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带给全球经济的三大风险

警惕俄乌冲突带给

由于俄乌两国经济体量合计占全球经济体量的比重不足2%，两国间军事冲突对全球经济直接冲击有限。但两国是重要的能源和农产品出口国，加之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可能对全球供应链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俄乌冲突或将通过间接途径引发连锁反应，给全球经济带来三大风险：发达国家的经济“滞胀”风险、新兴市场经济形势恶化风险、“缺粮”低收入国家的政治动荡风险。

俄罗斯是世界主要的能源和金属矿产供给国，军事冲突和美欧制裁带来的供给约束，将持续拉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统计，2021年，能源产品中，俄罗斯天然气、煤炭、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金额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27.0%、15.5%、12.0%和8.1%。金属产品中，俄罗斯钯、镍和铝的出口金额占全球比重分别为24.6%、21.9%和9.9%。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出现大幅上涨，俄乌冲突的走向仍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在最乐观的情形下，若两国能在短期内达成停战协议、恢复地缘政治平衡状态，同时俄罗斯受到的制裁能被解除，那么冲突带来的大宗商品涨价对全球经济的外溢影响或将是暂时且有限的。但这种情形出现的概率可能较小。

在一般性的情形下，鉴于俄罗斯自身对其安全空间的主张较为强硬，俄乌冲突可能会在美欧与俄罗斯的制裁与反制裁的过程中持续。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在短期内或将难以缓和，被抬升的通胀预期可能使美欧政策收紧的步伐不得不加快。在俄乌冲突正式发生之前，前期巨量的政策刺激和逐渐恢复的需求就使得美欧经济出现了过热迹象，但其货币当局收紧政策的行动一直较为迟缓。到目前为止，美国和欧洲的通胀水平屡创历史新高，预计俄乌冲突带来的大宗商品大幅涨价将继续支撑通胀处于高位，美欧各国可能不得不加快货币收紧。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3月2日表示，如果通胀没有放缓迹象，他准备在必要时加大升息幅度或加快升息频率。欧洲央行近期公布的2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其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通胀可能会在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内保持高位，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在会上也收回了之前做出的今年不会加息的承诺。

但是，美欧加息又会对其经济产生一定的收缩效应，经济“滞胀”并行风险增加。这一风险在欧盟可能会更为突出。因为一方面，俄罗斯是欧盟的重要贸易伙伴和投资目的地，俄乌冲突的扩散风险和欧盟对俄罗斯全面制裁的负面影响或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显现，拖累欧洲消费和投资信心、制约其经济复苏，欧元区仍需要央行的流动性支撑。另一方面，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程度也相对更大，能源价格高企，使其加紧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压力更大。

历史上，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美联储政策收紧、全球利率回升，曾直接触发拉美主权债务危机。1978年底，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导致石油供给大幅下降，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加剧了西方国家的滞胀问题。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采取了十分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水平上升。1981年6月，沃尔克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1979年11.2%的平均水平提升至19%的历史新高，贷款利率也提升至21.5%。1982年，联邦基金利率也维持在历史最高水平附近。

在此期间，虽然美国成功遏制了通胀，但随着紧缩货币政策而来的是利率上升、资本从拉美回流、拉美国家货币面临贬值压力，使拉美本就不健康的、主要以外币计价的债务结构遭受致命打击。从1982年墨西哥首先宣布暂停偿付外债以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也相继发生债务危机。拉美国家经济因此受到重创，失业率和通胀攀升，货币普遍贬值，国民收入增长停滞不前。

目前，俄乌冲突提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避险情绪、降低了风险偏好，新兴市场已出现资本外流加快现象，货币贬值压力加大。并且，大幅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也会给新兴市场的原材料进口国家带来国际收支压力，制约其经济增长。此外，美欧收紧货币政策的步伐加快，由此带来的资本回流美国和利率上升将进一步加剧新兴市场的经济金融运行风险。

首先，俄乌均为重要的粮食出口国，军事冲突可能延误粮食种植周期，导致俄乌粮食减产。2021年，俄乌小麦出口分别为0.32亿和0.20亿吨，合计占全球出口量的25.7%；两国玉米出口量分别为0.04亿和0.25亿吨，占全球出口量的14.4%。冬小麦一般在9至10月间播种、次年6月左右收割，玉米的播种期则在进入4月后就将开始。当前的军事冲突若持续，对农作物的播种和收割都将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冲突和制裁下，两国粮食出口均会受到限制。例如，自2月24日起，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最大港口敖德萨港已被暂停商业航运。此外，还要考虑到黑海航线是俄乌向粮食自给率低的西亚、北非国家出口粮食的重要通道，运输受阻或将显著抬升这些国家的食品价格。

