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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美役”中感到快乐,有错吗?

Alexwood 看理想 2024-04-30

《末路狂花》

 

近些年,互联网上出现了“服美役”这样的流行表达,意指女性为了满足主流审美标准,在外貌和身体管理等方面付出巨量的时间、金钱及心理成本,这种“美貌劳动”已成为一种“劳役”。


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们开始意识到并反抗外貌规训,掀起了一场对“服美役”的拒绝,即“脱美役”。


我们时常可以在相关讨论下,看到女孩子的前后对比照,以前的照片往往妆容一丝不苟,且紧跟时尚潮流,姿态是柔美但紧绷的。“脱美役”后的照片则是素面朝天,头发剪成短发或者剔成寸头,衣着宽松舒适,姿态舒展自由。


但关于“脱美役”的讨论,也出现了一些胶着之处:“美”对女性是否只能是规训,打扮自己是否就是服美役?对“不化妆的自由”的追求,是否形成了新的规范,让女性失去了化妆的自由?


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性别研究学者Alexwood将从“服美役”出发,阐述“美”对女性的规训和压力,以及年轻女性对此的抵抗。



讲述 | Alexwood,《别任性》主播、性别研究者

来源 | 看理想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


01.
美如何成为一种劳役?

 

美国作家内奥米·沃尔夫在《美貌的神话》中指出,“美”成为一个女性在所在的性别文化中以为自己必须追求的神话,其实际作用是通过分散女性的精力和时间,让女性无暇去追求性别平等,男性主导的社会因此得到巩固和加强。

 

美不仅是“神话”,还是一个“监狱”。意大利学者毛拉·甘奇塔诺在《墙上的镜子:美丽的监狱》中描绘了理想女性形象是如何成为一种控制手段,像监狱一样让女性困于其中,无法自由展开自己的主体性。

 

而这本书的中译本《服美役:美是如何奴役和消费女性的》,则直接使用了“服美役”这个流行词,很到位地传译了原本“监狱”的压迫性。要特别指出的是,“压迫”不是一个单一方向的压力,而是一整个网络。



“服美役”,是指以主流社会对于女性的审美标准,来要求和规范自己,以至于“美”成为一种劳役。主流社会将不切实际的美貌标准设定为审美标准,让女性在不断升级和翻新的目标下施加自我规训,再为注定的失败感到无尽的焦虑和羞耻,进而投入到更多的“美貌劳动”中。

 

“脱美役”,是指脱离社会标准的压力,不再在修饰、美化自己外表上花费精力、时间和金钱,这可能体现为不化妆、摆脱身材焦虑,也包括减少所谓“女性商品”的消费,拒绝“粉红税”。

 

消费,是对女性的外貌规训直接体现之一。新的需求和欲望不断被制造出来,经由女性的消费行为发展成“行业”。从服装、高跟鞋、护肤品、化妆品,到减肥、仪态管理、美容美发,无不如是。而这些消费行为从各个层面上被鼓励,还被视为“她经济”崛起和女性经济能力提升的证明。

 

医美是中国大陆近几年最新的女性消费趋势。根据德勤(Deloitte)公司2022年的统计,中国医疗美容市场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医美市场之一。2022年,医美平台更美APP发布的《更美2021医美行业白皮书》显示,60%的医美消费者是90后,19%是00后,消费者男女比为1:9。医美客群呈现年轻化、全龄化趋势。

 

但这些数据背后更真实的画面是:大量年轻女性在经济下滑、甚至是经济寒冬的时期,在自己收入有限、还没有足够积累的人生阶段,以投资自我、悦己消费观等话术自洽着一些并不需要的消费行为。


事实上,那些市场报告中的“医美支付人群扩大、支付意愿增强”等说辞,翻译过来就是“让本来不需要的人变得需要,让没有缺陷的人感到缺陷”。


《破产姐妹》


女性主义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张念曾从“匮乏”的角度分析过女性的性别化消费行为:“消费快感,无节制的买买买,就涉及欲望的最后层面——我们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无数的商业机构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们假装知道你究竟想要什么。从自拍行为、购物行为、整形行为来看,完美是不可能的,完善是不可能的。”

 

与此形成互文的是,去年TikTok推出了名为“肆意魅力”(Bold Glamour)的美颜滤镜,它极其逼真、服帖,不会对五官进行移位,只通过微微的调整和加强,就能让用户在手机里看到更美的自己,更重要的是,美得很像自己。


