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职场抑郁情绪倾向人群报告：中重度人群占比超40%，女性高发！身边的人该如何做？

2020年初的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和工作节奏。

疫情之下，从一线的医护人员、患者到经历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冲击的普通人群，都面临着自我调节的问题。随着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程度不一，职场人群在疫情之后，需要面对更加复杂的职场、家庭、社会等问题带来的焦虑、甚至抑郁的情绪。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第五项心理健康促进行动设立目标：到2022年和2030年，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20%和30%；抑郁症治疗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30%和80%。此次疫情更是将各个群体的心理健康列为了重点关注领域。

在2019年12月16日至2020年1月16日为期一个月的调研时间内，对1500人进行了心理健康调研。针对这份疫情前的调研结果，结合疫情后临床专家的观察和解读，希望大众和职场人士自己都对心理健康状况给予更多的关注。

由于近年来抑郁症在新闻中、社交媒体中“高频”出现，公众人物患抑郁症甚至自杀的新闻也不鲜见，抑郁症对于大众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疾病。

我国抑郁症患者正逐年增加。世界卫生组织WHO2019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3亿多人患有抑郁症，我国抑郁障碍终身患病率达6.8%，按照中国现在有14亿人口估算，中国抑郁症病患超过9500万。

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源。超过90%的抑郁症患者未得到治疗。

抑郁症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心境障碍，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其临床特征包括显著而普遍持久的情绪低落，常伴有自卑厌世情绪，对愉快的活动失去兴趣或乐趣，认知功能受损，以及睡眠、饮食、动力、性功能等障碍。

上述《2020职场人士心理健康研究报告》调研显示：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刘忠纯描述了疫情之后，他在武汉的临床接诊情况：“疫情平稳、尤其职场逐步开放后，现在依旧面临很多问题。我们医院一家大型综合医院，有5000多张床位，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是整个医院门诊恢复最快的，目前基本接近了去年同期水平。现在线上预约比例也明显提升，求诊的病人特别多。病人大多是焦虑、抑郁，抑郁共病焦虑的很多，失眠的患者更是明显上升，这个临床的情形跟我们早期的一些调查是比较接近的。”

疫情期间长时间的隔离和社交缺失，以及复工复产后的问题，“手停口停”，也导致患者人数增加。“一些人对工作不太适应，人和人的交往、工作方式都变得不一样；经济恢复的压力传导到工作上的压力很大，影响个人收入。进而产生焦虑、抑郁的情绪。”

从性别和社会关系情况来看，上述报告显示，抑郁倾向人群中女性多于男性，未婚、离异、孕期/孕后女性，都是有抑郁情绪较高的人群。高学历人群的抑郁占比也较高。

在心理水平健康人群中，并无显著性别差异，分别为男性27.2%和女性24.9%。在抑郁倾向人群中，女性人数远超过男性人数，分别为46.3%和31.8%。

在受访者年龄段中，随着年龄增长，抑郁倾向比例也逐渐下降：21~39岁的被访者中，有抑郁倾向人群的占比明显都很高，分别达到了47.9%和37.3%。50-59，是快要接近退休的年龄，抑郁倾向人群占比较少，心理相对健康。

婚姻关系是最重要的亲密人际关系之一，配偶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之一。已婚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明显好于未婚/离异群体。在家庭结构中，怀孕的女士抑郁倾向较为严重，占六成。

“在疫情初期，有家庭的人群出现情绪低落、焦虑抑郁失眠等应激反应比较多，可能担忧家庭的情绪比较多，单身人群好一些。”刘忠纯表示，结果疫情结束之后反过来了，有家庭的人、已婚人群对于抑郁是一个保护因素，“跟经济也有关系，很多单位绩效、奖金都降低了，房贷、购物、消费等，年轻人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

此外，疫情之后很多人还担忧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对于经济稳定、疫情反复、职业前景的担忧在临床中很常见。刘忠纯表示，“包括大家的自我防护、减少社交，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改变，环境的改变，我觉得对整个社会人群压力还是很大的，在就诊的情况中非常明显。”

