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新加坡，我又回到宜家，第四次，在第四个国家。

2008年，我在上海首次入职宜家，而后东京，伦敦。离开，回归，又离开，又回归，像一只有九条命的猫。简历白字黑底记录，每一次复活时间，地点，职位。

但我与IKEA这辈子的渊源，几行字母怎么说得清？这些年经历的喜与乐，见到的人与事，又怎么可以轻易忘记？

所以，决心写下几段宜家故事，是缅怀也是打气——因为，谁知道我下一次复活，会在哪里？

离开上海的第十个月，我又回到宜家。这次，在东京。

直到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我与拉脱维亚大使馆，还属于雇佣关系。我并没有提出辞职，因为这份工作，真没什么值得抱怨的。每天除了翻译文件，接听电话，就是给几名外交官处理事务，从官方会面，到私下预约餐厅，按摩美甲，都由我和另外一名女孩负责。没有工作压力，也不用出差劳顿，薪水还不错，是让人羡慕的，“最适合女孩子”的工作。

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当初朝圣般的梦想职业，原来一点也不适合自己。每天剩余太多清闲，要用发呆来填充。就像被逼天天喝鸡汤补身子，我实在虚不受补。体内任性，急着要发泄！

终于熬到夏末，跑去申请了三个月日本旅行签证。离开的心虽早定了，但毕竟前路未明，先留着退路，以防万一。所以编了个无薪假期借口，揣上刚领的工资，头也不回登上日本航空。只待翻过东海，越过时差，霓虹国机场的“到着”处，有我心爱的蓝眼睛男人在挥手。

我们终于要在一起了！

自从上海宜家楼梯间的顾盼，两条生命线，水蛇一样蜿蜒曲折地靠近了。我们在时间的蔚蓝色海洋里，漂游，嬉戏。金色阳光，暧昧地融进水里，把现实也烘得化了，悠悠地一折，一弯，闪着光亮。我无暇理会，也不想理会。全世界最重要的，莫过于这个他，等着我来牵手，漫步东京街头。我还要用最喜爱的汉字，命名他与我相遇的生命——全名还舍不得分享，就叫他布生吧。

就像所有恋情开始的美好，我和日本的初次见面，也是浓情蜜意。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媲美日本人的精致与用心。食物要切成小小块，盆栽一样修葺好，摆放得婀娜多姿。进商场餐厅，总有服务员，深情为你微笑鞠躬，来时欢迎，走时道别。还有洗手间，无论城市，乡下，还是路边，从不用担心缺纸与肮脏，一律光光亮亮，还配有音乐与高科技，又是音乐喷泉又是吹风。屁股都被呵护得妥妥帖帖，人就上天了，游玩仙境一样飘飘然而流连忘返。

幸好有现实，把我重重拉回人间： 想三个月后继续留在东京，一定要申请居留，解决身份问题。

首先想到语言学校。布生十几年前就通过学日语留下来的。可一问才知道，这个政策早改了，太多学生借此留下来成为非法移民。

怎么办？

不是还有宜家嘛！当时日本经济低迷，宜家完全不对外招人。倒是有实习机会，没薪酬也不解决身份。

“总好过呆在家里。”我和布生说。“而且我有经验也有能力，可能最后会破例呢？”

所以，2009年10月，我再次回到宜家，成为没有合同的实习生，在商场各个部门体验。

第一天，我就到Recovery去报到 。这是宜家负责循环利用的部门，功能像人的胃，把退回来的和有瑕疵的商品，重新组装，降价出售，既不浪费，又便宜顾客。

接待我是一个男生，叫Katana，汉字写“剑”。很典型的日本人高度，却很不典型的打扮：头发又长又卷，耳垂撑气一个黑色空心耳环 。脖子上缠着好几条黑色链子，喜欢听rap和重金属。就是牙齿不大好，才二十多岁，只剩下颤颤巍巍的四五颗牙齿，笑起来像慈祥的老爷爷。他英文说得不好，我也就会“早上好”“谢谢”，两人都在空中比划，最后一起笑起来，好像什么都明白了。

部门里都是日本人，除了一位，叫Ray，伊朗人。同事都叫他Lay-san，因为日本人不会发r音。来日本二十多年，有一位日本太太。他日语已经说得很流利，还时常拿出自己做的词汇表，温故而知新。

工作难度不大，大多在组装家具，就像在玩乐高玩具，满是乐趣。要是攻克下大衣柜，还有些许满足的感觉。日本同事对我都和和气气，就是下班时，一定让我把地扫干净再走，这叫Soji。然后，大家互相鞠躬，说：o ci ga re sa ma de shi da（お疲れさまでした。辛苦了！）。就像一种仪式，说了才可以结束一天工作。

“好长的句子啊！”我用英文和Katana说。

他笑了笑，又想了想，最后下定决心，从风口里漏出一个单词：short

“有短的版本？我问

“y…yesu!”

