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致、调查方式不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以下简称“人社部门”）与教育部门的多项涉就业数据存在“打架”的现象，引发公众质疑。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比如在应届毕业生毕业当年的3月，教育部门公布的就业率在80%左右，到7月这一数值为90%左右。但7月份时，人社部门统计的就业率有时还不到50%，两者间的差距较大。

　　

　　统计口径的不同是导致数据差距的一大原因。按照教育部的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方法，毕业生算作就业的形式有7种。分别是：签订就业协议书、签订劳动合同就业、灵活就业、定向委培、升学、出国（境）和参加国家地方项目就业。但人社部门仅以首次缴纳社会保险作为应届毕业生就业的监测指标。

　　

　　从时间上来看，学生从签订就业协议书或者签订劳动合同后，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实习和见习，转正后第一个月底才会首次缴纳社会保险。因此，应届毕业生一般到当年10月才会有一个比较可信的统计，实际就业率一般要到次年3月才会稳定下来。

　　

　　受访专家指出，应协调改进多部门的统计口径和调查方式，提升数据的权威性，避免不必要的“数据打架”。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高校就业签约率不仅应准确把握统计时间节点，更应厘清“就业签约”概念，不能“加塞”其他的去向、混淆判断。他建议，应在学生就业一年后再进行就业率统计，严格统计口径，由人社部门或第三方评价机构操刀，避免高校“自导自演”。LW

　　在重庆秋田齿轮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条经过自动化改造的生产线上，三台机器人与36名工人参与到生产工序中；而在传统生产线上，则需要48名工人才能完成全部工序。机器人的加入，使人工投入减少了1/4。

　　“由于公司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前几年受到‘招工难’的冲击很大。每年招聘员工的数量占到了公司用工总量的1/3以上。员工流动性极大，公司也为此付出了高额的招聘成本。”秋田齿轮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陈建均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2010年左右，公司一线员工规模超过3000人，高企的用人成本‘吃’掉了本就所剩无几的企业利润。”

　　作为传统用工大户，制造类企业在吸纳就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本刊记者近期在重庆、河南、江苏、广东等省份采访了解到，受到外部市场不景气和内部用人成本走高的影响，制造类企业用工正在经历从“招工难”到“不愿招”的转变，主动“瘦身”意愿明显，短期内工人失业压力将增大。

　　

　　受访的一些业内专家和基层干部建议，各级政府在经济增速放缓明显的情况下，应提前预警，制定相关对策以应对短期严峻就业形势。

用工缺口大幅收窄

　　陈建均所在的公司从2012年开始强调提质增效，减少用人规模。通过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引进机器人、提高管理效率等措施，企业在保证产能的同时大幅精简了人员，目前一线员工只有2000人左右。“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影响，公司的用人规模在2015年还将继续减少。”陈建均说。

　　秋田齿轮公司的情况并非个例。无论是江苏、广东等沿海省份，还是河南、重庆等内陆地区，本刊记者都看到很多制造业企业普遍经历着主动“瘦身”的过程。

　　“经过了前几年‘招工难’的痛苦之后，我也下定决心把企业转型升级。”江苏中立方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银平告诉记者，公司从原先做包装、建材生产，转向研发、生产电容薄膜。这类产品广泛运用于家电、汽车产品，市场广阔。关键是，用一半的人工就能创造过去2倍的产值。

　　在传统的制造业大省广东，经历了经济调结构的过程后，企业用工缺口迅速收窄。2014年春，广东省用工缺口迅速从峰值80万～100万人回落到60万～80万人，收窄20万人左右。其中，广州的用工缺口更是从12万人回落到4万人。

　　“过去是‘招工难’，现在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招人。”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总经理蒋亦卿告诉记者，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既可以控制用工规模，又可以保证企业效益。

企业为何“不愿招”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目前国内传统制造企业的招工意愿较低，其主动“瘦身”的趋势开始显现。制造类企业从“招工难”到“不愿招”的背后有三重逻辑。

　　一是经济大环境决定企业不得不“瘦身过寒冬”。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CPI同比上涨0.8%，自2009年11月以来首次跌破1%；而PPI同比下降4.3%，创下2009年10月以来的新低。数据显示，通货紧缩的风险正在积累，制造类企业将受到明显冲击。

　　河南三门峡一家主要生产卡车轮胎的企业老板李海波告诉记者，从年前的订单情况来看，今年订单数量和价格相比去年出现明显下滑。“按照现有订单情况，年后的招供需求非常有限。出于成本考虑，目前全厂1100人的工人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压缩。”李海波说。

