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莫舟

 （一）

晚餐在烤箱里“呲呲”响，香气弥漫着整个厨房。

我凑近烤箱，隔着门看到红色暖光里在烤盘上跳跃的油，和噗呲噗呲收缩的鸡皮。这是出炉前的最后一步：收油。

这顿晚餐的主角是烤鸡腿。

安做的烤鸡腿

鸡腿是早上出门前从速冻里拿出来的，傍晚回家时洗一洗，用吸油纸吸干水，抹一层不辣的红辣椒粉。再把鸡腿码在烤盘里，周围放上几块黄油，盖上盖子，把整个烤盘塞进烤箱，设置好温度和时间，接下来的功夫就剩下在闹铃响时，将烤盘取出，翻翻鸡腿的方向，再抹一层用融化的黄油、红辣椒粉和盐拌好的酱，重新塞进去就是了。

等到肉烤得几乎全熟时（用叉子插进去再取出来感觉不到阻力时），再把烤盘盖子打开，将烤出来的油收一收，就可以出锅了。

用烤箱做饭，虽然经常需要很多时间，但是在这过程中，我的双手却解放了，可以多任务并行。等待鸡腿烤熟的过程中，我顺便把主食也准备好。

“有人要米饭吗？”我冲着女儿和安喊。

“Not me.”女儿先用英文回答。

安像牛叫一样发出一声：“Nay.”

罢了！那就我自己吃米饭。

在我取出剩饭给自己炒了一碗蛋炒饭时，安钻进厨房，噼里啪啦地打开一扇又一扇柜门。

“找什么呢？”我打断他。

“有没有土豆啊？”他嬉皮笑脸地问。

“当然有，我知道没了土豆你就要闹饥荒啦！”我边说边取出土豆来。没错，在他的欧洲乡下，从前曾经因为土豆歉收而闹饥荒。他接过去，削了皮，切成四方小块，洗干净，放在锅里，加水煮。煮熟后，沥干水，出锅的土豆就是他的主食。

鸡腿烤成，上桌，每人取了一条放在自己的盘里。我在鸡腿旁放了蛋炒饭。安举着锅往自己的盘里装土豆，女儿左看右看。

“Daddy，给我一些土豆。”她说。

“哼！”我冲她瞪眼睛，“也来吃点我的米饭呀！”

“No,no,no.”她笑嘻嘻地摇头。

桌子对面的安，扭着屁股得瑟。我转身从冰箱里取出辣酱，拌在炒饭里，就着鸡腿吃。

而他们父女俩，正从烤盘里舀烤出来的油，浇到土豆块上拌着吃！

（二）

爸爸带着一岁多的小侄女来我家，吃饭时一个劲儿地往小女孩嘴里塞米饭。“爸爸，她可能消化不了干的米饭吧？”我问爸爸。“没事，有饭吃就没问题的。”他回答。

“有饭吃就没问题”是多少年来的信仰。

女儿去外婆家玩。我和妈妈每次通电话时，妈妈都会骄傲地汇报：“小囡囡在这里能吃两碗米饭，我看她的小脸都圆了！”

能吃米饭是健康的象征。

这是农耕社会延续下来的思维，因为曾经农田里产出的米饭，不够一家人吃。有米就不会挨饿，没菜也不要紧。所以我们发明了许多吃下米饭的办法。比如往干饭里泡点水，若有咸菜就着，干完活回家饿得饥肠辘辘时，稀里哗啦就下肚了。再如酱油拌饭，放学回家时，从锅里盛一碗冷饭，浇上酱油，拌匀；若有一点猪油，那是双倍的美味。今天，猪油已经被认为是无益健康的食物，但那香味依然能勾起我不怎么爱吃肉的胃口。一个人在家时，甚至会故意烧点米饭，拿来拌猪油酱油饭。

