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威胁金融系统稳定的，是欧美监管层的救助文化

自2008年以来，海外财经媒体头条频繁出现bailout一词。2023年，政府救助”兜底“再次吸引全社会的注意。Rockefeller International的Ruchir Sharma认为，救助和国家支持的最大化文化正在膨胀，从而破坏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

Ruchir Sharma写到，随着银行挤兑的蔓延，很明显，任何质疑政府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救助的人，都会被贴上现代清算主义者的标签，就像那些在1929年经济崩溃后建议时任美国总统胡佛让企业倒闭的人一样。

诚然，政府在政治上不再可能不进行救援，但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滚雪球般的问题。过去几十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创造了如此庞大的市场（几乎是世界经济的五倍）而且相互交织，即使是一家中型银行的倒闭也有全球蔓延的风险。

除了低利率之外，宽松货币时代还受到越来越国家救援反应的影响。即使在复苏期间，也要将经济从令人失望的增长中拯救出来，不仅要在危机时期拯救银行和其他公司，还要拯救家庭、各行业、金融市场和其他国家政府。

最近的银行挤兑表明，宽松货币时代还没有结束。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因此各国央行正在收紧政策，但救援的反射反应仍在增强。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强大，其活力就越弱。与1929年前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现在领导着一种救助文化。

今天的银行危机，与19世纪的银行挤兑有相似之处，但在当时政府救助是罕见的。美国建国时，对权力集中的警惕使其中央政府权力有限，没有中央银行。在缺乏金融体系的情况下，信任是保持在个人层面，而不是机构层面。美国内战前，私人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当这些银行失去信誉，储户纷纷逃离。

如果19世纪也存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话，也不会有太大帮助。当代欧洲央行的精神是，用坚实的抵押品帮助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克制的政府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关键特征，其特点是痛苦的衰退和强劲的复苏，从而带来了强劲的生产力和更高的人均收入增长。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各界对政府救助的抵制仍然很强烈，无论是大银行、大公司还是纽约市。

尽管20世纪80年代初，被视为政府更广泛推出市场的关键时刻。但事实上，当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成为第一家被认为太大而不能倒闭的美国银行时，这个时代的标志是政府救助文化的兴起。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向大陆银行的储户提供了无限保护，就像它对硅谷银行储户所做的那样。

20世纪80年代，也发生过储蓄和贷款危机，这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监管机构引发的。监管机构使标准普尔无法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中竞争，便以约1300亿美元的代价关闭了700多家此类“节俭”机构，从而解决了这场危机。第一次预防性救援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美联储组织了对一家与外国市场密切相关的对冲基金的支持，以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威胁。

与2008年和2020年相比，这些救助相形见绌。当时，美联储和财政部打破了向国内外金融和其他行业数千家公司，提供或扩大数万亿美元贷款和救助的记录。在每一次危机中，救助都将企业违约率降至与过去相比出乎意料的低水平。即使利率上升和银行挤兑开始，美联储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政府救助的危害，不仅仅是道德上的或推测性的，它们是实际存在的。救助行动导致了大规模的资本配置不当和僵尸公司数量激增，这大大削弱了商业活力和生产力。在美国，2008年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降至0.5%，低于1870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2%左右。

最大化的救助文化，非但没有重振经济，反而加剧资产泡沫膨胀，从而破坏了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随着脆弱性的增长，每一次新的救援都会使下一次救援的理由更加坚定。没有人会怀念1929年前那场痛苦但富有成效的混乱。

但很少有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不断的救助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运行规律。政府干预缓解了危机带来的痛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都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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