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毛海峰 姜刚 任会斌 陈俊 王新明 连振祥　

日前，瞭望记者采访豫皖陕甘黔内蒙古等地了解到，各地对“推进产业转型”基本已形成共识，不过，转型发展绝不会一蹴而就。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实际推进转型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急躁症”、“跟风症”、“迷惘症”等不良倾向。此外，转型所遭遇的人才匮乏和资金不足两大困难也亟待解决。

而基层干部更加期盼的是，要尽快完善干部政绩“考评体系”，健全合理的干事“容错机制”，力促产业转型见实效。

谨防“急躁症”、“跟风症”、“迷惘症”

　　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各地面临“三期叠加”压力，推动转型发展已成为共识：转型已是“华山一条路”。然而，对于转型的形式、途径和难度，各地认识不一，基层干部提出要谨防三大不良倾向：

• 一是转型“急躁症”。

　　产业转型既包括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也包括新兴产业培育和技术创新，见效需要一个相对长的过程。一些地方只顾眼前“救急”，没有做好产业规划和布局，混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发挥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导致转型成效大打折扣。

　　“为了稳增长，传统产业该调的不调，该做的创新也不做。”陕西省一工业城市市长表示，产业转型过程中，这种矛盾是辩证的，需要把握一个度，不能太急。“党和政府能强有力地从上到下贯彻，这是优势，但同时存在偏左偏右，有时为了贯彻上级指示，就过了，这也是必须要警惕和注意的。”

• 二是转型“跟风症”。

　　一些地方推动产业转型没有因地制宜，而是“一窝蜂”照抄照搬，有的干部说“跟周边县市一样，大家都在发展三产，我们也发展电子商务、金融等产业”，还有的地方“病急乱投医”，盲目跟风上马光伏、无人机、机器人等项目，短期看投资增长了，长期看产业同质化、产能过剩，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基层反映，国家重视机器人产业，各地积极上这个项目，不少是低端重复的。安徽省一沿江城市市长说，2014年全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份额约5万台，以一台30万元算，产值约150亿元，有的城市却要做到500亿元。长此下去，新兴产业很快将面临过剩问题。

• 三是转型“迷惘症”。

　　当前，各地主导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普遍陷入困境，企业家谈转型时不知道怎么转、往哪转，想转型却“心有余而力不足”，部分基层干部也是如此。“老办法不敢用，新办法又没有。”贵州省一区党委书记说，现在基层忙得一塌糊涂，盯着项目，救活一个算一个，基层干部压力很大。

解决好人才缺乏、资金不足两大瓶颈

　　采访中，不少基层干部坦承，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中西部各地沿着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方向不断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没有让这些地方摆脱当前的困境，遇到的困难还是非常大。《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梳理发现，困难主要集中在人才匮乏和资金不足两个方面。

　　中部地区一位市委书记谈到，以铜产业为例，总体上人员停留在冶炼上，缺少研究延伸加工的人才，压延加工的设备与发达国家都是一样的，“用我们的设备生产的是第二代产品，而世界上已经做到第四代了，形象地讲，你家买个压面条的机子，你家压的面条卖10元一斤，而我家只卖1.5元一斤，其实就是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问题。”

　　记者了解到，当前中西部地区主要缺乏三类人才：一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高端人才与产业人才。二是新兴产业培育和技术创新需要高端领军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是为产业转型配套的医疗、教育等实用紧缺人才。

　　基层干部建议，国家应鼓励引导专业技术人才到中西部就业创业，否则，人才“逆向转移”使中西部产业转型难上加难。可借鉴免费师范生政策，从国家层面制定人才引进输入政策，缩小区域发展智力“鸿沟”，为转型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资金不足也是产业转型升级“拦路虎”。

• 一方面，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面临巨大资金压力。“基础设施目前都是在负债建设，这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困难。”陕西省一位县长说，上级政府在道路、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不足，近三年来，该县基础设施投入每年不低于10亿元，而地方财政收入才3亿元左右。“方便了企业和群众，但给政府带来了沉重债务。”

