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需要怎样的汇率政策？这是两国顶级专家的看法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举办了第六届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活动，并共同发布了《CF40-PIIE联合报告（2017）：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经济关系》。《联合报告》讨论特朗普政府下的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两国政府合作的现实途径，本文为系列文章之三，汇总了联合报告里中方和美方有关汇率政策的主要观点。
中美双方均希望避免美元兑人民币大幅升值，这构成了双方在汇率问题上合作的基础。美方建议中国采取以稳定经常项目差额为目标的参考汇率政策，中方建议各国通过政策协调防止汇率无序波动。
在市场对美国财政刺激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下，美元指数的走强会增加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压力。鉴于特朗普政府多次在汇率问题上施压贸易伙伴国，中方有理由担心，美国政府会用人民币汇率偏离正常估值的理由来挑起贸易摩擦。事实上，历史上美国多次以货物贸易逆差为由，要求其贸易逆差来源国的货币升值，但效果均不尽理想。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美国的储蓄和投资结构决定的，日益加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在汇率浮动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贸易差额难以作为汇率政策的立足点。
中方强调，中国近年的汇率政策并非是要通过贬值追求贸易优势。2015年启动的“8.11”的汇率改革是为了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于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可自由兑换”的操作性要求。2016年央行在中间价定价时引入了一篮子汇率的变动，后续又对人民币指数篮子权重以及篮子汇率变动计算时段进行调整，目的是使得中间价更贴近市场行为。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下降正是表明中国不希望人民币贬值。目前的汇率政策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不应该在国内外被描述为“美国的胜利”。
美方表示，中国的汇率政策若以稳定经常项目平衡为目标而非寻求更高的贸易顺差，将带来三个好处：货币政策得以侧重稳定就业与通货膨胀；避免与美国有不必要的冲突；将人民币作为稳定的基础推动区域一体化，正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目前，中美双方均希望避免美元兑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一点构成了双方汇率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基础。
美方表示，尽管特朗普曾多次威胁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但2017年4月财政部最新报告中并未认定中国为货币操纵国，这一决定是正确且合法的。这反映了近年来国际上的制度安排维持了全球货币市场的和平，是多边框架下实现双赢的例子。
以往，国际货币问题仅在七国集团（G7）内进行协调。自从2013年新兴经济体在预期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背景下经历了大规模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各国意识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政策互动变得越来越重要。2013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圣彼得堡峰会上各国承诺不采取竞争性贬值的政策，且不以竞争为目的盯住汇率，这是国际货币治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声明，标志着G20以一种新型的更加广泛的方式介入到国际货币政策和汇率协调中。2015年中国汇率改革的变化被市场错误的解读为人民币贬值的标志，造成了全球市场的持续波动。在此背景下中国在2016年2月的上海G20会议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表态，给市场吃了一剂定心丸，并且各国决定在汇率问题上开展“密切磋商”，反映了在多边机制的框架下各国汇率管理的合作加强。美方认为，有效的协调能把带来冲突的问题、挑战转变成为各国合作共事的发力点，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
中方建议加强与美国政府的沟通，在汇率不能解决双边贸易失衡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中方表示，中国会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继续完善中间价的形成机制，提高汇率政策的透明度。但浮动汇率会带来顺周期性质的汇率超调，导致资源错配、效率损失，给各国宏观调控带来困扰。无论从中国还是美国的立场看，目前的人民币汇率调整压力都不是乐于见到的。中方愿意在人民币汇率逐渐市场化的前提下，与美方加强汇率政策的协调。美方不应该诉诸于单边主义措施，并且应认识到汇率是一个总量政策工具，不能强求用其来解决双边贸易失衡问题。
美方建议，中国的汇率政策应该关注于实现国内经常项目平衡，而将货币政策聚焦于稳定通胀和就业。美方认为，经常项目失衡将产生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影响。中国央行不应当关注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或者实际有效汇率，而应关注经常项目差额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美方建议中方采取参考汇率策略，将经常项目差额的合理目标设置在零，允许其在不超过GDP 的+/-3%的区间内进行周期性波动。当经常项目顺差高于 GDP 的 3% 时，不能买汇而鼓励卖汇。当经常项目顺差的占比在 GDP 的 0-3% 之间时，买汇受到一定限制。当经常项目为逆差时反向操作。
美国还建议，中国需要一个向新汇率框架过渡的方案。首先必须定下能接受的最少外汇储备量。根据常用的两个基准，即三个月的进口额或全部的短期外币外债，中国的外汇储备都远超外汇储备充足度标准。也许中国最适合的最小储备衡量方式是短期外债，即不到 1 万亿美元。其次，从长远来看，中国应该开放资本市场。只要人民币是IMF“SDR”篮子的组成部分，就应该继续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债券市场。但资本项目开放最好缓慢进行，国内金融改革应该优先于放开国际资本流动。
中方建议，各国需要加强政策协调以防止无序的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首先，只有通过主要经济体之间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协调，才能平滑国际市场的汇率剧烈波动。其次，汇率无序波动背后是市场情绪驱动的短期资本流动大进大出，这需要资本流出方和流入方共同采取措施，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协调。例如，虽然美国没有外汇管制，但美国现有很多政策框架也涉及跨境资本流动，例如说反洗钱的措施需要外方配合。双方可以通过信息共享，中方从外汇管制的角度，美方从反洗钱、反避税、反恐融资的角度来共同管理无序的跨境资本流动。
美方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应加强在国际汇率问题上的监控力度。美方认为，尽管美国财政部有客观标准来判断“货币操纵”，已经比较符合国际规范，但实际上由美国财政部来认定贸易伙伴是否为货币操纵国并不合适，这应该是在多边框架内解决的问题。G20在货币方面的承诺已经加强了，但监控各国汇率政策的工作最好由IMF来做，并且需要IMF比现在做得更坚实和严格，让监控结果得到各国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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