“怎么说？”

他头一歪，rapper标准三只手指伸出来，酷酷地下巴一甩： oci！

Recovery 后，我又去了物流部门，室内装饰，还有客服。职能虽不一样，接触到的日本人，几乎一样：礼貌，认真，脸上表情和身上穿得一样淡素。Katana那样的随意，很少见，更多是拘束，连笑都要用手半遮半掩 。日本人把爱清洁那股狠劲，全套搬到礼仪上，负荷在每个人的肩膀上，身子被压得不自觉地欠着，好像随时都要鞠躬。

商场里会说英文的日本人不多，偶尔几个同事凑过来，大概是好奇，想和我聊天。但对话不一会儿就卡在“What”或者“because“上面，最后只能互相笑笑作罢。英语说得好的，脸上都摸着点美式自信，很少主动过来搭话。

我也学了几句日语，还学着吃饭前，诚恳地双手合十道：我要开动了。但他们就像一群蚂蚁军团，看不见的地方，都是密码筑成的城墙，犀牛来了都冲不进去，更别说外国人。他们眼中的我，是商场里唯一一个中国人，话说得太多，问题太直接，就像一只还顶着蛋壳的小鸡，到处横冲直撞。只要我出现，他们在旁交头接耳，或是让出大道来，很有唯恐避之不及的意思。我反正也习惯了，大多独来独往，不抱认识朋友的希望。

直到有一天，时钟指着下午，4点40分。

我用刚学会的词组，站在柜台后数肉丸子：“您好，请问您要十个，十五个，还是二十个？”

突然，肩膀上，有指尖调皮地敲着，一下，两下。

“请等等”我和顾客说。

转过头，是一张没有化妆的脸，雀斑随意点缀，笑容又甜又脆，洁白牙齿像演员一样整齐排列出场。

“我叫Kanako，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然后，很正式地鞠了躬，在烤箱旁。

我也作了自我介绍—— 说得最溜的一句话。

（人物名称均为化名，文中图片摄于东京）

那时，我已经来到餐厅实习，多在柜台后面对客人。Kanako要我换岗位，到后厨房一起准备法式甜点，Crème brûlée。对，你没看错，日本宜家还卖这样高大上的食品。那里大概是全世界最有范儿的宜家餐厅。不仅提供红酒，烧春鸡，还有焦糖布丁和马卡龙。我也最喜欢这个部门，经理是在瑞典长大的日本人，理念西化。副经理则是冲浪高手，黝黑的皮肤透着活力。还有组长是欧巴桑，第一次见面就张开手，用力抱了抱我。

 Kanako首先发问，眼前是一箱冰冻布丁和一根火焰枪：

“你知道怎么弄吗？”

我用力摇了摇头，问：“你呢？”

“恩，我也不太懂，这是新产品，不过可以试试。”

她随即一手托起小杯子，一手拿起火焰枪，豆芽一样的火苗，往黄色表层上涂，糖分很快被熏成褐色。

凑近看，自觉不错。弄好了七八个，组长过来一看，说：还不够焦！全部再烤一遍！

“はい！”（Hai！是的）

我们异口同声道。

十多分钟前还是陌生人，现在已经成了队友。我渐渐发现，身边这个女孩儿，和其他日本女孩不一样。她心藏得很浅，一看就透，还浮着某种坚决，像下定决心要学飞的小鸟。

我们俩零零星星就聊起来了：

“你的英文说得很好哦”我说。

“恩，在瑞典念过英语。”

“怎么跑去瑞典？”

“爸爸前妻是瑞典人，她资助的。”

“哇，你父亲好前卫！”

“哈哈，是啊。你呢，Tong-san，你的英文也说得很好，在哪里学的？”

