐夫借钱,筹到了一个学期的学费,还有一张飞去东京的单程机票,就把小戴送上了飞机。小戴走了之后,他母亲就瞒着孩子,连忙又找了另外一份工作,到餐馆里面洗碗盘,为的就是赶快挣钱还人家。

 

后来,小戴成为了一个成功人士。你会想,戴妈妈她应该是享福了吧?可是没有。我见到小戴母亲的时候,她都快七十岁了,她还在工作,还在给已经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东家打工。

 

为什么呢?因为她把她自己一生所有的价值,都建立在有没有工作、能不能挣钱这个事情上。我本来以为,她跟我妈不一样,她一直都在社会上打工,她见到的怡保的旧时光应该比我母亲要多。

 

可是我真的见到她,跟她交谈以后才发现,常年以来,她都是没有生活的;在她的字典里面没有“我”这个字。所以她对怡保知道的、了解的、感受的,甚至还不比我母亲。 



就是这样的两个女人,就是这样的两个你在街上碰到都不觉得她们有什么特别的女人。而事实上,她们的人生说起来也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很平凡,没有干过什么伟大的、了不起的事情。


可是自从我跟我母亲和解以后,我觉得我能够用一种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看起来微小的、普通的女性了。我如果把她们的人生故事适当地剪辑起来,把那些部分翔实地、适当地组合起来,你就会看到她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你在这些普通的女人身上看到的生命力,你看到她们的可怕的力量,其实常常是胜过男人的。在面对困难,在面对困境,在面对人生还有命运给她们的各种考验的时候,这些平凡不过的女性,她们展现出来的光芒,我觉得是很吓人的。

 

而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写到老家怡保,写到这些女性,其实我并没有特地去美化她们。我只是想很翔实地用我的笔,用我心中的那把剪刀,把她们的人生剪辑起来、拼起来,让读者看到。

 

在这些平凡不过的女人的人生里头,如果你懂得挑的话,你就会挑到她最精华的那些部分,你就会发现她完全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她不是她外表看起来的这样一个无力的、软弱的女性。

 

至于我自己,我觉得那天在新加坡的那家酒店里的那一刻是很重要的,那是我人生中或者是我创作路上很重要的一个时刻。那个时刻就是,我用了大半生想要逃离,要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可是就像绕了一个大圈以后,我突然就在新加坡酒店的这张梳妆镜里面,跟母亲相遇,我们重叠了,我们看出了彼此之间的共性。

 

我并没有真的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因为在我讲这两个女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我真正要跟大家说的,是我自己的故事。

 

我从来没有成为这些女人以外的女人。以前我可能会很愤恨,可是今天的我觉得很光荣,自己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

 

谢谢大家。




策划张畅
剪辑傅昊
设计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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