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任何人贬低你 | 三明治

Original W医生三明治 202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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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医生是三明治的老朋友，在短故事平台里，我们几乎见证了她整个人生的书写，而这一章，也许最能直抵核心。这次，她带来了一个和身心关系相关的故事，从童年创伤说到自闭症儿子的养育，既是写三代人的关系，更是写自我的对话与和解，几乎可看作W医生系列故事的完结篇。
人生起起落落，所幸她拥有足够强大的自我，才终于找到内心的平和。这个过程，被W医生以科学与感性结合的视角，记录了下来。短故事班里，W医生的粉丝读者为数不少，好几位读后泪流满面。魅力在哪里呢？大概出于她的真诚和毫无保留吧。而且，那些与原生家庭交锋、身心俱疲的经历，是如此普遍，所以格外容易触动心弦。
只是我时常感到佩服，身兼医生、三个孩子的母亲、写作者，W医生的写作时间到底从何而来？

文 | W医生

编辑 | 邱不苑

从两年前开始，我的身体频频出现状况。

各种不适，自杀倾向也很强烈，不得已继续用药。功能医学科医生给我看体检的详细分析，皮质醇激素，甲状腺激素失衡。实验室的数据表明：Cortisol 和其他压力激素水平在上班工作的时候曲线正常，在家里异常，形成典型的“fight or flight”反应——那是当一个人面对威胁时，机体才会被激起的反应，是免疫系统为了自我保护、防御而做的挣扎或逃离的准备。又因为长期的精神压力，乳腺和子宫附件也发生了异常，活检还发现了早期癌症细胞。几位专科的医生朋友都建议我进一步检查，及早治疗。只有我知道，自己的心病仍需心药医。

我联系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师Helen。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包括精神科等，医疗服务算很全面。

我的抑郁症开始于大学时期，病史足足接近二十五年，常来咨询师这里报到，桥水的事情（点击阅读《从一起性侵谋杀案中死里逃生》）之后，郡检察院也安排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治疗师给我。

“只有病人自己渴望好转，医生才有可能帮你。想要获救，你要把手伸过来，我才能够得着你。（Doctor can only possibly help the one who wants to get better, if you don't give me your hand, I can't reach you.）”一位心理治疗师对我说。

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身体有个奇怪的反应。每当想到什么很快就会发生的高兴事情时，会拉肚子。比如第二天学校要组织去春游，或者马上要见到很想见的某个人，某个关于未来的计划会成功实施之类，先是胃里微微发热，然后肚子就会一阵痉挛、绞痛，需要立即上厕所才能缓解。“一高兴就蹿稀”，说的就是我。如要及时制止这种肠绞痛的话，可以马上主动联想一些难过伤感的事情，即可止泻。

直到读了医科，我才知道这叫“结肠激惹综合征”，或者叫“神经性结肠炎”（英文简称IBS，我父亲一生为其所苦）。此外，我从小就爱咬手指甲，一直咬到出血才会停。身上如果有伤口，不等结疤就会下意识去撕，撕到血淋淋。心情一慌张，就拔扯头发，或小狗一样到处咬东西，咬人。这些症状，都是儿童焦虑症的一个常见症状。对此，我后知后觉。

更早前，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弟弟刚出生不久，已经忘记当时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但记得妈妈和爸爸对我说了一句话，“你是阴谋家，极左分子。” 我还记得他们的表情，下斜的眼角俯视着我，紧紧抿着的嘴唇，是一种非常嫌弃的神情。

他们说完，就抱着弟弟出去了，把我锁在家里。似乎本来是被要求跪在地上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站了起来，小小的我在家里走来走去，唯一有印象的，是厨房的水缸，上面的盖子是木头条做的，摸上去木头湿湿的，水缸里的水，倒映出我的一张小脸蛋。一听到开门的声音，我赶紧跑回原来跪着的地方，重新跪好。（罚跪是我家的体罚方式之一。做错了事情，要跪到承认错误为止。如果哭了，就加鸡毛掸子打腿。如能主动承认错误的，体罚程度轻一点。）

