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脱裤子时把早上新洗的床单又弄脏了。

三姨小春在“陈家六姐弟”的群里连着发了十几条语音，长短不一，长度像是随着她忽高忽低的语调变化着，有些幽怨，但更多的是止不住的埋怨。

被单很多层，用的时间长了，一层层地糅杂成一块，颜色也变得相近。冬天阴冷，姊妹们怕他起夜会着凉，于是在床边加了张垫脚垫，外公便可以在床边坐起来，光脚站在垫脚垫上，拭去棉裤，身体转个方向，直接坐在简易的坐便池上。

母亲和姊妹们不敢在床上铺电热毯，怕外公尿了会漏电，只好再多铺几层被子。棉被夹棉絮，厚羽绒长外套再搭在两三床棉被上，如果力气不够大，想帮他捋顺被子都是件麻烦事。

其实外公没有大小便失禁。他当然也不是故意的，但确实已不再像年轻人一样能对自己的器官机能控制自如。

外公几年前因为自己起夜摔断过髋关节。幸亏半夜发现得及时，第二天连忙送去了中医院熟悉的医生那里做手术。医生说，要不是因为认识，八十多岁的患者轻易都不会让上手术台了。

外公的髋关节上钉了几个钉子帮助固定。在能够缓慢地行走后，他又开始独自起夜，不再费劲地喊人帮忙。一晚起夜三四次，有时姊妹们会在群里埋怨：“这个老头子，起来上厕所简直都成习惯了，起来了，但其实又没有尿。怕是老糊涂了。”有时姊妹们会在他耳边告诉他，你刚刚才上厕所没多久，不用再起床的。但外公还是会执意起身，也许对他来说，仅仅是把“起身”和“上厕所”当作是日常活动的一部分。

随着年纪渐长，外公活动的轨迹越来越小，慢慢地就从住宅附近，缩小到商店、家门口，再到自己的床边。他的状态平稳，缓慢，持久，但生命力总像是被时间拉平，日子流转中，总还是失去了些什么，像《手术剧场》书中所写：“手术纵使成就无数，意义却始终如一：在幸存与完好之间进行必要的妥协，无论感情还是肉体上的。”

洗被子极其耗费体力。湿了水的被单又大又重，两只手伸直都抻不开，但哪怕是才洗的被子，螨虫的香味还在，弄脏了，也得重洗。

家里的姊妹们理解三姨的累。二姨小云在群里发语音：“跟老头子讲道理啊，穿纸尿裤！”四姨小英也回了条：“他要是不肯，我来跟他说！反正在他眼里我最坏。这哪行啊，早上才刚洗完！”

外公1926年生人，今年95岁，耳朵近乎全聋。听不清倒也不全是坏处：对于自己不乐意的事，装作听不清就行。儿女们如今时常以逗外公说话为乐，有时他回应得起劲，有时混混沌沌。大家得靠用手捂着嘴巴贴近他的耳朵使劲地喊，但也时常不确定他到底听懂了没有。

比如穿纸尿裤这件事。谁都没法说服老爷子，他愣是谁说都不听，姊妹们轮番上前跟他讲道理，但谁的话都不管用，一提他就发脾气似的叫唤。

“老头子倔得很！姆妈在时还好一点。”这是姊妹们的共识。

“姆妈”是妈妈的土话，“姆”字吃奶般的发音让这个词更显亲密。

但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姆妈”这个词很少听见，因为谁随口提一嘴，家里的姊妹们还是会时常止不住地抹眼泪。

他们的“姆妈”、我的外婆，在去年大年二十九走了。外婆心脏不好，去年住进医院，新年临近，医生准许她回家过年，但谁也不会想到她连年关都撑不过去。外婆走得安详，也走得着急，二姨小云是外婆走前最后一晚留下陪夜的人，其他的人都没能看见她最后一眼。

