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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的遗产:从731到德特里克堡

金领证书:并购交易师

第186期PEMA执业课程

3月12-14日北京开课



19日晚,热搜第一的关注度“爆”了!



据外交部官网消息,1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和事实清单,称其掌握中国政府实验室活动新信息,攻击中国阻碍病毒溯源和进行“虚假宣传”,指责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为制造及泄露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同军方秘密合作等,强调必须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全面且不受限制的调查。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对此,华春莹回应称,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并就美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公开更多事实,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用实际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希望美国个别政客,尊重科学,拿出起码的良知,停止搞“甩锅”和政治博弈把戏,为国际溯源合作和国际抗疫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这才是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究竟有何“猫腻”?

视频来源:微信公众号“CGTN”(ID:cgtnofficial)


疫情以来,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Fort Detrick)这个冷门词汇频频被提及。


该生物基地之所以频被关注,系因为美国媒体曝出在中国发生疫情前的几个月,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附近暴发了一种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致命性疾病。更重要的是,2019年7月,不明传染性疾病出现前,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神秘关闭,而美国政府至今不愿解释清楚突然关闭的原因。


美国国内质疑声音不断,要求查清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关闭与“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间关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2020年3月10日,名为“B.Z.”的网民在白宫请愿网站发起一条请愿贴,请愿者列出了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与新冠病毒暴发有关的时间线,希望美国政府给出合理解释:

2019年7月,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被关闭;


2019年8月,一场大规模“流感”暴发,导致1万多人死亡;


2019年10月,美国在中情局副局长的参与下组织了“事件201”-全球流行病演习;


2019年11月,中国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2020年2月,世界暴发流行病;


2020年3月,有关德特里克堡关闭的大量英语新闻报道被删除......




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的是,时间线上提到的代号为“201”的全球流行病演习。


这场美国全球流行病演习于2019年10月举办,因为演习的脚本与疫情发展的相似度颇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


据“事件201”官网介绍,当时演习的场景是:模拟了一种新型人畜共患病冠状病毒(CAPS)的暴发。该病毒比SARS更容易传播,可能由症状较轻的个体传播。这种病毒起初由蝙蝠传播给猪,再传播给人,最终变异为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从而导致一场传染严重的流行病。



是否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病毒泄露?全球流行病演习为何跟现实如此类似?随着美国疫情暴发,社交媒体上,对美国政府的问号越来越多。



1

闭口不谈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 

还倒打一耙



2020年5月3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蓬佩奥不顾世界上大多数顶级科学家和疾控专家的反对,坚持“新冠病毒来自于中国武汉实验室事故”等荒谬言论,甚至毫无根据地谎称:“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专家似乎都认为它是人造的。”


然而,想“甩锅”中国武汉实验室的蓬佩奥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事实上,包括美国媒体、民众在内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最应接受国际调查的,恰恰是不愿告知公众真相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

生活在德特里克堡附近的美国网友说,自己可能2019年11月就患有可怕的不明呼吸道疾病。


翻译原文


“我住在特拉华州,就在马里兰州旁边,相隔1英里的样子。11月末12月初,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得了一种可怕的不明呼吸道疾病,有流感症状。我的家人就有,并且我母亲差点死于其中。去看了3次医生,症状持续了21天。很糟糕,这不是普通的流感,医生也无能为力。我那个治疗中心每个人都有这种症状。整整3周,他们都说医生们无法确定病因。我认为这种病毒先在我们这里有,然后在中国发生了变异,又传了回来。从那时起,我母亲就在隔离了。因此我们看看她是否有抗体就知道了。而且他们拒绝在这里给我们进行检测,仿佛不想让我们知道似的。


我甚至说过,我的推测可能是错的,但事情的发展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我的想法。他们现在已经证明病毒在第一例病例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传播了,这个县的这个小镇已经被定义为是危险地区。有点疯狂。我住的地方靠近一个度假区,冬天这里死气沉沉,而且已经关闭了。所以我不明白我们这里人这么少,怎么会成为危险地区。但是,当我说这里的每个人都得病时,这确实证实了这一点。我感谢这些话,并欢迎其他信息的提供。我真的不希望事情变成现在这样。我甚至不反对特朗普。我想他根本不会知道。但是这些都是我的经历和基于我所掌握的信息来进行的推测。所以骂我傻瓜根本没有用。我受过大学教育,从事一份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随便你,但我不能改变这里正在发生的事实,不管你们说我什么。”