弟弟比我小两岁，印象中我们经常打架，往往是他动手，我只动口。爸爸会打动手的那个，妈妈说，“如果没有姐姐的挑拨离间，弟弟不会发狂。她才是真正狡猾。” 于是弟弟被爸爸挨打，我被妈妈罚跪。

但妈妈也时常自豪地对外人说起一件事情，就是晚饭后，她可以把四岁的我，和两岁多的弟弟，放在落了蚊帐的大床上，只需要把蚊帐夹好，塞好在席子下，她就可以去厂里加班挣加班费，爸爸在无线电厂加班。家里没有大人，我会一个晚上在蚊帐里带弟弟，讲故事，哄他睡觉。

这件事我是有印象的，我记得透过蚊帐，看到院子里的月光从窗户慢慢升高的情景。如果要看得清楚，要把脸贴在软软的蚊帐上，从纱孔里看出去，然后握住脸上的蚊帐猛一回头，做个鬼脸，弟弟就会咯咯咯地笑，口水滴滴答答从他的嘴角流下来。“加班回来，就看见两个娃娃已经自己睡着了。”

初三的暑假，我在外婆家，用自己的零用钱，给阿亮阿喜两个小表弟，买了两个雪糕。因为没有买一模一样的，他俩于是为此争吵哭闹起来，扭打个不停，怎么都劝不开。急火的三舅在旁边有点生气地说我，“你为什么偏偏要买不一样的？你是不是故意的？你就想看他们打架。难怪你父母从小说你是阴谋家。你真是很坏的。难怪你妈妈老是说你狡猾，真是三岁见老。”

“阴谋家”几个字象几声闷雷打在我头顶，把我震得呆若木鸡。我呆呆地看着三舅一开一合的嘴，完全听不见他在说什么，我头晕目眩，脑子里一阵阵热风吹过的发胀感，鼻子和眼睛都往外冒热水，耳朵也嗡嗡作响，手脚变得冰凉，浑身好像忽然发抖起来，心里充满了耻辱。我转过身，默默开门离开，在下午的郁热懊焖的阳光下，两眼发黑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一头栽倒在床上，发起烧来。

昏昏沉沉睡了不知道多久，听见开门的声音，是妈妈下班回来了，她从外婆家过来，她掀开蚊帐坐到床边上，问我为什么没吃饭就回来，还躺在床上。我背对着她，不愿说话。我对着墙壁问，“妈妈，你和爸爸为什么要叫我阴谋家？我还那么小，为什么？我做过什么错事情？为什么连舅舅也要这样说，发生过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嘛？”妈妈好一阵子不说话。

“我以为是什么大事情，值得你这么大反应！大人开玩笑而已！你从小脑子反应特别快，还顶嘴，不就叫你阴谋家啰！谁还记得当时是因为什么事情？有那么重要吗？”

“那脑子很快不就是聪明吗？可阴谋家是个贬义词！你们要向我道歉。”我拧过头来，认真地看着妈妈。

妈妈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翻了一个白眼，声音拔高了几度：“道歉？说你几句怎么了？就算是冤枉了你，你应该检讨自己为什么心胸这么狭窄，连两岁的事情可以记到现在。不要说骂你说你了，打你都没问题。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谁会像你这样逼父母道歉的？我们不会真的害你，难道你还想把我们当阶级敌人？你要学会一笑置之。”

“我不是阴谋家。你们不能冤枉我。”我坚持。

“没有冤枉你。” 妈妈的脸色也变了。“你起来，少跟我来这一套。该干嘛干嘛。为了一句话就生病，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好，就让我看看你是不是又在耍阴谋。” 说着，她伸手过来要摸我的额头。我愤怒地用手拦着她。

“我记得我才四岁多就能够自己带弟弟，这些事情，难道是一个阴谋家会做的吗？”我睁大眼睛死死盯着妈妈，我一定要为自己讨一个说法。

“带弟弟是身为一个姐姐应该做的！姐姐就要起带头作用。你邀什么功？这么虚荣。”“总之都是我不对，是不是？”“反正你顶嘴就是不对。最讨厌你这一点。”