有趣的是，土豆也可以作类似的操作。

婆婆几乎每天都要煮土豆。切成方方正正的小块的土豆，就像煮好的白米饭，可以变出简单的美味来。刚煮熟的土豆块，沥干水，直接吃，粉粉的。若要加少许牛奶和黄油，把土豆块压碎了，就成了土豆泥，又柔又滑。若有烤肉的油，浇在土豆上，味道几乎可以和猪油酱油拌饭媲美。若实在没有其他存货，拿洋葱来也行。把洋葱切成碎碎的颗粒，放在加了黄油的热锅里稍微煸一煸，就是香气四溢的汁。

甚至当天没法吃完的土豆块，放到第二天，也像米饭一样，可以拿来炒了吃。方法也极其简单：把蒜切成小块，撒在加了少量油的锅里，伴着土豆块轻轻翻炒，待到土豆块微微金黄时盛出，再撒点盐或胡椒粉或孜然粉，蒜香和土豆香又是绝配。

我做的土豆

土豆和大米，虽不起眼，却都是各自世界里的主角。在欧洲——尤其是中欧、东欧和北欧——土豆是不可或缺的主食；而大米，则是我国近65%的人的主食（数据来自百度百科）。

如果主食有盈余，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处理方式也颇多相似，那就是把剩余的食材磨成粉，再就地取材，做成不同时令的小食。比如，在杏子成熟的季节，斯拉夫人会将土豆磨成粉，和成面，包上一整个杏子来做“杏子饺”。在我的家乡江南，清明时节，人们把米磨成粉，和上青色的艾草，加上从竹林里刚挖上来的竹笋，做成印粿。

（三）

类似的处理多余食材的方法，还有做腊肉和腌酸菜。

我们可以在很多文化中找到香肠和火腿，烟的熏的，显然这是一种利用碎肉和储存肉的方式。经过腌制的肉能够延续更长时间，可以帮助人们度过漫长的冬季或是缺乏食物的时刻。香肠火腿的产生可能是源于一次不经意的尝试，人们发现这方法还不错，经过处理的肉不仅更可口，而且能够储存更长的时间，所以这一方法就延续了下来。

腌菜，也在很多地方都有。我的家乡有梅干菜和雪里红咸菜，这使绿叶菜得以被更多地利用，尤其是在物质不富裕的情况下，梅干菜和咸菜是很多住校学生的美味。东北则有酸菜，它让主妇们在天寒地冻里变出美食来，炖粉条香喷喷又下饭，吃下去浑身暖和。

中东欧也有酸菜，典型的德国菜中的烤猪肘就要用酸菜衬着，再就着啤酒吃，不仅可以缓解烤猪肘里的油腻，还能解酒。我婆婆家每年圣诞节都要做一道汤，他们称之为“农夫之汤”：里面是酸菜和各种各样的香肠和腌肉。我想大概是因为从前农民穷，把好东西都积攒到一年的最后来吃，可省下来的也不多，单独做难以成菜，所以一起扔到锅里炖起来，倒是成了一锅美味的汤，全家人在圣诞夜热烘烘地吃下去，管他屋外天寒地冻！

除此之外，东半球和西半球的人们分别做豆腐和芝士，并衍生出了臭豆腐和臭芝士。

多年前，和安在杭州楼外楼第一次正式晚餐，我点了极具地方特色的臭豆腐。在我看来，那碟臭豆腐是相当文雅的：色泽金黄，切成丁配了笋丁炒，气和味都被中和了。跟长沙的又黑又臭的臭豆腐比，已经温和多了。可是，在安看来还是难以下咽——当然，这是很多年后他才告诉我的。当时的情况是，就在臭豆腐上桌时，有一群美国人经过，他们四处张望，脸上都露出奇特的笑容，有的已经忍不住想捂鼻子了。