从抑郁症发病人群比例来看，“女性明显高于男性。一是因为激素水平的变化，由于有月经周期、怀孕生子、绝经等生理性因素影响的激素水平变化，导致更加容易出现抑郁的情绪。二是在社会空间中，不论是家庭中、职场里女性要面临的竞争压力要高于男性，这个问题是是非常现实的，女性要付出的努力、克服的不利因素要远高于男性。”刘忠纯解释，抑郁症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结果，“环境和压力对情绪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不管在家庭还是工作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关心女性。”

根据上述报告结果，中度到重度抑郁情绪倾向人群占总体人群的40.4%，其人群分布也与总体相似。从职业分布来看，私企经营者、学生、公司/企业职员、销售等职业的抑郁情绪更加厉害；同时，中度到重度抑郁情绪倾向人群在寻求帮助的途径上，明显缺少沟通与接触。

抑郁倾向人群在感到抑郁情绪时，主要排解的方式是以找亲友倾诉，而目前大家对专业的心理疾病支持和管理，认知仍不足；自身就诊的意愿是比较弱的，从而得到专业救助治疗的占比也低。

找亲朋好友倾诉是职场人士主要的寻求帮助的途径占了五成。除此之外，搜索引擎是大家了解信息的主要途径。不到20%不到的职场人士寻求专业的心理疾病支持和管理，认知不足。其他方式主要有自我调节；运动、听歌、阅读、睡觉等方式；以及没有途径排解/忍耐不做处理。

与庞大的患病人数形成反差的是，我国抑郁症呈现低诊断和低治疗的特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心境障碍整治中心主任方贻儒教授此前向21新健康记者介绍，“抑郁障碍的平均起病年龄为20~30岁，从起病到就医接受治疗的时间平均为3年。抑郁症经常被误诊为神经衰弱，国内医院一项住院病人中抑郁症漏诊分析显示，我国抑郁症漏诊率高达91.3%。很多患者自己对抑郁症都缺乏科学认识，在患上抑郁症后甚至去看中医。虽然患病率高，但抑郁症治疗率只有10%。”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吴文源教授指出，“快乐感缺失，是抑郁患者最典型的核心症状。而很多含蓄内敛的东方人，羞于就医、拒绝规范治疗，只因怕被认为是‘玻璃心’、‘抗压能力差’。因此很多初期症状并不严重的抑郁患者不愿接受专业的治疗。然而快乐感缺失会不同程度的影响患者的工作和社交能力，无论抑郁程度如何，快乐感缺失状态都会持续。所以，正确认识和对待快乐感缺失，是抑郁患者回归幸福生活的第一步。”

早期诊断，接受专业人士的帮助和必要的药物干预对控制抑郁症症状，提高治愈率至关重要。

在疫情之后也出现了更复杂的局面。“除了一些常见的抑郁症症状，职场人士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认知功能上的变化，反映了他的社会功能，就是注意力和记忆力的问题。”刘忠纯表示，因为职场要求认知能力、执行功能更高，“如果注意力和记忆力发生变化就很明显，比如我们最近发现职场人士，包括医护人员中都出现了职业耗竭的情况，长期高压状态之后的疲劳。”

医护等一线人员受到强烈冲击所产生的应激反应，在别处是难以想见的。很多病人都出现了焦虑、抑郁以及很强大的应激障碍。新冠病人的心理问题主要是“各种怕”：怕自己、怕别人、怕未来。怕新冠造成自己“白肺”、肺纤维化，会不会得肺癌？会不会短命？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对未来非常担忧。怕别人的歧视，怕被看不起。这些怕、焦虑会引起抑郁，往往是先焦虑后抑郁，甚至有消极的观念，出现自杀倾向。

在就诊情况上，刘忠纯表示，“前期调查发现问题是比较多的，但实际上医护人员就诊比例不算高。有一些是托熟人关系找到我。医护人员可能也承受了更多的压力，不敢、不能示弱，不能失落。”

