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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课外任务包围的老师:想拒绝,却拒绝不了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青深一度 Author 北青深一度

看到新闻里“23岁女教师吕聪慧从楼顶一跃而下”的那一刻,江西某县初中语文老师李婷仿佛看见了惶恐不安的自己。

参加活动、调课、再参加活动……与教学无关的活动和比赛一个接一个,她试图拒绝,但没人理会。如同游戏中没完没了的副线任务,牵扯了过多精力,却对主线任务毫无帮助。

这不是李婷一个人所面临的困境。多名不同年级、不同岗位的老师告诉记者,除了教学任务以外,他们日常还要参加培训会议、填写报表、编辑公众号、街边站岗检查戴头盔、当活动场务、检查天然气安装、各类App打卡、整理迎检材料等非教学任务,这些工作令他们经常感到身心俱疲。 

事实上,“李婷们”的困境早就引起各界关注。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规划“中学专任教师工作量状况及标准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绝大多数教师每周工作时间都在54小时以上,但用于课堂教学的时间不足四分之一。2019年12月,《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出台了中小学教师减负二十条措施。此后,全国各地教育部门相继启动中小学教师的“减负模式”。

但教学之外的负担依然很重。一位从教20多年的小学副校长表示,能明显感受到,近十年来,老师的额外负担变得更重,“教师们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反而没有一件事能用心做。”

发给老师们迎检材料的细则

教学之外的任务

11月1日,李婷终于下定决心,给领导发信息,拒绝接下来的比赛安排。
23岁女教师吕聪慧轻生的第二天,李婷看到新闻时,心里一惊。她没想到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同样年轻的老师真的结束了生命。当时的李婷刚参加完一场比赛,这是本学期开学以来,她参加的第四场比赛了。很快,领导又追来消息,让她准备下一场。
2017年,李婷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刚入职时,作为新手老师,她对教学事业的一切都充满热情,积极参加各种比赛,还取得过不少优异成绩。到了工作的第三年,李婷发现找上她的比赛越来越多,甚至开学两个月就有四个活动找上门来。每个学期,她都被要求参加各种优质课比赛、教师技能大赛、朗诵比赛、合唱比赛……“只要我答应了一次,之后的每年比赛都会找上我。”

在李婷任职的学校,比赛获奖对于评职称而言是加分项,有的老师会为了评职称而参加。李婷暂时没有评职称的打算,但主任还是劝她参加。

江苏某公立小学老师王楠也觉得,额外的工作占据了她80%的精力,教学本身只剩下20%。11月初,她被临时通知去一所学校上“联谊课”(公开课,集中展示教学成果),她这学期带的是小学四年级上册的班级,但领导让她上三年级下册的课,“学生在学上册,我去讲下册,这不是浪费他们这学期的课吗?”王楠很生气,觉得这样做毫无意义。

王楠尝试过拒绝,但失败了,“就算我有八万个理由,他们都说‘重在参与’‘名次不重要’。我是教语文的,综研、德育比赛对我评职称没有用,他们只是找不到人去参加,才找我这种刚入职的、单身的、没孩子的老师。”

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要求各地遏制形式主义向学校转移趋势,杜绝行政任务向校园转嫁做法。但现实情况是,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任务依然层出不穷,老师们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2023年3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60.3%的受访教师认为课后服务工作量加大,70.9%的受访教师呼吁减轻非教学负担。

今年3月,宋舒文成为河南某县城的小学英语老师,她带的三个班级有将近200名学生,每周21节课,光是批改一次作业和试卷就会用掉一上午的时间。而最让她疲惫的,是要随时待命,准备参加与教学无关的事。

宋舒文脑海里闪过无数次离职的场景,她想逃离现状——今年9月底,校长在活动前一天临时通知她,调开第二天上午的课,因为当地教育局借用学校场地举办最美教师评选活动,需要她帮忙计时、举牌、拍照,下午的第二节课也被迫要让出来,给少先队员活动做礼仪小姐。宋舒文瘫坐在座位上,想起领导说的“要把教育中的劳累看成是占便宜,使用公家的时间锻炼了自己的私人身体”,她强忍着情绪,联系其他任课老师调课,把今天的课时挪到明天、后天、大后天。

