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她们正名，揭开“看不见的女性”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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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作家邵丽的最新长篇小说《金枝（全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品讲述了中原大地颍河边的上周村，周氏一家几代人在时代洪流席卷中的选择与蜕变。邵丽老师以敏锐的笔触、独特的女性视角，深入到周氏家族几代女性的内心深处，述说着从未被展示的痛苦、挣扎、忍耐与抗争。

家族故事、革命故事、婚姻故事，伦理、爱情、血缘亲情⋯⋯这些复杂因素缠绕在女性捍卫家庭、冲破命运、自我更新的成长历程中，终以不可遏制的力量使中原千年故土新生。

“这世上，人心隔肚皮，每个人都有倒不出的苦水，每个人的腔子里又包藏着多少不肯示人的秘密。”

“人生的过程是一个灵与肉痛苦挣扎的过程”，邵丽如是说。

《金枝（全本）》节选

如果你所期待的遂你所愿，也未必是你想要的结果。比如拴妮子，她渴望父爱。如果她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他又能给她多少爱呢？

拴妮子的母亲恨朱珠和朱珠生的儿女，是朱珠夺走了她的丈夫。而朱珠儿女所拥有的父亲，原本应该是属于拴妮子的。穗子和周启明一生的交集，总不过十几天而已。那时的周启明才十五岁，几乎心智都不曾成熟。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呢？

事实上朱珠从来不曾指靠过丈夫，或许是指靠过，靠不上才放弃了的。周启明比朱珠整整高出一个脑袋，他肩宽背阔，高大俊秀。我妹妹跟我妈开玩笑道：“妈，我爸要是活着，我真该带你们俩去补个五十年的金婚婚纱照。”我妈不会开玩笑，听了以为她当真谋划过这事儿，便连忙摆手说：“我可不会去呢，别说啥金纱照，我一辈子跟他连个合影都没有！”他们俩做了一世的夫妻，在人前手都没拉过一个。我敢保证，绝对一个都没有过。明媒正娶的夫妻，一起走路都会撇得远远的。再说了，朱珠同志也非常忙碌，她没有时间和丈夫一起走路。她忙得像个陀螺，她和他一样要工作，甚至她所要承担的工作比他还要琐碎繁杂。有那么几年，我父亲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倒，母亲一次次被他连累，下放到市场去卖过菜，到食品厂做过糕点。她安之若素，并不觉得委屈。她承担了家庭劳动的全部，但那是她该尽的义务。她是妻子，她是母亲。

一切都是应该的。

一切都理所当然。

是的，全家人没有谁会觉得需要对她心怀感激，连她自己都接受了，家庭是她自己的责任。一家人的一日三餐，衣服鞋袜，都得由她一一想办法解决。完全可以说是她独自一人拉扯大四个儿女。她没有生过病，是没有时间生病。夜晚头疼欲裂，她爬起来给自己冲一碗红糖生姜水，蒙住被子发发汗，早上还得准点起床做早饭。有的要上学，有的要上班，仿佛只有她一个是无业人员。当然可以想象，饭菜的简单粗陋，衣服的粗枝大叶。我一个正在花季的女孩子家，有时候脱了棉袄就是小布衫，或者把棉袄里的棉花掏出来，改成夹袄，春秋两季就对付过去了。她做的鞋子永远都是黑色蓝色，男孩女孩都用同一块鞋面布。她没有时间挑选花色，而且这样可以节减布料，老大穿过的，老二还可以穿。有时候我赌气问她，谁见过女孩家穿双黑鞋子？她就一本正经地教导我，不就一双鞋，有啥好看不好看的？穿花穿红土气得不得了，不适合咱们这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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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人告诉我，我们这样的家庭又是怎样的家庭？跟别的家庭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有一年，家里来了个巧手的姨姥姥，给我做了一双洋红方格子的圆口带襻鞋子。我爱惜得很，天阴下雨都舍不得穿。可毕竟是双布鞋，鞋底子不耐磨，脚底板上很快磨出了个洞，但从上面看不出来。我就坚持着穿，看上去无碍，但是不能跑，稍微走快了就不行。有时候一粒石子钻进来，就得脱下鞋子弄出来。当着同学的面又不好意思，就忍着痛让它硌脚。