　　重庆鑫业船舶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泽兰告诉记者，虽然公司是西南地区唯一一家拿到船级社牌照，生产船用舾装件的企业，但是2015年将会是企业最难过的一年。“去年企业虽然做到上亿的产值，但是净利润只有不到2%。”王泽兰说，“今年造船业整体不景气，订单大幅下滑，为了保住企业，可能会裁掉近两成的员工。”

　　二是近年来用工成本快速上升，对于制造类企业利润造成过度挤压，企业不得不通过控制用工规模来缩减成本。

　　重庆鑫源摩托车股份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肖春燕，给记者简单算了一笔企业2014年的“养人账”：一线最普通生产工人的平均月薪是4000元，同时每月单位需缴纳社保510元，再加上每人每月200元的福利开支和其他费用，去年企业每养一个员工需要支出近6万元。

　　“全公司有1200名员工，去年仅人力成本一项就超过7000万元，占到总成本的近两成。近年来，人力成本上涨速度远远高于原材料成本。”肖春燕说。

　　“除了每年近10%的工资上涨外，社保开支上涨过快也大幅拉抬了用人成本。”西部某省一家汽车配套企业的负责人邱林说，“2015年全省社保的最低缴费基数从社平工资的40%涨到了60%，而社平工资至少也要涨15%。仅社保一项，公司今年将要多支出1000万元，而去年公司的纯利润也就是1000万左右。所以公司不得不考虑逐步减员，今年保守估计要裁掉1/4的工人。”

　　受访企业主向记者反映，目前近30%的社保缴费比例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各地上调社保缴费基数和比例对于制造类企业更是雪上加霜，只能通过裁员节省开支。

　　“没有企业锅里的，哪来员工碗里的？”部分企业主甚至表示，从今年开始，只为工作一年以上的员工买社保，就算是劳动部门要来查也没关系。“反正企业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大不了就破产。”

　　三是制造类企业“机器换人”带来明显的技术减员。作为应对人工成本不断上涨的措施之一，“机器换人”成了目前制造类企业的转型共识。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从去年９月起开始开放制造业企业“机器换人”专项资金申请，不到4个月时间就有超过400个有效申请项目。预计一年内单位产品成本平均可下降12.5%，而普通工人需求将减少5万人。

　　东莞市天佑数控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机床生产企业，现在正积极参与“机器换人”项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机器换人”的一次性投入很大，但是相对逐年上涨的人工成本，这是制造业企业唯一的出路，可以为企业节省近三成的员工，提升效益10%。

　　除了沿海的大型制造类企业，内陆地区的中小制造类企业也在逐步加入“机器换人”的行列。重庆市大足区龙水工业园区是一个以五金制造为主的工业园。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曾洪勇介绍，管委会正在引导园区内数十家中小型五金制造企业进行“机器换人”，以此应对高涨的用人成本。

应对短期失业压力

　　从目前各省区市公布的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来看，大多较2014年有所降低，新增就业岗位数量不足，加上传统吸纳就业大户的制造类企业招人意愿降低，“双重压力”给今年的就业形势带来严峻挑战。

　　新加坡国立大学金融学研究员文华指出，从短期来看，虽然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不断增加，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释放出预想的就业驱动力，加上传统制造类企业用工需求的减弱，导致整体岗位在减少，经济发展拉动就业的能力在减弱，尤其是青年和大龄困难群体就业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

　　针对2015年就业工作将要面临的问题，部分基层干部及专家建议各级政府应该从提振市场信心、减轻企业负担、加快经济转型等方面，提前制定相关政策，应对短期内严峻的就业压力。

　　从短期来看，保就业的关键是保经济，而提振企业信心尤为重要。中国就业促进会执行副会长陈宇认为，虽然中央提出“不唯GDP论英雄”，但不等于不发展。经济发展基本面没有改变，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稳政策稳预期，继续深入改革释放红利，提振市场信心。

　　同时，多数基层就业干部及专家认为，民营企业尤其是制造类企业作为吸纳就业的大户，目前在稳定就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减轻企业过重负担，降低社保缴费负担尤其重要。

　　相关人士建议，短期内可以考虑以部分盈余的社保基金（例如失业保险基金）为基础，发放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稳岗补贴，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从长远来看，应该尽快调整社保缴费比例，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走势，制造业企业自动化改造、用工规模减少，将成为其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因此，文华等专家建议，各地应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开发更多就业岗位。同时，继续营造良好的创业营商环境，鼓励全民创业，全面释放就业驱动力。LW

　　总量2.74亿人的农民工群体，是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调结构、稳增长等一系列措施的落地以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农民工群体的整体就业形势呈现良好局面。《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全国多地采访了解到，随着就业形势趋好，加之“80后”渐成为主力，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心态已经悄然改变。