宋舒文越想越气愤,“教学都搞不完,还有一堆与我无关的东西,随时通知我去干。”她任职的学校没有专门的宣传和行政人员,所以公众号、视频号、宣传文案等工作一律由老师们分担,为了写稿、改稿和编辑排版,有时会加班到晚上11点。

等忙完领导安排的“杂活”,宋舒文发现自己的课表已经被调得乱七八糟,焦躁的情绪又涌了上来。讲课时,听见学生在底下窃窃私语,她顿时火冒三丈,把学生一顿痛批,“我知道这有点‘踢猫效应’,但我尽量不让自己带着情绪上课。”

山西某重点中学副校长冯传军并不认可这种调派教师资源的做法,他告诉记者,在他们学校,教学永远放在首位。“如果老师在上物理课,但被安排去参加社会公益,门儿都没有,领导不会让他走。” 冯传军说,老师们的重点始终在教学上,其余工作应由学校的二线管理部门或后勤保障部门来完成,“能不惊动老师,就肯定不让他们参与。”

但冯传军觉得,适度的校园活动是有益于缓解压力的,不能一概认为文化活动就是走形式。只是开展活动的“度”要有所控制。
层层传导的压力
冯传军所在的中学,每个部门都有各自分管的工作,写公众号有专职人员负责,采买设备、购买图书、配置物品、记录备案材料等工作由教学总务负责。
但李婷就没这个运气,她从入职第一年就被上级安排写宣传文,只要一有比赛或需要宣传的活动,她如果没课,整个下午都要留在办公室里写稿、排版。后来,李婷干脆在淘宝上花80块钱找人代做,她调侃道:“学校每篇给我补贴60块,我贴20块,勉强贴得起。”
李婷想起,六年前自己刚入职学校时,一年只有一两个小型比赛,但现在每年得有六七个,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如果别的学校都这么弄,我们不这样的话,上级领导或许会对学校有意见。”她说。
浙江某小学副校长李沐阳告诉记者,学校做公众号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宣传。在当地,学校会被分为AB两个档次,A档学校的老师比B档学校的老师每年多500元,虽然500元的金额不大,但领导层对于“你们学校是A档,我们学校是B档”的评价会有压力,其中的评判标准有学业成绩,也有所谓的知名度或者影响力。

学校的中层领导也面临着无形压力。办公室副主任兼语文老师朱姗姗记得,“创文”期间,“A单位给我们50条标准,材料特别繁琐,我们还是给弄好了,装进一个个盒子里,后来B单位又给新要求,标准就是100条。”检查细则不仅在原基础上扩充,同时也添加了新的项目,她只好将弄好的材料放一边,重新整理。这意味着,如果各级部门之间协同配合出问题,给学校增加重复性的任务,那么教师必然要重复劳动。

材料通常要得急,一旦不能及时做好,上级部门来查,学校就会挨批评。有一次,朱姗姗熬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还得硬撑着起来上8点的早课,再利用课间时间补觉。

压力一层一层往下压,最后便由一线教师来承担具体事务。朱姗姗也很心疼老师们。班主任为配合安全教育平台工作,每学期至少要上七个专题的安全教育课,而且“必须在工作日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授课,如果忘了,周末不能补上。”朱姗姗直言,班主任在学校要备课、处理学生问题、找学生谈话,安全教育平台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反而增加了老师的负担。

作为中层干部,朱姗姗感到痛苦,她能理解老师们的委屈,但自己更像是“夹心饼干”,“既要顾及上面任务,又要向下落实,照顾到老师们的情绪,看怎么布置这个任务才能让他们接受。”

一次校园防溺水宣传任务,政教处要求班主任到学生家中家访,并拍照留痕,政教处领导考虑到每家每户都走访,对班主任们压力过重,便提议放学后将学生家长集中到附近一户学生家中,一次性给多位学生家长宣传,并拍摄家访宣传照。

但等朱姗姗整理好迎检材料上交后,却收到领导回复说,“材料里家访的背景都是一样的,这样不行,一定要家访到户。”朱姗姗很是无奈,“我们中层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尽量给老师减轻负担,但材料交了不符合要求,挨批评的是中层领导,重新向下布置任务的也是中层领导。”