2020年4月29日,《纽约时报》也提出疑问,在报道中震惊地写道:美国8周内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竟然超过8年越战期间死亡人数。



2

 究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猫腻”





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局长,蓬佩奥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应该不陌生。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的一篇报道,标题加粗,大写着这样一段话:德特里克堡秘史——中央情报局意识操控实验基地。


美国媒体直言,如今这是一个前沿的实验室。但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这是美国政府进行最黑暗实验的中心。



美国媒体为何敢公开说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是“美国政府最黑暗的实验中心”?不如来看看美国媒体梳理的这条时间线:


1942年,日本军队在中国发动细菌战的报道引起了美军的警惕,因此,美国陆军决定启动一项秘密计划,研发生物武器。


陆军雇用威斯康星大学生物化学家艾拉·鲍德温运行该项目,要求他为新的生物研究基地寻找一个场所。鲍德温选择了科多克顿山下被废弃的国民警卫队基地,被称为“德特里克场地”。


1943年3月9日,陆军宣布将其改名为“德特里克营地”,将其指定为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的总部。



1949年春天,陆军在德特里克营地建立了一支小型的、超级机密的化学家小组,称为特别行动部队,任务是寻找可供军事作战使用的有毒细菌。


艾伦·杜勒斯曾担任中情局秘密行动局局长,他认为这个意识操控计划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关乎美国生存或毁灭的命运。不久后,杜勒斯被提拔为该计划的领导。


据悉,这就是后来中情局臭名昭著的“大脑控制”(MK-ULTRA)计划的雏形。《007》系列电影中,英国间谍詹姆斯·邦德有一个“Q博士”,专门为他设计各种小巧致命的间谍工具;尽管这是虚构的电影故事,但是在冷战时期的美国中情局,却的确有一个货真价实的“Q博士”∶西德尼·戈特利布博士。


1951年,杜勒斯聘请了一位化学家,设计并监督意识操控关键信息的系统性搜索。


艾伦·杜勒斯选定了中情局里的“Q博士”——西德尼·戈特利布。而德特里克堡正是这位“Q博士”进行实验不可分割的基地。戈特利布孜孜不倦地寻找一种方法来“炸毁”人的意识,包括电击和剥夺感官。


他测试了数量惊人的药物组合,并且经常辅助其他酷刑一起使用,包括电击、剥夺感官等。在美国,他的受害者一般是监狱或医院中不知情的人,他们来自亚特兰大的联邦监狱以及肯塔基州莱克星顿的毒瘾研究中心等地方。

 

1954年,肯塔基州的一名监狱医生隔离了7名黑人囚犯,并且连续77天喂他们食用“双倍、三倍以及四倍”剂量的致幻药。


他们可能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是中情局高度机密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旨在研发意识操控的方法,项目基地就在这个鲜为人知却拥有一段黑色历史的美国陆军基地——德特里克堡。



“大脑控制”计划最终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以失败告终。


然而,这里仍然是戈特利布的化学基地。1956年,这里更名为德特里克堡。“大脑控制”计划结束后,他用这里来研发中情局的毒药库。在他的冰柜中,储存着可能引起诸如天花、结核和炭疽等疾病的生物制剂,以及多种有机毒素(包括蛇毒和麻痹性贝类毒素)。


直到1970年,尼克松总统命令所有政府机构销毁其生物毒素的供应。陆军科学家照办了。但直到1975年,能杀死5.5万人的蛤蚌毒素才最终被销毁。



3

生物基地附近100多位居民患癌

外媒:数量惊人



在人们以为这段黑暗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候,2011年,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再次引发了关注。


还是在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附近100多位居民患上致命癌症。外媒报道称,当地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发现生活在该地区的癌症患者数量惊人。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里,用了日常中并不多见的词汇——致命的癌症集群。癌症集群意味着什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给出的定义是:固定时间段、特定区域,患病超过普通预期。


什么原因导致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100位居民集体患癌?媒体称,不可否认的是,几十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军生物武器项目的基地。但马里兰州卫生署当时并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复,称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 



4

如此重要基地突然关闭

却不愿公开原因



2019年7月,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突然关闭,但美国疾控中心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布关键信息。