　　然而，这一群体就业层次低、带动强度大、保障差、职业地位难以提升的状况并未改变。他们的就业满意度很低，流动性很高，亟须引起重视。相关专家建议，新形势下，促进农民工就业，不仅要提供岗位，更要综合施策，提高其就业质量。

“留下来吧，家乡需要你”

　　今年春节前，在重庆市江津区返乡农民工回引专场招聘会上，一些企业打出标语：“留下来吧，家乡需要你”。本刊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重庆市各区县都将对返乡农民工举办专场招聘会，共计600余场，全市计划今年回引30万名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

　　“伴随经济发展，重庆的用工需求增多，需要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回乡工作”，江津区就业局局长郑云波说，2008年，该区有45万人在市外务工；到了2014年，这一数字减至24万人。

　　不止重庆，河南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也从“孔雀东南飞”向“就地就近”方向转变。2011年，河南农民工省内转移就业首次超过省外。截至2014年底，全省农民工总量达2741万人，其中省内转移1589万，占总量的58%。2014年全省新增农民工转移就业81万人，其中省内就业66万。

　　在中西部地区“回引”农民工的同时，东部城市的一些企业正在竭力挽留返乡农民工。为确保春节后返工，一些企业提出“奖金暂扣、返工再发”。一些老板反复交待：“来年涨工资，你们一定要回来。”

　　上海农民工联系会议办公室主任赵建德介绍，目前上海餐饮行业有100万岗位，只有80万人，常年缺口20%，养老服务行业缺口常年在50%。“以前，我们是帮着农民工找工作，现在是企业求着你找人”。

　　南京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办公室主任袁亮说，10年前，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来城，一个收入微薄的勤杂工都有一大批人“抢”。而近几年，在“招工难”的情况下，月薪2000元以上才有可能招到员工，普通家政服务人员达到2500～3000元左右，而有技能的月嫂甚至达到万元月薪。这个数字早已超过江苏最新上调的1630元最低工资标准若干倍。

　　“虽然务工人员起薪高了，但用人的难度也提高了。现在不光是用人单位选人，农民工也在选单位。工作环境、工作地点、工作强度，都成为农民工选择单位的考虑因素。”袁亮说。

“就业不难，但好工作难找”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80后”农民工中，只有30%对自己当前职业比较满意。本刊记者在江苏、重庆、河南等多地采访了解到，在企业纷纷“抢工”的背景下，许多农民工表示，找个工作并不难，但找到各方面都令人满意的，却实属不易。

　　春节前，记者在南京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见到了安徽小伙李国诚。他刚辞职，准备为明年的工作找找路子。他先后在餐厅、机械厂、洗车行打过工，几年里已经换了10份工作。“基本工资低，工作时间长，还没什么保障，每个工作都是这样，谁愿意干？”小李说。

　　逛了一上午，李国诚仍未找到合适的工作，他指着一份招聘简章对记者说：“看，机械加工车间的月基本工资才1520元，为什么最后的综合工资是2800～3800元？其实只有把加班费算进去才能拿到这个数，平均每天要加班4个小时，周末也没得休息。”

　　小李的情况，正是整个农民工群体就业情况的缩影。

　　郑州富士康项目全线运行需工大概25万人，而2014年就招工38.6万人，相当于员工整体轮换了“一遍半”。而人员大量流动导致的结果是，该企业一直处于缺工状态，只好长期招工，甚至干脆将招聘桌固定摆在人员密集的郑州火车站。而另一方面，新员工培训也抬升了生产成本。

　　重庆开县中兴乡的李豪今年22岁，高中毕业后去东莞打了3年工，2013年返回老家。“在东莞厂里当装配工，效益好的时候一个月也挣3000多。但没什么技术含量，整天面对着流水线，就像个机器。收入虽然稳定，但根本没有发展前途。”李豪说。

　　这两年，李豪一直赋闲在家。虽然也曾向几家公司的文秘岗位投了简历，“但都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或者两年以上工作经验，所以都没了下文。”李豪郁闷地说。

　　2012年，牛峰从武汉一所大专院校毕业。虽然屡屡碰壁，但他还是凭着一腔热血，在武汉找到了一份工业设计的工作，并且干得不错。然而，2014年回河南辉县老家过年后，他就再也没有返回武汉。

　　“我好好想了想，父母年龄大了需要照顾，我在武汉虽然干得不错，但一个月挣3000多，还不稳定。啥时候能买得起房？”现在，家人帮他在县城一家工厂找了份工作，可以每天回家。“但我一眼就能看到自己30年后的样子，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他的脸上写满遗憾。