我第一次知道臭豆腐原来有这么臭。

多年后，我遇到了蓝波芝士。打开盒子的那一瞬间，哇，那铺面而来的臭鞋味！肚子翻腾时，我回想起多年前在楼外楼的那一幕，心想：这臭味，真和臭豆腐有得一拼呀！可是，尝了一口后，我竟然发现可以接受；再来一口时，这软软的芝士正好黏在了上颚，当它慢慢消融时，我感受到这隐藏在浓烈刺鼻的臭味之下的丰富层次感：鲜咸中带点苦，又有浓浓的奶香做底。这味道在舌齿间徘徊很久，才慢慢褪去。还没等它完全退却，我居然又想补上一块。原来，一旦接受了蓝波芝士的浓烈臭味，吃起来就跟吃臭豆腐一样，欲罢不能。

虽然豆腐和芝士的制作过程不尽相同（豆腐是豆浆加入石卤加热后凝固而成，芝士是牛奶滤去奶油后加入菌类发酵而成），但都是人类利用自然的馈赠演绎出的美味。豆腐（尤其是豆腐干）和芝士在形态、口味上都有一定的相似性——我曾经在缺乏芝士的情况下拿豆腐干就红酒，简直可以和芝士配红酒媲美——都是中西文化分别利用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制造出的食品，都有类似的衍生产品，比如熏豆干和烟烤芝士。

从饮食来看文化差异，虽然饮食习惯上东西方差别巨大，但归根结底，都是人类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结果，在社会发展的早期可能都是为了糊口。芝士和豆腐的起源，可能都有某种偶然性。据说豆腐是古人在炼丹时意外获得的，可能是没喝完的豆浆里偶然加了石卤，发现豆浆便凝固了，这凝固的物体又白又嫩，入口即化。芝士的起源，我搜不到，但是揣测一下，可能是某天牛奶未喝完，里面掉了什么细菌，过几天撞到了一看：嘿，这东西成固体了，咬一口，味道还不赖。于是人们慢慢都开始用这种方法处理喝不完的牛奶了，而且又多了一种食物。

（四）

“你先生吃得惯中国菜吗？”当别人得知我的先生是个外国人时，常常问这个问题。

吃得惯是不成问题的。安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早已习惯了家常的中国菜。但若是问他“是否喜欢中国菜？”，那他的回答听起来就不那么肯定。要是我某天陷入“今天晚饭做什么”的永恒性难题中并嘴贱地问一句“今晚你想吃什么”的时候，他会给我一长串的名字，诸如“酸奶酪炖牛蒡浓汁配炖牛排”或者“羊奶芝士烩土豆丁配酸白菜”。

那些才是他真正爱吃的菜，那是他的乡愁。至于中国的肉类菜品，像红烧肉，他会嫌肉里放了糖；辣椒炒肉，他会嫌肉太少；至于蔬菜，他说那是吃草。

没办法，对肉的思念已经写在他的基因里，他是肉食动物，如同曾在同一片土地上茹毛饮血的他的祖先一般。

肉，是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外国人更喜欢的食物。“你喜欢中国菜吗？”一定是外国人最被常问的问题之一。表面上，他们微笑着说“喜欢喜欢”，私下里，他们往往会补上一句“其实我更喜欢吃肉，像牛排这样的肉。”

当然，出于健康的考虑，我认识的不少外国人都在减少对红肉的摄入，转而吃鸡肉、鱼肉甚至蔬菜。即使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热衷煎炸食品，而他们喜欢的中国菜，往往是改良的版本。

曾经有一位英国同事西蒙做了好几年的素食者。某日，他邀请我们去一家素食店，点了一桌炸豆制品。同去的中国同事事后得出结论：“我总算明白Simon为什么年纪轻轻就秃顶了，因为油炸食品吃多了！”

办公室还曾有一位宣称大爱中华美食的美国人，每次去公司附近的一家台式快餐店，都点“Sweet and sour chicken”：裹着厚厚的面粉炸过的肉上浇了一层加了色素的番茄汁。

