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水基金创始人Ray Dalio近日撰文声称，在特朗普政府主政下，经济的改变可能比英国、美国和德国1979到1982年由“社会主义者步入资本主义者”的转变更大。

Dalio拿特朗普与撒切尔夫人、里根和科尔相比，他说，下届政府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可能远不止税制改革和财政支出，特朗普时代或激发“动物精神”，吸引生产性资本。

Dalio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里根和特朗普的同异——总的来说，做交易的商人将会运作这个政府。他们的大胆几乎肯定会使未来四年变得使人难以置信的有趣，同时会让我们保持警惕。

以下为Dalio所著全文：

现在总统选举已经过去一个月了，绝大多数的内阁席位也已经确定了，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我们将经历一个深刻的、以总统为首的意识形态的转变，这将对美国和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将不仅是政府政策的转变，而且也是政府政策如何执行的转变。特朗普是一个做交易的商人（deal maker），不介意被别人冲撞或者冲撞别人。同样地，他选择的那些人都是那些敢于冒险、态度强硬的地想要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进行大的变化的人（也包括教育、环境政策等领域）。他们也有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观点，都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经济，如果你没有读过艾茵·兰德，我建议你好好读读她的书以把握她的思维模式。新的一届政府讨厌软弱、无益的、社会主义的人和政策，它欣赏强大、积极进取、能够创造利润的人。它想要，而且可能会，使得环境从使利润创造者拥有有限权力的反面人物转变为让他们成为拥有巨大权力的英雄。

上届政府到这届政府的转变可能比1979-82年英国、美国和德国从社会主义者到资本主义者的转变更为明显，当时撒切尔夫人、罗纳德·里根和赫尔穆特·科尔上台执政。想要理解意识形态的转变，你可能需要去读撒切尔夫人的《唐宁街的岁月》。或者，你可能会想起对中国在政治和经济的转变，以从“保护铁饭碗”到相信“致富是光荣的”。

特朗普政府的这一转变可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远超过以税收和支出政策变化为基础计算的影响，因为它可能会激发人动物本性和吸引生产资本。关于激发动物本性，如果本届政府能够点燃人民能够赚钱的良性循环，从追逐风险的投资中流出的现金（几乎没有支付给他们的钱）可能是巨大的。

关于吸引资本，特朗普的政策也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商人和投资者可以迅速地从不好的环境移动到适宜的环境中来。回忆一下资金是如何迅速离开又回到像西班牙和阿根廷这些地方？一个“亲商”（pro-business）的美国，拥有法治、政治稳定性、产权保护和（不久就会实现的）有利的企业税为那些赚钱的和有钱的人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极具吸引力的环境。这些政策也会影响在某些领域的消极作用。

关于外交政策，我们可以预计特朗普政府是较为激进的。尤其是，即使在就任总统之前，特朗普质疑“一个中国”政策也是令人震惊的行为。伊朗政策、墨西哥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有可能是激进的。

问题是这届政府会是(1)激进的和深思熟虑的还是(2)激进的和鲁莽的。特朗普的重量级顾问以及这些顾问之间的互动很可能会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比如，在外交政策方面，特朗普、Flynn、Tillerson和Mattis（还有其他人）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很有可能决定新政府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1)激进的和深思熟虑的和(2)激进的和鲁莽的。我们可以非常确定我们不久就能看出端倪。

在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一些数据去描述一些新的被任命者的特征。最为显著的是，许多进入新政府的人都承担着重大的责任，需要实用主义和合理的判断力，但这对商人具来说有明显的偏差。

我们可以通过将主要提名人在相关领导地位在位年限加总，以获得新特朗普政府的经验的大体认识。下表比较了特朗普政府与前任政府前八位官员在公司/政府的经验，计算任命职务、具有重要政府职责的政府职能，即作为相当的大中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时间。特朗普政府最为突出的是拥有最多的企业经验和低于平均值的政府经验（比最近几任总统低，和卡特和里根一致）。但是被提名人的企业/政府经验相加的年份之和却是第二高的。很明显，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模糊的测量，这里肯定会有灰色地带在你如何对这些人进行分类上，但是这同样具有指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