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Impostor Syndrome”这个词是在最近读到的Sheryl Sandberg新书”Lean In”（《向前一步》）中，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有一个陌生人在你生活圈中很久，儘管对他很熟悉却一直不知道对方的名字，终于在认识了七年后，我们才正式向对方自我介绍。而且，我几乎是有点庆幸地发现，原来这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Impostor Syndrome常见的翻译是“骗子综合症”或是“冒名顶替综合症”，这两个名称我都觉得没有真正描述出这个症状的精髓，若是我，会将这位陌生人命名为“老天爷，拜託大家千万不要发现我是个骗子症候群”。

这个“骗子症候群”自我大学毕业开始申请美国电影研究所时就一直困扰着我，而最严重的时期莫过于研二暑假在台湾拍摄毕业製作时，我作为短片摄製组的製片人，却又是整个组最没有经验、最为无知的成员。为了不让任何人发现这一点，我打肿脸充胖子，假装知道所有的人在说什麽、做什麽，也因此差点使得短片拍不成。而发现我是个“骗子”的其他人，出于某种奇妙的人类情感，开始用各种手段打击我与抵制我的工作，像是在开拍前不到12小时，摄影师拒绝使用某个场景，只因为觉得太丑；收音员嫌我们组太小而辞职；副导演拉拢导演想让我把五天的拍摄加为六天，一下子多出好多我没有的预算等等。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都不是什麽太大的困难，但对当时毫无经验与自信心的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使我的“骗子症候群”更加恶化，对做电影完全失去信心。我好几度想放弃，直接打包行李回台湾去找份“正当工作”算了，什麽学位我都不要了，那个时候的我，打死也想像不到未来的我能有机会在电影界有机会与最顶尖的电影人合作拍片。

这篇就是我从“骗子症候群”走出来的故事。

1

23岁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抵达纽约，这个传说中的城市，我曾在电影中看过无数次，对它充满着无限向往。本以为这将是我人生最刺激、最美好的时光，没想到只有前者成真。

第一次踏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是一个周五早上。当时我还住在法拉盛的朋友家，电影制作研究所的教授通知所有的学生必须在开学一周前报到，参加为期五天的新生训练，不同于许多新生暑假就来到纽约，我仅提早一个周末抵达。哥大的校园跟电影中看到的一模一样，仿佛踏进了时光隧道，在一个十九世纪末的大学校园中漫步，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所以没有人是边走路边低着头玩手机，或是躺在草皮上玩ipad。说不兴奋是骗人的，但是我必须诚实地说，当时心中更多是对未来的恐惧，而非期待。

对我来说，能考上台湾大学都已经觉得是奇蹟了，更别说还能顺利毕业还继续念研究所。准备申请电影学校的时候，不但没拍过电影、没写过剧本，我连剧本长什麽样子都没看过，而且美国电影产业对于剧本的格式有很严格的要求，我当时光是研究剧本格式就花了我一整晚。当四月接到录取通知时，心裡其实不是高兴而是鬆了口气，暗自窃喜自己“成功把哥大教授矇住了”。因為我认为自己是個什麽都不会、只是很会写SOP（Statement of Purpose，读书计划）、做做表面功夫的学渣。再加上我的人生故事还算曲折、平时也读蛮多小说与日本动漫，基本上光是靠生活中的素材就能编出一些说得过去的故事。由于没想到第一次申请就会成功，我根本没考虑过如何在电影学校生存下来的问题，果然开学之前的新生训练我就尝到了苦头。