外公在外婆走后没多久就在家中见到了她。姊妹们原本商量着在冰棺没来前，先不告诉睡在一墙之隔外的外公，怕他太难过，伤了身子。

隐瞒的工作从姊妹们一进门就失败了。我的舅舅小兵坐在外公的床前刚说了几句，外公就开始哇哇地叫，左右摇着头，紧闭双眼，不停地说着“我也不想活了”。迟来的小辈都在外公耳边大声说让他节哀，一定要保重身体。可外公只是一直摇头，呜呜凄凄地哭着，眼角从湿润变为淌下小颗小颗的眼泪。

外公起身说要去看看外婆。二姨和母亲搀起单薄的他，四姨快步走到外婆面前说：“姆妈，爸来看你了。”外婆手上还留着没来得及拔去的吊针。

外公唤了几声外婆的名字，“我好久没看到你，让我好好看你啊……我也活不了多久了，到时候同到你一起去……你好好走吧。”外公浓重的乡音字字清晰，一只手轻轻摸着外婆的脸颊。姊妹们怕他太用力摸歪了外婆的下巴，一边抽泣，一边跟他说，摸了就好，可以了，可以了。

之后，外公床边的柜子上放了张外婆的红底遗像。后来，姊妹们说，外公每天一大早都会起身对着外婆的遗像三鞠躬。

正好赶上新年，葬礼过了一周才举行。

冰柜、纸钱、蜡烛、挽联、八仙、素衣，一整套和葬礼有关的丧物像是在一夜间齐齐整整地冒了出来。跪拜、烧纸、守夜、烧骨灰、回老家下葬，仪式的繁琐和持续像是一场长时间的告慰，对于最亲近的人来说，更是一次接一次的崩溃和愈合。

在挽歌作为背景乐的两个星期里，老屋旁简易改造的灵堂人来人往，跪拜的、作揖的、求保佑的，时常热闹，但一群一群人陆续离开后，留下的始终是姊妹们相对时的无言。

我的母亲有四个姐姐，她是女儿里最小的，大学毕业后工作分配到广东，一早就离开了家。她从小不需要干活，葬礼的事也无需她操心，于是她每日便搬个小木凳坐在姆妈的冰棺旁守着，烧了一大摞的纸，嗓子也哭得沉了许多。

小兵是母亲的弟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承担的始终是长子的责任。也许鬓角是真的白了，也许是因为儿子要为母亲离世蓄发留须的习俗，短短两周，他显得苍老了些，脸上的纹路也更深重了。

冗长的仪式结束后，外婆被埋在了外公老家不远处的一片泥土地深处。姊妹们按照礼俗，从三七一直到七七祭日都给姆妈烧了纸。

微信群里像是默契地减少了姆妈出现的次数，姊妹们围绕外公的吃喝拉撒和每日逸事，你一言我一语。有时二姨和四姨故意逗外公说话，视频里的外公气鼓鼓地说四姐“你脾气最不好了，你走，走，不要你照顾”，但画外音总是大家的笑声，都像逗小孩一样跟他说说话。

外公的心情好吗？不知道。活到这个岁数的老人像是被抽离情绪了的孩子，只要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就是完成了每日最重要的任务。

外公的开心时刻有限，且易逝。他独特且浓重的乡音使晚辈们几乎无法和他进行一对一的对话，只有当六姊妹在一旁充当翻译时，晚辈们才能嗯嗯啊啊地应上几句。

外公的心里是敞亮的。几年前，他每天一定要读《参考消息》，家里也为他专门订了好几份报纸。再后来，他的视力越来越差，报纸的字小到拿放大镜也看不清了，便每天定时看央视13台的新闻。

外婆以前会跟外公开玩笑地说：“你要是比我走得早就有福享喽。” 外公的身子弱，上了年纪后，虽然没有重疾，但日常起居都需要他人在旁。外婆照顾了外公几十年，在自己因为摩托车被撞卧床之前，始终照顾着外公的一日三餐和生活的角角落落。

姊妹们常说，外公是在老了之后才和子女们变得亲近的。年轻时，身为父亲的他话少，常年在外，每月回家一次，留下的大多记忆只剩背影。家里孩子多，地方小，外婆只能在外公回家时，叫孩子们不要吵到外公休息。姊妹们都说，外公每次回家都像是回酒店稍作休息，再离开。

