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一场戊戌变法震动全国，至今仍是史学热门话题。
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4月10日，德国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法兰克福报》指派，从意大利热亚那港出发，对中国进行采访。
戈德曼乘坐的德国“普鲁士号”远航机械船出发后，穿越地中海，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亚丁湾，远航至欧洲式东方新城——新加坡。而后，他从香港登陆，经广州、上海，一直深入到中国腹地，进行详尽考察。途中，他先后采访了时任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长王存善、上海道台蔡钧。从上海又沿长江乘船而下，在镇江、汉口、武昌等地停留。
在汉口，戈德曼参观了欧洲在中国内地建立的商业机构与修道院。在武昌，考察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聘德国教官主持训练的新式军队。在胶州湾的青岛、威海、芝罘（烟台）等地，深入探访了刚刚纳入德国租界的胶州地区。
戈德曼此行所见到的中国近代史人物颇多。在烟台，他与原清政府驻欧洲外交官陈季同相遇。这是一位曾在欧洲大力推广中国文化的近代史重要人物。在天津，他采访了清政府的陆军总领、直隶总督荣禄。在北京，他拜访了刚刚下野的李鸿章。我们坐上一辆马车，是那种底下没有避震弹簧的北京马车。行进中它会将路面上的不平之处和遇到石头产生的震动都传到身上，堪称是人类所发明的事物中最可怕的一种“酷刑”交通工具。在前方带路的是领事馆的骑士，后面则跟着一位骑着马的中国仆役。我们从领事馆向右转，在通往皇宫的大道上走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向右转，走到了窄巷之中。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后，马车与骑士停在了一条不甚宽广的街道中央。这条街道人车较少通行，安静、人烟稀少。李鸿章在他儿子的住处等着我们。这栋房子是木制的，如同一般的中国建筑一样，房间仅有地面上的一层。屋子是新建的，鲜亮的绿色外漆与邻近脏污的灰色民屋形成了强烈对比。从屋前宽广的临街与空地可以看出，这里一定住着有钱人。领事馆的骑士先去递交我们的中文拜访函，他回来告诉我们拜访被核准了之后，我们便立即走下马车。步行走过大门，穿过用大片长方形石板铺成的干净园子，踏上石板阶梯，李鸿章老先生已经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了。门几乎跟他的身高一样高，让他看起来比实际上要高大一些。一个高高在上的老人样貌，令人肃生敬意。他穿着简单的居家服饰，一件红棕色锦缎长袍，一件蓝色丝质外衣，外衣上的纽扣没有扣上，脖子领口附近还有些磨损。晒得黝黑的脸孔没有什么变化，就像他在欧洲时人们所认识的那样。他鼻子上挂着一副眼镜，不是一般中国文人用的那类怪异样式的（夸张、奇异、不寻常的），而是金色细框的欧式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对精明的、细小而灵活的眼睛，有时也会目露凶光。他说话的声量很小，听起来并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倒像是因为上了年纪声音有点儿糊在一起（法国人称此为口齿不清）。可能的话他尽量寡言少语，起码一开始是这样。之后他的话变得稍微多了起来，但依旧掌控着话语的内容，并带着狡黠的目光。有时候他会在说话时突然冒出短暂的笑声，此时，他嘴巴里的黄牙便清晰可见，那是牢固、修长的犬齿。当他这么笑的时候，脸上便会闪过一丝嘲讽的神情，但随即又恢复严肃与呆板。这位老先生的头上已经毛发不剩，头皮下是骨骼强健的圆形头骨。李鸿章手上拿着一根有着象牙握把的黑色木质拐杖。由于他喜欢把自己当成是中国的俾斯麦（这是某些欧洲马屁精一直对他说的奉承话，说久了他自己也就相信了），所以弄来一支铁血宰相晚年携带的拐杖复制品也不无可能李鸿章的遗物中，有一根镶满钻石的手杖，据说是世界上最贵的手杖，原是美国总统格兰特的。一八七七年格兰特卸任，偕妻子朱莉娅作环球旅行。一八七九年四月抵达中国，成为美国总统中第一位到达中国的人。李鸿章在天津直隶总督行馆设盛宴款待格兰特夫妇，对格兰特的精美手杖爱不释手。格兰特于是说：中堂既爱此杖，我本当奉赠。只是此杖是我卸任时，国会代表全国绅商所赠，我不便私下赠人。待我回国后将此事公布，如果众人同意，我即当寄赠给您，以全中堂欣赏雅意。一八九六年李鸿章访问美国，格兰特遗孀不忘当年承诺，将该手杖赠予李鸿章。自此李鸿章与此手杖形影不离，直至去世当作遗物陪葬。