　　在郑州火车站，记者遇到了即将乘车返乡的辽宁人老杨，45岁的他和几个老乡在郑州一个工地做钢筋工，每天能挣200多元。当被问到“为何要跑这么远外出务工”时，老杨无奈地笑笑说：“拖欠工资的太多了，我们都怕了。现在这个老板发工资挺利索，我们就一直跟着干，让去哪就去哪！但就一点不好，离家太远，家里是一点帮不上忙了。”

如何获得归属感

　　2.74亿人，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对于自身就业的满意度低，对稳定就业的预期不高，对职业上升感到迷茫，这客观反映出中国就业现状的一个侧面。

　　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说，如今，农民工就业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占总量一半左右的“80后”农民工。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温饱，而是期待融入城市、享受保障、获得认同和尊重，过上幸福的城市生活。但现实让他们成了“漂泊的一代”，他们在外就业，却很难融入当地，缺乏归属感。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说，一方面，中国发展现状，决定了农民工大多从事的是低端、机械、强度大的生产劳动，而且保障性较差；另一方面，农民工在文化、技能等方面竞争力较弱，难以得到职业地位提升的机会，看不到希望。

　　陈宇等专家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若要促进农民工就业，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力量，保障经济健康运行，不仅要为这一群体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更要提升他们的就业质量，提升满意度。他们建议综合施策，需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首先，应推动大城市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小城市转移，加快产业集聚，夯实产业基础，扩大就业容量，吸引农民工就近就业，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使城镇人口分布相对均衡。

　　其次，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切实提高农民工个人技能和文化素质，不断增强农民工自身的就业能力和城市融入能力，促进农民工稳步转移为城镇居民，在城市安居乐业。

　　其三，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标准，让更多的农民工享受社保、医保、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解除农民工流动的后顾之忧。

　　其四，充分发挥信息网络优势，在政府主导下，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就业信息发布平台，为农民工寻找就业机会提供信息咨询，使农民工在进行就业选择时能够获得及时、准确的就业信息。LW

　　扶持政策好不好，创业青年最知道。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江苏、广东、山东等地走访多名创业大学生，倾听他们的创业心声。青年创业者们反映，尽管中央和地方对创业的重视程度和扶持力度不断提高，但一些地方的扶持政策存在“重两头轻中间”、“重硬件轻团队”等现象，有的扶持资金“看得到难拿着”，创业企业的财务和人工成本不断攀升。

　　

　　这些极富创业精神的大学生呼吁，希望各地能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降低创业门槛，促使更多大学生参与创业、成功创业，给经济注入活力，带动更多就业。

扶持政策“重两头轻中间”

　　苗可2009年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商飞从事工程维修。2013年，一直抱着创业念头的苗可和几个大学同学一起辞职下海，注册成立南京关拉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立志在新兴的互联网医疗康复领域打出一片天地。

　　

　　2年来，公司先后取得了欧盟CE和ROSH环保两个国际认证，进入了行业门槛较高的医疗信息化和设备领域。目前，公司的合作代理商遍布江苏、山东、北京等十多个省市，去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

　　

　　“目前国家和地方日益重视大学生创业，各类扶持政策不少，但总体上存在‘重两头轻中间’现象。”在这个30岁的创业者看来，在大学生创业的孵化阶段，地方和高校的扶持政策很多，比如提供几千到几万的启动资金、免费的办公场地等等。

　　

　　“一旦创业项目发展壮大，地方政府和银行比较看好，政策也来了，资金也来了。”苗可说，“但是企业刚起步发展的这个中间阶段最为困难，销售订单接踵而至，周转资金奇缺。此时，由于缺乏抵押，又很难获得银行贷款。”

　　

　　“大学生创业从0到1的成功率比较高，但从1到10的难度很大，成功率极低。”和很多创业大学生一样，山东枣庄学院毕业生王明玉，选择电子商务开始创业。目前公司运营宠物服装、儿童护肤品等多个淘宝、天猫店铺，销售网络迅速铺开。

　　

　　王明玉说，公司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和人才，团队也接触了很多社会资本，但风投基金大都愿意“锦上添花”，很少“雪中送炭”。“而且，很多基金对股权的要求太苛刻，让很多创业者敬而远之。”

　　

　　一些创业大学生反映，目前扶持政策“重硬件轻团队”，建的创业大楼不少，但真正让创业团队获益提升的不多。

　　

　　江苏“90后”孟理想去年大专毕业后，创办了自己的墙绘壁画工作室。半年下来，这个工作室已经招聘了9个学弟学妹，销售额达到20多万元。

　　

　　孟理想说，工作室发展的最大瓶颈，一是拓展市场，二是吸引专业人才。但现实的困境是，小微企业很难留住人才，一些员工积累经验后往往跳槽到大公司。而目前，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扶持政策大都集中在“硬件”，比如免房租等，但对员工培训、社保补贴等“软件”扶持还比较薄弱。