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在吃中餐上往往有值得回家后反复讲的冒险经历。安在中国的第一顿商务午餐，就是他喝多时讲了一遍又一遍的故事。那是客户的宴请，在一家入口处铺着红地毯、天花板上悬挂着闪亮的玻璃吊灯的粤菜馆。先上来的是一份鲍汁辽参扣鹅掌：洁白光亮的瓷盘上码着微弓的鹅掌，蹼半收着，身上覆盖了一层近乎桔红色的汁儿；鹅掌弓起的地方，放着一条黑色的胖乎乎的带刺的玩意儿。客户一个劲儿地催他吃，还特地说明那黑色的东西对男人特别好。该从哪里下手呢？——就从那颗翠绿的西兰花吧。

这样的故事，不同的外国人有不同的版本，久而久之，全世界就都知道中国人“有腿的东西，除了人和桌子不吃，其他都吃”。

（五）

“午餐是给窝囊废准备的（Lunch is for wimps）。”电影《华尔街》里，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华尔街金融大亨戈顿·盖柯说。

现实中，我嫁给了一个不吃午饭的人，只是他不是金融大亨。

十多年前，我和安第一次游西湖。

那时我们还不相熟，我趁周末去杭州看同学，顺便带上不知道周末去哪儿的外国人安，到了杭州后就各走各的路。谁知同学临时有事，落单的我便折回去找准备沿着西湖走一圈的安。

彼时并没有智能手机在手，可随时查路线做攻略，那是实实在在的说走就走。我们早餐后在断桥附近见面，沿逆时针方向漫步。走着走着，折进了灵隐寺周围的山里，迷失在龙井的茶园里。

虽是四月仲春，接近中午时分，太阳高照似夏日。在山间走了大半天的我，急需补充能量。出行前又毫无准备，身上丝毫没有干粮。安却完全没有要停下来吃午饭的意思。我勉强支撑着走出群山，望见路边的农家餐厅，像快渴死的骆驼看见了水。安一脸茫然地问：“要吃午饭啊？”

“当然要吃了，我都快饿死了。”我答。

“哦，那你自己去吃吧，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他说。

原来，有人可以不吃午饭的！后来，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外国人（以白人为主），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像中国人一样按时吃午饭的习惯。问及原因，安说，在他们的作息里，午休时间很短，通常只有20-30分钟，来不及坐下来好好吃一顿。联想到女儿所在的国际学校里的时间安排，午餐时间也只有20分钟，她被“训练”出快速扒拉几口饭菜的本事。有时候从家里给她带去的午餐到了下午还带回来大半盒，一问，她说“来不及吃了”。再问：“下午饿不饿呢？”她说：“好像习惯了”。

我认为，这是个不利于健康的习惯，午餐省下来的通通要在晚餐时补上。缩了一天的胃，晚上也要被撑开。所以后来安减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午餐补上，同时停止在晚餐时胡吃海喝。不过，他所谓的午餐，也是简而又简：几片法棍面包切片，夹几片三文鱼和黄瓜，这样的午餐，我是无法产生丝毫食欲的，却真的对他的减肥起到了效果：一个月下来，他竟减下了5公斤。可是，肥减下来了，午餐也慢慢地减下来。他终究没有养成按时吃饭的习惯。

我做的面包

一日三餐定时定点，不知是不是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样，是农耕社会留下来的传统？工业社会的人们被困在见不到自然光的工厂里，机器的连续运转使得他们忘记了日头已经照在头顶，需要停下来歇歇，吃顿饭，再打个盹儿。工业化远远早于中国的欧美社会里，人们渐渐形成了不吃午饭、或午饭随便应付的习惯，可能是被机器驯化的结果吧。

相比之下，能按时吃顿放松的午餐，真是件幸福的事儿。在写字楼里转起来比机器还快的人们，不妨也停一停，听听身体的召唤，美美地吃顿午餐吧。

*封面及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