传说中的新生训练是这样的，全班六十人被分为十二组，每組必须在四天内完成一部三分钟左右的短片，将于第五天放映。老师们的立意是好的，想借此机会让同学之间可以迅速熟悉彼此，在分组的时候刻意将不同国籍、不同背景、不同程度的学生分在一起。没多久，我就瞭解到我是我们这组的“拖油瓶”。英国人Rory是为来自伦敦的帅哥，跟我年纪一样，但来纽约之前在BBC作过三年剪辑助理；美籍菲律宾裔的Gregg是摄影师出身，约莫28岁，有许多丰富的摄影相关经验；参与过六部电影长片製作的Veronica来自墨西哥，不肯透露真实年龄但显然比我们年纪都大也意味著更有資歷；美国人Ben是有著很独特幽默感的编剧，大概26岁，据说之前已经写过不少东西。短片唯一的命题就是“A跟B要什麽（A wants something from B）”——这就是西方电影与戏剧中最有代表性的创造“冲突”的手段。影片除了这个命题与长度之外，其他没有任何的限制。

乍看之下是个很简单的作业，但其实当时的我脑子一片空白。擅长编剧的Ben迅速提议了一个故事想法，除了我以外大家都觉得很好笑，我也就非常配合地附和了这提案。Gregg很自然的成了我们的摄影师，人缘好的Rory开始指导拍摄，Veronica很想主演但是她的英文大家听不懂，而我自愿当举话筒的收音员，因为这是我唯一做过跟電影拍攝相關的工作，出不了錯。我们每个人都参与演出、参与製作，我还记得当我被迫得帮忙操作摄影机时，我第一次发现摄影机上面居然有那麽多按钮，而我只认得on/off（开/关）与record（录影）。第三天下午我们几个人聚在剪辑室剪接，主要是Ben与Gregg在剪，Veronica说要去找房子就跑走了，Rory跟我坐在一旁閒聊，发现我不但不会用Final Cut Pro，连Mac都不会用，他自告奋勇要教我，于是他拿了我们的拍摄素材，花了五个钟头将最基本的Mac系统介绍到FCP的使用方法通通教给了我，至今我都非常感激他。

第五天放映时，我被我们班的人的水平吓到了，似乎教授也有点惊讶，完全是没花钱、没花太多时间与精力的半玩乐性质短片居然有好几部的创意与执行能力都比许多我们看过的短片好。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害怕除了Rory之外的人发现我是个什麽都不会的大骗子，我完全不具备跟我同学一样的水平，而我却即将跟这些人一起开始为期三年到五年的电影学院生涯。

2

正式上课第一周，每一堂课的工作量都令人难以置信，明明18学分的课，学校很巧妙的安排出30个小时的上课时间，他们的做法是把一堂三小时的课说成是1.5学分，多出来的一小时半称之为是“讨论时间”，就这样像变了魔术一样，我星期一的课居然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只剩下周末才有空拍导演课的短片作业、写编剧课的剧本、理论分析课的报告等等。

一年级的时候，我跟朋友住在法拉盛，每天得走15分钟到地铁站，搭上7号线的地铁坐差不多50分钟到一小时的时间到42街的时代广场，再转1号线到116街的哥大站，平均每天花三小时在通勤上，再加上课业压力根本没有机会出去玩。于是乎，当时曼哈顿岛上我去过的最南边就是时代广场、最熟悉的地方就是时代广场地下的转乘路线以及艺术学院那栋叫做Dodge Hall的楼。

2007年在纽约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当时住在法拉盛（Flushing），这是我第一个住处

只要是上小班的创作课，老师都很喜欢在提到某部电影时转头问学生“看过XXX片的举手”，一半的时候我没看过此片，这其中有一半的时候我是连听都没听说这电影。当我发现有很多人都看过、而且我确信老师只是随口问问不会真的点人起来讨论时，我偶而会混在人群裡把手举起来，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我是个电影白痴。但这都还不是最痛苦与屈辱的，最煎熬的是编剧课，因为你必须把自己写的东西发给全班同学（12人）做table reading（“围读”），这个过程就是你要把自己剧本中的角色分配给同学，大家用半演出的方式“读（唸）”完你的剧本（通常每次的进度是12-15页，也就是约12-15分钟的戏）。国际学生除非英文特别好，不然都很痛恨这个过程，因为我们的英文就是充满了瑕疵、对话僵硬與文法错误，听到别人大声唸出来的时候真是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几个星期后，同学之间开始从每个人的创作中开始对其他人有所了解，我发现班上的同学各个卧虎藏龙：Bryan以前是念哈佛大學公共行政系的，毕业后在欧洲打过职篮之后跑去印度流浪三年並拍攝纪录片；David打过阿富汗战争，是個年輕的退役军人；另一位Veronica以前是某跨国企业的VP等等，族繁不及备载。相比之下，我毫无特色，除了台湾有个侯孝贤导演与杨德昌导演之外，我没有任何特征。