在她俯下身伸手过来的那个时刻，我眼前忽然一片黑暗，全身剧烈寒颤起来，嗓子里一下子就嘶哑了，整个脑袋剧痛，母亲凉凉的手指搭在我的额头上，“哟，这次还真不是装病。”

我足足病了一周，去医院打了青霉素才慢慢好起来。

我高中的时候，正是妈妈的更年期。家里没有一天安宁。那时真想早恋啊，但还没开始就被严打了。日记是不敢写的，每天和妈妈斗智斗勇。她最恨我的“顶嘴”，因为她总是说不过我，只能语气刻薄地骂，一直到把我骂哭，“有本事离家远远的，再也不要回来。”

我当真把报考的大学志愿，都填了离家远远的，什么“吉林医科大学”，“黑龙江医学院”，妈妈和我天天大吵大闹，说如果我出省读书，“鞭长莫及”，就是故意要她的命。爸爸夹在我们两人之间左右为难。总劝我，听妈妈的算了，妈妈身体不好，不要气她。我不愿意回家，害怕听见她高亢的金属般的刺耳声音，害怕她对我用各种奇怪的伤人自尊心的形容词，使我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她亲生的。

已经在政府部门工作了多年的她，在家也是绝对的领导。说不上来为什么，我就是要一次次违抗她。“你看你女儿，阳奉阴违，忘恩负义。” 她对爸爸说。每当我愤怒地想据理力争时，爸爸就把我推回房间，按在椅子上坐着，拍着我的肩膀，安抚我，递给我纸巾擦脸上奔涌的眼泪。“你就装吧。” 她的声音总能顽强钻进脑海，电锯一样把人的意志一点点粉碎。

每次和妈妈吵架，一生闷气，我都会生病，不是扁桃腺发炎，就是胃肠炎，或者突发晕厥，只有这样，才会有一刻平静。有时我会幻想，假如自己得了绝症，会不会整个世界都平静了。

到了大学二年级，我开始觉得浑身不得劲儿。早上起不来，全身疼痛，关节僵硬，头晕耳鸣，面前的东西会忽然变成黑白色，像幻觉，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也不觉得饿，完全没有办法集中精神上课。去学院附属医院看了，给的诊断是：地中海贫血，窦性心律过缓，频发房性早搏，中度抑郁。此后一直断断续续地服药。就这样，居然也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全年级发言。

工作了，妈妈也接近退休，经常来深圳和我同住。通常我们只能和平相处一两天，第三天起绝对要开始闹。不欢而散后，心照不宣地和解。再继续这个相爱相杀的恶性循环。我依旧是情绪一不好，就开始生病。

在医院上班，“顺便”生个病的方便是，要做什么检查，用什么药，都不难。难的是诊断。从入院到出院，还是“反复低热原因待查”。

只有我知道自己的这个特点，情绪一波动，身体就不舒服。所有的魔鬼般的疾病，好像都装在身体这个盒子里，有个隐秘特殊的按钮，一触即发。妈妈似乎是那个唯一闭着眼都能找到这个按钮，并准确按下去的神秘嘉宾。而我永远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按钮藏起来，或者说，根本已放弃了藏匿，甚至自暴自弃。

婶婶说，你们因为一个属猴，一个属虎，所以相克。妈妈说，“这辈子就是这一个遗憾，有一个死对头的女儿。”

“你不顶嘴会死吗？”我出门上夜班前，妈妈问我。

“会死。”

“你这样是不孝顺的。以后没了父母，你会后悔。”

我装作没听见，快步朝黄昏中公交车站走去。

乘客上上下下，缩在公交车最后一个座位的我，开始头晕，额头抵着窗玻璃，看向车窗外的摇晃的芸芸众生。值班到后半夜有个空档，我便发起高烧来。徐敏是急诊科护长，她来到值班室给我注射氨基比林。“好好的，你又怎么不高兴了？”

“你的情绪致病的能力实在太强大了，以前在医院上班的时候，说发烧就发烧，说白血球升高就白血球升高，可怕。” 小徐说。“你是容易流血体质，小伤口硬是被你自己搞成一个大伤口，别人都正常凝血了，你还在那里流血不止。你和三毛都是同一类人，文艺女青年。”二十年多后，她对我重复同样的话。