更让她压抑的是,每次一有与教育相关的社会热点事件发生,各级部门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火灾查消防、预制菜查校园食品安全、厕所踩踏事件又安排紧急疏散演练……朱姗姗告诉记者,这种压力是无形的,因为很多时候相关部门并非实地检查,而是查台账,“有时候有疏漏的,我们还得把历年的东西补回去。”

作为副校长的冯传军认为,有时政府安排的任务,事业单位都要参与,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不会只往学校里派。他能理解政府在安排工作时,很难因教师身兼教学压力就把教育系统剔除在外。

老师们通常也能理解学校分派任务的难处,但分到他们肩头的担子越来越重,大家都想不通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王楠能明显感到,现在办公室里老师聊天,很少谈起学生的学习,更多是在讨论“又被分配干什么活”。 
事事处处要“留痕”
很多工作,光做了不行,还得做在“看得见的地方”。乔颖的一天从“造数据”开始。她在山东一所公办小学任职,自疫情开始至今,每天早上和中午她都需要统计学生的体温数据,班上有44人,要填44个数据,如果市里或省里领导来检查,学校会提前告诉老师,让没弄完的赶紧补一补。
除此之外,还有写不完的安全教育留档材料、阳光体育材料、课后服务托管记录和学生沟通的材料,为的也是“事事必须留下痕迹”。

“留痕”还体现于“手写任务”,比如听课心得和手写教案。入职前三年,乔颖被学校要求必须手写完30篇听课记录,领导则完成50篇。乔颖告诉记者,有一回领导来办公室,把老师旧的听课笔记拿走,撕掉封面当成自己的听课记录,“原来领导也会偷懒。”乔颖心想,“领导也并没有在认真做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老师们用于写教案的教案本
李婷刚入职那会儿,得知学校“只有教龄满15年的老师才不用手写教案”的规定时,距离检查日期仅剩7天,她还有40多篇教案没做,只能晚上加班狂赶。之后,她都会把以前的教案留着,检查时好拿出来用。有一次,她的教案本丢了, 找不到教案本的她几度崩溃,只能在新学期重新抄一份。

采访中,多名教师向记者表示,手写教案纯粹浪费时间,跟真正备课是两回事。手写教案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把内容写在学校发的听课纸上,而真正备课则是需要花时间整理教学思路、研读教材、补充笔记和制作PPT。乔颖说,她宁愿把手抄教案的时间用来踏实备课。

老师们必须手写听课记录的听课本
此外,收集“防溺水”活动、“禁毒知识答题”的截图、督促家长群接龙,也是乔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虽然通知上写着“自愿完成”,但学校会统计完成率,发在教师群里公示,“大家都交了就你没交”会给人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

海南某初中英语老师杨鹿记得,10月份的一天,直到晚上11点,他们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学校要求学生的“青少年普法网学习”分数至少达到80分以上,但学生们又不能带手机进校,只能由家长完成,有的家长把五次答题机会都用完了也没达到80分,杨鹿只能和其他班主任把学生的答题信息删除、重新添加,再继续答,分数达标了才回家。如果家长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上传截图,老师会被扣绩效。班上50名学生,有十几个家长她经常要打电话督促。
冯传军觉得,“留痕”问题不应一概而论。比如市里给班主任发放专项津贴,需要根据班主任实际工作中的考核结果发放,如是否参加培训、参加会议、工作手册完成程度、学生和班级的记录情况等。老师们上交的文件会由上级抽查,作为考核的佐证,因此,有些留痕工作是必需的。
但冯传军认为,行政任务和教师绩效考核捆绑的制度因校而异,“但凡家长没有好好答题,就把班主任奖金扣了,这在逻辑上也说不通。”

教学之外的任务也让家长精疲力竭。林慧是一个二年级小学生的妈妈,她每天结束工作回到家,检查完孩子作业后,就开始看学校布置的学习视频,然后打卡、截图、发群里。家长没完成,老师就在群里催。“安全教育平台一学期打卡八九次,‘红领巾’(打卡)每个月一次。”林慧也想配合,但“都是打工人,没办法时刻关注消息”。