外公23岁和前妻生了第一个孩子后，便去往另一座城市工作。结果前妻和别人好了，外公毅然离婚，在生产大队遇到了外婆。早年外公在外工作，外婆一个人照顾着自己的六个孩子和一个外公与前妻生的孩子，不识几个字的外婆是粮站里出了名的劳动标兵，站里举办插秧苗的比赛，她是当之无愧的铁娘子，在49岁时还生下了最小的儿子小兵。

晚年的外婆依然健谈，六姊妹和小辈们的每件重要事她都记得清楚，不管是谁来看他们，外婆都能聊上几句，而印象中的外公始终卧床，行动迟缓，乡音浓重，小辈们总是在问完好后便不知再继续说点什么。

外婆经常拿出一张外公年轻时的黑白单人照给小辈们看，裱好的相框照片里是一张眉目清秀的脸，平头短发，眼神清亮，头稍微偏向一边，嘴角微微上扬。外公年少时上过几年私塾，先生表扬他学习扎实刻苦，读书看报的习惯一直保留至晚年，他也始终自豪于自己所有的子女都上了学，读了书。

相反，外婆没读过什么书，旧时的女儿生出来就少了上学读书的命。但她勤劳，能吃苦，做事风风火火，尽管家中不算富裕，但儿女们从小也从未饿过肚子。炼钢铁、插秧苗，一米五几的外婆能出力，扛得起200斤的稻谷。每年粮食生产队来收公粮时，外婆还会在家门口支个小摊，卖点自己煮的绿豆沙。外公常和子女们说：“你母亲这辈子，最可惜的就是没读过什么书，不然一定能做成更多事。”

能把六个孩子健康地拉扯大，已经是足够让外婆骄傲一生的事情了。她不仅全权照顾了六个姊妹的成长，也为外公遮去了琐事的风。

姊妹们的年龄差了十几岁，母亲的弟弟小兵出生时，大姐小丰已经开始在城市的另一处粮站工作，补贴家用。大姐小丰、二姐小云和三姐小春在读完初中后出来做事，家里的负担一点点减小，所以四姐小英读完了高中，我的母亲读完了大学，家中最小的儿子小兵去当了兵。

工作、恋爱、结婚、生子，姊妹里没有人跳过了人生中的这几项必答题，二姐、三姐和四姐甚至在三年内连续生下一子，晚辈年龄上的接近也让他们的人生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嫁出去的女儿没变成“泼出去的水”。除去母亲在大学毕业工作分配到广东以外，其他人都安稳地留在了县城，守在了外公外婆身边。

外婆年轻时在粮食生产队工作，外公和外婆的住处便一直在粮站里。大伙平日上班，周末没事，便来粮站看看外公外婆，谁有空便在三姨小春小卖铺的后厅做个饭；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大家便聚在粮站开家庭会议。粮站不再是谁的小家，更像是集结大家的大本营。

母亲回忆起我的外公从外地回到粮站工作后一家八口的生活，记忆里满是粮站自家大院的清凉和安适，是午后姆妈煮的绿豆沙。一块长方形的大菜地，和一个关上门就与外界完全隔开的大院。

因为外公和外婆年龄增大，住处从早年在粮站大院深处搬到粮站门口的楼房四楼，最后直接租了个一楼的商铺，连爬楼的功夫都省了。

母亲的三姐小春的杂货店就和外公外婆住的店铺相隔两三间铺子。每次来探完外公外婆，大伙都会留在杂货店吃饭。店里地方不大，光线也弱，靠一个细绳吊着的白炽灯照明，但冬天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时的暖意也足以驱逐寒凉。

再后来，粮站被收购和改造，丁丁当当的挖土机把如四合院一般齐整的粮站拆得废墟一片。站在粮站门口放眼望去，眼前一公里距离内全是尚未被拖走的破瓦碎片，零零咋咋地堆在地上。

除了粮站门面上的一栋楼，粮站里面全都被拆了。到最后，连门面上的这栋楼都被拆得七七八八，只剩两三家一楼的商铺还保留着，三姨小春的店和外公外婆住的商铺都还在原地坚守着。过去几年总说快要被拆了，但每年都搁置，几家一楼店铺就在一片废墟里顽强坚挺地成了钉子户。

