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歌也来捡过垃圾，可可西里申遗成功背后的故事

2016年7月，胡歌在青海当环保志愿者。 绿色江河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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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 | 马肃平   视觉 | 潘秋杏   统筹 | 汪韬

“可可西里满足了世界自然遗产的两条标准：具有无与伦比的自然现象、自然美景或审美价值，拥有生物多样性和濒危物种。”

 

申遗成功并不意味着生态威胁的解除。横穿可可西里的青藏公路和铁路、草场围栏、气候变化和过度放牧等也在报告中被逐一点名。

 

横亘在人与荒野之间的障碍并不仅仅是贫穷，还有对土地的原始情感和依赖。“最贫困的家庭希望能够通过申遗离开草场去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作，但大多数人都想延续现在游牧的生活状态。”

自2015年5月起，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老师闻丞进了六趟可可西里。作为参与可可西里申遗工作的专家，他发现同行的外国专家出去之后四处跟人念叨：“我们差点死在可可西里。”

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这位蒙语中的“美丽少女”并不温柔。干燥寒冷，严重缺氧，大风刮过，牧草稀疏的草甸即刻成了沙尘源，沙尘扑面而来，恨不得钻进每一个毛孔。

2017年7月7日，因藏羚羊和反盗猎英雄索南达杰闻名的可可西里被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12个、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

可可西里的藏羚羊遗骸。 奚志农 | 图

可可西里的申遗过程是中国准备时间最短的一次，但这不影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专家技术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对其遗产价值的肯定：“可可西里满足了世界自然遗产的两条标准：具有无与伦比的自然现象、自然美景或审美价值，拥有生物多样性和濒危物种。”

不过，申遗成功并不意味着生态威胁的解除。横穿可可西里的青藏公路和铁路、草场围栏、气候变化和过度放牧等也在报告中被逐一点名。

“2017年年初，中国政府致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承诺了应对威胁的措施后，可可西里申遗项目才顺利通过。”闻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横穿可可西里的青藏公路。 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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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南达杰的遗产

在全英文的评估报告中，诸多自然科学的描述之外，索南达杰的名字也被提起：“他被认为是一个国家英雄。”

因其绒毛织成的披肩“沙图什”颇受欢迎，藏羚羊一度遭到无情的猎杀。1994年1月，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与18名持枪偷猎者对峙，最终牺牲，被可可西里的风雪塑成一尊冰雕。

索南达杰（1954 年至1994 年）。 杨欣 | 图 

在可可西里工作的索南达杰。 刘鉴强 | 图

1997年，可可西里被设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盗猎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藏羚羊数量明显增多。”2017年7月13日，青海省环保厅副巡视员陈小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申遗考察过程中，数千只藏羚羊聚集产仔的场景让闻丞念念不忘。蓝色的卓乃湖畔，产仔的藏羚羊不像“高原精灵”往常般的矫健和活泼，黄褐色的身体在草地上侧身而躺，金黄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她们慵懒的身躯。

“你在中国任何一个野外工作一年，都没有在可可西里工作一两天看到的动物数量多。”闻丞长吸了一口气。

“全世界约40%的藏羚羊在该区域栖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评估报告中给出了数据：可可西里有74种脊椎动物，不仅有藏羚羊，还是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的乐园。

英雄索南达杰也有诸多追随者。

67岁的藏族女医生寒梅曾是格尔木市人民医院内科的主任医师、高山病专家，现在可可西里给志愿者们提供医疗服务。“我和索南达杰都是治多县索加乡人，也是同学。毕业后他回到治多县，我留在了格尔木。他最后一次去可可西里，是从格尔木出发，出发前夜就住在我家。”

受索南达杰感召的还有外地人。1998年，在长江源探险的杨欣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2011年，在距离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界碑约4公里处的沱沱河沿岸，杨欣建立了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

受感召来的环保志愿者们在青藏公路沿线100米范围内捡垃圾。 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 | 摄

听说新建的房子是座生态保护机构，一位藏族老人手摇转经筒来打探：“我家牧场周围的湖中，每年有很多大雁来下蛋，不少刚下的蛋就被镇里的人给捡走了，这事你们管不管？”

老人口中的“大雁”，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斑头雁，全球种群数量不到7万只。每年4月，它们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到青藏高原产卵，10月再飞回过冬。

此后，在离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30公里的班德湖，每天上午9点半和下午6点，志愿者都要环湖面观察斑头雁活动情况、清点斑头雁数量。