　　

　　对专利产品保护力度的薄弱，也制约了一些极具创意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发展。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大三学生邹天朗，和几位同学专攻情趣用品设计开发。他们在网络上寻找生产厂家，自己设计充满创意的各种新产品，很快打响了品牌，赢得了发展空间。

　　

　　“但热销的新产品很快被别人复制，看着自己的创意被剽窃却无能为力。”邹天朗说，目前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太无力。刚刚创业的他们，连注册申请的时间都没有，根本没有精力纠缠在法律诉讼上。因此，这些年轻创客只能把更多精力花在新产品开发上，和剽窃者“拼速度”。

小额贷款“挂墙上难落实”

　　毕业于江苏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陆元明，老家在连云港赣榆。当地柳编产业发达，但多是依托外贸公司销售国外，乡亲们只赚到手工费。

　　

　　2013年12月，他看到柳编的国内市场处于空白，就注册成立常州在海一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通过“电商+农户”模式带动乡亲们致富。去年公司销售额达100多万元。

　　

　　一谈起申请创业补贴的经历，这位同学眼中的“柳编哥”直摇头。2014年5月、6月，陆元明和创业伙伴去区人社局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2000元，前前后后忙活了一个多星期，来回跑了5趟，但由于“本人的户籍在外地”，最终还是没有拿到这个补贴。“需要本地户籍，要盖十几个公章，申请创业补贴怎么这么麻烦？”他说。

　　

　　除了申请条件苛刻、手续麻烦，一些优惠政策不符合实际情况，普通创业大学生也难以享受。

　　

　　哈尔滨小伙赵钰涪大学毕业后，和小伙伴创办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生产销售高性能的广告展览器材。这名26岁的青年创业者说，国家一项优惠政策是对大学生创办企业的员工社保进行“先缴后补”，但基本条件是员工必须缴纳社保一年以上。可是，大学生创办的大都是小微企业，员工流动性很高，这项优惠政策很难享受到。

　　

　　目前，社保成本不断提高，已经占到员工工资的1/4，甚至1/3。“我们现在处于两难境地，不给员工缴社保，法律不允许，而且会加剧员工流失；如果缴社保，成本又逐年攀升，而且优惠政策又享受不到。”赵钰涪说。

　　

　　在采访中，多位大学生反映，虽然很多地方出台了针对创业的贷款优惠政策，但实际操作中存在落实难。

　　

　　江苏华粹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辉在大学期间就注册了一家广告公司，四五年时间，公司销售额突破1000万，还带动了30多个大学生就业。然而，在创业最困难的时候，王辉和4个创业伙伴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只有50元，只能顿顿吃煎饼。

　　

　　“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很多困难，缺乏资金是最普遍的情况。”王辉说，一些针对大学生创业的小额优惠贷款“看起来很好”。但一进入操作环节，银行总是要求提供相应抵押，这一点恰恰是多数大学生创业企业缺乏的。

　　

　　如何解决资金短缺？王辉给记者透露了创业大学生们的“绝招”：在不同的银行办多张信用卡，每月可解决几千至几万流动资金。“我在多家银行办了额度8万～15万的信用卡，通过信用卡轮转，每月能够解决10多万流动资金。”说这话时，王辉也挺无奈。

政策资金应更有效

　　多位青年创业者认为，大学生创业类型各异，不同项目、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也不同，相关部门不能简单排浪式制定扶持政策，而应分类施策，提升资金和政策的使用效率。

　　

　　比如，不同类型创业项目扶持资金应有所区别。苗可说，同样是十万扶持资金，对一个开网店的大学生来说，可能已经多了。但对一个从事设备制造的创业大学生来说，可能只是杯水车薪。通常来说，重资产型创业对资金的需求远大于轻资产型创业，建议相关部门在扶持资金上向重资产创业项目倾斜。

　　

　　针对大学生创业资金缺乏的普遍情况，王明玉等多人建议，政府可搭建融资平台，在科学评估基础上提供资信担保，帮助创业大学生缓解资金压力。

　　

　　再如，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创业项目的扶持政策应有所侧重。邹天朗、王辉等认为，手机APP等创意性创业，起步较快，但推广阶段面临资金、渠道等压力，而电子商务等创业项目对创新营销模式、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较高，因此扶持政策也应有所侧重。

　　

　　而且，大学生创业在孵化、起步、发展等不同阶段的需求不尽相同，各地还应加强创业导师队伍建设，为创业团队提供更加细致、具体的指导，帮助他们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财务和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大学生创业的瓶颈。常州福坦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90后”大学生王健说，国家有相关的出口退税政策，但如果要申请出口退税，不仅要购买5800元一套的财税设备，每年还要缴纳1000多元的服务费用，负担很重。

