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丨新的全球增长，或从G20杭州峰会开启
◆ 低增长是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新现实
◆ 究竟有哪些因素制约着当前世界经济增长？
◆ 全球为何如此关注G20杭州峰会？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近些年来，世界经济一直呈现低增长、低需求、低通胀的所谓“新平庸”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其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4月的3.2%调低至3.1%，与去年的增长率持平。
低增长是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新现实。究竟有哪些因素制约着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究竟全球为什么如此关注此次中国担当主席国的G20杭州峰会？
至少有四个主要原因。
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明显增大
近年来，全球金融市场持续跌宕起伏。2016年市场波动性更加突出，前四个月，全球金融市场先抑后扬，年初高风险资产价格和油价急剧下跌，但市场情绪在2月中开始改善，4月金融市场基本恢复到年初前的水平。之后，由于美联储加息会议和英国脱欧公投临近，6月中旬全球债市股市加剧波动，德国、英国、日本主权债券收益率触及历史低位。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英镑重挫逾11%，全球股市暴跌，欧洲股市创出近八年来最大单日跌幅。
进入下半年，全球金融稳定仍未见确定性。在今年剩余时间，美国的加息进程会不会还是游移不定？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会不会再起波澜？美联储有关加息的各种暗示，都可能导致金融条件收紧和规避风险动向。
IMF在今年4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说：全球资产市场的动荡可能加剧经济滑向更严重和更持久放缓的风险，其特征是金融和经济停滞。如果出现金融停滞，负责资本配置和储蓄调动的金融机构就可能长期面临资产负债表受损的艰难状况。金融稳健可能受到严重侵蚀，以至于中期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都会受到不利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债务日趋膨胀已经并将进一步加大全球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欧洲主权和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仍高度杠杆化，银行不良贷款占比仍高；目前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占GDP比重高达107.6%。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公司债务不断上升，资本流动波动加剧。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一项针对危机后债务发展趋势的研究指出，自2008年以来，全球债务总额增加了约6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75％。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教授斯彭斯（Michael Spence）指出：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紧缩和资产负债表修复一直是全球经济高喊的口号，但时至今日，债务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引发对全球增长前景的关注。一个杠杆率上升却无法产生足量总需求以实现潜在增长的全球经济，是相当危险的。
世界经济增长三大动力缺失
投资、贸易和科技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眼下这三大引擎不是出现故障就是势头减弱。
一是投资不复往日引擎作用。过去跨境投资和发达国家公共和私人投资快速增长，对全球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美欧生产率增长在危机前后以来就一直在下降。据统计，自2007年以来，对发达国家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预估下调了0.5%～1%。究其原因，除人口老龄化外，生产率增长下降是关键因素，这一期间，欧盟生产率增速下降1%，美国也下降0.5%。这反映出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长期低投资状态。
联合国一份报告表明，在整个发达世界，民间投资并未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在超低利率下扩大。20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中有17个在2008年后投资增速低于危机前水平；5个国家在2010～2015年间出现了投资总额下跌。全球范围内，本应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非金融企业债券的发行量在同一时期显著上升，但许多非金融企业只是以低利率优势来借款，不过目的不是投资，而是用借来的钱回购自己的股票或购买其他金融资产。
目前，发达经济体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但其公共投资仍处在历史低水平；发达国家企业拥有数万亿美元的现金，但西方跨国公司投资继续低迷，发达国家企业投资趋于停滞，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这既不利于科技研发和创新，也将继续抑制全球经济增长。
二是贸易不复往日推动作用。近几年来，贸易增长已显著放缓。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16年世界贸易量增速为2.8%，与去年持平，出现五年贸易量增长低于或相当于全球经济整体增长的不寻常态势。
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随着全球化加快，世界贸易增长速度至少两倍于全球GDP的增速。如今，全球贸易增长持续放缓，主因是世界需求疲软，也与跨境投资流动不活跃相关。增长低迷的国际贸易很难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反而可能是阻力：通过贸易渠道产生的溢出效应有可能使全球经济活动更加疲软。