于是编剧课时，有人可以写在苏丹的无国界医生组织中的悬疑惊悚片；有的会写阿富汗战场上的纠结与兄弟情；有的会写1920年的美国南方大家族的斗争等，对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题材，跟他们相比，我写的东西既渺小又不真实。于是我不自觉地开始跟班上的人会保持安全距离，除非不得已才会跟他们一起拍片或出去，我只要不是在上学就是在7号线上，不然就是在家裡安全地抱著家庭号洋芋片或哈根达斯边吃边疯狂看片子、寫作業。

第一个中国新年，我与室友邀请我们的同学来我们法拉盛的小公寓一起吃吃喝喝

一年级放寒假时我第一次崩溃，那时我们的寒假有个规定是必须自己製作导演与编剧一个三到五分钟的短片然后在开学前三天在导演课上放映，完成这个任务才能拿到上学期导演课的学分也才能登记新学期的课程。我早早就拍完这个作业，战战兢兢的准备放映那天的到来，但就在这前一晚，我整晚无法入眠，半夜三点起来开始过度换气、无法好好呼吸、全身发抖，然后开始大哭。事后我才知道这似乎是俗称的“恐慌症”发作，当时只是觉得自己要窒息了，无论如何我都提不起勇气去学校，于是打电话给同学请他帮我跟老师说自己生病请假，会另外找时间跟教授约office hour解释一切。以前看电影上有人演“恐慌症”我都觉得是胆小鬼用来逃避事情所编造出来的借口，直到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这个症是真实存在的——人类真的会因为恐惧还引起如此巨大的生理反应。

那天，我躲在房间角落颤抖著，一方面害怕被学校開除，另一方面又偷偷希望他们这麽做，结束我的痛苦。几天后，我很诚实地跟教授说那天发生什麽事情，并在她办公室把我的片子放给她看，她完全没有刁难我，只跟我说这是每个人都必经的过程，有些人面对得早、有些人晚，但总之是逃避不了的。离开她办公室后我并没有因为听到大家都会这样而觉得比较开心，下学期已经开始了，一样的战斗但不一样的战争又展开了，我只能咬着牙继续战斗。

就这样，我的恐惧随著时间愈来愈恶化，到了二年级的寒假我不得不去学校辅导室寻求帮助，但跟我谈过的老师建议我去找专业的心理治疗师，事实证明，心理治疗也没多大用处，只是浪费了我很多钱与时间而已，我依旧是靠著自己不知道哪裡来的力气在死撑著。班上的人都不知道我内心的黑洞，因为我在他们面前依旧是装着很吃得开样子，事后回想起来，我花了极大的力气去“装没事”，可却也是因为为了让这出戏一直撑下去，我这辈子第一次为了一件事情这个努力。

我第一次当导演的短片拍摄地点——哈林区的一家理发店。同样是曼哈顿岛，但相隔几十条街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當然，我也不是全然靠自己，班上只有Rory与Juan（一位非常爱侯孝贤导演的西班牙籍古巴人，他因为我是台湾人而跟我当朋友）知道我其實有很多的不安全感，并常常在我没开口请他们帮忙时就主动帮助我，如果没有他们俩个我想當時是不可能撑得下去的，为此我一直很感激他们。

3

二年级的暑假我就完成了毕业制作短片，我跑去找五年级的学长合作，完成了他作为导演与我作为制片的共同毕制。原因是我想三年就毕业而不是像多数人待五年，因为三四五年级不用修课，可以继续拿著学生身份或签证利用学校的资源拍片或是兼差。不想续待在学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觉得自己进步的幅度很小，可能是因为我花很多时间在维持“我很行”的形象而没有办法真的好好吸收与转化所学；二方面是我需要赚钱，在纽约生活真的不是一般的贵。