外公和外婆就这样在一楼的铺位里住了好多年。姊妹们不是没想过给他们换个更舒适的商品房。前两年粮站拆迁，老住户们可以摇号换新房，结果小兵去抽，没抽中，大伙便作罢。

姊妹们也还有新的房子闲置着，但想到外公腿脚不方便，就算是电梯房，姊妹们照顾起来还是没有在这一楼方便。三姨每天在看店，闲时都能走过来看看外公。

外婆为一大家人忙活了一辈子，没能“享福”，没住过更舒适的房屋，没在晚年享受到更富足安适的生活。而如今，外公应该也会在这独立的商铺房屋内终老一生，一生最后被浓缩成一床，一台电视，一个厕所。让外公的晚年也在相对老旧、逼仄的环境里度过，姊妹们不是没有愧疚。

粮站里彻底没了人影，一大片望不到头被弃的杂物垃圾和泥土长久地占据着原本平坦开阔的粮站仓库和大路。这里的时间也像停止了，物品因为缺少人来使用而变得死气沉沉。站在门口往里望去，粮站里只剩堆得越来越高的弃物和几百米外一字排开的几颗枯树。树没了叶子，枝丫光秃，在周围只有各式难以分辨的废物堆里更是寥落。粮站里住着的，除了三姨小春和在一所只有4个学生的乡村小学当校长的丈夫、外公外婆以外，只剩夹在两间店铺中间，开了间麻将馆的一家人了。

粮站真的成为了六姊妹的粮站，进来的人来来回回都是那几个人。

外婆走后，外公的生活更加单一了。饭要人喂，早上起床看电视也得叫人帮忙打开、调好频道。他唯一能自己做的事情就是睡觉了。长久的睡眠，缓慢的呼吸，层层叠叠的被子下连头都被盖住，蜷缩侧卧的身体显得愈发瘦小。

有次姊妹们都不得空，便麻烦住在近旁小区的亲戚过来照看外公一两个小时。后来三姨小春回来，亲戚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她看外公总是一动不动，叫他也没反应，还几次上前用手试探着摸了摸外公，看他还有没有气息。

外公维持着极为基本克制的生理需求。每天早晨，外公仍然会坚持自己起床，缓慢地走去隔壁间的厕所，刷牙，拿毛巾抹脸，再用另一个牙刷清理指甲里的污垢。尽管他已经需要通过长久的“凝视”才能看清楚眼前的场景，耳鸣也越发严重，但他总是在尽力维持着整洁，身上还保留着旧时代的体面。不肯穿纸尿裤，早年甚至不想女儿们来帮他换衣服、扶他上厕所、擦拭身子。他怕羞。

这几年，坐便器被直接放在了床边，外公似乎也放松了些，小辈们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他也能安然地坐在坐便器上如厕，不管别人了。

外公像是生活在一个与我们物理空间和时间都平行却又完全不同的时空里，只有当其他人努力和他说话时，才能走进他的场域。除此之外，他与整个社会的关联几乎降至为零。

每当有小辈们来探望，他都会开心地笑笑，点点头，努力和他们说上几句话。有几次讲得激动，外公甚至眼泛泪花。而小辈们的生活被缩减为一件件有代表性的事件，谁工作得怎么样，谁找了女朋友没，谁大学读得怎么样，都被外公以最简化的方式记在脑海中。看清小辈们的脸后，外公就从脑海中寻找到上一次谈话被“告知”的情况。小辈们的生活像是一场场上演在外公眼前没有结尾的连续剧。

三姨小春这些年来住得近，也就照顾得最多。

她的杂货店刚开张那几年，晚上几次被偷了钱，为了看店，她和丈夫就直接住在了杂货店的二楼隔层里。零几年刚开店时，杂货店里的货品齐全。夏天，小辈们便坐在杂货店门口支起烤架，卖起了现烤的热狗，冬天快过年时，三姨便在门外铺上一块大木板，整齐地放好各式烟花和年货，小朋友爱玩烟花，来附近拜年的人也就近提几箱牛奶、几盒冻米糖，生意倒也还算红火。