上了中学我才有了秋衣裤和毛衣。全家人的毛衣都是母亲自己亲手编织的。我的编织技术就是那时开始练成的，九岁学艺，从袜子手套开始，到了读高中那会儿，一个礼拜能织成一件品质精良的毛衣。那时大商店里开始有衣服卖了，我们学了一个新名词——成衣。但母亲没有舍得给我们买过一件成衣。只有一年是例外，我闹死闹活，她让人从上海给我捎回来一件粗呢子大衣。

家中只有一辆自行车，是我父亲下乡时骑的。下雨下雪的天气，他常常骑车到农户家里去，掀开锅盖看看吃的什么饭，有时他就蹲在院子里和他们一起吃，走时再把钱和粮票偷偷压在碗底下。那个时代的干部无一例外，他们真心心怀对人民的热爱，真正对群众关心，对实现共产主义的梦想丝毫不怀疑，就是一心一意想让人民大众过上美好幸福的日子。

那个车子就是父亲的专车。他个子大，把车座调得很高。我母亲骑不了，有时去粮店买面粉，只好推着它。她只有一米六多点儿的身高，一袋五十斤重的面粉怎么放到车架子上都是个事儿。她推着车子摇摇晃晃走在路上，我父亲迎面走来，夹着公文包，若无其事地过去了。其实再走不远就到了家门口，他可以回身帮她一把。他不是不帮，是完全没有帮她的意识和习惯。父亲并不知道孩子们是怎么长大的，他对我们的关注，就是高兴了喊过来问问作业，表扬几句或者呵斥几句。反正表扬和呵斥都不过如此，只是一种履行父亲职责的形式，没什么大的差别。我比哥哥们运气稍好点儿，我是女孩儿。妈妈做饭的时候，父亲会牵着我的手在家门口附近遛达一圈。有时候他看完报纸，也会教我认识上面的字。他让我拿根树枝在土地上画——周语同。那是我的名字，我父亲取的，随了他祖父一个字。我还没有上学，整版的报纸几乎能囫囵吞枣念下来。

父亲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一点零钱，每天给我个几分钱，让我一个人去买糖果。我像个小旋风一样旋出去再旋回来，五分钱可以买五颗硬糖球，也可以买三块牛轧糖。父亲一次次考我，我的完成度显然让他扬扬得意。练习算数就这样从学习花钱开始。我的糖足够分给我的哥哥每人一颗，但是我把它们全部吃掉，因为那是我拿算数成绩换来的。哥哥们眼睁睁地看着，我在父亲溺爱的呵呵笑声里得意忘形，他那时很像一个慈父。

我常常去他的办公室玩耍。两个哥哥是没有这种待遇的，他们不敢去，他也不允许他们去。直到有一天，趁他们无休无止在会议室开会的时候，我极度无聊地用蘸水笔在他的报纸上涂鸦。有一张很大的合影照，我给里面的好几个男男女女戴上了眼镜，有眼镜的添上了胡子。照片上是谁我完全不认得，那天父亲带着秘书回办公室后，发现了我画的那张报纸。他拿起报纸，迷惑地看看我，神情僵硬，像是审视一个陌生人。然后又紧张地看了看秘书，随即雷霆万钧，立即安排秘书通知召开党委会。据说，他拿着那张报纸，在会上做了深刻检讨，说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子女，甚至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他让秘书将报纸存档，附上亲笔写的检讨书，报告给了上级。

那天父亲处理完这一切回到家时，天已黑尽。我蜷在祖母的被窝里已进入梦境。我梦到了金子，火苗一样地闪闪发光。金子真的会跑，它活泼泼地跳跃着与我周旋。就在我快要捉到它的瞬间，我被父亲从床上捉了起来。我惊恐万状，不明就里。那是完成度很高的一顿暴揍，没有留下任何伤痕，甚至不记得有多疼痛，可童年的哀号在我的记忆里长啸不衰。那时我才五岁多一点。我父亲算是中年得女，奉若明珠，白天我还在他的膝上背上纠缠不休。不过是生命中片刻的光阴，钟摆动了一两个格，我的幸福童年便戛然而止。那灾难来得太快，迅速穿透我的身体和心灵，以至于只是让我感到了麻木，而不是疼痛。

