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或许是一个“冷酷自私”的女儿 | 三明治

如果把我向母亲出柜的过程记录下来，我猜测自己的人物介绍上会写：一个冷酷、自私的同性恋女儿。母亲的介绍则是：无奈、悲伤却不得不接受的中老年单身母亲。我们顺从地代入自己拿到的脚本，然后电话接通，出柜大戏开场。

我提前网购了前同性恋亲友会会长吴幼坚写的LGBT人生纪实文集《彩虹》，母亲在前一天已经拿到了书。“那你看了书有什么感想吗？”我问。

“郑远涛（吴幼坚之子）写的序很好，吴幼坚文笔一般吧。”

“后面关于同性恋的真实故事你都没看吗？你应该看一下。”

“看这些干啥？你是同性恋？”

“对啊。”

“你是同性恋？”

“对啊！”

第二天母亲告诉我，她的身心在那一刻好似崩塌了，她头晕腿软，一边听我讲话，一边漱漱地流泪。“你真是将了妈一军啊”。她后来说，她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那你以后可怎么办呢？”

“异性恋也未必就会幸福，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婚姻幸福的又有多少呢？” 我听见自己问。

那次通话的最后，母亲告诉我：“那你还是留在美国吧。只要你过得好就行了。”

我松了一口气。

尽管我早已知道，她是必须说服自己接受同性恋的女儿的，因为不管她接受与否，我都不会改变。更早的某个时刻，在我遇见小陆并和她结婚之前，我就打定主意：我不会为自己的性取向而感到抱歉，哪怕面对的是我的母亲和父亲。

01

母亲说，我出柜后的那两天，她根本不想下楼，一想起我的事情，总忍不住落泪。“你还是应该早点告诉妈的，让我对你的期望破灭、认清现实。” 我似乎听到了她深重的叹气声，又似乎没有。

出柜四天后，我在微信上搜索西安同性恋亲友会公众号，找到客服，名叫“小肥羊”，头像是一个全身彩虹色的小羊。我知道，自己找对了人。我立即留言给ta：我是在美国的拉拉，最近向母亲出柜了，想帮她加西安亲友会的微信群，让她有机会和LGBT父母亲们聊聊。小肥羊很快向我推送了G阿姨的微信，推荐我跟阿姨聊聊具体情况。

我给G阿姨发消息时，已是纽约的深夜。我急切地等待着她的回复，终于在凌晨看到了回话：“可以，你把我的微信推给你母亲，让她加我。”

曾经我认为自己可以承担母亲的苦闷，也懂得这是出柜后必经的阶段，却在那一刻，被陌生的亲友会阿姨轻轻地托住了——我不是一棵独自站立的树，在隐蔽而丰饶的地方，有小片挺阔的森林，不为人知地滋润着脚下的寸地。

和母亲打字聊天40分钟后，G阿姨写道：没事，你不用担心，你妈妈很快就会从困惑里走出来。

太好了，母亲也在下坠的情绪里，被轻轻托住了。

02

G阿姨把母亲加进了西安的亲友会微信群，群里有30人左右，纷纷发信息欢迎她，大家反复说着这样一句话：你现在经历的，都是我们曾经历过的；以及另外一句：今天的你，就是昨天的我们。

第二天和我通话时，母亲好像轻松了不少。她说：“同性恋也是可以生孩子的。男的比较麻烦，女的要孩子更容易。”她把群友发的照片转发给了我，一位穿红毛衣的中年阿姨抱着一个大眼睛的孩子，看上去是个男孩，深色的头发微微发卷。“这是她孙子，她女儿和对象一起要的。两家轮流带孩子，她带几天给孩子的外公外婆带。”

“这个孩子是混血啊。”我说。

“对，可漂亮了。人家每天很快乐，一家人过得很好，和正常的家庭没什么区别。”

我隐约察觉到了母亲的心思，不耐烦地说：“之前国内有两个女同性恋情侣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新闻，你可能不关注，但是同性情侣生孩子也会有纠纷的。”

“哦。”

过了一会儿，她忍不住又问：“那你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我突然觉得烦闷不已：”现在谈论这个话题还太早了。” 像是为了安抚母亲和自己，我陈述了目前不考虑要孩子的理由：事业发展、经济压力。