我们现在所在的房间是一间有着石头地板的前厅，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只在角落旁放着一张欧洲皮椅，皮椅前方另有几把中式椅子，后面是房子的内部，被一面漆着绿色的木板隔着。当没有访客时，板子似乎会被摆回去。李鸿章同我们握手，让我介绍自己的名字，并看我们给他的拜访函。他尝试着读我的名字。之后他便坐到皮椅上，并请我们在椅子上入座。他伸着两只脚，穿的是柔软的中国布鞋，腿上是白色麻布制成的裹腿。之后他向我们介绍他的孙子，年仅十三岁、想法十分开明的中国青年。德国的反犹主义者大概会把他隆起的鼻子视为他亚洲纯正血统的一种反证。这位年轻先生穿着深紫罗兰色华丽长袍，礼貌但有点害羞地向我们伸出手握过之后，就在一张稍远的椅子上直挺坐下，专心听他的祖父说话。皮椅的不远处已经有一位赖姓仆人随侍在侧。双方在谈话时，李鸿章一会儿要他拿东一会儿要他拿西。首先他要香烟。他用一个小巧的镀金滤嘴抽着，之后又要金属制的水烟烟斗，忠实的赖姓仆人得把烟管放进他嘴里。然后是一杯茶。除了水烟之外，他也给我们提供了所有服务。李鸿章在他的皮椅上放了一只壶，像是一个被开启的容器。他不时会把它拿到嘴前，往里头吐上一口，然后再放回原处。由于所有的门都是开着的，风吹得有些夸张，我们身上都穿着外衣，但还是感觉冷。“赖”在没有被呼叫的情况下，主动拿来了一顶中国家居帽，戴到老先生光秃秃的头上。从试图了解我开始，李鸿章开始和我对谈。他用拐杖指着我，提出了一堆问题：为何从德国过来？在中国多久了？拜访过哪些地方？在胶州停留了多久？何时会回欧洲？之后出现了空当，我便利用这个机会赶紧提问，并把谈话内容带到重点上。我说道：因为《法兰克福日报》正确地预料到眼前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才派我来到北京。目前我只是个异乡客，不懂得如何去理解这场危机，如果能够从您那里得到对以下这个问题的答复我将感到十分幸运：“到底发生了什么？”李鸿章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说道：“错在年轻官员。”“资深、有经验的官员，被不曾处理过国家事务的年轻一代排挤出去了。他们想从中获得利益，直到最终不能再走下去为止。经过这次危机，这些比较年轻的官员已经被铲除了。”“这次的巨变，若是能让资深官员重新回到职位上，应该会是好事。但这样的事情似乎没有发生。而人们已经从中看到，目前处于艰困时期的中国还没有给像您这样的人职位。”老先生兴奋地点了点头，确认这也是他的看法。但他仍旧迟疑，没把话说得更清楚。因此我必须稍微试着催促他一下。“就我所知，”我说道，“如果没有一个适当人选能够代表中国政府的话，是无法掌握目前状况的要害的。外国使节们眼下要跟谁进行协商呢？我可以想象，他们现在正处于极大的混乱之中。”之所以如此想象，是因为我有我的理由。冯·达高兹先生（Herr Von Goltz）确认了我的想法，他表示，德国使团如今已不再进出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已经被弃置了，李鸿章也被赶出衙门了，那谁还会留在那里呢？“政府必须发挥点职能。现在事情已经过头了，中国会面对后果的。最起码，中国的信用会遭受损害。”李鸿章解释说：“只要中国还能支付贷款利息，便不需要为金融信用一事担惊受怕。目前利息都是按时支付着。”“与这些贷款与利息有所关联的是过去。关键是未来，中国更需要信用。欧洲企业的时代现在正要开始，这需要动用欧洲资本。如果欧洲不给你们钱，中国连铁路也不能修了。”在欧洲，这位先生被当作是追求现代化的先锋，但从他口中听到这番话，让我感到讶异。冯·达高兹先生则提出实例加以说明，中国是如何在最近的事件中丧失信用的：比利时人不想再为北京至汉口这条由他们负责的路线提供更多资金。德国商业联盟也对新疆到天津的铁路计划感到茫然，表示想要撤回。
我再次表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一个欧洲能信任的人在中国官府里头坐镇。对中国的信用来说，李鸿章先生是最好的代言人。实在无法理解，竟然不让您继续服务。在领导中国的官员之中，您几乎等同于中国信用的名号，如今竟毫无作用。”李鸿章眼睛眨也不眨地听着这些赞扬的话，似乎可以察觉到，这些话打动了他。他深思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外国人是依照过去的成就来理解我并推崇我，但如果中国人并不这么想，我又有何可供效力的呢？”“这毫不虚假。俾斯麦首相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事：他赢得所有文明国家的信任，唯独没办法让他的皇帝信任他！”李鸿章说。“人们抨击我，认为我对外国人太过偏袒。他们称我是卖国贼。”当李鸿章这么说时，脸部因怨恨而出现了一丝抖动。当他说到“卖国贼”这三个字时，爆出了一阵大笑。他记下的目睹所见，有助于我们了解19世纪末沿途城市的风光风貌以及中国社会的面貌。他以记者的敏锐和作家的文笔，记录下香港、广州、上海、汉口、武昌、胶州、天津、北京等晚清城市的风情，颇有画面感。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近代著名的新闻、风俗画家吴友如的画。尤为可贵的是，在书中，戈德曼对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给予了高度肯定。他当时曾预言：上海会以数十年的努力，成为东方一座伟大的城市。这个预言后来成为了现实。
