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日子不太好过。”一位公务员朋友跟我吐槽：体制内的日子是“越过越紧”了。
如果是在网上看到“公务员要减薪”的帖子，我大概不会有啥感觉，甚至有点暗喜。虽然公务员少发了也轮不到我多拿，但我还是会和不少网民一样，有点莫名的幸灾乐祸。是啊，“收入高、干活少、压力小”，还能耍耍官威，这大概就是网上刻画的公务员脸谱。再说，有些地方正常收入之外，还巧立名目发奖励搞福利，公务员收入水平与当地职工平均收入反差太大，是该好好整治整治。但轮到我熟识的这位公务员朋友就有点不一样了。我知道，她这样的基层公务员，基本上是“收入不高，压力挺大，经常加班”。
所以，她说“为啥一过紧日子，先就想到要动我们的奶酪”，我立即表示赞同和声援。
政府过紧日子，我倒是觉得，有些习以为常的地方可能还真有不小的空间。
比如朋友小徐家门口，一整个夏天的景观那是天天不重样，“今天红配黄，明天粉加蓝，整天都在挖，争奇又斗艳”。
一次大型活动结束后，她甚至看到路边不久前刚放的盆栽都被挖出来，扔到货车上拉走了。“工人说活动结束了，盆花都不要了。开得正好呢，太可惜了。”
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我还想起一条新闻——有个社区花31万元买了3棵树，绿化社区办公楼。
贵吗？社区书记的回答是不贵。当时也是城市举办大型活动，“全省树木价格普遍上涨。在采购中，我们比较了多家供货方，这个价格是最低的，较大的那棵樟树原价18万多元，后来打折到16万元。”言下之意，还给公家省了钱。
就算价格是实打实的，一个社区办公楼真需要十几万元的树吗？
书记说：“参考了其他单位的做法，很多是购买这样的树种。”
的确不是孤例。据《半月谈》报道，东部一座城市从湖南购买的一棵紫薇树，一到冬天，就要给这棵树“盖房子”，用木板围起来，在外面裹上塑料膜，像伺候紫薇格格一样。曾经，一些地方违规兴建楼堂馆所，外观气派内部奢华，“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远学迪拜，近学新加坡，普遍模仿拉斯维加斯”，群众对此颇有意见。在中央三令五申之后，这样明目张胆的高调奢华，已经不大见了。但种树种草、搞搞景观之类的“软装”，却多了起来。你引进网红植物，我就快快复制；你有万亩荷塘，我种十里银杏；你追求“四季有花”，我就要“日日见景”。一棵树能有多少钱？摆点花也会“离大谱”？确实，一棵树贵不到哪去，但架不住种得多啊。南方某海滨城市种了一条道的罗汉松，一下子花出去800万元；华东地区有条公路搞“绿化形象工程”，来来回回修整了4次，每次验收考核评选之后，又重新埋设管道、绿化种树，一算，1000多万没了。再比如，听说某地一个不大的公园，光门口的铜牌石碑就花了100多万元，很多地方都在建公园城市，都这么干要花多少钱？还有某地，因为领导觉得以前的树太小，就把机场路两侧的香樟全部挖掉，又种植了一批新树——还是香樟。这上百棵，加起来又是多少钱？还有，搞绿化景观不听专家意见，只求一时效果，违背自然规律建起来了，养护成本巨贵，与群众的获得感相较性价比极低，这样的现象还少吗？“花花草草”中的奢靡之风，究其本质，还是权力的任性。有园林部门的负责人吐槽，领导有时开会说“某某城市做得好，要向他们学习”。与会的人听到后，就会揣测，领导是不是喜欢那个城市的树？有时领导去考察，随口说“这里的花开得不错”，那随行人员也会认真考虑“领导意见”，让这个花规模化出现。
这逻辑也似曾相识。摄影师吴国勇曾走遍全国，拍了200座“白宫”式建筑，其中政府大楼有26座。有幢区政府大楼，设计方案领导始终没有点头。知情人说：“后来了解到，区一把手想仿照美国国会大厦的形式盖楼，于是重新做了一版方案，通过了。”城市绿化决策时专业力量、监督力量参与更少，能够遵从的规范更是缺乏——谁会规定行道树的品种和疏密呢？这就导致有的地方“怎么气派怎么来，能种10厘米粗的偏种20厘米”。招投标制度不完善，领导决策权过大，规划的改变乃至项目的存废都在领导一念之间。监督缺位在助长形式主义问题的同时，也为腐败滋生提供了便利。包头市林业局原副局长李福荣，是正高级园林工程师，长期以他人名义承包、租赁土地，经营多个苗圃，还承揽了18个园林绿化项目，工程造价1.8亿余元，攫取高额利益5000余万元。奢华的公用设施、花团锦簇的绿化，往往还与大型活动、创建晋级和文体赛会相关。为了好看，为了气派，为了面子，为了政绩，不惜成本。而在一些“领导看不到的地方”，绿化却莫名其妙消失了。比如朋友刚子家门口有段马路，一公里长，前两年刚拓宽过，沿路居然没有一棵行道树，绿化带被围了起来。他说，每天在明晃晃的烈日下走路堪比受刑。媒体梳理发现，类似投诉的背后，涉及道路建设时设计方案不完善、或与地铁等相关方协调不到位等。刚子家门口这条路是因为建设初期绿化费用太低，压根没有设计行道树。这个理由无法说服刚子和他的邻居们。“马路是公共设施，怎么还厚此薄彼？” “家门口没有绿荫遮头，绿地上的花圃倒是换得勤，钱不能匀匀吗？”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群众没有受益，形式主义做得再好，树种得再多再茂盛，景观再漂亮，钱都是哗哗地白流了，就是赤裸裸的浪费。1961年，一位女大学生毕业后来上海工作，她从徐家汇走到闵行，步行30多公里，一棵一棵去数马路上的行道树。后来，这位女孩又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去了虹口、杨浦、黄浦。
这是程绪珂安排人做的，她是新中国上海第一任园林局长、著名园林专家。
她之所以走遍上海，就是为了一个数字：“要按照道理来。多少人口，需要多少绿化才是最合理的，要求得这个数字。”
当年她亲自爬树、量树，安排大家数的行道树，稀稀疏疏，根本遮不住太阳，如今这些路上早已枝繁叶茂。 “我们不跟人家争看得起还是看不起，我们争这个社会的‘需要’”。
公园、公路、公交、公厕……公共事业涉及千家万户，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需要”。
我想，确定施工计划前，要是有人像程绪珂那样怀着一颗真心亲自到现场，多从行人的感受看一看，多为“人民的城市”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