　　

　　因为不了解税收政策，王健的公司去年被罚了几百元的税。“对于我们这样正处于起步成长期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国家减税的额度能否再放宽一些？”他表示。

　　

　　重点帮扶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创业项目，放大创业示范带动效应。多位创业大学生认为，一家大学生创办的公司上市，其示范带动效果远远大于10个甚至100个创业项目。但是，当前扶持资金存在“撒胡椒面”现象，与其把10个一般项目扶持到10％，不如把一个优质项目扶持到100%。LW

　　在全国多地调研中，《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受就业压力持续、创业环境优化等因素影响，2014年大学生创业人数再创新高，比上年增长三成以上。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随着大学生创业意愿逐步增强，创业教育、培训、帮扶等短板日益突出，相关部门和高校应更加注重提高创业教育和指导扶持的针对性，提高创业成功率。

创业大学生大幅增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联合教育部、国家工商总局等最新调查显示，2014年工商部门新登记注册的大学生创业者总数为47.8万人，比上年增加了近12万人，增幅33.3%。大学生创业者在青年创业者群体中的占比达15.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工处副处长许爱华说，以前大学生创业处于自发、零散状态，绝大多数毕业生还是选择就业。2008年学校成立创业教育学院，大力推动创业教育和实践，大学生创业申报项目从每年10多个增加到目前的100多个。学校还为学生提供科学、实用、便捷的创业指导服务，学校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先后孵化创业项目近40个，带动社会就业近200人。

　　

　　近年来，不仅高校毕业生创业人数大幅增加，在校生创业人数也增长迅速。来自人社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高校在校生创业人数比上年增长39.8%。

　　

　　近期，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高校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实际上，早在2006年，江苏就出台政策，允许在校大学生休学创办科技型企业或进行科技中介服务。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上创业之路，休学创业不再遥不可及。

　　

　　扬州大学物理学院的硕士生刘占军本应在2010年毕业，因为创业，他主动向学院申请休学、延长学年，直到2013年才硕士研究生毕业。

　　

　　“扬州盛产毛绒玩具，我便有了在网上卖玩具的想法。在市场初步调研后，我就与女朋友凭借一间房子、一台电脑，开始启动成本几乎为零的‘网店创业梦’，主要从事毛绒玩具销售，”刘占军说，他的网店在淘宝网上小有名气，很快积累了部分资金，开始创办公司。

“以创带就”成效初显

　　记者调研发现，随着大学生创业活力被激发，创业带动就业的潜力逐渐显现。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说，全省以建设40所省级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校和35个创业示范基地为抓手，大力推进创业教育。目前，全省在校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人数占比达1%，高校毕业生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比例达2.6%。根据初步测算，一个大学生创业可以带动7~11个同学就业。

　　

　　“以创业教育带动学生创业，以学生创业带动社会就业，以校内创业带动校外创业，创业打开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另一扇门。”沈健说。

　　

　　2013年7月，几个“80后”大学生创立云家政，通过建立家政行业的整套生态系统，让用户通过“淘”家政员的形式找到最合适的家政人员。一年多时间，云家政的业务已覆盖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大城市，拥有超过35万名实名制家政人员，合作门店超过2200家，服务家庭10万多户，成果中国最大的家政服务预订平台。

　　

　　该公司副总经理孙黎告诉记者，2014年，云家政帮助新开门店和老门店扩张10多家，不仅直接带动200多名员工就业，还帮助5万人次家政服务人员找到工作。

“从嘴上到行动”还需助力

　　本刊记者走访发现，各地大学校园内外，创业氛围日益浓厚，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明显增多。人人网大学生用户研究中心近日发起的一项针对近4000名“90后”大学生的调查显示，56.3%的受访者有意愿在大学期间尝试创业，其中开网店、经营自媒体或公众号成为创业首选。

　　

　　“没有不会创业的学生，只有不会引导学生创业的学校。”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创业教育办负责人王磊发现，很多创业的大学生来自贫困家庭，有着“创出一片天地”的强烈意愿。

　　

　　该校校内调查显示，近年来，经过学校创业教育和培训，有创业意愿的在校生比例达到40%。但由于资金和经验缺乏，只有100多名学生真正走上创业实践的道路。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的调查数据显示，6年来入驻学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的160个创业团队中，只有62家企业目前仍在运营，其余近百个创业项目都已“夭折”。

　　

　　缺乏管理经验和营销渠道是大学生创业成功路上的“拦路虎”。“90后”创业大学生吴贝贝说，他大三开始在学校搞咖啡店，并依托咖啡店积累的人脉资源延伸出拍毕业照等服务。学校提供了免费场地，但团队沟通很吃力，经常为小事扯皮。更难的是营销，学生缺乏社会资源，很难打开局面。