小徐是我的闺蜜。这些年，抑郁症发作的时候，小徐陪伴我最多，鼓励我重视自己的感觉，要放下执念，总是好说歹说。有时劝不动我，她会哭，说，“那，可以为我考虑一下吗？我觉得失去你之后，我会很痛苦，很痛苦。有很多人，会和我一样痛苦，你可以为我们留下来吗？会很辛苦你，可以吗？” 我也哭，说，好，我努力。

我对自己没有把握。

小徐说，“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因为你觉得只有很好很好的你，才有可能配得到爱。” 我真的不爱自己吗？为什么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反应，一次又一次陷进抑郁里？

抑郁症发作起来十分辛苦，每一步都累得上不来气，身边一切都蒙上一层灰色，连视野有时也能变形。手指脚趾发麻，头脑昏昏沉沉，脑海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说负能量的话，令人窒息。有一次开在路上时忽然剧烈心跳，全身发抖，四条车道在眼前忽然变成了一道，颜色也变了。我要马上打着双闪，慢慢把车停在路边，等缓过来才能继续开车；甚至几年前的一次，我在红绿灯前面完全没有反应，差点发生严重车祸。

在情绪不佳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总是很厌恶自己身上所有的一切。身体裂变成两个人，一个是被病人尊重，信任，开心快乐的W医生，一个是抑郁的，破碎的，七零八落的自己。哪一个才是真的我？明明热爱这个世界，但厌世情绪又一直挥散不去，反反复复，要怎样做才是爱自己？

如果人生原本是一张白纸，我的这张，似乎已经被自己搞得一塌糊涂。空白能够涂改的地方，已经不多了。厌倦了不可控的躯体症状，我甚至多次挑选了照片作为遗照，以及把一些文字清理掉，东西扔掉，或者送人，不想留痕迹。

“大多数的人生病，不是不想好起来，而是没有能力好起来，或者说，并不知道那是一种病，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心理咨询师Helen说。

“他们只是感觉身体某个地方很不对劲，不开心，不幸福，甚至痛苦，对不对？”我问。

“是的。每个人，对自己身体的认知和感受，都和他的童年，成长，和一切的经历有关，尤其是创伤。具体事件的细节，也许已经忘记了，但身体替你记得，情绪替你记得。”

“你的免疫系统也替你记得，它的使命就是被唤起，然后进行防御。” 我接上她的话。

“Bingo！”（答对了！）她说。“但不幸的是，这种防御，常常演变成一种自虐（self abuse），甚至自我摧毁（self destructs）。”

而我童年的那张纸上，画满了母亲的话语——“我是为你好，就算方式错了，可是出发点是好的。”

这是我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她在我面前，几乎从来没有肯定过我。她的教育方式永远是打击，否定。而她这么做的理由是，她不想我骄傲自满，不愿意助长我的虚荣心。但是她忽略了一点，或者说，她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我也许是一个情绪超级敏感的“高能自闭症儿童”，或者是“多动症及注意力缺陷综合征儿童”。我也许需要特别的教育方法。

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家的老三。

老三在四岁半准备入学前班时，常规接受学校的评估，被怀疑为高能自闭症儿童，随后经儿童神经精神专科医生确诊，并同时诊断为亚斯伯格综合征、ADHD（儿童注意力不足多动症缺陷综合征）。

在此之前，老三在大家眼里，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熊孩子，一个似乎非常善于“操纵” 他人情绪的磨人小孩。大人一个眼神，一句否定的话，就可以使他反应过度，情绪激动，并做出种种自伤的行为。他会大喊大叫，用笔戳自己，或者用头不停撞墙之类。当大人试着教育他，他会抱怨自己头痛、听不见。他挨骂的时候，脸色苍白，惊跳，会蜷缩在地上，抱怨肚子疼。他夜里常常梦游，会自言自语，歇斯底里。