这个滤镜让很多用户有了强烈的整形冲动,因为它让人终于看到“完美”和“完善”的自己,看到了自己想要成为并且似乎真的有机会成为的样子。

 

古希腊语中的“欲望”一词暗含着欲望对象是缺失的、得不到的,也就是说,“欲望”就是一种永恒的匮乏。而我们的资本主义世界对此充分洞悉,唤起欲望的营销手段,正是通过唤起这种匮乏感、缺失感、不完整感。

 

也因此,对女性的审美标准要不断迭代升级——已经被满足的“欲望”就不能再刺激消费,资本主义要制造新的“缺失”,才有新的“欲望”,要创造新的问题,才能贩售“解决方案”。


美颜滤镜让我们看到自己可以如何变美,也就因此看到自己的“待完善”,创造出了的缺陷和焦虑,也就成为了美容和整形行业的供应上游。


《狼狈》

 

02.

美貌是资本,该用就用?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凯瑟琳·哈基姆( Catherine Hakim)在2011年提出了“色情资本”理论,即人拥有一种特定的色情资本,类似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用来实现个人和职业的成功。色情资本不限于外貌,还包括性魅力、社交能力、活力、个人展示,以及性能力。
 
哈基姆认为,色情资本是一种强大的、但常被忽视的资源,在现代媒体如此饱和的社会中,形象和魅力往往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是作为女性,当我们处于社会的劣势,我们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利用色情资本,来获得经济和社会收益。

如哈基姆所说,“男人利用起自己的优势可是从不手软,全力以赴。因为性别歧视,女性在色情资本上本来就没有得到和男性同样的经济回报,所以女性应该努力赶上。
 
“色情资本”理论招致众多学者的批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沙尼·奥加德(Shani Orgad)教授认为,哈基姆的理论强化了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和角色,鼓励女性利用她们的性感和外表来成功,而不是挑战关于歧视的系统性障碍。这有风险地延续了一个观念,即女性的价值主要或显著地由她的外表和性吸引力决定。

另外,这一理论也促进了女性身体和性的商品化,依赖色情资本可能会加剧现有的不平等,而不是赋予女性权力。在鼓励或期望色情资本的环境中,可能会出现剥削和骚扰。
 
除此之外的批评还包括:哈基姆的理论过分强调个人在利用色情资本方面的能动性,忽视了结构性和社会性约束。这种观点可能忽视了阻止许多个人(特别是来自边缘化群体的个人)从色情资本中获益的系统性障碍。

因为照哈基姆的说法,这种色情资本需要培养和投资,而投资方式就是我们当前消费社会中女性在花钱做的“自我美化”,但不是所有人都有钱做这种“投资”。

 《穿普拉达的女王》

哈基姆的观点提醒我们,服美役不一定有奖励,但是不服美役一定有惩罚。另一方面,她将美的劳动从“沉重的劳役”重新定位成“投资”,将女人经由这种劳动要争取和维持的“美”从“负担”改写成“优势”,似乎只需一转念,被动“劳役”就成了主动“选择”,似乎只要是我们有意识的利用,为美付出的劳役就不再是压迫,而是我们能动性的体现。
 
除此之外,“色情资本”理论还让美貌劳动有了“奖赏”——有付出就有“收获”,美貌甚至能够成为文凭及其他资本的替代品。

但正如奥加德教授的批评指出,这个系统正是利用这种高度个人化的权衡和看似得益,巩固着结构化的不平等和对女性自由的压制。这种红利,是一种虚假的红利,这种看似的自我选择,其实是因为别无选择。
 
微博博主@鬼怪认为,“美貌红利”的本质,就是女性通过外貌劳役,让自己变得“养眼”而为对方提供情绪价值,从而交换到自己本应得的、但因女性气质而失去的那部分服务。

为了自己而追求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追求美,这其中最大的陷阱就是,我们的美役看似得到了“回报”,但我们总会忘记这本就是我们应得的,是本应属于我们但被剥夺的。
 
我们会忘记,本该要争取的是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因为成功取悦了游戏规则设定者而得到的“奖励”或“赏赐”。我们应得的,是不玩这个游戏的自由,或者共同设计这个游戏的权利。