　　

　　“因为缺乏有经验的导师指导，大学生创业往往会走很多弯路，”江苏华粹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辉说，公司成立2年多，还没有专业财务，经常搞不清楚账目，没有下一年度预算，公司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后来专门请人做财务，公司发展才走上正轨。

　　

　　多个创业大学生呼吁，高校创业教育需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吴贝贝说，大部分创业者不是死在业务上，而是死在营销上。希望政府和高校给大学生提供更多企业管理和营销方面的培训，“如果能让创业成功的企业家面对面传授经验更好”。王辉等人建议，高校应聘请更多有创业经验的人担任大学生创业导师，提高年轻创客的创业成功率。LW

　　“2014年全国财政仅就业专项资金投入就达到900多亿元，比2013年多出100多亿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就业司副司长张莹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有效驱动各级政府推动就业工作。受益于此，大学生、困难人员等政府关注的重点群体就业稳定。

　　

　　中央财政也撬动了各地政府的“乘法效应”。在广东，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洪焰说，过去中山市每年扶持创业就业安排3000万元，而如今实施基金“不封顶”，只要符合政策就补贴，扶持的力度呈“梯度式”增长。而珠海则率先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每年应当按照不少于当年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1%建立人才专项资金，用于人才开发。2015年这笔费用将达到2个亿。

　　

　　近年来，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就业创业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力保障了全国就业形势稳定向好，社会创业氛围浓厚。但是，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很多申请者表示他们在申请扶持资金的实际操作中遇到了一些壁垒。这些“玻璃墙”使资金看得见、用不着，折损了好政策的帮扶作用。基层工作者建议，改变扶持资金的使用方式，促进资金发挥更大的帮扶作用。

　　

“四两拨千斤”

　　对于就业困难群体而言，就业帮扶资金如同“雪中送炭”，可以兜住一个家庭的生存底线。对于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而言，创业扶助资金就像“救火队”，在创业者最艰难的时刻施以援手，让他们摆脱暂时的周转不灵，起到“四两拨千斤”的“神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金额日渐增长、种类逐渐繁多的各项就业创业帮扶资金，正在发挥这样的杠杆作用。

　　

　　稳就业，就业帮扶资金减少用工成本，减轻个人负担，促进就业困难群体稳定就业。46岁的林珍英特别感谢政府对她的帮助。由于年纪渐长，林珍英逐渐被企业“嫌弃”。而一旦失业，丈夫的医疗费和儿女的求学费用都难以为继，整个家庭将陷入困境。得益于政府对就业困难人员的扶持，林珍英的社保费用被减免一半，企业愿意继续雇用她。她对记者说：“政府帮我保住了饭碗，保住了两个孩子的前途，也保住了我们家。”

　　

　　促孵化，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为初创者护航，提高创业成功率。中山市居居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炜戏称自己“鸟枪换炮”，政府在中心地段设立了创业园，并给予企业每平方米10元补贴，公司以同样的租金成本从30平方米的蜗居扩容为500平方米。这不仅是空间的储备，更是向客户和市场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为企业赢得了更大的发展。“公司及时升级帮助我们拿下了与知名企业合作的大项目。”他说。

　　

　　提增速，利好政策引导劳动者积极提升技能及企业的科技创新，推动人力资源升级和企业转型升级。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培训部部长王法雯介绍，格力电器利用政府的培训补贴开展企业技能工的培养，半年来共培养了11个工种700多名。这个政策除了鼓励工人自身技能提升，贴合企业实际技能需求外，更是推动企业加速朝自动化发展。

资金申领如同“长征”

　　虽然各项就业创业扶持资金发挥了拉动作用，但是资金使用率低仍然是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象。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出于财政资金安全性考量，一些主管部门给帮扶资金的使用设置了许多“框框”。一名负责审核办理的基层干部说：“为了发出１块钱，政府花了４块钱的行政成本。”

　　

　　比如，一个直辖市的街道办在辖区内设立了青年创业扶持政策，尽管其奖励金额最高为仅2000元，但却必须同时具备本辖区内户籍、35周岁以下、辖区内申办机构、聘请辖区内户籍35岁以下人员、办理用工登记并缴纳社保等诸多条件。

　　

　　申请者对于优惠政策的“地方保护”非常无奈。江苏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主任彭银年说，在常州，小型企业吸收本地户籍应届毕业生可获当地政府1000元每生的财政补贴。但实际上，小型企业大量吸收的是外地户籍的毕业生，本地户籍为少数，这种与户籍挂钩的福利限制了扶持资金的效用。

　　

　　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因为害怕资金使用不安全，人为设置了苛刻的条件。这让资金看得见、用不着，让申请者有“画饼充饥”之感。