麻木过后才是疼痛。长期的疼痛之后是新的麻木。这是我以后几十年的心得。

从此他将我——一个五岁的孩子视为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再不肯和我亲近。高度政治化的认知，让父亲心理严重变形，亦或可以说是变态。

许多年里，我一次次设想，如果父亲当时没带秘书，会不会也会这样处理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一辈子他就是个这样的人。我还清楚地记得若干年后我大哥被组织提拔的时候，回家来报告喜讯。他不但没有表现出高兴，反而极为严肃地说，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如果我发现你们跑官送礼，我会带头去告你们！

我被挨打后的羞耻心压迫着，一下子长大了十岁，脑门上生出细小的皱纹。我的哥哥们鄙视我，看看，早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我母亲也叹着气说，这孩子，这么小咋会不学好，真不省心啊。我一夜之间学会了看大人的脸色，低着头像一个彻底的坏人，小人书里被斗争的那种。我父亲余怒未消，厌弃的神情，如同他面对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我从此看他一眼都是偷偷摸摸的，一直到他离休前都是如此。而他，对此拒不承认，我们不止一次为此恼怒地对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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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还有一个奶奶，只有她一如既往地对我疼爱。我不再和所有人交流，全世界的人。羞耻心让我屏蔽了所有认识我的人。他们都知道了吧？他们说着话偶尔朝我看上一眼，我就羞愧难当。他们在谈论我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我蜷缩在祖母的怀抱里，她的臂弯就是我的方舟，是我可以活着的仅有的一点慰藉。那一段时间，奶奶什么都不打问，但她对我格外疼惜，她就是我的观音菩萨吗？大约她也感觉出来了，她要拯救一个人。我们祖孙俩，从此有了一个链接密码，这密码别的人无法开启，成长漫长得无边无涯。我七八岁上，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妹妹。小妹妹比我漂亮，看见她的人都这样说。我父亲对她宠爱有加。我甚至觉得他们生出她就是为了代替我，因为我是被抛弃了的，他们需要另一个女孩释放慈爱。连我的两个哥哥也因为这个妹妹而无比快乐。在我孤独而缓慢的成长里，妹妹也迅速地一天天长大。父亲没有任何过渡和铺陈，他直接地，毫不拖泥带水，将他的亲子仪式全部转移到另一个女儿那里。父亲对她淋漓尽致的表达，让我确定我被彻底抛弃了，而且永远不会再被他所拣选。

物质逐渐丰富起来了。父亲出差回来会给孩子买一个玩具，那种一捏一响的橡皮娃娃，或者一双小鞋子什么的。我知道那些都是她的，我妹妹的。我妹妹被娃娃哇哇的响声逗得咯咯咯地笑着。我离得远远的，几乎没有过去看一眼的勇气。我这样一个打小就不学好的坏孩子，怎么配得上看呢？

我母亲呢，她就是那样一个人，她待孩子们的感情粗糙得很。她觉得让我们冻不着也饿不着，就已经足够了。父亲是她请回来的一尊神，她心甘情愿地供奉他。她骨子里崇拜我父亲，他的一切言行都是正确的。父亲不理睬我，她便也觉得这个孩子不省心，对我有了某种疏离。其实，后来想想，母亲永远都忙着，她完全顾不上我。不只是我一个，只不过我比哥哥们更敏感。有那么几年，我像置身在四面空旷的荒野里。在我渐渐长大的日子里，常常孤独到绝望。

也许父亲后来对我的驳斥是实事求是，他说他压根没有将我的什么事放在心上，是我自己胡思乱想。真是那样的吗？那种冷漠，那种疏离，不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但我承认，很有可能我的敏感将自己的感受放大了，但感受是真真切切的。我有艺术家先天的敏锐和脆弱，但也有一个普通人感知现实的能力。