这些症状，当他面对他爸爸的时候，出现得最多，但变化也很快，因此被爸爸说他是“变色龙”“狂躁麒”。两人经常同时情绪失控，武力镇压的结果，是大人小孩都精疲力尽。

老三顽固地吃拇指，吃到差不多四岁也没能戒掉。美国不许打孩子，所以，所有的体罚，都是Z先生趁老三的记忆系统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进行的。作为母亲，“慈母多败儿”，我的仁慈也为Z先生所不齿。老妈和Z先生都是家里强权的代表，但我没有办法看见自己小孩被“家庭霸凌”而无动于衷。申诉无门时，老三愤怒到声嘶力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自伤，我长时间在他房间里抱着他，直到他平静下来。

我不相信我的孩子，这么小的孩子，会和大人玩心理战，懂谋略。甚至我怀疑，我的敏感性格，遗传给了老三。加上当时怀他的时候，我的情绪最为不稳，怀孕头三个月一直出血，需要卧床休息，他比预产期提前将近一个月出生。我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对他体质乃至性格的影响。

带着医生的诊断书回家后，我母亲和Z先生的反应是，“别听学校和医生胡说。我们小孩子就是淘气，欠揍。哪来那么多的病，还是精神病，美国人就是会瞎说。说不定还是种族歧视。” 没有人愿意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一个“不正常”的小孩。

“学校不会不会无缘无故这样怀疑，医生也是专业的，不会无缘无故这样诊断。”

“我们弟弟可会装了。他那么聪明。老师和医生肯定都被他骗过去了。而且，除了我的话你不听，别人说什么你都信。” 母亲轻描淡写，她这一句话，点燃了我的怒火。

“一个三岁的孩子，他能装什么？了解孩子的问题，再好好帮助他，不好吗？” 老三不关心我们的讨论，只自顾自在一旁开心玩他的乐高，老爸陪着他，又担忧地看着我，怕我和母亲一言不合又吵起来。

老爸一直强调，我是老三唯一一个“正常邦交国家”，老三只有在我面前，能够不抓狂地把话说完整，完整表达一件他想说的事情。老爸是对的，老三特别依恋我，他曾说，“妈咪一进门，屋子都亮了。”

儿科神经及精神专科医生对我们介绍说，根据评估，老三是一个非常聪明、善良敏感、智商很高、拥有非凡的观察力和创造力、但严重缺乏安全感的小孩。因为敏感，他很容易表现出焦虑、暴躁，对任何负面的评价都会反应过激，容易有自我攻击、自伤行为。

这和他颞叶的结构，以及脑内的化学物质不平衡有关。经过行为治疗和情绪关注，他能慢慢学会与人正常交流和对话。他对于鼓励式的教育接受度高，对带有挑战性的项目会掌握得较好。只要我们家长意识到他的特殊体质，理解他的行为和潜意识，就能帮助他健康成长。

他必须有至少一个可以进行安全并客观对话的人，也就是说，除了校辅导员，生活里需要有一个可以不带偏见接住他情绪，不负面刺激他，并让他觉得有足够安全感的人。（“He needs to be seen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does.”）

老师温柔问他，“Jacky 你有吗？”

他说有，“有。我妈咪。我妈妈是医生，她很nice，她最爱我。她对我很和善。”

老师告诉我，教育局会给三弟一个长期的特殊教育计划，从一对一的模式开始，慢慢培养他的正常应激反应，逐步回到正常班级中来。“Mom，你对Jacky很重要，希望你保持和他的良性沟通，这对加强他的心理安全感意义重大。他很需要你。你是医生，这更是再好不过。”

我听到这些之后大喜过望。是的，我的孩子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撒谎，他没有操纵大人的情绪，他只是身体有不舒服，导致他的情绪失控。他需要得到正确地回应，同时他也要学习正确的交流。

他一天天长大，好转，而作为他的母亲，我依然在抑郁焦虑症的波涛汹涌里浮浮沉沉，呛水，迷失，随波逐流。

一天，整理老三的学校医教档案时，似乎被某些东西触动了，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很快变成了心悸。我慢慢地坐了下来，试图想一想这无端的症状，来自何处。

目光从四周的墙壁，回落到了档案上老三的名字，我的熊孩子，我的小孩。心跳更快了，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有谁，能从我小时候开始就给予我安全感，接住我幼年时的各种情绪，无条件包容幼小的我？没有。