　　

　　珠海市人社局局长李伟辉说，他刚上任梳理业务时发现，珠海市大学生创业贷款居然出现连续５年贷不出去。原来，由于以往曾经出现大学生创业贷款坏账，随后珠海市规定大学生创业贷款需要公务员担保或者房产抵押。

　　

　　“如果能满足贷款条件，那10万元创业者早就可以自己解决了，哪用得着这般折腾？于是，我们清理了这些不合理的政策‘壁垒’。一个月时间里，珠海大学生创业贷款已经达到了700万元，将过去创业意愿不浓的氛围彻底扭转。”李伟辉说。

　　

　　记者发现，由于程序复杂，等待时间长，资金下拨时往往错过了申请者最需要的时候，因而留下了“资金扶持落不到实处”的诟病。

　　

　　深圳市笔尖之上设计有限公司负责人陈立浩说，大学生创业之初都是以工作室或者团队的形式，没有注册公司的创客们，难以符合创业帮扶资金的申请条件。而等熬过难关，公司逐渐壮大，达到符合政府资金的扶持条件时，那点钱就像从“鸭子”变成了“酱油”，对企业无足轻重了。

　　

　　在一些地方，资金的申请程序也相当繁杂。比如，高校毕业生入职中小微企业的就业补贴，需要提供本人的毕业证书、就业登记表、个人参保明细、中小企业划型证明、企业开户许可证、企业参保证明等。

　　

　　这些资料一式三份，厚厚堆积等待审核。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走完程序通常要等待１个月，这还视工作人员的忙闲状况。等审批程序走完，还要汇总信息，将花名册交到财政局，再走财政拨款的程序。

　　

　　在东部一个中等发达城市人社局的就业促进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看到各种申请资料分门别类地堆积在办公桌上，由于来不及审核，还没进入审批程序的就直接堆在了地板上。

　　

　　申请补贴如“长征”，不仅申请者有抱怨，政府公职人员也颇有怨言。接受采访的基层工作人员说：“钱花不出去，我们也受罪。不断通报、检查、批评、解释。但是条件限得死，我们也不能突破红线，受累总比犯错好吧？”

改良资金使用模式

　　要改变就业创业扶持资金“吃力不讨好”的现状，让资金能在就业创业路上真正起到“扶一把”的关键作用，基层干部和广大申请者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首先，扶持资金投入应该更多集中于搭建平台。由于政府对创业项目考察需要费很大的行政成本，基层工作者建议，政府资源应注重在搭建好的平台，把市场资源和专家指导带到创业者身边。

　　

　　洪焰认为，政府不应是“保姆”，非等挑好项目再发钱。政府应该是一个护航者，搭一个好平台，创业者可以在平台里找到“老师”和投资者。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降低创业成本，提高创业成功率；另一方面，即使创业失败，创业者也有最低的保障。这样才能发挥帮扶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其次，资金拨付尝试项目打包，宽放严审。基层工作者建议，帮扶资金应以项目方式下放，发放细则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中央执行严格审计。这种宽放严审的方式既有利于发挥资金帮扶作用，也有利于保障资金安全。

　　

　　中山市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林健荣说，例如对“40、50”人员的社保补贴，按中央规定，补贴最长不可超过３年。但3年后这些就业困难人员离退休仍超过5年，且年纪更大劳动能力更低，没有单位愿意招用。如果没有政策保障，这些劳动者就会被市场淘汰。

　　

　　“其实，中央下拨的困难人员就业帮扶资金仍有结余，只要地方仍用于帮扶就业困难群体，就是发挥了资金的保障作用。建议中央‘宽放严审’，将帮扶资金的使用细则交由地方自己制定。”林健荣说。

　　

　　其三，利用模式以借代奖，尝试循环利用。比如，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设立了学院的扶持资金，对北理工的创业学子进行扶持，每个团队５万元。但与奖励补贴不同，这笔钱要收回，再重新奖励新的创业团队。

　　

　　获得这笔资金的珠海手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军成说，由补贴转向基金，两者都要经过严格审批。但在企业看来，后者这笔钱用起来，更像有根小鞭子抽着，企业发展的紧迫感更大。

　　

　　珠海市留学人员办公室主任王旭建议，政府的扶持资金也可尝试这样的循环方法，比起奖励性扶持，资金安全性和使用效率都很高，既减轻财政负担，又对企业起到激励作用。

　　

　　“借和给只是模式上的变化，资金投入总量不变。政府‘借鸡’给企业‘生蛋’，如果发展好，企业很快就能还上了。即使项目失败，那么也和当初直补奖励将钱送出去的结果是一样的。”王旭表示。L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