19年春节外婆走后，粮站的生意变得萧条。三姨进货的频率比以往少了，主要是卖烟酒，其他的货赚得少，进的货也就相对少一些，也省得费神打理。粮站和杂货店更像是一个符号，成为了变化中大家努力维持的“不变”，存在本身的意义大于功利地赚几个钱。

三姨小春也是姊妹中和外婆长得最相近的人，圆圆脸，齐肩短发，笑起来嘴角弯曲的弧度和爽朗的大笑声极为神似。也因为照顾相处的时间最长，外婆葬礼结束的当晚一大家人聚餐发言时，三姨说完“姆妈不在，我也活不下去”之后再次崩溃。

无名持久的伤心也能掩盖时间的流逝，外婆的骨灰下葬后，原先被临时布置成灵堂的偏屋被小春用来养鸡养鸭，几个月下来，鸡蛋不断，甚至还在几姊妹的见证下小鸡孵出了一窝小小鸡。

长辈们常说，老人是家里的宝贝。老人在，家族在，老人离开了，大家族也就维系得没那么紧密了。

年轻的人也许没法完全理解赡养老人的意义究竟为何。对他们来说，世界是一个个尚未被打开的潘多拉盒，美好不应只发生在脚踏的土地上，更应发生在远方，发生在未来。所以，要离开，要闯荡。而老人的世界像是一束花瓣已经掉得稀疏的花束，它们还在，但已经不美了。

为了让外公“有个盼头”，按当地习俗计算虚岁，姊妹们决定明年为他办百岁大寿。

大姨把明年帮外公办百岁寿辰的消息早早告诉了他。以往家里有什么事，外公外婆总是最后才知道的。之前有几次外婆提前知道了母亲回家的消息，记挂得整晚整晚没睡着觉，之后大家便默契地遵守着不提前告知的传统。

但这一次是早早告知，希望外公“记挂”。毕竟一家人还能见几面呢？不知道。

外公每日的生活简单、重复，状态稳定。但之前外婆比外公的状态更好、更稳定，不用卧床，不需要喂饭，还能种种菜，养养鸡鸭，坐在小春店的门口帮忙看店、卖东西。

老人的生命是一个被逐渐抽离的过程，速度不同，有时快，有时慢，慢得让旁人觉得平静，感受不到死亡的逼近；快得从自家床上到医院的ICU，也许只要几分钟。

外公确实老了，老得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打算。

他会和儿女们说，自己走后，不要专门做墓碑，也不要办葬礼。去大海里把骨灰洒了，或者埋在一棵树下，与绿树为伴。

“那要是把骨灰洒在大海里了，我们以后去哪里看你啊？”

“不用来看我！”外公的声音迟缓，又格外坚定。原来一名95岁的老人面对死亡的态度竟是如此洒脱，平和。

当人老去，在七十、八十、九十多岁的几十年里，似乎始终要重复地面对死亡必然到来，甚至很快就要到来的事实。这不再是一个年轻人恶意中伤他人时说出“你去死啦”时的恶言相向，也不再是学生在哲学课上被老师问起“你如何看待死亡”时盘亘在脑海里，实则无法具象化的人生命题。对于老人来说，死亡是无声的召唤，是无心的一个微小举动，甚至只不过是一口没顺下去的气。

然后就会走，就得说再见。

一次聊天，外公怅然若失地说道：“我的同龄人都走了啊。”说罢不再言语，自顾自地嚼动砸吧着已经无牙的嘴巴。

同行人的离去和身体的虚弱，让外公能聊天诉说的对象仅限于姊妹几人。能与外公在他的人生轨迹上同行“前进”的人几乎没有了，他无法与同龄人分享感受、彼此理解，也无法再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创造出人生之树上新的枝叶。