我的体内，分明也活着一个老三。一个从来没有被父母正确帮助和关爱过的老三。一直信奉对小孩要“快乐教育”的爸爸，非常爱护我，可一生也在与他自己的神经衰弱，失眠，焦虑症，“妻管严”里挣扎，自顾不暇。我是一个不懂得如何正确看待自己情绪，也不懂正确接收他人情绪的老三。她孤独自闭，敏感自卑，非常容易因为外界的否定而进行自我攻击。我也从来没有好好理解，并保护过她。她就这么孤孤单单，磕磕碰碰，遍体鳞伤地苟活到了今天。

这一发现，使我从小到大所经历过的那些大小疾病，那些医生也查不出来、却一直随着我情绪波动而产生的症状，得到了解释。我患过地中海贫血，窦性心律过缓，垂体瘤，以及不明原因的低热，抑郁症，惊恐发作，甲状腺桥本氏病，以及疑似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和子宫内膜癌——前年体检时，我的各项指标达在最低谷，可以说是“濒临崩溃”。

我对自己肆意否定，用一种自虐的眼光来审视自己，贬低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外人一起，不停PUA自己，心理学上，这是一种从受害者变为施虐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父母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能怪他们。而我也没有。如果不是老三，我将永远发现不了这一秘密。

我的心，剧痛起来。不禁大哭一场，为自己的内在小孩，为这一直缺失的自爱。我亏欠自己太多。

前天回到Warren的家，老三迎上来，表情夸张又有点结巴地向我汇报了他昨晚如何被一根鱼刺卡住喉咙，又如何自救的惊险过程。我耐心地等他慢慢把话说完。

“我开始是很害怕的，但后来冷静下来了，我忍着不舒服的作呕的感觉，伸手进去喉咙里，把那根骨头从里面抠出来了！上帝保佑！” 他自豪地挥舞着双手，又指指喉咙，“可是这里依然有点不舒服，怎么办？”

“可以喝点淡盐水，就能够消肿止痛。同时记得摸着脖子，对你的食管讲声谢谢哦，谢谢它坚强地没有让骨头刺穿过去，谢谢它在等你进行自救时的耐心。但整个事情，你全过程都做得很棒！” 老三听后，点头如捣蒜，屁颠屁颠跑去厨房找盐去了。

“我是不是还要感谢我的脑子没有发疯？我感觉它是有点想发疯来着，当时。” 我点点头，又对他竖起大拇指。庆幸他没有因为头痛就狠狠用头去撞墙。

老三从小就对自己身体颇感兴趣，有问不完的问题。他记性很好，很多知识说一次就能记住。我教他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启发自爱，防止自伤，给他讲伤口形成，红血球血小板手牵手怎么“抗洪救灾”；吃饭的时候，舌头和牙齿怎么配合，会厌和气管怎么协调，肝脏平时怎么把胆汁交给胆囊，胆囊再等候时机把胆汁挤到十二指肠里，并且在那里遇到“胰液姐姐”之类。他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不停问：“然后呢？”

有一次他听到一个小朋友咳嗽，告诉人家：“你的喉咙在保护你的肺，你不要担心，你的士兵把细菌打败了之后，就会把痰运出来，你要多喝水，一定保持冷静呀。”

这几年，他的躯体症状越来越少，也很少一言不合就自伤，他的情绪和精神系统趋向成熟和稳定。学校负责他的是教育局的Karen，在每年的总结交流会议上，都会对我们说，她有多么爱老三，老三是多么特别又具备天赋的一个孩子。今年，学校认为老三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已经接近正常。我这才意识到，老三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动辄大喊大叫、狂扔东西、找到什么就往身上戳的“暴龙”了。他会安静听别人把话讲完，情绪也很少失控。他长大了！

既然我和老三是一样的体质，那也让我现在开始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吧。“不要judge（裁定）他，要让他把话说完。不要用习惯性思维来对他的行为，进行预判。去聆听（listen）他，不仅是听见（hear）。去看见（see）他，而不是看了（look）。” 老三的辅导员曾对我说。