那晚，我们各自都多了一个朋友。

Kanako 中文叫原佳菜子，是她一横一划写在草稿纸上的。我写金城武，旁边画了个很大的心，她一看就哈哈大笑。在还没有APP可以随时翻译的年代，这招非常好使。她还告诉我，自己来自乡村小城市，小时候一双脚丫比同龄女孩大，在田间里奔跑，捉过小青蛇。大学来到东京，毕业就到了宜家工作。但单身还是有男朋友，我没敢问，倒是向她请教过日语单词。她一定有问有答，就算“屁股”“放屁”这类专业词汇，她也教得很开心。

一天，布生出差，我不想一个人回家，Kanako知道了，便邀请我去她家 （注意！日本人几乎从不把外人往家里请。）我们买了打折的便当和自动售卖机的啤酒，慢慢走向她在附近租的房子。’ 

灰溜溜的水泥公寓楼，一共7层，住了几十户人家。走廊很长，没有人气，不像中国的住宅，总闻到炒菜香味。整幢楼都紧绷绷，像努力抿起来的嘴唇，藏了许多秘密。

门是向外拉开的，让我想起“东京爱情故事”，莉香开门，看见突然到访的完治。我们走进去，席地而坐，茶几只比膝盖高出一点，和日剧里的一样。房间只有十几平方米，性质各异的杂物，把空间塞得有点满。

“你一个人住？我问

“不，还有男朋友。”Kanako回答得平静。我反而因为八卦而激动起来，急忙追问：

“男朋友？who？” 

“Furu。”

“我们部门那个Furu？！以前在阿根廷住过，前妻跟着当地诗人跑的那个Furu？！”

Kanako笑着点点头，杏园的眼睛里，荡漾着甜蜜。

 我和Furu其实一起工作过，他和我分享过这段经历。不知道是他说得有趣，还是事件太具喜剧感，我每次想起都想笑。

“你不介意吗？” 我指离过婚这件事。

“不啊。离婚很不幸，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却造就了我的幸运，因为他很特别，会说西班牙语，会跳舞踏 （Butoh，日本现代舞）还会骂不知好歹的顾客，嘻嘻”

Kanako还说，他们不想在部门里公开，怕闲言闲语，日本人嘛。所以也希望我会保守这个秘密。

“没问题！来干杯，祝福你哦！”

“干杯！”

啤酒泡沫，汨汨溢出，漫到两只都是黄色皮肤的手上。

小时候，日本几乎是我对世界的全部理解。生活在沿海城市，离香港很近，从小看日产动画片长大。那时，父亲因为工作关系，时常出差到日本，带回来的礼物，有Hello kitty镜子，小丸子文具，全都特别精美，拿到学校，可以在同学中炫耀好一会儿。我还记得大人们讨论“made in Japan”时的表情，又惊叹，又崇拜，比今天看到LV包包的眼神神圣多了。我本以为，来到日本，会感觉亲切，就像找回童年记忆。

我被骗了。

日本在世界面前投放的影像，只是蛋糕上端的奶油，撇开松软的外层，一刀切下去，里面又硬又涩。

每天上班，我从市中心八丁堀坐京叶线，途径迪士尼乐园，到达船桥站宜家。游客的样子，很好辨认，穿着运动鞋，推着婴儿车，脸上满是孩子一样的期待。待他们夹着各国语言，一阵哄乱下车后，车厢里，恢复了该有的寂静。一种与葬礼接近的静。

乘客多为上班一族男性，日本人称“salary man”，仿佛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挣工钱。也有一些女性，除了身上穿的裙子与高跟鞋，神态分不出雌雄。只要是坐着，都闭上眼睛在睡觉。就像疲倦到了极点，什么仪态都顾不上，逮到几分钟就闭目养神。站着的，手挂着吊环，思绪出窍，只有身体和列车一起摇晃。墙上，有醒目的温馨提示：请把手机调成震音。

有时候，我很想突然高声尖叫，刺醒眼前这群降到零下温度的人们。但我知道，没用的。他们最多撑起半张眼皮，继续睡下去。车厢，是他们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出了月台，他们就是松下先生，伊藤先生，丸尾小姐 ，有经理，有客人，有太太，等着他们迎上微笑，吐出正确称谓，掏出够买奢侈品的家用。东京城里地上地下穿梭的银座线，日比谷线，丸之内线，有乐町线，把这些纯种日本脸，保鲜膜一样封存起来，然后吭哧吭哧，送达他们永远不想到达的目的地。

