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全民创业的时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让“弯道超车”的创业商机俯拾即是。再辅以政策的支持，全球各地的孵化器、创业园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理论上，父母为官可能会为儿女创造更好的创业条件，但研究表明，我们不仅没有观察到官员家庭对子女创业发生概率的提升效果，反而发现官员家庭甚至可能抑制后代的创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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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教育筛选

🔴官员家庭抑制了子女的创业选择，因而降低了创业发生概率。事实上，教育年限延长带来了回避创业选择是一个“自筛选”过程。官员家庭抑制子女创业动机并不是因为父母强迫子女选择放弃创业。官员家庭的良好受教育条件自然而然地促进了子女教育年限的延长，而子女成为高学历劳动力后通过自主的“筛选”偏向于放弃创业。

🔴官员家庭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从而普遍延长了子女教育年限，进而促使子女偏向于拒绝选择风险相对较高的创业。从物质条件角度看，有职务的公务员家庭在资产水平尤其是净资产水平上具有显著优势，在其消费预算安排上就有能力更偏向于投资子女教育，因此能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从人脉关系角度看，公务员家庭的社会交往比较广泛，政治网络比较强大，而拥有强大的社交网络能够便于官员家庭为子女争取更受关注和偏爱的教育环境和资源，例如让子女更被老师关注和选择成为重点培养对象。

🔴子女创业动机被抑制的主要来源是父亲，即父亲为官更能显著降低子女的创业概率。由于男性下岗职工比女性下岗职工面临的精神压力要大，因此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父亲的风险偏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子女风险偏好的形成。此外，由于父亲下岗后的时间很少分配在为子女教育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上，因而往往会在更大程度上抑制子女受教育水平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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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原因：官员“在位避嫌”与“人走茶凉”

（一）在位避嫌

“在位避嫌”指的是官员在位期间出于“避嫌”需要，主动抑制或至少不鼓励子女从事创 业活动。从1984年至今，党和政府发布过近20份涉及“禁止官员及亲属经商”内容的规定，这是造成官员家庭“在位避嫌”的主要制度原因。但是如果存在“在位避嫌”，由于其影响创业发生概率的方向与教育筛选机制相同，因此即使控制教育年限，在位官员家庭应该仍然会抑制子女创业。但研究表明，如果控制教育年限，“在位避嫌”对官员子女创业的抑制并不明显。

（二）人走茶凉

与“在位避嫌”相对应的现象是“人走茶凉”，即官员虽然享受的级别待遇没有变化，但是因为退休或其他原因离开实权岗位，其为官能量将大幅下降，从而丧失了帮助子女创业的人脉和能力。但是，针对长期不在位的官员的研究显示，官员家庭对创业的抑制效果不仅没有更加明显，反而变得完全不显著，这表明官员父母离开岗位后损失的人脉或权力对子女创业选择动机的影响有限。

事实上，无论是“在位避嫌”还是“人走茶凉”都无法替代“教育筛选”成为官员家庭抑制创业的核心机制。经过检验，“在位避嫌”虽然存在但显著性水平很低，而“人走茶凉”则完全没有被观察到。现实中许多官员父母不愿意子女创业，主要还是归结于教育筛选的作用，官员家庭为子女提供的良好受教育条件普遍延长了子女教育年限，而高学历劳动力本来就偏向于从事稳定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依靠外力强迫实现，而是自主选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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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结论与政策分析

以行政级别而非笼统的公务员身份来识别官员家庭，父母为官对子女创业动机将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原因是官员家庭子女受教育水平普遍更高，教育筛选机制促使高学历劳动力偏向于选择较低风险的非创业类的工作。官员家庭主要抑制非农户口子女的创业，且抑制创业的事实并不因为官员地理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同时可能与教育筛选机制并存的“在位避嫌”与“人走茶凉”并不足以替代“教育筛选”作为核心机制。

拥有行政级别尤其是副处级以上实权级别的官员家庭，与一般的公务员或党员家庭在对后代的择业选择影响上必然存在差异。我们相信官员家庭为子女创造更良好的教育条件，从而普遍延长后代教育年限将成为影响子女创业选择的关键。由于教育筛选机制本身是一种“自选择”行为，不会造成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损失，官员子女如果是因为教育筛选而更多地选择非创业类工作，并不值得担心。

高学历劳动力之所以不愿意选择创业，主要是因为普遍认为创业风险和不确定性太大，而这可以通过政府制定更加完善和有力的创业支持政策来解决。政府如果能够对创业资金和创业知识匮乏的劳动力进行更大幅度的支持帮助，例如给予力度更大的创业资金资助或创业贷款优惠，提供更加专业和完善的创业知识培训与咨询帮助，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善人们对创业风险的看法，从而进一步促进潜在创业者实施创业计划，实现大众创业目标。

文章来源：

陈昊,吕越.官员家庭抑制子女创业之谜:基于教育筛选的解释[J].财经研究,2017,43(10):67-82. （点击阅读原文获取原文链接）

编辑整理：弋戈

整理排版：李孟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