可我唯独没有告诉她，我其实不想要小孩。

我是母亲唯一的孩子，她早已明确又带着委屈地向我提起过，她喜欢孩子、愿意以后帮我带孩子。我真的能够把她生活的期望和乐趣都像旧衣服一样利索地打包抛弃吗？

“但是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呢？妈有你，可你没有孩子呀。”

“就算有孩子，孩子可能忙着管自己的孩子，也不会管我啊。”我说。类似的对话，在我和母亲之间已经重复演绎了很多次——我意识到谈论总是好的，比沉默要好，重复自己也是有乐趣的，每一次重复，都像是从彼此的怀里脱离出来，好迎接下一次短暂的拥抱。

两种观点总是不无矛盾地在我的头脑里交替：同性恋家庭不需要像异性恋家庭一样，把生养孩子当作家庭的核心；可是凭什么同性恋家庭就不能生养孩子呢？难道是为了让恐同人士安心，我们的“同性恋基因”不会传递到下一代身上？

我的一位长辈曾经充满担忧地评论道：“我对同性恋没什么意见，主要是怕他们会影响到小孩子。” 但其实，家长的性取向与孩子的性取向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证实。另外，有调查表示，孩子并不会因为在同性恋家庭长大就成为同性恋。我并没有向这位长辈出柜，现在也没有这个打算。

声称“不反对同性恋，但也不支持，希望媒体不要‘宣传’同性恋”的人们，往往会冠冕堂皇地用“害怕孩子们受影响”作为压制性少数群体发声的理由，有些人还会加上一句：同性恋不利于人类繁殖。他们信誓旦旦的语气，好像同性恋是一种比新冠更致命的病毒，稍有不慎，就可以让人类社会毁于无形。

事实是，同性恋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生养孩子。不论是在异性恋婚姻中生育的同性恋，还是通过形婚、人工受精生育的同性恋，尚未出柜和已出柜的性少数中，存在着很多个母亲和父亲。

国内的互联网上还充斥着谴责同性恋“骗婚”、与异性恋生养孩子的声音。我想，“骗婚”的同性恋，不就是那些没有“被同性恋所影响”的孩子吗？或许，ta们从小就知道同性恋是不被大众支持的、不值得被“宣传”，于是依照社会和家庭的期许，在柜子中认命地和异性步入婚姻的无间地狱，而那个懵懂的配偶，还不知道地狱的门把和自己家门的把手有着同样的温度——冰冷。

03

我自诩是冷酷、自私的同性恋女儿，而我与愧疚最接近的瞬间，是2019年八月。那时我正忙着准备和小陆结婚要穿的礼服，乍地想起有几天没和母亲通话了，就在微信上呼叫她。

“妈受伤了，都住院了，你也不关心妈。”她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着急地问她怎么回事，才知道原来她和教会的朋友们去看望住在乡下的信友，对方骑三轮车载着她们，却只顾着聊天，连人带车翻在了路边的土坑上。母亲的右臂骨折了，她的一位朋友撞破了头，住院缝了好几针。

“别人有儿子老公照顾，只有我一个个人孤零零的，连看望的人都没有。”电话那头有抽噎声传来。我的心一下被揪了起来，呜咽地说：“那我现在回去陪你吧。” 母亲很快改口道：“那么远太麻烦了，你不用担心妈，下午教会的人会来看我。”

她在我即将结婚前摔断了手臂——她伤了胳膊，也失去了女儿。我知道母亲必然会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于是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我要瞒着她结婚。

今年四月，我出柜十天后，母亲在电话里冷不丁问起：“那你们会结婚吗？”我心里一跳，顾左右而言他：“结婚确实会带来很多法律上的保障。” 为了避免对她刺激过大，我出柜时没有告诉母亲我已经结婚了，而是把自己写的文章发给她。文章里小陆和我的关系是“女友”。尽管当时她的泪水把眼睛糊得无法阅读，母亲却很快接受了小陆，让我暗暗地惊喜和庆幸。

“吴幼坚的儿子远涛在加州，他已经和对象结婚了。”母亲补充道。她谈到吴幼坚时不乏钦佩，觉得她公开支持同性恋的儿子、反对社会歧视，是很有勇气的。“但是妈可当不了吴幼坚。” 她的语气里有藏不住的忌讳。