这，才是我所见到的，最真实的日本。

在宜家实习的最后一个部门，是 HR。说是体验人力资源，我可以做的其实并不多。他们好像不知道应该怎么对付我，就像面对一只活鸡而无从下手。从坐在这个部门的第一天，就被冷落在一角，每天看着空白的邮箱，玻璃一般存在着。

终于，有一天，部门经理很郑重地把头探过来：“Tong-san，听说你以前有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经验。”然后，顿了顿，在脑海里彩排下一句话。“ 楼上Gunilla发来邮件，希望你帮个忙，找找亚太presentation skill课程的信息。拜托你了！”

脖子代替身子，毫不马虎地完成了90度鞠躬。

Gunilla我见过一面，奥地利人。她不和我们坐一起，而在楼上Service Office （简称SO）。每个宜家进驻国，可以有很多商场办公室，管理各自卖场运营。而SO只有一个，负责所在国家不同方面策略。两者地位同等重要，但白领西装和黄领制服的区别，不自觉就有了仰望的30度。

我欣然接受了任务，马上开始查资料。想起曾共事的同事，在瑞典L&D总部工作，和她关系一直不错。没多想，一封邮件就发过去。回复很快，如实告知信息 ，还询问了我在日本的生活。不需十五分钟，我已把答复直接发给了 Gunilla，心里等着Well done的到来。

五分钟过去，收件箱数目，怒气冲冲地跳跃了一下：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怎么可以私自给瑞典总部发邮件？！”

这有什么不妥？

宜家怎么还这样讲究等级之分？

我还是连忙发送回复，道了歉，也尝试为自己的主动而辩解。

一分钟过去，没有回复，五分钟过去，没有回复，十分钟，依然没有变化。

我决定冲去楼上，和她当面解释。

日本的SO，淡雅，时尚，宜家标准。前台女孩，五官精致，皮肤黝黑，像是运动爱好者。她用流利的美式英语说：what can  I help you？

“我想找HR的Gunilla。谢谢”

“请等一下” 

女孩笑得很灿烂，甚至有点诡异。

一个金发年轻男子走了出来——并不是Gunilla。他没有大步迎上来，而是犹豫着，一步一回头，像被人推出来当替死鬼，也像快没有电的玩具汽车，一直减速减速，最终失去动力，只停在半路。

他在等我走过去。

“Gunilla现在没空” 男子说，没有问候与道歉，一双阿迪白鞋子，左右来回换重心，小孩子说谎时的经典小动作。

“她有些误解我了，我需要和她解释。”我有点迫切地说。

“不必了。你回去吧。”

 然后转身，离开，消失得干干净净，只留下我张开嘴巴，悬着的双手，定格在飘着花香的空气里。

前台女孩，以最佳角度，从头到尾欣赏了这一幕。看见我走出来，马上低下头，假装忙碌工作。她已经等不到午饭时刻再八卦了，连忙抓起手机，键入精彩预告。不需5秒钟，SO里十几种不同提示音急促响起，信息和激动铺面而来： 号外！号外！那个中国女孩……

阳光下，我觉得从未有过的委屈，就像被泼了一桶侮辱的冰水，湿漉漉地站在冬夜街头，无家可归。依稀记起Kanako，那天上早班。不知道怎么坐了电梯，走到餐厅部门。还没开口，眼泪就淌在她肩膀上。

她轻轻拍过我的后背，像哄娃娃一样，柔柔地说：

“可怜…… 可怜......Tong-chan......会好起来的呢”  

几年后，我从朋友那儿，听到了Gunilla没有亲自说出的原话： 宜家没有等级，但别忘了，这里，是日本。

再见到Kanako，是2014年夏末，来瑞典小镇看我。

日本大地震不久，她和男朋友Furu一起离开了宜家，离开了日本。先去丹麦，在小农场义务劳动，和当地农民一起捕鱼，摘草莓。后来决定去柏林，定居在哪儿。Furu终于找到适合他的地方，每天和艺术家一起创作，还周游列国表演他拿手的日本现代舞。Kanako则在一家做旅行app的公司工作。两人一起租了小公寓，养了一只猫。生活虽没有新鲜海鱼，却过得舒畅，快乐。