这，也应该是我为自己做的事情。我决定亲手改变这个“场”。

看到两年前糟糕的体检结果后，我为自己定下了一系列治疗方案。首先每天，我都要从头到脚地关心一下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最心爱的人来疼爱和宠溺。医生不是说了，这种孩子对正面鼓励会积极反应吗？不就是每天随时随地使劲夸自己吗？烧了一顿饭，夸自己“心灵手巧”。上了一天班，夸自己能干。没胡吃海喝长体重，奖励！就连安全开车到了超市，停车后下来一看，“哟，车可停得真好呀！” 给病人看好了病，真心实意赞美自己 “是个好医生！” 当别人夸我的时候，不再躲闪否认，而是大大方方照单全收，“谢谢！”

而那些贬低自己的，类似“我不好看”“我太胖了”“我平胸”“我性格不坚强”“我不够有魅力”“我性格不好”的话，如今，我一句都不会说。既然这世上找不出第二个我，就足以自豪。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在我面前，对我评头品足。

“Don't take no shit from nobody.” 女友Marie对我说，不要让任何人贬低你。他人可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我，很大程度其实是由我决定的。不管是谁，不管ta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我的感觉受到了伤害，那就是不对的。我可以先把自己的感受客观表述清楚，再讨论具体的对话内容，始终不要被他人的情绪牵着走。

我问自己，热爱什么？答案是：工作，音乐，烹饪，写作。好，那就全心全意地去做，认真工作，享受美食，学习弹吉他，写文章，又对自己说，“做人最要紧就是开心啊！”

我也依然热爱大自然，向每一朵花，每一株小草，每一棵树学习。这世间，没有一朵花不独特，没有一棵树需要长成为另一棵树。种子落在哪里，就努力在那里生长，万物各安天命，顺其自然。

桥水遇袭事件之后，我提醒自己兑现“余生将用尽全力爱自己”的承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逃生后的每一天，都是我当时拼了命为自己争取来的。我要认真过好每一天。只要我不选择被“过去”所影响，它们就不能影响我。

疫情期间，无法外出，我和Z先生多了很多空间和时间来讨论彼此的婚姻，他也意识到了他的问题，并且很努力地配合我，认真分析了彼此的性格，观念，仔细回顾了我们的婚姻历程，和平结束了二十二年的婚姻，为此我很感谢他。“哇，原来不仅是你，连我的心里，也住着一个受过伤的小孩啊？从来没有意识到呢！” Z先生感叹道，他为这些年没有好好理解我，感到抱歉。我们相约一起进步。

我搬到了离家不远的单身公寓，还是随时可以看到孩子们，并像个朋友一样探视Z先生，一起散步，喝茶，聊天。得以离开一个容易使我过度反应的情绪环境，心情不再剧烈地大起大落，身体也逐渐好转了。

虽然偶尔也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舒服，我会对自己说，“你做得很棒，告诉我，还有哪里不舒服？一起看看能做些什么。没事的。” 遇到突如其来的抑郁或者焦虑，我会放下手里正在忙着的事情，陪自己聊一会儿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是静静陪着，耐心等待那不安的自己，慢慢平伏下来。陪伴自己的时候，绝不怨天尤人，不说一句丧气的话。

三月份回到妇产科、内科以及功能医学处复查。复查的项目达百多项，一连抽了十二管血液样本后，连抽血的护士也为我感到抱歉，“希望你一切都好。”她关切说道。“我相信我会的。”

几周后检验报告回来，之前所有的不正常指标全部恢复正常，有一些甚至比几年前更好。而且，这是在没有服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三位医生都对我说，“恭喜。”

回到诊所，我伸开双手，抱着花姐和小徐，说，我好了，可以庆祝了。小徐对我说，“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并且无条件站队你。只要你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快乐。”

去年十二月份，我做了一个奇异的梦。在梦里恍然大悟。母亲也只不过是一个缺爱的，不懂表达的小女孩，有着她不成熟不理智的一面。她对我的控制欲，也是她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而已。她确实已经给出了她能给的最好。在这一点上，本能的母爱毋庸置疑。而我已经成年，悟道，自爱，并强大到可以包容她，理解她，爱她了。往后余生，我既是她的女儿，也会是她的母亲，反过来给她保护和理解，我可以的。