家长的打卡记录
姜念的小孩读初中,她能理解布置打卡任务并非老师本意,但家长们对此都很反感。只要是三天以上的假期,学校就给孩子布置社会实践活动,要求家长带孩子去户外拍摄视频、照片,回来还得剪辑视频、发朋友圈集赞。姜念觉得,这些活动过于刻意了。

小学生家长王彤雨直言,“没有人发声并不意味着制度本身合理,只不过是家长怕孩子受排挤忍着罢了。”林慧更是觉得,有些活动并没有丰富孩子的生活,反而成了老师的负担,素质教育也成了教育家长。平日里,涉及老师考核的手工、绘画活动,林慧都会积极参与,教室角落需要布置,她也会买饰品帮忙装点,“其实就是想让老师少费点心,多一些时间在课堂上。”
“要做的事情一件没少”
连续参加四场比赛之后,李婷的状态临近崩溃,她发消息拒绝了主任安排她参加下一场比赛的要求,但主任用“上级领导还是会让你参加”为由,驳回了她的反抗。
丈夫不理解她的苦闷,“你到底有什么累啊,上班拿着书对着讲就行了。”他曾这样对李婷说。在丈夫看来,教师能得到社会认同,受到家长、学生的尊敬,人生和工作应该是没有烦恼的。

但李婷对吕聪慧从楼顶一跃而下的窘迫和绝望感同身受。“她或许想继续往前走,但前面的压力已经让她走不了了;她可能也想过后退,但责任感让她没有办法放弃一切。”李婷说。

无形的压力让年轻老师们进退两难。当王楠向爸妈抱怨自己周末无休,感到疲乏时,父母会说“年轻时多点做事,没有关系”;当乔颖谈到压力时,爸妈只会说是她不懂事。他们意识到,向外倒出“苦水”无法求救,甚至引来二次伤害,只能流回老师们心里,将其淹没。

乔颖想让爸妈多谅解自己一点。“我理解他们以前的不容易,希望孩子能找一个安稳的工作,但是他们真的没办法理解我们的工作内容,以及各方面的压力会造成怎样的心理。”她想和爸妈认真聊聊离职的事,结果只得到一句,“你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和其他琐碎的事情相比,上课对老师而言,是最舒服的事情了”,这是采访中大多数老师的感受。每当李婷看到孩子们在周记本上写“因为某某老师,我爱上了学习”,她才能体会到幸福。教书16年,朱姗姗认为最幸福的时刻,是不当班主任的时候。“和孩子们聊语文、上语文课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学校总说要我们爱学生,但他们是否又真的关爱教师呢?我们都感觉不到爱,怎么把爱传递给学生?”王楠觉得,只有教师们感受到爱,才能把这份爱传递下去,现在成天都是杂事、烦躁情绪,反馈给学生的也会是这些情绪。

但辞职显然并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决定。李婷告诉记者,如果不做教师,身边亲人会觉得她在糟蹋自己的人生,是“不知好歹”。而除了家人好友给予的外在阻力,她自己也心有不甘。

“老师是我们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甚至花了很多培训费考上的编制,最初我们都不知道考上之后面对的是如今的生活,等到想辞职时,年纪已经不小,有些人可能还有家庭的责任要承担。大部分人只能扛着压力和重负继续往前走。”

在23岁女教师离世的第五天,幼儿园教师陈悦琪接到通知,周末回园里开教师心理健康培训会。会上没有请专职心理专家,仍是园领导在指导如何调节情绪压力、解决工作难题。陈悦琪坐在台下,为那1000字的培训心得发愁,领导让她们结束培训后,把心得发表在郑州教育博客上。官网显示,这是一个“畅谈教育理念,记录真实生活”的平台。

聪慧跳楼轻生后,有地区针对老师开展心理健康调查
陈悦琪叹气,“该干还得干,要做的事情一件没少。”(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老师、家长均使用化名)

采写 | 何欣欣 吕一含 尹姝雅

编辑 | 杨宝璐

【版权声明】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著作权归北京青年报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编辑 | 石佳

统筹 | 柳璐

监制 | 高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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