带着这个目标，我拉着华裔美籍的学长回台湾拍毕业短片。原本以为台湾是自己的地盘，应该做起电影来会得到比较多的帮助与支持，我完全错了而且错得离谱。由于上学期间我太害怕与同学拍片，导致我的制作经验远远不够。而当面对跟真实世界的专业人士合作时，从摄影师到电工都把我欺负得体无完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天晚上我在吃晚饭，当时借住在亲戚家，我吃到一半食物完全咽不下去，跑到房间嚎啕大哭，哭完之后回到饭桌上把晚饭吃完。我的舅舅与舅妈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一部十五分钟的短片需要筹备两个月，拍上五天，每天早上四点出门，回家后算帐到凌晨一点睡觉，期间还要把自己搞得跟怨妇一样。大家都以为做电影是“我的梦想”，在“寻梦之路”上不是应该要很快乐吗？他们并不知道我每天都想过无数次要放弃，希望一颗陨石掉下来把曼哈顿上西区毁了，这样也许我的苦难就会结束了。

2010年暑假，回台湾拍毕业制作，台北的高温十分煎熬

那时的我并不能理解为何这些嘴巴上说要帮助我们也拿了薪水的工作人员要整我、处处跟我作对，对我采取一种轻视的敌对态度，但我害怕失去他们就无法完全毕业制作，只能咬着牙、撑起假笑面对。也许“这就是真实世界的险恶”，我这么跟自己说；也许这就是在校期间没有对我们同学们敞开心房，虚心学习的报应。我知道我的同学们肯定不会这样对我，但为时已晚。后来出社会工作后我开始能理解有些人对于那些经验少、程度差的人所怀有的恶意从何而来，毕竟电影这个世界是很抽象的，人的能力与才华除了少数是绝对的之外，其余都是相对的，为了造就或确立出“我强你弱”的权力关系，人事斗争变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环。许多人是从欺压别人的过程中来肯定自己与强化自己的自信心，不够坚强的人往往就会被这些人击垮或摧毁。

尼采说过“那些没有击溃我的事物只会令我更强大（What doesn’t kill me makes me stronger）”，话虽如此，但我没有觉得从毕业制作生存下来的经验有让我更有勇气，反而是我的恐惧更强大。我想到在学校里只是要骗老师与同学就这么辛苦，出去工作却得骗倒整个世界的人，这将是多么痛苦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系上的王牌教授Michael Hausman出现了。他是捷克大导演米洛斯-福尔曼（Milos Forman，《莫札特传》、《飞越疯人院》，也是哥大电影学院创办人）的御用制片，一生拍片无数，我们系上所有制片组的校友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被我们当作是“神”一样的崇拜着。我修课两年期间他都在外面拍片，等到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我的毕业短片放映以及口试上，他问了我许多问题（他一开口基本上其他人都不太敢讲话了），我很诚实的回答了我是怎么被欺负以及怎么完成这一切的，心里想着这应该能博取一些同情分吧？口试完成后，有个小酒会，我趁这个机会跟他向他要求要一个office hour说我有些工作的问题想请教他。他说没问题，但他在学校裡没有办公室，我只能去他个人的办公室——他家客厅。

于是乎，我第二次跟Michael Hausman见面就是在他豪华的公寓中，他太太帮我泡了茶之后就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跟Michael以及他的各种水牛收藏品在一起，我又忍不住想“我到底是何德何能坐在这裡”，只是还来不及找个藉口跑走，Michael就像个慈善地老爷爷笑呵呵地出现了。他跟我閒聊了一些他拍电影的事情并带我参观他的电影奖盃与水牛收藏（他很爱水牛）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来问他我一直都很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万一我工作后，我不会某事情或我犯了错怎麽办？我觉得自己什麽也不会，这样怎麽做电影呢？