我想记住这一天。这一天，不仅是我在和我母亲半生缠斗的羁绊中，解放了。更是和我自己，和这世界所有的外在，达成了和解。

走出屋子，在空旷的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我自由呼吸，一身轻松。几只觅食的小鸟，振翅飞过天空。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明晃晃地照进房间，四周的树木没有树叶，光秃秃的枝干伸向高远的天空，一切象一幅铅笔画稿。空气清冽，一阵风，摇动挂在杨树上的风铃，铃声清越悠扬。

作者后记

这是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梦。 2010年12月21日早上，我在医院已经上了一天的白班，又连着值了一个大夜班，连轴转超过24小时。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没有洗澡也没有换衣裳，径直走到卧室，栽到床上，倒头就睡。全身散架了，拎都拎不起来。朦胧之间，听到妈妈的声音由远及近：“这些东西，哪些有用？哪些没用？明显一看就是垃圾的那些，我就已经帮你扔了，还剩这些不清楚是什么，最好还是问问你，不然又要被你骂，总之吃力不讨好。” 尽全力抬起眼皮，勉强睁开了眼睛，她小山般杵在床头。顺着她的伸过来的手一看，是捧着的一大堆单据，和购物小票，还有一些零钱和字条。妈妈要为我洗白大褂，衣服口袋掏出来的一大堆东西。我和她说过很多次，不管掏出来什么，归拢在一起，全部交给我，我自己会处理。可她就是不听。她要翻，所有的犄角旮旯，刨根问底。四周都是絮絮叨叨，我要吐了。不能再躺着，得坐起来。妈妈的那只手依然在我面前晃动，无处可逃的我一手打掉了她手捧着的那一堆东西，纸片雪花般飞了一地。妈妈尖叫喊了一声，更加怒不可竭。她的声音高开去，迅速变成了高压网线，再森森地压过来。我看着妈妈那一张一合的嘴，和脸上那种一贯纠结复杂的表情。轮廓变成不规则的圆形，五官都分别承受着体内的压力，略微变形。据说妈妈当过红卫兵，一生信仰“与人斗，其乐无穷”。她咬牙切齿的模样，每每令我冷笑。如不想激化矛盾，我应该低下头来，承认错误，道歉，讨饶。但是我没有，我扮演的总是那个打不死的反动派，一再挑战她作为人民的底线。午后的风缓缓吹过我的心头，窗户上的窗帘轻轻拂动，推搡光影，好安静的周围。似乎是生平第一次，我没有呼应她战斗的号角，没有瞬间目眦尽裂，没有被激起一丝的斗志。有一个念经般的声音从我的嘴里发出，缓缓对她说出了一大段话，喃喃地，一字一句地，把她的童年，青年，一切的生活轨迹捋了一次。这声音像在哄孩子，并且奇迹般地从头到尾没有被打断。当听我说完这一番话，面前的妈妈，忽然变成了一个小孩子。我伸手出去，一下一下摸着小小的妈妈。她的头发细软温柔，咯咯咯笑着，这个模样我似曾相识，哦，我想起来了，是我五岁的模样。她看着我，我看着她。互相端详，仿佛我们从未相识，却似曾相识。巨大的悲伤像洪流一样从心底某个岩层，不可抑制地冲了出来，冲向我的四肢百骸，冲上头顶，再变成暴雨倾盆般倾倒，我在这暴风雨里面号啕大哭，声音却被激烈的风雨声所淹没，只有嘴极力张着，如呜咽的岩洞。更多的水迎面泼过来，呛住了呼吸，浑身发抖，冷。于是一下子惊醒了。居然是个梦！周围的一切，和梦里一模一样，房间，摆设，包括我躺在床上的姿势。天花板像在水里摇晃。头发身上全都湿了，两只耳朵里灌满了眼泪，很痒，要用手指去抠，去挖。环视四周，床边没有我妈。这才想起来，我们之间，隔着半个地球。我没有也没法急着起来，全身无力，四肢都是软软的，只有头脑清醒。这份清醒里面，又带着一种轻飘飘的悠悠乎乎的欣快感，脑子里空虚无物，轻松得如最终登顶后筋疲力尽的攀登者。
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离开了我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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