最后，能源价格上升会在世界范围内增加粮食生产和运输成本。俄乌冲突以来，能源价格大涨，化肥、农膜、农机等农业生产资料以原油为重要原料或动力。并且，燃油费用支出也是农产品运输费用的重要组成。农业生产运输成本的上升或将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

2010年，粮食减产、价格大涨，曾显著影响到北非、西亚等低粮食自给率国家的人民生活，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并逐步演化为“阿拉伯之春”，引发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当年，主要小麦种植国（乌克兰、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创纪录的高温或汛情，导致全球小麦产量下降5.4%（美国农业部统计数据）。到2011年2月，小麦的国际现货价格曾达到9.76美元/蒲式耳（美国商务部数据），较2010年6月末上涨95.2%。

2010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伊拉克和也门等西亚、北非国家的粮食对外依存度分别为62%、44%、58%、54%和95%。高企的国际粮价显著影响了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以2010年底发生于突尼斯的自焚示威事件为起点，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的民众相继走上街头，要求改革本国政治体制，形成后来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

这场运动直接导致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的政权更迭，由此带来的政治动荡显著拖累了相关地区的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阿拉伯之春”后，2010-2013年间，阿拉伯国家整体的人均GDP增长显著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

如今，俄乌冲突背景下，国际粮食价格再度大幅上涨。2022年3月1日，小麦国际现货价格涨到11.19美元/蒲式耳，已较2021年同期上涨57.6%，较“阿拉伯之春”时期的最高点还要高14.7%。需警惕粮食供给受损影响低粮食自给率的中低收入国家底层居民的粮食安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政治动荡，最终拖累全球经济复苏。

对中国而言，俄乌冲突带来的直接经济冲击有限，但可能通过抬高通胀、制约新兴市场复苏、影响粮食安全，显著加大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不确定性。政策应“以我为主”，积极使用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稳定内需，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速。并对大宗商品涨价的相关风险做出针对性应对。

第一，俄乌冲突使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宏观政策应“以我为主”，以更大的力度提振投资、促进消费，稳定总需求，维持合理的经济增速。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的疫情防控成就、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使得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但俄乌冲突下，全球经济政治环境再遇风险，我国外部形势不确定性显著提高。为维持国内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应着眼于通过总需求管理提振内需。货币政策应通过清晰的利率调整轨迹向市场释放坚定的稳增长决心，稳定企业和市场的投资信心，并应支持信用扩张，降低实体企业经营成本。财政政策则应更积极有为，加大稳投资力度，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在面临更大的外部不确定性时，仍能有力保障总需求稳定与高质量发展。

第二，人民币汇率应灵活有序，防范外部冲击和系统性风险。我国下阶段应继续保持并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充分发挥弹性汇率形成机制在抵御外部冲击时的缓冲器作用，为积极的宏观调控留有政策余地。此外，应警惕并防范在极端情形下，跨境资本在投机势力推动下形成“羊群效应”，引发汇率在非均衡水平的异常波动。对此类情况应及时干预，避免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的预期相互强化，形成系统性风险。

第三，大宗商品涨价背景下，应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消费进行补贴，保障基本民生。大宗商品涨价可能推高国内化肥、农药、农膜以及农机燃油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增加农业生产负担，影响农民收入。此外，大宗商品涨价抬高全社会生产成本，可能向消费品领域传导，提高油料、粮食和燃油价格，增加居民基本品消费支出。应关注民生保障，对农业生产者以及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消费进行补贴。

第四，通过结构性政策安排，着力缓解大宗商品价格高企背景下中小企业的盈利压力。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上游大宗商品涨价以及终端需求不足导致的中小企业盈利受挤压现象较为突出，中小企业经营压力尚难见到缓解迹象。应综合使用财税、信贷政策，一方面积极落实已经出台的中小企业税费减免、缓缴政策，减少其资金流出压力；另一方面，应畅通信贷资金的流通渠道，并降低融资成本，增加其经营现金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