有一年除夕，我帮母亲包饺子。那天父亲也不知道怎么来了兴致，他用清水洗干净两个硬币，让我们包到两个饺子里。他难得和颜悦色地笑着对大家说：“我奶奶说的，吃到钱的人会有福。”一锅盖饺子煮进锅里，母亲一碗一碗地盛出来，谁能知道吃到哪个？连续两个都被我吃到了，我将钱吐在手心里，兴奋得脸色通红，好像干了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我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哪怕朝我笑笑。但他无动于衷，看都没看我一眼。这时候我妹妹哭闹起来：“我要吃到钱，我为什么没有？我要吃有钱的饺子，我要吃有钱的饺子……”她像个复读机，反复哼着这几句话。我父亲端着自己碗里的饺子走到一边，然后很快又走了回来，从碗里拨出一个饺子给了她。他竟这么用心，把钱塞进了一个煮熟的饺子里。平时连水烧开没有都不懂的他，可想这么做有多难。他对我妹妹说，我看真正有福气的是这个饺子。你姐吃到也没啥福。你有福，她有豆腐！

他很可能只是想讲一个笑话，逗我妹妹一笑。我父亲一辈子不会讲笑话，也不会听笑话。赵本山的小品都逗不笑他，不是他笑点高，他是真的听不懂。

从始至终父亲一眼没有看我，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似的。如果他朝我笑笑，暗示一下，不过是哄哄小孩，他这一句话也不会对我造成太大伤害，但没有。我更坚定了他的话是不怀好意的，是讥诮我。我并没说什么，可是那天我伤心得一个饺子咬了一半，再也咽不下去，偷偷跑出去吐了。后来我趁人不备，干脆把剩下的饺子全部倒在下水道里。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饺子是我最喜欢的，酸白菜猪肉馅的。帮母亲包饺子那会儿，我的肚子早已经馋虫泛起，但结果却是，因为他的一句话，我一个饺子都没吃。

从幼年起，确切地说从父亲打了我之后，我就没再指望过谁。母亲一如既往地忙碌，累得爬不动时才躺下来休息。父亲依然是不理家事，报纸填充了他全部的家庭生活。偶尔会在饭桌上说几句，像饭前祈祷似的，告诫我们要好好学习不能惹事，做一个好孩子之类的。他的口气严肃认真，大而无当。他的话音在屋子里嗡嗡嗡的像蚊子似的飞翔，压迫着我。我觉得，他所有话语的重量，都压在我心里。

我那时一心想着要走出去，不为理想。我没有理想，只是想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开这个冷漠得没有一丝温暖的家。我不想和他们在一起。

我忌惮着“坏”，说话办事更加小心翼翼，内心里有着深深的负罪感。我觉得我有原罪，比那些坏孩子还坏。自卑和颓丧压迫着我，感觉一切都糟糕透了。我孤僻，敏感，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只和一两个女孩子玩。那时候，有早熟的女孩子已经开始偷偷恋爱了，她们穿着漂亮的裙子，举着一张粉脸，四处招摇。我不好看，甚至觉得自己很丑。我穿着几乎很难看出性别、颜色单调的衣服，单薄的身子，平胸，细胳膊长腿，脸色惨白。后来看张爱玲的小说，我觉得那时的我大约就是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振保妻子烟鹂那一种——有良好的家庭和受教育的背景，却是无趣的，即使将来结婚也是被嫌弃的。没有男孩会喜欢我，我也没喜欢过任何人。我考上了一个美术类中专。院子里有同年级的孩子考上了北大。父母觉得我应该再复读一年，可我一天都不想待在家中，我要离开他们，义无反顾！