我无法确定吴幼坚的书和亲友会的阿姨们给母亲提供了多大的安慰，哪怕只有一丝丝也好，她躲进柜中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至少，我希望她不孤独。

04

母亲小心翼翼地打探起小陆的点点滴滴，“你朋友，她是做什么的呀？”

我生怕自己有限的言辞形容不出小陆是谁，慢吞吞地边说边想，可是词语又怎么能描述出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呢？

“你是不是两个人里面强势的那个？”不等我接话，母亲又缓缓道：“你的性格一直挺强势的。”沙发另一头的小陆听到了母亲的话，指着我无声而得意地咧嘴笑起来。

一种奇异又温热的感觉充盈着我的身体，母亲再平常不过地谈论着我和小陆，我几乎可以看见她在电话那头谨慎、好奇的样子。“妈当然希望你过得好呀”，她说。在那个片刻，我握着发热的手机，像一条松软的毛巾，每一根纤维都泡得舒展开来。湿漉漉、暖和和、流淌着的幸福。

母亲笃定地说：“对你的爱没有一丝一毫减少，只有增加。只有亲生的才能做到这样。”

可我又该怎么向她，我的母亲，讲述我结婚的故事？

我结婚并不是为了寻求安稳、让婚姻为此后的人生兜底，也不是为了对着反对同性婚姻的人们竖中指——“看看吧！两个女人也可以结婚。”

和小陆结婚时，我们只认识了四个多月。在结婚前的那个闪耀得略显失真的夏天，我觉得自己是宇宙间最富有创造力的人，我带着全部的我，带着热得随时有可能融化的心，与我爱的人赤裸地创造出每一个朝阳和落日。在无法见面的夜晚，月亮是没有颜色的。

我们并不是非结婚不可，可是结婚意味着我们的创造是被保护的，我们的太阳和月亮，从此变得柔软、舒坦；结婚意味着，小陆也可以拿到永久居留权，我们多么渴望不分开。

然而，母亲也曾在电话里提起，她想来美国，想让我帮她申请定居，却都被我推脱过去。我尚未准备好与母亲共同生活。在这个狡猾的问题上，我做出了奸诈的选择：如果母亲和小陆同时落水，我想，我会去救小陆。

当她知道这个选择的时候，她还会原谅我吗，我的母亲？

05

我是冬天出生的孩子。我出生前一夜，西安下了很多年难遇的大雪，每走一步，腿脚都陷进雪里。成年以后我得知，有研究认为冬天出生的孩子因为光照不足、母亲更容易缺乏维生素D等原因，患精神疾病的几率更高。

九十年代，仍有人认为单亲的家庭是残缺的，母亲可能也这么想。她说她小时候家里穷，总是穿有补丁的旧衣服和小得磨脚的鞋、在同学们面前也抬不起头。说这些话，往往是她给我买新衣服之后，“妈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让你受委屈。”

不让我受委屈——几乎成了她的信仰。

我上小学的头几年，我们母女俩住在她的职工家属院里，我和院子里一个长得清秀的小男孩成为了朋友。在我眼里，他温顺、机灵，我也乐得当姐姐让他跟在我身后。院子里的大人们看到了，打趣道：“要不定个娃娃亲吧。” 我听了直发愣，以为到了十八岁就要结婚，和这个瘦弱的灰兔子一样的男孩子。

那是冬天的一个晚上，我正用塑料盆在泡脚，昏沉的白炽灯下母亲的脸显得阴郁。她突然说：“你别听他们的，你还小着呢，以后可以找到更好的人。”

“嗯。” 我盯着自己在水里泡得发白发肿的脚，为之前“结婚”的念头感到有点羞耻，还好，这下不用结婚了。

母亲生气起来脾气算不上好，我童年时为数不多的几回被毒打，都是母亲打的。我后来多次和她算过这笔账，她每每苦着脸说：“对不起，妈不应该打你。”我并没有记恨过母亲。在我结婚之前的二十多年人生里，我始终觉得母亲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也许现在也是。

“你是妈这辈子最爱的人，”母亲会说，“早知道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就再生一个宝留在身边。”