这样的野外观察工作不惊心动魄，也不那么安全。班德湖的背后是山，时常有熊留下“到此一游”的脚印。熊是高原上唯一攻击人的动物，所有牧民都害怕，斯求才仁也不例外。

才仁是沱沱河当地人，黝黑、精壮。暖和的季节里，他是绿色江河带队进山、户外驻营的主力。以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为中心，绿色江河在沱沱河上、下游200公里范围内架设了上百台红外相机，拍摄并监测野生动物活动情况。每隔三个月，才仁必须进山取卡、拷贝资料。

2012年到2016年，才仁发现，班德湖斑头雁的数量从1178只，慢慢变成了270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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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是最大威胁

穿越可可西里的两条交通要道——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连接了外面的世界。

但在评估报告中，它们却被视为对生态的“最大威胁”：“青藏公路隔断了藏羚羊从三江源到可可西里产仔地的迁徙路线，同样限制了其他野生动物的活动，对可可西里的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

青藏公路隔断了藏羚羊从三江源到可可西里产仔地的迁徙路线，同样限制了其他野生动物的活动。 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 | 摄

类似的，让野生动物生境破碎化的，评估报告还提到了围栏：“当地政府出于防止草场沙化、保护湿地而设置的围栏，阻塞了藏羚羊的迁徙通道，也让遗产地和缓冲区的野生动物活动受阻。”

报告提到了当地应对措施：藏羚羊迁徙季节，在保护区工作人员的指挥下，青藏公路每天暂停通行2小时，方便藏羚羊穿越。但报告提醒，青藏公路等设施造成的动物死亡数没有监测，还无法评价青藏公路对于生态的影响。对于其他物种，目前也还没有相应的管理措施。

“该区域内修建任何道路之前，必须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评估，以保护可可西里生态的完整性。”在非常靠前的位置，评估报告着重强调。

在才仁这些志愿者眼中，公路还带来了另外的威胁——越来越多的垃圾。

2017年7月13日下午，在玉珠峰脚下的青藏绿色驿站“昆仑山驿”，才仁和志愿者们在青藏公路沿线100米范围内捡到的垃圾就多达67个蛇皮袋，超过6000件，最多的一袋塞满了200多个纸盒、易拉罐、饮料瓶。

青藏公路一处绿色驿站的垃圾分类箱。 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 | 摄

有的垃圾甚至能随风飘进可可西里的草场。两年前，有牧民家死了一头羊，剖开一看，胃里竟是辣条包装袋，“羊喜欢袋子上的油味，舔着舔着就吃进去，胀死了。大都是游客和长途货运司机扔下的。”杨欣感到十分担忧。

不只是外人，本地人的垃圾问题也由来已久。才仁记得小时候从唐古拉山镇出来，步行没多远，就到了沱沱河边村民们“约定俗成”的垃圾坑。两米多高、一公里长的垃圾堆里，十多只羊在翻拣食物。破啤酒瓶、金属罐，在羊腿间发出不同音色的声响。

每年的赛马会上，牧民在地势平坦处聚集，煨桑炉被临时垒起，桑烟缭绕。口感刺激的零食饮料是年轻人和孩子们的最爱，“平时见不到，赛马会往死里吃。”一场比试之后，人群随马匹流动，铁质、玻璃或塑料饮品容器在草势稀薄的草场散落。

捡垃圾这项“土气”的志愿者活动，才仁从小学就开始了。

2001年，杨欣在唐古拉山乡中心小学组织成立了“长江源第一小护卫队”。作为第一届的队员，才仁和12位小伙伴戴着袖章、举着小旗帜去捡垃圾。起初是在学校，然后是校园周边，再是镇上。大人们怕被孩子“教育”，见“小护卫队”远远过去，慌慌张张地把垃圾收起来。

2011年，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建立，从大学毕业的才仁成了绿色江河的工作人员。绿色江河以志愿者模式为主，一年365天，根据不同的项目，每天都有志愿者。每期志愿者工作一个月，第一批从月初到月末，第二次从每月15日-下月15日。15天的重合，便于相互交流、传授经验。各类基金会也前来支持，“昆仑山驿”就有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一汽-大众新未来基金的资助。

在玉珠峰脚下的青藏绿色驿站“昆仑山驿”，志愿者们在青藏公路沿线100米范围内捡垃圾，胡歌等明星也曾参与捡垃圾活动。  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 | 摄

志愿者中，学生只是一部分，更多是拥有工作经验的上班族，甚至还有明星——2016年，演员胡歌踏上长江源头沱沱河，与其他志愿者们在青藏公路上捡垃圾，守护斑头雁。

纯捡垃圾也升级为“食品换垃圾”项目：10个矿泉水瓶子可换一瓶矿泉水；10个方便面盒可换一盒方便面；10节废电池可换4节新电池。

居民送来垃圾还被志愿者分类，鼓励青藏公路货运司机和自驾者“带走一袋”。

胡歌在呼吁带走垃圾。  绿色江河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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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隐忧

