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特朗普政策的核心是以“美国优先”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因此无论是就业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外交政策无不以所谓的纠偏“全球化轨道”为出发点，重构全球秩序与格局。这对美国经济而言可能蕴藏着政策性风险。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与“新的贸易创造”之间的冲突。

　　事实上，特朗普新政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现象，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获取超额资本收益的全球跨国资本及其精英阶层，正在成为对全球化担忧的主体，倾向保护主义。

　　本世纪以来全球的经济体系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其主要特点就是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中间产品贸易增多，全球生产由跨国投资驱动、服务贸易对生产网络的运转发挥重要作用，并使其早已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当前，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

　　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制造”正在成为新的大趋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国产业结构必须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互联互动中进行，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动态调整和升级，促进资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获取全球共同发展的红利。

　　其次，特朗普大规模财政刺激与货币收紧政策之间的冲突。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乃至金融危机之前的十年间，美联储长期实施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政策，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是长期资本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零利率政策持续，通过实体投资回报率的下滑，降低长期实际利率水平，并导致名义利率进一步下降，因此形成了“负向循环”。美国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QE)，导致美国基础货币6年里增加4倍，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占GDP比例也由2007的6.3%上升至2014年的26%（峰值水平）。

　　从全球经济再平衡以及债务债权结构来看，为美国廉价融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球经济再平衡逐步改变了全球金融货币循环。随着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外部需求萎缩，新兴经济体贸易盈余减少，外汇储备占GDP比例将至2%左右，大幅低于危机前历史均值的5%左右。这也意味着以美国真实利率为基准的全球利率水平，将随着全球失衡的纠正和美国国债等债券融资成本上行而进一步提升。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占债务余额比例已经达到21%的警戒线，如特朗普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并落实5500亿～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导致赤字进一步扩大，美国真实利率水平可能进入快速上行通道，不仅财政预算可能捉襟见肘，也可能加剧美国债务恶化风险。

　　第三，特朗普孤立主义的“移民政策”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冲突。

　　当前，美国正处于劳动人口周期变化的拐点，美国生育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持续的下降通道。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美国人口最新数字为3.21亿。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基本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尤其是自本世纪初以来表现得较为明显，2000年时美国人口增长率为1.099%，但到了2013年，已下降到了0.706%，这13年间人口增长12.06%，年均增速为0.88%，明显比之前的人口增速慢。2015～2016年，美国人口增长不到0.7%，创1936～1937年以来新低。

　　“特朗普新政”强调打击非法移民，意味着每年大量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美国而后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人将大幅减少，届时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移民数量的下滑等多个方面合力，可能让美国人口增长更趋低迷。由此看来，被视为强势“特朗普新政”冲击的不仅是全球，更可能是美国自己。LW

刊于《瞭望》2017年第6-7期

原题为《特朗普新政或加大美国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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