我对母亲是无可指摘的，她把能给予的一切都给予了我，唯独没有告诉我，怎样以一个性少数的身份在这个世界存活。当然，这不怪她。

06

在我很小、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在我知道什么是性、性别、性取向之前，我就知道“同性恋”是恶心的、用作侮辱别人的词，而“艾滋病”是肮脏的、致死的。“同性恋”三个字天然与“艾滋病”三个字连在一起，顺口溜一样在孩童中间流传。和小男生吵架时，我们在街角的电话亭旁边对骂。“同性恋！”一个喊道。“小心得艾滋！”另一个立刻回怼。

从小我就知道人们会爱慕异性，因为故事和电视剧里都是这样讲的。一女一男互生情愫，会接吻、生小孩。九、十岁的时候，我边看《还珠格格》边点评：“他们亲来亲去的，已经怀孕了很多次吧。”给我做晚饭的钟点工阿姨一脸错愕：“接吻不会怀孕的啊。”我一声不吭地脸红了：原来接吻不会怀孕。但是女人是怎么怀孕怎么生孩子的，在我心里仍然是个谜。

童年的我曾为两个虚构的女性人物深深着迷，一个是03版《倚天屠龙记》里的周芷若，另一个是《犬夜叉》剧场版里的桔梗。她们都是男主的“前任”，因为种种机缘无法与心爱的男人在一起，变得阴沉、狠毒，一个化身为幽魂，另一个则在练功走火入魔后剃发出家。我对故事里男女主角终成眷属的情节缺乏归属感，却为这两位脱离了异性恋结婚生子模版的女配角倾慕不已。

她们深爱过男主，最终舍弃了不甘和仇怨，孤独地从主流社会出走。她们走上的固然是“错误的道路”，但在我眼里，为练九阴白骨爪而扭曲的周芷若和被诅咒后一心复仇的桔梗不仅冷酷而强大，还怀揣着令人着迷的复杂性。

初中时，喜欢看日本动漫的我接触到了百合动画大作《圣母在上》，一部关于天主教会女子中学里姐妹情谊的动画。妹妹们由姐姐引领着成长，然后自己也成为姐姐，爱护和支持着新一届的学妹。动画里的乌托邦校园，姐妹之间的爱是高于友情和男女之情的，女主角会因为姐姐印在额头的一个吻而腿软，也会为姐姐和别的女生争风吃醋。但是她对姐姐的爱始终是柏拉图式的、不包含性欲的。

脱离了性的爱是纯洁的、高尚的，也与早已被污名的“同性恋”无关。这部动画构成了中学时我对“百合”“同性之爱”的理解——女孩子之间带着强烈吸引力的惺惺相惜。

我的性启蒙来源于15岁时看的一部成人色情动画，由此才理解了"性"的含义：penis in vagina.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一个女人一旦萌发出性欲，那么她渴望的必然是男人的器官。直到上大学前，我都不认为两个女人是可以“做爱”的。

高一那年，我读了畅销书《追风筝的人》，书中同性的性与羞辱和虐待有关。不久之后，动漫社的腐女朋友向我推荐了一系列耽美小说，我在网上看了不少虐心虐身BL文。我还读了舍友之间传看的“大女主”穿越小说，无独有偶，我发现女主和男性角色的互动也充斥着胁迫和侵犯的情节。

肾上腺素在这些刺激的描写下不停分泌，一波波地麻痹着神经。那时的我还无法确定性爱产生的快感究竟是怎样的，不了解成年人都过着什么样的性生活，不清楚是不是因为“性”和“爱”本身是朴素的、单调的，所以小说里的“性”与“爱”都和危险与伤害捆绑在一起。

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主动搜索过女同性恋的百度贴吧，不知道“蕾丝边”和“拉拉”为何物的我，只匆匆看了贴吧的第一页就浑身颤抖地关掉了网页。我似乎有种预感，那个让我惊讶、甚至惊恐的帖子，是城堡里绝不能打开的最后一扇房门，我在紧闭的房门前快速一瞥，就吓得头首冒汗、血液倒流。

那个帖子的名字是：女人的手太灵巧，让我还怎么爱男人。

07

第一次见到彩虹旗时，姑父正开车带着我堵在旧金山的街道上。“你知道什么是彩虹旗吗？” 他突然问。我的视线飘到了路边矮楼上挂着的艳丽旗帜，下意识地认为它是一种欢快的象征。“不知道。”