三是科技产业不复往日支撑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IT为核心的高新产业支撑美国经济十年扩张，而目前处于新旧科技和产业革命交替期，前一段IT创新得到成功应用的时期已经结束，新一轮革命正蓄势待发，各国都在加快探寻新的、具有持续性的经济增长点，以推动相关产业升级。但新的科技突破和经济增长点将出现在哪些领域，目前尚难确定。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认为，尽管各国拼命要将经济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高增长水平，但高增长并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常态。在过去200年里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技术引擎正失去作用，新一轮产业革命可能正在兴起，但3D打印、新能源、新一代生物技术，以及智能化机器人等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仍然没有形成规模。
戈登还说，与旧时代相比，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的增长将更加缓慢，因为当前的信息技术浪潮无法实现过去的伟大技术浪潮（内燃机、电气化、城市化）在那个时代所创造的产出和福利增长。
一些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工具箱已经“弹尽粮绝”
为复苏经济，美欧日继续使用以利率为杠杆的略微改进的旧工具模式。美联储声称将继续加息但会减缓频率，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加大量宽力度，并实施负利率政策。但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产生低增长的态势的特点——低需求、低投资、低通胀、低生产率增长，以及就业市场改进不理想。
人们对各国央行的有效性还存在着合法性上的质疑。在美国，质疑集中在美联储保持“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意愿上；而在欧洲和日本，人们对有效性的怀疑集中在央行制定、沟通和执行政策决策的能力上，比如日本央行跟随欧洲央行将政策利率进一步向负值下调的决定就令市场震惊不已，负利率已经开始危害银行体系的健康。
首先，鉴于银行机构的性质，负利率不大可能传递到储户身上，如果不限制将存款兑换成现金，负利率政策会遭遇极限。
第二，负利率很可能让银行遭受损失，伤害银行资产负债表，而银行的“财富效应”将压倒略微增长的贷款激励，信贷的可得性将可能下降。
第三，在许多经济体——包括欧洲和美国——实际利率已经为负，有时低达-2%。但是，随着实际利率的下降，企业投资也陷入了停滞。
第四，无限降息存在明显的实际限制。负利率政策执行时间越长，对社会构成的负面影响就越大，破坏寿险公司、养老金和储蓄工具的存储功能。在欧洲，降息政策在政策上已接近极限。
欧日央行大规模资产购买操作是金融经济的“续命丹”，但它们本身无法解决全球失衡和巨额债务积压等根本问题。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警告说，“直升机上撒钱”的风险极高：可能破坏央行的长期独立性；使政府能够不受约束地将财政赤字货币化，并有可能出于政治目的滥用印钞权力；主权和信誉一旦失去，重新获得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央行必须将“直升机撒钱”作为最后一招。
前IMF首席经济学家、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称，富裕国家的央行及政府正在耗尽刺激其经济所需的弹药，但是，它们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
牵制全球经贸增长的非经济风险增多
一是叙利亚等国家的持续暴力动荡，对经济社会造成重大冲击，使数百万难民涌入邻国和欧洲。这一人道主义悲剧持续时间越长，对当地及其他国家产生的灾难性影响将越大。
二是欧洲面临较复杂的问题。难民问题使它对欧盟维持开放内部边境的能力提出挑战，并且，随恐怖主义事件增多，这种压力进一步加剧。加上其他政治经济压力，欧洲出现了内顾型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浪潮。英国退出欧盟将对广泛的贸易和投资关系造成巨大影响。
三是美国经济问题政治化再次增强。在美国大选年，社会分化和政治极化导致政治辩论日益转向国内问题，把失业和两极分化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有可能转而实施更强的孤立主义政策。
四是一些大型新兴经济体面临地缘政治压力或国内政治冲突。一些低收入国家遭受着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的干旱或水灾。这些非经济风险已经并将进一步对全球经济活动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
解决世界经济难题出路何在
▲9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中国屏”播放G20杭州峰会宣传片。（新华社记者吴蓉摄）
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和G20发展提供新动力。
在发展问题上，杭州峰会致力于两个“第一次”：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同时，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这在G20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体现了标本兼治促增长的思路。通过G20峰会，加强与各国领导人的协调和合作，新的世界经济增长将从杭州峰会“开启”。
与此同时，需要强化风险意识，以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经济前景比一两年前预测的更严峻、复杂。今年6月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内美经济衰退的概率为21%，比一年前高出11个百分点。尽管多数专家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在两年内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应密切关注全球经济金融风险。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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