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特朗普的“四万亿”提高了市场加息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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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内的一种观点是，短期内美国没有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风险。虽然通胀率相比去年油价低位时期有所回升，但以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胀率离2%的目标还有较远的距离。更重要的是，美联储的预测显示通胀率将维持在现有的低水平而非继续攀升至目标值。失业率维持稳定，新增就业数量维持较高增长，表明更多人重返劳动市场，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理论上劳动力市场收紧时通胀率会走高，但目前通胀仍然低迷的状态显示劳动力市场还有继续改善的空间。因此，从通胀和就业来看，美国经济都没有过热的迹象。从风险的角度来看，通货膨胀走高和经济过热时收紧货币政策通常都能有效控制经济走势，但如果过早加息使得经济再次下滑，继续宽松货币的空间就非常小了。权衡两种情况，美联储或许更倾向于认为，延迟加息的风险比较小。
更重要的是，潜在经济增速在可预见的将来都难以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众多模型的估算都显示，美国的GDP缺口（即实际GDP与潜在GDP的差）都已经收紧至零了。然而GDP缺口的收缩主要不是来自于经济复苏的加速，而是来自于不断被下调的潜在GDP水平。据测算，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潜在GDP增速由危机前超过3%大幅下降到目前2%左右。潜在经济增速的显著下滑意味着维持温和通胀且经济运行在潜在水平的自然利率也随之下滑，表明零利率水平对于当前得潜在经济水平来说并非极度宽松。换句话说，美联储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经济增长乏力是由长期因素而非周期性因素所致，因此未来数年的政策利率目标也将远低于危机前的平均水平。因此一旦经济过热，几次加息也很快就可以达到目标利率的水平。
虽然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在很多方面受到经济学家的诟病，但他大力宣扬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被公认为是正确的政策方向。特朗普当选后，市场走势也反映出投资者提高了对美国通胀和加息的预期。
为什么市场如此关注财政政策的刺激效应？因为在长期的低利率和低增长环境下，财政扩张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唯一的出路。金融危机后消费者的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私人部门的储蓄上升，即便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把利率压到了零，居民和企业的投资和消费意愿仍然很低迷。换句话说，借钱的成本已经很低，但依然没有人愿意花钱。没有人花钱意味着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企业盈利和投资下降，这又通过工资渠道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能力，形成紧缩的恶性循环。而消费和信贷需求低迷也导致货币宽松就像在“推绳子”，银行信贷增长缓慢，通货膨胀率低迷。
谁能承担起“花钱”的重任？在私人部门倾向于储蓄的情况下，唯一有能力“花钱”的只有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提高总需求的唯一途径。
由于政治层面的原因，财政政策的制定在发达国家从来不像货币政策那样灵活。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区一直饱受财政紧缩之苦。欧元区各国天然缺乏协调各国财政政策的法律和民意基础，欧债危机后坚持财政整顿，在企业、居民的储蓄率攀升的情况下政府也紧缩开支，最终体现为疲弱的内需和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即便是财政扩张空间较大的德国，也受国内政治环境影响难以实行外溢效应比较强的财政刺激政策。虽然美国在09年也出台了财政刺激方案，但2011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就开始变得非常紧缩，财政赤字逐年降低。简言之，在发达国家陷入流动性陷阱之时，货币政策独木难支。因此，各国在今年G20财政刺激方面达成的共识也显示各国的增长计划开始聚焦财政政策。
在利率处于低位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发行债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很低，但整个上下游相关行业的上行可以带动就业和工资增长，而消费和购买力的增长有利于提高通货膨胀率。如果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也会可控，而更高的通胀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债务负担。因此，特朗普的财政刺激计划提高了投资者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预期。而无论是增长率还是通胀的提高，都意味着利率的上行。这也是为什么投资者越来越相信美联储12月会采取加息行动。
近年来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成了有争议性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宽松货币政策能够有效支持本国经济增长，则会对其他国家形成正的外部效应，因此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不是很必要。但金融危机后的情况与以往不同，各国的潜在增长率都大幅下降。即便美国率先开始加息，还有许多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仍然被困于“有效下限”(effective lower bound)，不足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在必要的财政刺激政策出台前，全球的总需求仍然低迷。因此很多人认为，与危机前相比，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变得更为必要。大国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产生两种溢出效应：一是宽松货币政策推动国内经济走强，带动全球的需求和他国的产出上升，是正面的溢出效应；二是宽松国汇率走弱，其他国家汇率相对走强，加剧其他国家的通货紧缩，是负面的溢出效应。由于全球的总需求增长乏力，汇率对各国需求的影响成为主导因素，因此大国的货币政策造成了“以邻为壑”的结果。如果各国能够实现货币政策协调，例如在危机早期同时实行比较宽松的刺激政策，或能避免汇率的大幅波动，更有利于稳定各国经济增长。
此外，货币政策受到利率有效下限约束的问题不会随着美国加息而很快成为历史。包括美国在内的几大发达经济体的自然利率很可能长期维持在历史低位，意味着即便美国率先开启加息周期，较小的冲击就可能被再次拖回到零利率。因此跟金融危机前相比，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在长期都有现实意义。
如何加强主要货币之间的协调？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后，对国际市场产生显著影响的几大货币都已经被SDR囊括在内，奠定了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方向发展的基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名誉所长Fred Bergsten建议成立一个SDR理事会，由SDR五个组成货币的代表国家构成，负责讨论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稳定市场预期，提高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最终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其次，SDR理事会还应当负责研讨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目标是构建适应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格局发展的、多元的、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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