以下是他的回答：

“You are making a movie, not doing a heart surgery. Nobody is gonna die if you make a mistake or two. So relax. I make mistakes, too. Even after my 30+ years of filmmaking career and I’ve made 50+ films so far. You know how I did it? I make one big (studio) movie and then a small (independent) one because when I am making a big film, I know I have the studio’s money to make up my mistake if I make any. Then I can take this experience and go make my independent movie that has no money for me to spend. It’s okay to make mistakes. ”

“你是作电影的，不是心脏外科医生。就算你犯了错也不会有人因此丧命，所以放轻鬆。即使是拍了三十多年、超过五十部电影的我也会犯错，你知道我怎麽做嘛？我拍一部大型商业电影然后拍一部独立製片电影，因为我知道当我拍这些大片时，即便犯了错也可以用这些大电影公司的钱埋单，然后我就能把所学到的经验用在不能靠钱解决问题的小电影上面。不要怕犯错。”

如果这是电影，那么我的角色应该就会因此机会学到宝贵的一课，踏出教授家门后，从此事业一凡风顺。但是人生不是电影，没有那么简单或理所当然。事实上，人是一种喜欢合理化事情的动物，我们喜欢“故事”与“说故事”就是因为如此。现在回想起来，也许真正令我克服恐惧的其实是来到北京后遇到的许多贵人肯给我这个什么都不会懂、什么都不会的人机会去犯错，然后从错误中检讨，才有机会进步。我在他们眼里是“小朋友”——我也确实是——26岁、刚从美国研究所毕业、对中国电影几乎一无所知。于是我开始用一种接近“耍赖”的方式找那些愿意教导我任何东西的人求助，放下假面具，摆出“对于电影，我什么都不会，拜托你教我”的态度，从头学起。

通过毕业口试，拿到学位，在电影系办公室与指导教授Ira Deutchman（中）以及另一位师兄合影

而这样的“学习”方法在工作几年后也开始有所收获，徐克导演似乎是在我这样的死缠烂打之下，开始指导我关于编剧与电影的一切。那时我会求他带我去参加所有的剧本会，除了认真做会议记录之外，我也会反覆研究剧本——即使那根本不是导演的电影项目——我仍然会用“如果我是编剧，我会怎么改”的心态去思考，甚至是自己试着修改，然后找导演读我写得东西，请他给我意见。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被叨念说“戏写得不行”、“对角色或故事理解不够”、“念哥伦比亚大学到底学到了什么”之类的反馈；极少数时，我会看到导演脸上露出“有点意思”的神色，不过，那是极少数的时候。慢慢地，我从错误中寻找到了正确的曙光，也是在这时候，导演开始给予我更多机会，也是到这个阶段，我对做电影才建立起了一些自信心，开始不再害怕。

记得有一次我在剪接室，坐在徐克导演后面看他在剪《智取威虎山》的某一段落。我一面看着他像变魔术一样的操作着连我都不太会用的Final Cut X，一面试着回想剧本中这一段我当时是怎么写的。他剪完后，把这一段落放给我们在场的大家看一遍。

片段放完后，他似乎早就知道我坐在他身后，他转过头来问我“怎么样？”

“我觉得我戏写得好烂，觉得很对不起您。”我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回答。

“是挺烂的。不过要继续写下去才会进步，知道吗？”导演笑着对我说。

“是，谢谢导演。”

虽然我嘴巴上是笑嘻嘻的回答，但我心里其实早已是泪流满面，我知道自己在做得每一件事情其实导演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做得比我更好，他却宁可让我去尝试、去犯错，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艰难。所以为了让自己能持续进步、也为了不辜负所有愿意帮助我的人，我把骗子的面具撕碎，不再害怕暴露自己的弱点与不足，只为了能够每天在做电影的道路上，能多前进一小步，也许最终我也能达到心中期盼的高度。

（完）

台北人。哥伦比亚大学电影制作艺术硕士，电影编剧、制片人与女巫。《智取威虎山》编剧之一。热爱研究各个领域的知识与一切未知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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