在书中，他也以记者的客观，披露了最初中国铁路规划过程中，欧洲列强资本竞争的内幕，以及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相融相斥的情况和列强之间的利益纷争。通过与清政府不同级别官员的互动，他记录下清末官员对改革和与西方合作的不同主张，以及民间对这种主张的不同反应。保罗·戈德曼在中国的这段采访记录，观察细微，文笔优美，对中国民间和中国老百姓的认可度也很高。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能可贵。时隔百年，这本书能够被发现、翻译、出版，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甚至有网友将这本书的历史价值与《马可波罗游记》、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相比较，认为是外国人写中国的图书中的佼佼者。保罗·戈德曼作为德国记者，对中国是持友好态度的，在反对纳粹等重大历史问题上，他的立场和气节也是令人赞赏的，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这本书中，他毕竟是站在德国的视角看中国的，有时候难免流露出一些种族的傲慢，甚至偶尔会有殖民者的口吻。这显然是一种历史局限，也是他的偏见，所以我们中国读者在肯定这本书的历史史料价值的同时，还需要对个别表达提高警惕，需要持批判的立场去阅读与理解相关内容。读史以明志。放眼今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灾多难的古老中国终于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厄运，迎来了崭新而令人振奋的局面。中国与世界，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我们需要历史的沟通、文化的沟通，需要消除偏见，需要相互尊重。这也是这样一部史料著作在今天出版的另一种价值和意义所在。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一年。德国《法兰克福报》的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报社指派，在这一年来到了中国，专程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司法等进行考察。他从香港登陆，经广州、上海深入中国腹地汉口、武昌、胶州、天津、北京，采访了李鸿章、荣禄、陈季同、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局长、上海道台等晚清人物。作为外国人探访中国的历史记录，该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读者可以通过富有现场感的“他者”视角，感受晚清帝国在艰难危局中转型的重要历史细节，进而看到清末中国社会的鲜活风貌。这既是一本历史书，也是一本文学书，有清晰的社会风貌，也有鲜活的历史场景。通过外国记者的眼睛，普通读者可以看到1898年的风情与故事，专业读者则可以验证某些史料和细节的真实。一个德国记者对清末官场和社会的观察，总不免带有一些西方人的偏见，但换个角度看，他的观察和分析也多有独到之处，常常是中国人自己容易忽略和熟视无睹的地方。应该承认，保罗·戈德曼的游历和采访，展示了国人未曾想到的1898年前后中国社会的一些原始样态。19世纪末德国《法兰克福时报》记者的中国之行，记录了晚清通商口岸城市社会风貌的方方面面，也给今人留下了李鸿章、张之洞、荣禄、谭钟麟、蔡钧、王存善等人物的时代剪影，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打开一双“异域之眼”。保罗·戈德曼（Paul Goldmann）：1865年1月31日生于德国布雷斯劳市（现为波兰弗罗茨瓦夫市），1935年9月25日在维也纳去世，奥地利及德国新闻工作者、公关人员、旅行作家、戏剧评论家、翻译。1892年至1902年，他在布鲁塞尔，巴黎和中国担任《法兰克福报》的记者，并于1898年期间在中国进行游历和采访。吴伟栗：旅居德国华侨，长春市人，曾主修通讯工程、汉语言文学、经济信息学等专业。九十年代曾在中国从事边贸、运输、酒店、房地产等业务，1998年赴德国留学，2001年创立德国格兰茨公司（GLANZ GmbH），在国际贸易、酒店、文化交流等多领域发展。2013年整理出版本书的德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