过完十六岁生日，我的身体开始发育。身材苗条，肌肤晶莹白皙。一个暑假的工夫，我像是变了一个人，不断得到赞美。心情在平静的日子里慢慢平复，也在成长中开始慢慢找到自我。我一遍遍地照镜子，反复审视镜中人，难以相信自己真会是个漂亮的女孩。很多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我长得像陈冲，哪哪都像，哪哪都像。阿姨们见了面，都喊我“咱们这儿的小花”。我遗传了父亲周家的高挑，皮肤细腻白皙。也遗传了我母亲的一点瑕疵——鼻梁和脸颊处散落着几颗淡淡的雀斑。我母亲皮肤也很白，记事起倒没看见过她脸上有雀斑。母亲说，当姑娘的时候有，结了婚就突然没有了。真的是这样，我结了婚，或许是生完孩子，雀斑突然之间不见了，皮肤越加细腻白皙。这应验了我母亲的话，家族遗传基因相似度百分之百。

那一整个暑假，我都关在屋子里照镜子，对比着《大众电影》杂志上陈冲的照片。她没我白，嘴总是笑得很开的样子。她比我健康，眼睛也比我明亮而坚定。那是自信，目空一切，君临天下。她有骄傲的资本，与这个相貌和我相像的女孩比起来，即使她拥有的不起眼的一丁点儿，也是那么值得羡慕啊！我没有任何奢望，我就是一个极普通的小城女孩。想成为自己，竟然是如此之难，简直像做贼一样心虚。窗外梧桐树上知了叫得让人心惊肉跳，院子里稍微有人大声说一句什么，我就神色大变，如同惊着了一般。我伏在床头柜上写了一封信，让在北京当兵的舅舅给我买了一条洋红色的百褶裙，千叮咛万嘱咐央求他不要告诉我妈是我要的。否则，这又会是我“坏”的一条铁证。

这算是我青春期的一次叛逆吧。我换上色泽柔和明亮的洋红裙子，配了合体的半袖白衬衫，三公分无色塑料凉鞋，迟迟疑疑地走出门去。对了，那天我戴上了胸罩，是平生第一次戴胸罩。我用攒了两个月的零花钱买的，机织的细白棉布胸罩，妥帖地拱卫在胸前，托起一点点细嫩的肌肤，像两片玉兰花瓣。我强作淡定地走到外边，母亲看了并没有说什么，而且没有制止。也许她心中是觉得好看的，但她绝不会夸奖自己的女儿好看。她只会说你什么不好，绝不说你什么好。她一辈子都不会说一句柔软得像一个母亲该说的那样的话。

邻家的阿姨看见穿上新裙子的我，嘴巴都张大了，夸张地说道：“我的娘，是小同！我还以为是从电影上走下来的！”我坚持着表面的淡定，穿着那身衣裳帮母亲干活，内心却忐忑不安，煎熬地等待我父亲下班回来。

快中午的时候他终于回来了。他只不过斜睨了我一眼，立马就表现出极大的反感，说：“你出去上学时不能穿这样的衣服，你要穿给啥人看？”他一脸愠怒，眉头拧得能打着火。我愣了一下，转身跑进里屋，哭了。那天晚上我没出来吃饭，这是我在家第一次公开表示抗议。我以为母亲肯定会过来找我，批评我。但她没有。我觉得他们妥协了，第二天起床我仍是穿着那身衣服，其实我一夜都不曾脱下来。但我妈没等我走出门口，便眼疾手快地把我又推了回去说：“他不让你穿，你犟个啥？别大清早就惹大人不高兴！”

其实，我完全可以把衣服打在行李包里带到学校再穿，为什么非要得到他们的允许呢？我的妥协到底是遗传自我的母亲还是已经彻底被他们驯化了？

源自中原千年故土的颍河岸边，有一个古老的村庄——上周村。一个家族五代人的梦想与现实、根系与枝脉、缘起与当下，活生生地呈现在这部小说之中。周氏家族亲人间的逃离、刺痛、隔膜和融合，令人动容。家族精英从乡村汇集到城市，又从城市返回到乡村的历史轮回里，真实展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差异和变迁，写出从隔阂到交融的人生悲欢。通过城市和乡村两个女儿的叛逆、较量和理解，殊途同归，从而表露出家族女性在传统文化下的恪守与抗争，挣扎与奋斗，撑起了这片故土的魂魄与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