据《纽约时报》报道称,由于危险材料的处理问题,政府暂停了军方在前沿生物防御中心的研究。据悉,暂停的研究中一共涉及67种“选择剂”和毒素,例如引起埃博拉、天花,炭疽和瘟疫的微生物,还有引起毒蓖麻毒素的有机体。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不信任他们的废水系统,整件事令人大跌眼镜。


《纽约时报》援引了发言人凯瑞·范德·林登(Caree Vander Linden)的介绍称,是因为新化学去污系统的机械故障以及泄漏招致了“终止令”。


范德林登说,这些问题可以追溯到2018年5月,当时暴风雨频发,摧毁了该地一座厂龄高达数十年的用于处理试验室废水的蒸汽消毒厂。在研究所开发出新的用化学物质去污系统之前,暴风雨让研究暂停了几个月。


而新的去污系统需要改变实验室的某些程序。在2019年6月份的一次检查中,疾控预防中心发现新程序没有贯彻落实。范德林登说,检查人员还发现了新化学去污系统的机械故障以及泄漏,不过她补充说,泄露仅发生在实验室内,没有泄露到外部。


她说,这“一系列的事情”招来了中止令,研究所还丢了登记执照。




5

生物基地与“电子烟疾病”


在德特里克堡基地关闭(2019年7月)后不久,附近地区就暴发了莫名其妙的“电子烟疾病”(vaping illness)。

据悉,2019年8月,美国突然暴发“电子烟疾病”,即与电子烟或雾化产品相关的肺损伤(EVALI),病例数量在9月份达到高峰。

CDC数据截图


截至2019年10月3日,德特里克堡基地所在的马里兰州出现23例(仅包括自愿报告的病例)电子烟疾病病例后,该州卫生部长罗伯特·尼尔对医生发布了新的命令。



电子烟患者的病状和流行程度,在美国引发了长期的讨论。医生甚至直呼情况不对劲儿。


据美国媒体报道,电子烟疾病患者大多是身体健康、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通常会连续几天出现呕吐、发烧和疲劳等症状,之后则会感到严重的呼吸短促。有些人需要在重症监护室或使用呼吸机治疗好几个星期。


2019年11月1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一档节目中,报道了一起疑似电子烟肺病死亡病例。患者玛丽·凯利在去世两个月后,其家人仍然无法确定死因是否与电子烟有关。CNN首席医疗记者桑杰·古普塔在连线时表示,美国从2007年开始售卖电子烟,此前从未出现过类似的神秘肺病案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值得探讨。



《纽约时报》2019年9月11日报道援引纽约温斯普罗医院儿科首席医生麦乐迪·皮扎达的话称,暴发的电子烟疾病疫情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情况非常不对劲”。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2019年10月2日,《纽约时报》在另一篇报道中详细介绍了电子烟疾病的病例。


报道称,美国梅奥诊所研究了17位电子烟疾病患者的肺组织样本后,发现其损伤像是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导致的。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梅奥诊所的外科病理学家布兰登·拉森表示:“这看起来像是工人在工业事故中的不幸遭遇,相当于一大桶有毒化学品泄漏后,整个人暴露在有毒气体中,呼吸道里有化学物质在灼烧。”


他说,这些肺部损伤看起来也像那些暴露在芥子气等有毒物质下的状态。芥子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一种化学武器。


伴随着电子烟疾病而来的,是美国十年来最严重的流感季之一。



美国疾控中心2020年2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2020年流感季造成美国至少3200万人感染,31万人因流感相关疾病入院治疗,1.8万人死于流感相关疾病。



6

基地关闭与当地不明原因的流感 



视频编译:钟卫平字幕组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2019年7月12日的报道,弗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绿色春天”(Greenspring)退休人员社区暴发了一种致命性疾病。


据ABC报道,该社区距2019年神秘关闭、2020年又迅速重启的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仅一小时车程。有人怀疑2019年社区暴发的疫情是新冠病毒,但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否认这一说法,称当地卫生部门的检测结论是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传播。不过,不少网民建议对该社区人员进行检测,看是否携带新冠病毒抗体。 


据费尔法克斯县卫生局称,2019年6月30日,“绿色春天”社区首次发现这种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例。截至2019年7月15日,该社区与该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升至3人,共计63名社区居民患病,19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症状。