• 另一方面，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企业也面临资金难题。内蒙古自治区一位市委书记告诉记者，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集中度较高，贷款审批门槛较高，中小企业贷款难矛盾日益突出。“上半年全市共到位国内贷款240.1亿元，同比下降14%，项目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突出。”

　　基层建议，对中西部应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力度，解决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既能促进中西部发展，对在全国范围内化解产能过剩也有积极意义。要切实开展银企对接，创新拓宽贷款担保、抵押方式方法，加大对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助力转型升级。

完善“考评体系”、健全“容错机制”

　　面对这一轮经济下行压力，各地都在积极谋求破解之策，然而，产业转型升级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持之以恒推进。不少受访干部认为，从根源上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真见效、真脱困，亟需在干部考核评价、干事“容错机制”上下功夫。

• 一是完善干部政绩“考评体系”。

　　有基层干部谈到，提出产业转型已有若干年，成效不明显的深层次问题在于，现行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不科学，GDP仍是重要考核内容。

　　在政绩观引导下，一些地方推进产业转型过程中急功近利，不求质量但求数量，或给过剩产能持续加码，或引进一批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企业，污染环境，浪费资源，错失转型大好时机。一些地方在经济形势好时，没有动力转型，而经济下行时，为保增长做表面文章，转型亦未见其效。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能有效推动产业转型。”一位基层市县干部表示，若简单用GDP来衡量，往往会“扼杀”这个产业。对地方来说，传统产业方面，像富士康这样的公司一来，给予20亿元补贴，能带来100亿元甚至更多投资，GDP上去了，就业也有了；但同样用20亿元发展新兴产业，3～5年产值还不到20亿元。

　　采访中，基层干部建议，国家应加强对中西部产业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并指导各地稳步推进。同时要把淡化GDP考核落到实处，改进考核方法手段，科学、理性设置干部考核评价指标，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并推动指标体系多元化，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总量又看质量，既看显绩又看潜绩，综合考核产业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真正给转型发展带来活力和动力。

• 二是健全合理的干事“容错机制”。

　　推进产业转型需要地方发扬改革精神，大刀阔斧削减过剩产能，优化传统、新兴产业结构，引入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但可能遭遇其他部门、企业的质疑和反对，引来上级的不信任，导致一些干部不敢干事，影响转型成效。

　　“转型发展，既要激发企业的活力，也要激发基层官员的动力。”有基层干部建议，各级政府应鼓励各领域大胆突破、改革创新，在进行评估基础上，对地方干部想干、应该干的事加大支持力度。

　　同时健全合理的“容错机制”和完善的激励机制，确保地方干部发挥好转型发展的发动者、引导者和组织者作用，着力促进产业转型。

转型要迈三道坎

　　当前中西部产业转型虽然提速，但是面临的困难仍然不少，尤其与东部相比，部分地区仍存在经济结构单一、高素质劳动力不足、国企体制不顺等三大难题。对此，有业内人士建议，要最终完成中西部产业转型，需要在宏观经济政策、人才政策、企业政策上采取有力措施。

第一道坎：经济结构单一

　　目前，中西部地区在稳增长的同时积极转型发展，但是有一些经济结构过于简单的地区由于主导产业断崖式下滑，承受的转型阵痛很大，仍想走发展老路，这已成为中西部产业转型中出现的最大风险。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中部一个工业县看到，这里一家生产电解铝的国有企业，用电量占到全市的三分之一，带动着全市煤炭企业的发展。从去年以来，这家企业一直亏损，但为了地方经济，并没有大面积减产，而是尽量维持生产。

　　这种采用投资刺激手段维持过剩行业产能、稳增长的办法，对中西部产业转型来说当然是不利的，但对当地政府来说，也是无奈之举。当地官员告诉记者，“经济轻微下滑我们能承受，但是大幅度下滑，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

　　对此，北京科技大学中国“一带一路”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赵喜子、陕西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裴成荣等建议，可采取“微刺激、速转型”的办法，来保护经济不失速发展，又逐渐转型。具体而言：

• 一是要利用投资刺激为转型争取宝贵的时间。贵州省六盘水市工业领导小组组长尹志华对记者说，包括贵州在内的中西部经济大多是依靠资源发展起来的传统产业，结构普遍比较单一。转型发展确实很重要，但是决不能把已有的传统产业丢下后转型。转型要守住经济安全底线，投资稳增长的手段还是必须的。