《律政俏佳人》

03.
脱美役:摆脱“美”的牢笼
  

事实上,“服美役”是一整套系统,每一个看似独立的“求美”动作其实都互相关联,共同构成系统,并牵扯着精巧的惩罚机制。没有A4腰意味着“不够”瘦,而做到了A4腰的女性,又会发现自己没有直角肩,有直角肩的发现自己没有欧美翘臀,总之女性总会找到下一个自己不够完美的证据。

 

在这个“美”的笼子里,对错是以分毫为计量单位的,而所谓“对”的范围也只如一根钢丝,失之一厘,惩罚机制就会启动。虽然“完美”并不存在,但“不够完美”却足以被作为自己生活其他任何方面不尽如人意的归因,没得到工作、没赢得青睐、被人轻视都是因为不够漂亮。

我们在“美貌劳动”上的不断“进取”,其实并无法换来真正的奖励和成功,不过是为了减少或者避免因为“不够美”导致的失败而已。

 

“服美役”这个概念最准确的地方,就在于它准确捕捉了这一点——美如同服役,是责任是负担,不服不行,不服会有惩罚,但服了也只是避免惩罚,也并没有真正的奖励。


《狼狈》


如上述种种,如果我们想摆脱“美役”,需要摆脱的是这一整套内嵌紧密的系统和网络,一整套父权文化培育下养成的性别观念和认知模式。如果只是部分脱离,这个系统的其他部分仍会像磁石一样对我们施加作用力,把我们吸回去。

 

“脱美役”,或者说“拒服美役”,是对于审美劳动的拒绝、对男性凝视的拒绝,更是对于父权系统对于女性的支配的拒绝。这种拒绝是非常有力的,事实上,“拒服美役”也是“大拒绝”的组成部分。

 

德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曾提出“大拒绝”概念,是指对这个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一种全面拒绝,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反抗和超越那些限制人类自由和发展的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个人的解放、多维度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变革。

 

“大拒绝”原本是针对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如果把它挪用到性别实践上,父权系统产生的性别规范以及规训机制,抑制着女性的自由和发展,因为我们的选择和行动范围已经被这些既有秩序和规则限制束缚着,我们必须要拒绝既有秩序。


这种拒绝是生产性的,虽然“拒绝”听起来像是消极的抵抗,但事实上它是一种建设性的行动,是对自己的重塑,比如“脱美役”的实践往往就是通过某种外型重塑表现出来的。

 

女孩子们将“脱美役”的改变描述为“自我解放”、“勇气与突破”、“真实做自己”,甚至有人发出感叹:“原来男人一直以来就是这么轻松吗?”这些女孩忽然发现,原来脱离男性的凝视目光,不再以此作为审视自己价值的标准之后,感觉是如此轻松和自由。


但事实上,这种感觉其实就是一切本该的样子,是一个人拥有对自己身体的自决和自主的感觉。


《穿普拉达的女王》


“脱美役”这一概念的流行并非偶然,而是有一定的时代性。一方面,是社会对女性审美规训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则是女权主义的理念冲击,和女性意识的整体提升。

 

在东亚语境下,“白幼瘦”的主流审美挟制着所有人投向女性的视线,也包括女性投向自己的视线。而“脱美役”这个概念将相关讨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它不但集中了很多理论和理念层面的传播和普及,而且提出了很具体的实践操作,让女性不再停留于“焦虑”,而是能够看到更直接的“解法”,看到一种可能的“出路”。

 

“脱美役”的话语内涵比“容貌焦虑”更为丰富,如界面文化上的一篇评论指出:它“指向的不仅仅是女性外貌,也是更全方位排斥男性的生存策略的一部分:脱美役与不恋爱不结婚一样,都是为了创造出一个完全脱离男性的话语空间,试图通过祛除自己的女性气质,逃逸出男性凝视的视线。”

 

“脱美役”这个中文词汇虽然来源不详,但可以肯定它与韩国近些年来的6b4t运动共享一些文化脉络。6b4t是指六个不——不结婚、不生育、不恋爱、不与男性发生性行为、不购买厌女产品和单身女性互助;四个脱——脱束身衣(即隐喻不再遵从主流对女性的外貌标准)、脱宗教、脱御宅文化和脱偶像。

 

作为难得具有东亚地域性的女权主义理念,6b4t传入中国后触发了群体共鸣。“脱美役”也一定程度上继承了6b4t的系统性“大拒绝”,是以脱离外貌规训为一个切入口,以“不服从”、“不参与”的方式,开启对父权社会一整套性别规训的抗议和挑战。

 

因为也只有如此,只有尽可能彻底地脱离系统,我们才可能摆脱镶嵌在系统中的“美”的牢笼。

 

04.