“彩虹旗就是同性恋的标志，知道吧。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 他的声音同往常一样，干脆、中气十足，“同性恋”三个字钻进我耳朵里，似乎加了重音。

那时我大概十七岁，准备转学到北加州念高中，借住在姑姑姑父家里，家里有两个小表妹。每到周日下午，我们会坐着姑父的黑色SUV一起去当地的华人教会。几年前，姑姑也在那里受了洗。姑姑坐在副驾驶上，忿忿地道：“同性恋——圣经里写了，同性恋是要被石头砸死的。”

在他们家生活的两年里，我们一起吃了无数顿饭，几乎每天一起散步、说笑，我觉得姑姑和姑父应该是喜欢我的，原因或许是我会每天洗碗、教小表妹中文、是个还算努力的学生；又或许，是因为我是他们的亲人，因为在他们眼里，我是个蛮好的孩子。而我只知道我必须逃离，逃出姑姑家，摆脱教会，远离加州。

在我于美国唯一的家里，我觉得自己被“异类感”箍得动弹不得。姑姑从来没有掩饰过她对同性恋的敌意和反对同性婚姻的立场，她和姑父更是为教会组织的反同婚游行捐过款。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亲人们最痛恨的人：践踏了神圣的异性恋婚姻制度的同性恋。我凭着直觉抵抗着周围的憎恶，却还是难免被挤压、灼伤。

和男性们发生关系时，我像是随时准备跳下火车般急迫。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都把对方当作解决性欲的工具来使用。物化的过程并不总是野蛮的，我们在默认的边界里文明地享乐，避孕套就是当代的圣经——它代表了修养、良知和信念，人人都值得拥有。

可是很快的，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十几分钟，男人的性变得枯燥、难以忍受，为了维持体面我继续扮演，扮演着享受男人的性的异性恋女人。我应该是双性恋——在某个时刻，我这样告诉自己。但是如果能和男人做爱的话，又为什么要去找女人呢？

不管男人的性多么无聊，也比女人的性要安全——我知道同性性行为是一个幽深的窟窿，一旦靠近，就再也无法回归“正常”了。我紧紧地攥着身上那层直女保护色，扮演得久了，就模糊了自己本来的模样。

08

我被隐秘的耻感驱逐着，在怀疑和消沉中度过了大学时代。大学毕业前一年，我开始在朋友面前以“双性恋”的身份出柜，认同自己是性少数的一员。毕业后，我在纽约尝试着和女生约会。“双性恋”的我似乎颇能被纽约的男男女女所接受，女性和直男都曾对我流露出好感和性趣。

然而，我对于浅尝辄止的关系很快就厌倦了，有两三年时间，我成为了一位双性恋的单身主义者。我感到性欲和爱欲都抽离了自己的肉身，我无牵无挂、无所追求也毫无顾忌。

和一位大学同学在纽约碰面时，他柔和地问我是不是无性恋者。不是，我说。没有进一步解释。那晚，我们在酒吧里聊到深夜，后来在Uber上告别，我回自己租的房子，他回借住的朋友家。他的朋友睡熟了不理会他敲门，于是，我又邀请他来了我家。家里的小沙发太短，我便让他睡在我的床上。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发出了均匀的轻微的鼾声。我躺在他旁边，一夜无眠。

“我们像不像是一对无性的老情侣？”他醒来后，我开玩笑地问。夜晚终于结束了。幸好，什么都没有发生。

“性是被过誉的。”他说，用往常的像在讲着冷笑话的平淡语气。

就在我以为我将一直把欲望隔离在体外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人。我的身体在看到她的那一刻宛如着了邪火，不得不借着酒精掩饰自己的面红耳赤，我举着杯子瞟向她所在的方位，看到她的无名指上牢固地嵌着戒指。我们的对话总共只有寥寥数句，可因为这次短暂的相遇，我再也无法否定我自己了。我在不同的身份间徘徊了好几年，最终还是降落在了曾经最害怕的那个答案上：同性恋。

我是一位女同性恋。

或许，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谁。

“我愿意更勇敢更努力地成为我。” 遇见小陆的一周前，我在社交网站上写下这句话。四个多月后，她成为了我的妻子。

而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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