抑郁症的发病与其他精神障碍一样，都是先天的易患病体质和后天环境共同造就的结果。抑郁症的研究相对较多，开发的药物也比较成熟。抑郁障碍的经典理论认为，情绪与脑内5-羟色胺（5-HT）等单胺类神经递质的释放水平密切相关，以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为代表的抗抑郁药物是通过调节脑内5-HT的浓度从而达到抗抑郁的作用。目前临床的一线抗抑郁药包括：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去甲肾上腺素和特异性5-羟色胺能抗抑郁药（NaSSA）；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再摄取抑制剂（NDRI）；新型抗抑郁剂褪黑素受体MT1和MT2受体激动和5-HT2c受体拮抗作用的药物。

抑郁症的治疗原则主要有几个方面：个体化治疗；剂量逐步递增，尽可能采用最小有效量，使不良反应减至最少，以提高服药依从性；足量足疗程治疗；尽可能单一用药，如疗效不佳可考虑转换治疗、增效治疗或联合治疗，但需要注意药物相互作用；治疗前知情告知；治疗期间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和不良反应并及时处理；可联合心理治疗增加疗效；积极治疗与抑郁共病的其他躯体疾病、物质依赖、焦虑障碍等。

据刘忠纯介绍，“从治疗来看，抑郁症如果达到了中到重度，可能需要考虑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临床常用药物有SSRI类、SNRI类等多种不同作用机制的抗抑郁药，以及褪黑素1、2受体激动和5-HT2C受体拮抗作用的阿戈美拉汀。因为很多人在疫情期间都生活节奏完全乱了，疫情之后，心理治疗的需求可能会更多。”

但以调节单胺类递质系统为基础的药物可以缓解情绪低落症状，而对兴趣缺乏、疲乏感、睡眠和认知功能障碍的疗效不理想，这些症状从而成为残留症状。残留症状往往会导致患者病情复燃或慢性化，影响患者的工作和社交能力，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功能的下降，升高了疾病复发风险。

由于市场庞大，许多公司也看好这一市场，2019年，赛诺菲中国与施维雅中国就抗抑郁药物维度新（阿戈美拉汀片）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协议。2020年，该药商业上市，赛诺菲中国全面负责阿戈美拉汀的营销和医学信息推广工作。阿戈美拉汀具有褪黑素MT1和MT2受体激动和5-HT2C受体拮抗双重作用机制，有抗抑郁疗效。据悉，2009年欧洲药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批准其上市，目前阿戈美拉汀片已被国内外多个指南列为一线抗抑郁药，并已列入我国国家医保目录，日均治疗费用17元/天。2013年WFSBP单相抑郁障碍生物学治疗指南推荐其为抑郁症治疗一线用药，A级证据，1级推荐；2015年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也推荐阿戈美拉汀为抑郁症治疗A级推荐药物。

针对很多抑郁症患者有的失眠症状，也有很多临床使用多年的成熟药物。根据2017年的一项荟萃分析，中国一般人群的失眠患病率平均为15%。在亚洲的失眠患者中，69%表现为入睡困难。失眠会增加多种躯体和精神疾病的发生风险，如心血管疾病、心梗、卒中、抑郁、焦虑、精神障碍等。明显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酒石酸唑吡坦片属于第三代催眠药，是第一个非苯二氮卓类安眠药（non-BZDs），1995年在中国获批上市，国内临床使用经验超过20年。也已列入最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医保目录，每日平均治疗费用不超过3元。2017年的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推荐其为代表的non-BZDs作为失眠的首选治疗药物。

抑郁症就像一辆没有汽油的车，也就是一个人处在高耗竭但低能量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家人或朋友无论如何鼓励他战胜困难或是恨铁不成钢地批评，都没有太大作用，因为不是患者不想让自己变得积极，而是他没有能力，最好的办法是休息和治疗，让专业人士帮助他。

刘忠纯表示，“大家往往都觉得我们应该鼓励患者，但这往往是一种压力。我们一般在治疗过程中，如果患者还没好，千万不要说他好了，否则他会不信任你。”

对于患者身边的人来说，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状态不好的患者，应该比较客观地把抑郁的情绪、症状、面临的压力进行一步步梳理，做一步步的工作流程，慢慢地让他恢复信心。”刘忠纯认为，在抑郁症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客观可能更重要。同时举例一些成功的患者案例进行鼓励可能会更好。患者的家属、朋友在早期可能做不了太多工作，陪伴他，进行正规的治疗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