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卫生局官网

报道称,患者症状包括“发烧、咳嗽、浑身疼痛、气喘、声音沙哑和全身无力”等,也有患者出现肺炎症状。病亡的两名老年患者由于出现肺炎症状住院治疗,本身的健康状况比较复杂。



7

美疾控中心主任承认:一些“流感”死者可能是患新冠肺炎



当地时间2020年3月11日上午9:30,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承认:一些“流感”死者可能是患新冠肺炎。


在听证会上众议员哈利·鲁达(Harley Rouda)问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是否有可能有些流感患者被误诊,实为冠状病毒携带者。


众议员哈利·鲁达紧接着问道:“所以在美国有一些人表面上看死于流感,而实际上可能是冠状病毒?”


雷德菲尔德坦言:迄今在美国,一些病例的诊断情况确实如此。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迈克尔·梅勒姆表示,自己在2019年11月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梅勒姆拿到的最新检测结果也显示,他已有新冠病毒抗体。而美国此前报道的本土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时间是在2020年1月下旬。


梅勒姆认为,此前许多重症流感很可能就是新冠肺炎,他身边也有很多人曾在2019年11、12月生病且症状严重。

迈克尔·梅勒姆不是个例,多名网友也纷纷表示,在中国疫情之前,感觉新冠病毒已经在美国传播。


我一直在思考并告诉他人我的经历。我住在纽约,在纳索县工作。一月初,每个人——我说的“每”是指我80%的同事,朋友,家人,包括我的儿子,他的同学和父母。我们都有发烧和类似流感的症状。我发誓我的直觉一直告诉我,当中国宣布他们的问题逐渐严峻时,我们已经有了新冠病毒在传播。太多人被蒙在鼓里中,太多人相信并遵循着政府所说的一切。是时候让人们觉醒了!!


时至今日,新冠病毒的来源依旧无法确认。但全世界专家和科学家都认可的观点是,最早报告病例的地方不一定就是病毒的来源。


2019年4月15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一脸自信地说:“我曾担任美国中情局的局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看来蓬佩奥还是在用中情局那套来应对新冠病毒的疫情与舆情。 


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究竟还有哪些不敢公开的秘密,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关闭与“电子烟疾病”、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间的时间线为何会吻合,美国政客敢不敢以开放的态度给美国民众一个解释?



8

恶魔的遗产:从731到德特里克堡



视频制作:B站@史图馆


2020年9月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哈尔滨市举办了“侵华日军细菌战档案史料专题展”。其中涉及到的日军细菌战部队,包括北京一八五五细菌部队、新加坡九四二〇细菌部队,以及最为臭名昭著的哈尔滨731部队。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伯力设立了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并在此审判了从中国东北俘虏的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731细菌部队部长川岛清等12名罪大恶极的战犯。

山田乙三

731部队,最早由石井四郎组建于1932年8月,当时被称为“防疫研究室”,成员只有5个人。之后,这支部队的规模不断扩大,名称也先后更换为“加茂部队”“东乡部队”。1941年,它才改用了“731”这个遗臭万年的番号。


731部队对外的名字叫做“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但实际上,它是用于研究细菌战和从事人体实验的场所。在这里被731部队的恶魔们当作实验品的人,除了无辜的中国百姓之外,还有被日本宪兵队直接“特别移送”来的反满(满洲国)抗日志士、八路军战士,乃至国际反法西斯义士。他们被恶魔们称为“马路大”(意为“原木”)。


在审判记录中,这12名恶贯满盈的战犯供述了日军进行的细菌实验、人体冻伤实验等种种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以及在宁波、常德等地故意散播鼠疫的细菌战罪行。这是731部队的细菌战和活体实验罪行首次被公开审判。


而在731部队被原地解散的同时,顶层的军医们卷走了大量资料,并销毁了大量证据,以至于此次的审判材料是中国方面第一次获取到有关731部队滔天罪行的实质性材料。

此后这批战犯被移交给中方。在抚顺战俘营里,原731部队的下层军人所撰写的“反省材料”,以及沈阳特别军事法庭的审理结果,组成了中国获取的关于731部队的主要证据。但与罄竹难书的罪行相比,这些材料也只能揭露冰山一角。


坐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席上的罪魁祸首们,过半都与日军的细菌战罪行有关,但并没有人因细菌战获罪。始作俑者石井四郎甚至没有出现在被告席上。
 
