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资助的创新模式
与熙熙攘攘的募捐话题相比，关于资助的探讨长期门前冷落。但在公益行业的生态系统分工中，基金会最基本的使命是通过资助其他公益主体实施公益活动、项目或服务。本次论坛围绕“有效资助的本土实践与价值”，探讨应对慈善行业专业性、有效性提升的社会需求，以及公益资金的支配逻辑、分配艺术和发展趋势。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益盒专项基金研究总监、联合创始人李治霖
非常感谢一财的邀请，我是益盒的研究总监李治霖，今天非常有幸来到这个分论坛聊一聊有效资助的创新实践，尤其是作为一家创新型的有效公益研究和倡导机构，我们的思路和策略是什么。
不过我今天的分享可能会更加注重“道”的层面，“术”的层面的技术方案我相信其他基金会的各位老师们有更多的实际经验。我主要想着重谈一谈，为什么哲学和经济学对于我们做资助而言非常重要，而这两个学科具体能对我们理解“有效”产生什么样的启发。我一直相信，慈善资助是在解决市场和政策覆盖范围之外的那些更加艰深、顽固的社会问题，那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和学术成果站在一起，保持智识的活跃，站在人类最好的知识的基础之上来对待我们的决策。公益圈如果和各个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疏离，我们很难仅靠自己就产生大的影响。
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会如何比较如下这四类项目。乍一看，你可能会觉得他们特别不同，无法比较，但我想更进一步追问，他们究竟不同在哪里？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他们对效果的“果”的定义不同，对于什么样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有不同的认识。这也是我想提的第一个点，在进入任何具体的资助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到底希望通过资助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我们是希望追求和创造美，还是让自然维持其原貌而免受人类活动干扰？对于益盒来说，我们更关注生命福祉，即我们认为让弱势群体的生活变得更好、更幸福，是最重要的。这在哲学上，也被称为“福祉主义”。
在明确了“效果”是什么之后，资助者应当问自己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定义资助的成败？如果你认为资助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帮助到别人、实现影响力，否则就是失败的，那么在哲学上这被称为后果论，即资助行为的好坏与否由其是否实现了效果来决定。当然另一派理论认为，效果没实现也没多大关系，只要我们遵守了某些关键的道德原则，比如不撒谎、保持透明公开等等，只要我们是向善的、追求效果的，即使结局不如预期也没关系。很多时候一些捐赠人会觉得纯以追求结果为导向的资助是不近人情的，但我想我们不能这么轻易的接纳这样的反驳，必须进一步追问，不追求资助效果的选择背后的合理性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简单想想就放过自己，一定要明确我们到底秉持什么样的底层价值观，再来看具体的策略。
好，那如果你也认可是否有效果是判断资助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那下一步的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资助是否有效果呢？这里就是经济学发挥价值的地方。因为从资助的因，到效果的果之间，距离还很长。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支持了一个支教行动，然后发现一个学期之后班级里的孩子们的成绩提高了，我们不能得出支教能提升成绩这样的结论。因为你怎么知道孩子成绩的提升不是因为这学期他们在学校吃的更好了，或者因为疫情爸爸妈妈回来陪他们了，在家监督了他们的学习？还有非常多的别的可能性在干扰我们的归因。
再比如，你在学校资助成立了一个诗歌社团，多年以后你发现参加你的社团的孩子们收入都特别高，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本身报名来参加诗歌社团的孩子们，本身都是那些思维更活跃、性格更外向积极的孩子，他们原本就比其他不来参加社团的孩子们更有创造力，我们做不做这个活动，他们之后发展的都会更好。
我想用这两个例子说明，认定资助结果的确是我们带来的影响，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难的，不能想当然。就像右边金字塔所展示的那样，请一个专家来做个判断，或者是简单做一个前后对照、选择一些个案来看他们的改变，都是非常有偏见的，是证据质量很低的，不足为信。学界目前解决这些因果推断问题最好的方法是用随机对照试验，像验证疫苗的有效性那样去验证公益项目的有效性。如果我们希望用严谨、求真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资助的结果，我们必须依赖高等级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结论。
不过，光有证据，还远远不够。不是所有验证有效的项目都值得我们支持，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公益资源是极其有限的。中国公益一年2000亿元的总筹款额，远不及中国一个大城市一年的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而社会问题又如此多样、复杂。怎么优化资源分配，用小钱办大事儿，撬动影响，是每个资助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里，经济学上的成本效益分析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以世界银行的研究为例，同样是花费1000美元，用来资助排名最末端的“手术治疗卡波西肉瘤”的话，仅能提高0.02年的健康寿命。但同样的资源如果用来发放防疟疾蚊帐，能够为社会增加超过300年的健康寿命，两者之间有上万倍的成本效益差别。如果将资源平均分配在这108个干预措施上，前20%的项目将产生大约80%的效果。
许多人关心教育，认为这是贫困者改变家庭命运的良好方式。试问，如果你想提升农村学生的上学时间，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有研究者曾经做实验并发现，直接为学生发放1000美元现金大概可以提升0.2年学年，效果有限。同样的资金如果用来购买和发放免费校服，则可以提升3年学年。如果这笔资金如果用于基于成绩的奖学金，则可以为群体带来7年的额外学年。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其实农村学生旷课往往是因为寄生虫病而不是意愿问题，因此激励性的干预不如健康干预来的有用。如果用1000美元购买和发放消除寄生虫药品，则可以提升群体的139年学年，效果是奖学金的20倍、校服的46倍、直接发放现金的659倍！在全世界任何其它领域，你或许都很难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数百倍，仅通过改变分配去向就能多帮助数百人。但在公益里，你是可以的。
很多人听了如上的描述，可能会感到不解，我们真的应当用如此量化和“功利”的方式来思考公益嘛？
我的判断是，这种量化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游戏，而是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帮助别人的热忱。有效资助，在这个意义上，有双重面向。首先是来自经济学的启发，在我们做资助的时候，必须考虑机会成本，意思是我们选择了一个项目资助，其实背后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其他所有的项目和捐赠机会。所以如果我们的钱花的不够好，不是“浪费”这么简单，因为你还错失了你本可以实现的价值，让许多本可以被挽救的生命就无端逝去。而这些人，往往都是社会最弱势的群体，是他们承担了我们无效资助的代价。
而这背后的哲学指向是，无法挽救或改善本可以被帮助的人是一件不负责任的事情。我们有义务把我们的钱花的有效、花在刀刃上，否则，我们可能是有过错的。让资助更有效果是我们的一种义务，是一件必须要达到的要求，而非可有可无的选择。
最后，如果总结一下我今天说的，第一点是，我希望所有的个人和机构资助者都应该对自己更“苛刻”一点，追问一下自己到底想要通过做公益实现什么，你口中的效果说到底到底是什么，它合理吗？你的论据站的住脚吗？
第二，我们需要意识到把钱花好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目标。面对如此有限的捐赠资源和如此多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的每一个资助决定，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都是在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之间做出有关生命的选择。选择了一个项目，就必然放弃了其他所有的项目，因此我们必须要谨慎对待自己的决定，尽可能的求真、循证、讲求科学理性，最大化我们能行的善、帮助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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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宏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