• 二是投资刺激力度不能大，只是稍微刺激稳住经济，并不是大规模刺激。中西部“一柱擎天”的产业大多是重化工业，其中不少是过剩产能工业。如果大规模投资刺激，会使产能更加过剩，转型更为困难。应该明确，微刺激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经济硬着陆。

• 三是要督促当地政府加快转型，防止只搞刺激，不忍受阵痛进行转型。裴成荣谈到，中西部很多地区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缺乏长远的考虑，该办的事情没有办。现在要搞微刺激，必须与速转型联系在一起，才能逐渐解决经济结构过于简单地区的转型难题。

第二道坎:转型人才缺乏

　　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地方的产业转型都需要劳动力供给的质和量都跟得上发展的需求，而中西部绝大部分地区在这一点上一直是个“短腿”。

　　采访中，《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发现，除了西安、成都、合肥等少数城市外，中西部广大地区普遍缺乏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在转型时无论是发展新兴产业还是进行传统产业新型化，都感到有心无力。

　　记者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访了解到，当地为发展煤化工、电子信息、装备和汽车制造等新兴产业，所需的人才绝大部分得从外地引进，除了付给工资外，还得额外支付住宿、出差往返等费用，比东部同类企业用人费用高不少，企业负担很重。

　　这种用高价吸引人才的做法，十分不利于可持续转型，但不这么做，人才只会“孔雀东南飞”。对此，内蒙古鄂尔多斯发改委副主任方振荣、西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马丽丽等建议，可采取“产学互动、互联网＋”的办法，增加高素质劳动力的数量，优化中西部教育资源。

• 一方面鼓励、帮助地方围绕产业转型需求加快本地适用人才的培养，使产业转型和人才培养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方振荣说，鄂尔多斯最近准备以鄂尔多斯学院和职业学院为基础，组建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围绕产业转型需求培养人才。这些人才出来后，可以支持转型企业的发展，企业壮大后又需要更多人才，两者互动就能推动产业持续转型发展。

• 另一方面，“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用“互联网＋”的办法，把全国的优质教育资源为中西部所用。在马丽丽看来，中西部教育资源远不如东部，若把东部分布密集的高校向中西部转移，在实践上又比较困难，但是利用“互联网＋”的办法，把东部教育资源的核心——师资通过互联网，与中西部学生共享，就可以优化中西部教育资源，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第三道坎：国企体制不顺

　　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地区国企的比重往往更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发现，当前中西部国企的转型意愿非常强烈，但现实中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是冗员无法裁掉。安徽省一家省属国企的负责人对记者说，企业现有2.5万名正式工，从实际需要来讲，1.5万人就够了，“但这些人都是国有身份，谁都动不了”。二是合适的管理层无法用市场竞争的手段选出。长期以来国企用人与政府用人类似，都是组织任命，但其中一些人未必能真正胜任。

　　采访中，一些国企老总反映，不是企业看不清这些问题，而是看清了也无可奈何，企业在这方面采取的办法实在有限。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甘肃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罗哲等建议，可采取“减轻冗员负担、引进职业经理人”的办法，对人员进行大规模“换血”，提高国企全员劳动生产率。

• 首先，要加快国企用人机制的改革，制定积极、稳妥的冗员退出机制。要给国企减负，不能让它在市场经济中“背着石头游泳”。中铝贵州分公司总经理冷正旭建议，国家应该设立专项资金，帮助国企中多余的员工转型、转向，化解人员包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党委副书记王玉提出，国家对煤炭等过剩产能行业的国企，可考虑实行人员提前退休政策，减少企业的冗员负担。

• 同时，要加快建设职业经理人制度，发挥市场作用提高国企的经营水平。罗哲谈到，国企作为需求方，可通过企业咨询公司、猎头公司、企业家协会、经理人协会等供给方，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职业经理人。而行政任命的国企领导，他们原本不是职业经理人，任命后才学做职业经理人。两者相比，由市场选出来的职业经理人会更专业地经营企业，带领国企转型升级。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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