化妆的我,是不是不够女权?


那么,除了劳役,美可以是纯粹的享受吗?“美”对女性是否只能是规训?取悦自己的美法,真的存在吗?

 

日本女性主义学者、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香港大学组织的线上对谈中,曾被问到“女性该不该化妆?”这一问题。她的回答是:“我为自己而非男人化妆,‘女权原教旨主义者’觉得我们不应该做这做那,但纵观人类历史,人们会打扮自己,希望变美变可爱,所以何错之有?”

 

这样的答案,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在特定圈层里,肯定是会被抨击的。反对者们会认为,女性打扮自己就等同于媚男,等同于“向下的自由”。“美是取悦自己”必然是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如此发言的人暴露了自己的女权主义失格,要么是性别意识浅薄、觉醒不到位,要么是自欺欺人的伪善。


《新乌龙女校》

“美”作为父权社会施加给女性的标准和劳役,与“美”作为一个女性关于“我是谁”的表达,两者皆成立、都存在,但也彼此有矛盾性。因为“美”本来就是一套选择,一套关于“我为什么+想让谁看到+自己呈现的什么模样”的选择。
 

这里的“为什么”,可能是哈基姆教授所说的为了“向前一步”,但也可以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自己”。这里的“想让谁看到”,可能是普通男人,可能是你想取悦的一个无论什么性别的对象,但也可以是“自己”。

 

而根据这些变量的不同选择,最后一个元素“自己呈现的样子”,可能是一个主流标准下的美女,可以是主流标准的相反,也可以是任何你自己觉得舒服的,或者符合你这套目标的模样。就是在这些选择的动态中,我们有机会去体会和探索“美对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最终拿回自己对“美”的定义。


如果我们认定“美”只能是父权的压迫和控制,那么一切追求美的动作都成了屈从和服役。如果我们因为反对“美”被父权赋予的定义,而拒绝探寻“美”本身更宽广的意涵,那难道不是默认了父权对“美”的定义的垄断?


如果我们以父权对“美”的视角去解释一切追求美的行为,否定一切可能的良好动机,那难道不是对女性能动性的剥夺和否认吗?

 

如果仅仅以男性的欲望为参考,再往相反方向走,那我们的身体和存在就仍然是被男性的欲望塑造着。我们不应该以自己反对的东西定义自己,因为那样我们的存在仍然只能是相对性的,而不是主体性的。


 《致命女人》


“脱美役”这个话语,本有破除规训的强大力量。但如今却成了女性内部个体之间互相攻击的工具,并且自身又成为一种行为规范,一个“女权”标准,让明明都拥抱女权主义的女性们完全无法对话,针锋相对,甚至把对方当作自己的敌人。这种模式不停在性别话题上重演,可能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因为父权社会的长期规训,我们对于不被父权支配的存在样态,缺少足够的想象。


面对我们所见的世界,很多人只能用“父权”和“非父权”的二元体系去理解和解读,而“非父权”到底意味着什么,却模糊不明,我们又只能用“父权”作为反面参考。


脱离“服美役”的父权框架,有主体性的“美”是什么样子?我们缺少模版和榜样。当一个女人说“我为了自己而美”,这句话的正当性总是受到严厉的挑战,诚实性受到怀疑。因为当我们生活在父权体系下,我们难以识别看到的“美”是否能脱离这个生态。

 

但事实上,上野千鹤子的例子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作为女性主义者,在充分理解父权标准下的美貌劳动是劳役的前提下,一个女人仍可以发展出自己的审美,尽可能独立于父权标准,去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模样,即使这种模样并非一定看起来与主流审美背道而驰才是解放性的。

 

将“化妆打扮”等同为“未觉醒”,并分解为“服美役”和“脱美役”两种阵营,这种思维并不符合女权主义理想中多样、多元、多彩的女性未来。“脱美役”最大的意义,在于“不为美的牢笼所挟持”这种动机,在于“拒绝别人对我们身体的审视和要求”这种态度,在于身体自主性的争取。

 