儿女们还曾经参与过自己的一段人生岁月，与他们分享年轻时的场景和经历不至于招烦；但小辈呢，甚至是小辈的小辈呢？

尚不懂事的小孩在看到老外公时甚至会认生害怕，哭着回到爸爸妈妈的怀抱。粮站的铺子老旧，暗白的白炽灯和因空气不流通、外公在屋里上厕所的缘故导致屋内味道杂陈，小孩面对着一个躺在床上精瘦的、满脸老人斑、眼神有些模糊的老人，在被大人要求叫他“老外公”时，也一定很难产生亲近感吧。他们甚至听都听不懂他的乡音，更别说去体会他的感受了，前来看望时除去日常问候外，也就只剩沉默且无言相对。

外公常会在睡醒时和姊妹们说：“我梦见你娘了。”

姊妹们便顺着他的话问，姆妈和他说了什么。

“她说，她过得很好。”

一次，两次，几次，好多次。外公经常梦见外婆，并且每一次，外婆都会和他说，她在那过得很好。

这是托梦的应有之意吧，让离开的人告诉还健在、还记挂着的人，不要害怕、不要记挂。

外婆将自己的一生都融进了家族中其他人的人生里，她的人生是没有自己的，连安葬都是葬回了丈夫的老家。从童养媳、改嫁、到生儿育女、安享晚年，除去因为身体上的病痛，外婆始终将自己放于众人之后，不愿别人为自己操心叨扰，哪怕是因冠心病复发、住院之后，她在清醒时却总是先让身边照顾的人去休息，担心别人会太过劳累。

外公不一样，外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生。

外婆的人生在外公的生活中继续着，他们相互交织，不曾分离，在如此平缓而又持久的生命叙事中，甚至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时刻能够被拿出来单独记忆。

但又有什么时刻是不重要的呢？

老人也并不是一直都是老人，他们也曾拥有年轻。年轻的孩子们不曾见过他们远行的脚步，和选择回归故土和家庭的重要时刻。他们维系了六姊妹、六个家庭，子子辈辈们都还在继续着他们的生活，面对着生活时刻的提问，有难过，有畅怀，有无奈，有体恤。

5月18号是外公的生日，小兵舅舅订了个奶油蛋糕送到粮站，三姨小春和四姨小英陪着老寿星度过了他的94岁生日。

视频里，四姨爽脆的声音在背景回响，笑笑着叫外公许愿、吹蜡烛。三姨把点好了蜡烛、亮堂堂的蛋糕递到了外公眼前，看外公没反应，又更大声地叫了两声。

这样的喜怒哀乐似乎每天都在名为“陈家六姐弟”的微信群里重复上演着。他们都不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对微信的使用远不像年轻人一样容易。头像简单，朋友圈几乎没有，聊天以语音为主。微信对他们而言，是一个仅仅用来和家人、熟人保持联络的工具。所以对他们而言，家人群的存在就是使用微信的全部原因。时代的变化迅速，年轻人能够无缝衔接，但再年长一点的老人呢？这个世界该以怎样的方式向他们展开，亦或结束？

外公保留了收看新闻的习惯，他至少对世界各地的新闻事件保留了关注的兴趣。可是外婆并不识字，在她的眼中，世界曾经徐徐向她打开，但随着年龄增长，它又不断变窄，最后变成了医院里自己躺的那张病床。

世界仍值得留恋的地方在于子女们过得好不好，但对于他们自己来说，生的畅怀也许与死的未来一样，是一份同等价值的礼物。当人生的卷轴已经打开至末尾处，活着的状态和以怎样的方式继续活着，究竟到底哪一个更可贵？

以平滑的轨迹，他们就这样走到了人生边上。外公决定不了自己的生死，但他已然回应了人生的所有呼喊。

三姨和四姨开始为外公唱生日歌，祝他生日快乐。

外公头上环了个生日帽，对两个女儿发出的“指令”有些疑惑。不过应该重复了几次之后他也听懂了，定了定神，看着眼前插着一圈蜡烛、象征着“年年岁岁有今日”的蛋糕。四姨喊外公吹蜡烛，外公没有反应，于是她们替他吹了蜡烛。

也许还替他许了“长命百岁，身体健康”的心愿。

当蜡烛吹灭的那一刻，外公又如常地蠕动着他已无牙的嘴巴，像是明白了一点刚刚发生了什么，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