我们去了海边，来回步行四小时，无惧风雨。她依然不是那种化淡妆的日本女孩，脚上蹬着舒服而不算美丽的鞋子，背起背包，就可以四处为家。这才是她一直想成为的自己，以前束缚太多，现在挣脱出来了，自在了。

“你那时干嘛愿意和我做朋友呢？” 我问。

“我觉得你很勇敢啊。”她说。

“勇敢？”

“连日语都不会说，就敢和日本人一起工作，sugoi ne！（すごい ね，真棒）

说完，赞赏地点了点头。神情还是日本式，就是笑容，多了看过世界后的自信。

十二月，生日前一天，旅游签证到期了。我既没有如愿得到工作，也没有解决身份。只好回了国，正式辞掉大使馆工作。2010年元旦一过，我又申请了旅行签证，回到东京。要和布生在一起，我从不动摇。可一想到未知的三个月后，绝望就像冰柜里的冷气，慢慢渗出来。

那请让我下沉吧！

我成了一只蜗牛， 躲在房子的外壳里。每天躺在沙发上，任身体和意志一起消沉。脑袋一片死寂，就像贫瘠的泥土，种什么都荒芜。北风在外头呼啸吹过，我很记得自己爬到窗前，想寻找一棵风中挣扎的树影。但窗外，什么影子都没有，到处土灰一样的静物，把心中最后一点呼吸都扑灭了。地球大概只剩下我，最后的生物，和两只猫。它们还惦记着盘里那些食物，我已无牵无挂，坠入东京制造的黑洞里，像剪掉了绳子的风筝，在空中，飘零，坠落……

哎，慢着，你不是会摄影吗？

一个笃定的声音，把我拔了出来。

赶紧翻出我的尼康单反，一拍脑袋，有了！可以拍IKEA Dagis的日常！

为了鼓励更多日本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宜家就在日本，开办了首家，也是全球唯一一家幼儿园——dagis，瑞典语幼儿园的意思。只为宜家员工服务，孩子从几个月到大班都有，而且全年无休，从早八点到晚十点。我以前偶尔经过过，一直好奇里面的样子。而且，开在办公室旁边，想起小时候被送去的妈妈单位托儿所，有种亲近感。

我马上找到Dagis院长Kristy，一个嫁给了日本人的瑞典人，并建议了想法。她非常喜欢，征得了所有家长同意后，我的摄影计划正式启动。

第一次，和小朋友这么近距离接触。他们会围过来，像看小狗一样，拍拍照相机，玩玩快门键。慢慢习惯了，镜头就成了桌子椅子，不稀罕了。有时候，他们会把小手搭过来，毫无戒心就一屁股坐在我腿上。呼吸很轻，身体香香的，就像记忆中，最喜欢的毛绒娃娃。

幼儿园的日本气息很浓，全天候日语。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师，念起故事来尤其绘声绘色，带着小朋友一起围起来跳舞，就像乡村田间的载歌载舞，很有感染力，连我这个什么都听不懂的外国人，也忍不住加入。因为是宜家幼儿园，瑞典元素自然少不了。每个孩子都要求准备一套户外雨衣雨鞋，无论晴天雨天雪天，所有活动照常进行。

项目进行得很顺利，是我到了日本以来，最快乐的时光。但又快到三个月了，现实横在面前： 工作不会有，身份也不会改变。

“咱们走吧“，我央求布生，“我不想呆在日本了。没希望了。”

没想到他回答得干脆：“好！”

估计他也待腻了。十五年，什么都吃够看够。

四月，樱花盛开的季节，一年一度的“花見”（Hanami）。人们带着绿茶，便当，涌向各大公园，相约在樱花树下聚餐。

所有事情，正如花开有时，也纷纷尘埃落定：我的摄影项目大功告成，照片即将印成影集，在宜家日本内部发行。最让我忧心的签证，也被我和布生一起，大步跨过去。因为，东京，沙扬娜拉！London，baby！

离开东京的前两天，冰岛火山暴发，大批游客滞留在各国机场。日本出入境部门为了通融，无条件签发延期签证。本以为最多延期一星期，拿回护照来一看，三个月！又是三个月！想要时费尽力气都没有，现在飞机票在手，却来得那么轻易。人生的讽刺，莫过于此！

我在蓝天白云中，告别了东京，也告别了宜家，向伦敦进发。如果可以，我愿意再回来，只做一名游客。这个国家，我看不透，也不想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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