翻越海拔4767米的昆仑山口，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并行着向西南方向延伸。两条交通要道的西南侧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西北方向就是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获准的遗产地涵盖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全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所辖索加-曲麻河的一部分。

这块横跨青海、新疆、西藏三省区的高山台地又冷又干，除了肉眼可见的动物和垃圾问题，可可西里也正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吐旦丹巴是沱沱河本地牧民，这些年，他感觉冬天越来越暖和了。往年到了10月，牧民便磨刀霍霍向牛羊准备过冬。而现在，屠宰时间一再延后，先是10月下旬，然后是11月上旬、下旬——气温还高，若是备早了，牛羊肉会坏。

以往遇到冬天出生的小羊，牧民必须半夜起来抱进屋里，生起牛粪火。要是小羊出生一两个小时内没被发现，腿冻断了，耳朵也冻掉了。而现在，同样的时间，母羊下崽根本不用管。

“从1961年到2015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气温每10年升高0.34摄氏度，每10年的降水量增加5毫米。”评估报告警示。

在可可西里的几次野外考察中，闻丞同样震撼于气候变化，几乎在最近十年间，地貌变化快速形成，“发展速度非常快，影响非常大”。

从2005年开始，绿色江河和中科院的冰川学家合作，对长江源进行了长期的监测和系列资料搜集。根据不同历史时期航空图片、遥感图片和卫星图片的对比分析，长江源最大冰川——岗加曲巴冰川，在1969-2007年间最大表面冰体退缩距离超过4000米。

积雪的融化和降水量的增加使得一些内流水系水量增大，慢慢朝外流水系发展。

原来的高寒荒漠成了高原湖泊和湿地，鸟类有了新的栖息活动范围，增加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但闻丞也担心，这将影响大型有蹄类动物的活动范围，“很可能使藏羚羊、野牦牛夏季的栖息地缩减”。

不过，他也承认，这些问题都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申遗调研发现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将进行长期监测，以评估全球气候变化对可可西里水源地蓄水状况、径流状况的影响。

人烟罕至的戈壁滩。 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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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少的无人区

从遗产地北界昆仑山到南界楚玛尔河右岸集水区，窄窄一道间，是申遗成功为可可西里留下的无人区，3.7万平方公里。“中国那么大，无人区越来越少了。”闻丞感叹。

调查数据一度让闻丞心惊。可可西里保护区北部的动物承载量极大，可南部气候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连一只大型野生动物都看不到。这里只有小动物，在稀疏的草原里随意走动几步，地上就露出一个洞穴——密集的洞穴意味着高密度分布的鼠兔、田鼠和旱獭。

动物北迁的背后，是人类活动的逼近和荒野的后退。“有人放牧的地方，只要有成百上千只牛羊这样的放牧强度，藏羚羊、野牦牛和盘羊的数量就很少。”闻丞分析。

科考之外，社区调查也是闻丞团队的工作。他们挨家挨户走访牧民，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敲开一扇又一扇门后，他逐渐意识到，横亘在人与荒野之间的障碍并不仅仅是贫穷，还有对土地的原始情感和依赖。“最贫困的家庭希望能够通过申遗离开草场去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作，但大多数人都想延续现在游牧的生活状态。”

与流动志愿者不同，才仁和吐旦这样的本地人是常驻的主力。但评估报告也指出：“对于遗产地的部分区域，如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过度放牧和人兽冲突确实是种威胁。”

胡歌当环保志愿者时发出的感慨。  微博截图

牧民的牛羊与野生动物共享资源，人兽冲突也时有发生。冬天，牧民们转移到冬窝子，留下的空房常常遭受熊的洗劫，熊闯入房子又拉又吃，吞了食物破坏房屋。有时人熊遭遇，还会出现人员伤亡。

几次走访经历让闻丞感到了这激烈的矛盾，但长远的社会政策并非申遗团队所能制定，“我们的工作是为政策提供基础信息”。

可可西里遗产地边界划定基本为已有的无人区，还有几十户人家集中在青藏公路沿线，包括遗产地的156位牧民和缓冲区的985位牧民与250位非牧民。

对此，评估报告建议，将尊重当地牧民生活传统，鼓励牧民参与草场保护、减养家畜等生态环保行动。

藏传佛教中，活佛反对杀生。“活佛说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才仁说。

【本文首发于2017年7月20日《南方周末》。原创作品，转载须联系后台取得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