二是,当我们对其她女性缺少宽容,可能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缺少宽容。


在“脱美役”相关的争吵中,就连“姐妹情谊”也无法弥合立场的不同。我们一边抗议雌竞、强调团结,一边却将立场不同的“姐妹”当作敌人一样攻击和批判。这种种令人遗憾又不解的场面,或许还是有父权的毒性作祟。

 

父权系统长期割裂了女性们的团结抵抗,而如今我们对“姐妹情谊”有意识的实践,其实相对而言时日尚浅、范围有限。对于如何容纳差异、斗而不破,我们的经验也有限。

 

更重要的是,因为父权规训和历史,每个女性都带着或许难以觉察的性别创伤,这使我们对于从其他群体成员得到情感验证的期望更高。尤其是对于有性别意识的女性,我们可能更需要通过其她女性的认同和接纳,来证实自己不是一个人,来对抗性别意识觉醒带来的离群孤独和自我怀疑。

 

这种创伤导致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感,令我们更追求情感上的抱团,从而难以在性别话题上处理需要求同存异的局面,或者更可能因为某些观念不一致而感到情感背叛。

 

最后,在个人层面,我们的创伤也令我们对自己缺少宽容。


我们对其她女性的点评、苛责、嘲讽,无非都是对自己的不满的投射,是厌女毒素的变相体现。父权文化让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强大,让我们充满内在矛盾、不甘、愤懑,这令我们也难以忍受其她女性在我们眼中的“弱”。

 

女性社群如何讨论、互动和沟通,是一个需要培养和训练的过程,也是我们缺少的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当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足够壮大,我们就可以允许和接受彼此的不同。当我们不再用父权的视线审视、分解、贬低自己,我们也就会更宽容地看待其他女性。


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真正的工作,是拿回并扩展对“美”的话语权和实践权,而不是夺走或贬低其她女性对“美”的理解和表达。女权主义的理想目标,永远是扩大,而不是约束限制女性的选择,是为了让女性的路越走越宽,而不是越走越窄。


《芭比》


尾声.

当没有“不美的自由”,

女性难追求“美的自由”

 

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几乎全部的社会化过程,都在教我们如何“合格”地操演我们的性别。经过几十年的训练,我们很熟悉这个奖惩系统。期待所有女性都能为了一个未知的后父权未来,放弃这个熟悉的现有秩序和已知规则,这并不现实。

 

就算对于想去那个未来的女性们,我们的成长也需要时间。女性在发展自主审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父权环境的挟制和影响。在没有充足模版和榜样的条件下,我们探索脱离父权的“美”,必须不断试错。

 

从“被凝视的客体”,到“美的主体”,从“满足社会对自己的期待”,到“忠实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从“执着于被喜欢”,到“追求被尊重”,如何完成这些转换,甚至要首先看到这些转换路径,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都是大量的学习、思考、体验,而且几乎没有人能够教我们。

 

女性对于自己的性别可以如何操演,没有绝对之规。只要我们开始看到了性别不是天然的,性别规范是人工建构的,我们对性别的解构也就开始了。


在各种尝试中,我们会不断扩展女性的自我表达空间和存在可能性。如果我们认为只有一种方式做女性,除此之外皆是错,这同样是一种父权思维。

《末路狂花》

的确,当我们还没有“不美的自由”,女性很难追求真正的“美的自由”。当“美”被一个狭隘的、单一的主流审美支配,女性追求这种“美”的动作并不是自我表达,并不是自由。这就是“脱美役”的价值所在。只有脱离这个父权视线中主流审美的牢笼,我们才有机会发现真正的美。


女权主义要争取的,除了消极自由,还有积极自由。消极自由(freedom from),指个体免受外在约束和干涉的自由,不做什么的自由。积极自由(freedom to),是指个体实现主体性的自由,去做什么的自由。

 

“脱美役”帮我们实现了消极自由,即“不化妆的自由”,而在此之后,我们还需要探索和实现积极自由。“脱美役”本身并不是最后的目标,更重要的工作从这里才刚刚开启。拒绝之后,我们还要创建,还要发展,还要培养差异性和多样性,这是一切健康生态的标志。

 

如毛拉·甘奇塔诺所写:“夺回对‘美’的解释权,重新赋予它意义非常重要。美的神话掠夺了一种理想,使其为市场法则服务。我们应该夺回那个理想,恢复它那种崇高的、无法解释的感觉,重构历史上被人类称为‘美’的那个谜。”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第16、17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点击最下“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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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编辑:香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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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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