1940年,美国人约翰·鲍威尔亲眼目击了731部队在宁波的罪行。回到美国之后,他曾经多次撰文披露此事,但并未引起太大关注。后来,他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解禁不久的档案里终于找到了相关材料。

鲍威尔

鲍威尔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并于1981年在《原子能科学家公报》上发表了《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该文不仅揭露了731部队的罪行,还直接点明了一个事实:

石井四郎靠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躲过了东京审判。

原子能科学家公报


鲍威尔找到的内容,是麦克阿瑟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的机密文件,其中就涉及到了731部队的审讯与移交问题。

麦克阿瑟


此后,更多关于此事的消息,逐渐浮出水面。


毫无疑问,进行细菌战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而美国也是《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


1933年,美国国内就进行过细菌战的相关讨论。时任美国化学战部的医疗部主任雷恩·福克斯上校认为细菌武器是不可以被用于战争的,因为“细菌战本身效果不可控,如何投放也是个问题”。

1937年,美军医疗部队的詹姆斯·西蒙斯中校也曾对细菌战表示担忧,他认为敌人可能派遣特工在美国散布沾有病菌的虫子。

1939年,几个日本医生试图购买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的黄热病病毒。相关交易被拒绝,情报也被反馈给了美国政府。


1940年,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情报也被汇报给了华盛顿,相关材料不仅包括投放的病菌种类,还包括具体的实施方法。1941年4月,美国获知了日军中有专门的细菌战部队。

在汇总了种种情报之后,美军下定决心展开细菌战研究——无论是攻击性还是防御性的。

1942年底,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开始执行。在短短三年时间里,美国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主要都是在一个军事基地里完成的,它就是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
 

1947年,石井四郎提供的细菌战资料抵达了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这里的工作人员花了几个月时间去处理、消化这批资料。为了进一步获取731部队的研究资料,德特里克堡基地的工作人员还于10月28日前往日本,从战俘口中获取了更多信息。

资料显示,美国的审讯和研究人员明知“日军在用真人做实验”等骇人听闻的细节。

但面对石井四郎等人提供的细菌战资料,在经过数月的调查之后,美国国务院在1947年9月的一份秘密文件中给出了评价:

“(这些资料的价值)远超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行为所产生的价值”,“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极为重要”。
于是,美国和石井四郎等人达成了极其可耻的交易,并一直将石井四郎等人保护到了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再接收新的证据为止。最终让这些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逃脱了审判。

石井四郎


1959年10月9日,石井四郎因癌症死在东京。
 
1949年到1968年,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的工作人员在纽约、旧金山等美国本土的大城市进行了多次秘密实验,投放了致病性较弱的病菌,以进行细菌战相关实验。这些实验造成了一定的平民伤亡。

1952年初,来自英国、瑞典、意大利、巴西、法国和苏联组成的联合调查团,确认了美军在朝鲜前线和中国东北地区,利用昆虫和飞禽羽毛投放炭疽病病菌的事实。这种做法,和日军1942年在常德空投鼠疫病菌的做法一模一样。
1955年起,有军人和贫民“自愿”在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等处接受了由美军主导的病菌实验,以确定人对于气溶胶病原体的易患性,以及正在开发的疫苗、预防试剂、治疗药物的有效性。

而从1943年到1969年,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共计发生了456起实验室感染事件。

 

参考资料:

邱志仁:《伯力审判与日本对华细菌战罪行》,《上海档案》,2017年第2期。

戴伟:《“731”部队“特别移送”揭秘》,《黑龙江档案》,1998年第5期。

米艾尼:《挖掘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文史精华》,2020年第16期。

曹佳,曹务春,粟永萍等 主编:《程天民军事预防医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4年9月。

(美)丹尼尔·巴伦布莱特:《人性的瘟疫:日本细菌战秘史》,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年。

(日)近藤昭二:《美苏日三国对“731部队”的研究近况》,《武陵学刊》,2010年第5期。

(日)青木富贵子:《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8年10月。

(美)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张树军,李忠杰 主编:《伯力审判档案:日军细菌战罪行披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12月。


来源:综合整理自微信公众号“共青团中央”(ID:gqtzy2014)、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报”(ID:zqbcyol)、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ID:zhczyj)、微信公众号“CGTN”(ID:cgtn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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