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对于政治联系的使用是否纯粹出于利己?对该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与当前理论中“转型深入期政 治联系是否依然具有战略价值”的争论对话。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家政治联系的使用并非纯粹是利己，还有利他效应。

一

   企业政治联系的战略价值

在中国，政府在超过三十年的转型时间里一直保持着核心作用，政治联系无疑为企业带来很多工具性利益。难道政治联系仅仅意味着工具性利益吗?进入制度转型深入期后，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都在密切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政治联系是否依然具有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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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仅需要对外部环境进行适应，还需要表现出能动性。时至今日，环境污染、生产安全、伪捐赠等社会性问题层出不穷。如果仅仅把企业寻租活动着眼于“拿”的行为，在转型深入期会令企业丧失合法性。新时期企业需要与政府构建一种共赢机制，如注重社区构建、参与社会治理、参与产业政策标准制定等。因此企业政治联系仅仅强调“拿”是不够的，还需要强调企业对外部环境的“给”，来消除这些社会性问题。 

二

    我国政企关系的演变

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企关系的演变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1.转型初期。

企业为了解决自身的资源依赖瓶颈，导致企业行为呈现寻租式的政企关系。这种政企关系的前提即制度漏洞。基本逻辑是在转型经济中，由于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法律制度不完善，导致企业必须通过一些战略行动来填补外部制度环境的缺陷所导致的先天不足。在转型初期，企业的政治行为更多是遵循“拿”的视角，强调政治联系可以带来工具性利益，从而在竞争中领先竞争对手一步。

2. 转型的深化期与攻坚期。

制度环境转型进程并非呈现直线式，中间夹杂跳跃，甚至巨大的不确定性。随着制度转型进入深化期，企业不可能只从政府索取。政企关系将从原先企业对政府的单向依赖演变为两者的双向合作。企业需要以一种更能动的政治行为，如参政议政、参与社会治理与社区重建来建立一种新的政企关系。

因此，中国企业家的政治联系必然具有双重角色:一是自然属性的部分。现实背景中的企业家必然利用政治联系来逐利。这是一种商业逐利的工具性行为。二是社会属性部分。由于路径依赖，企业家通过政治联系可以获得参政议政的机会，从而为个人、组织乃至社会寻求多层次、多方面的协调发展。这种追求已经超越了工具性利益，体现为一种追求社会利益的亲社会行为。

三

    企业的角色

企业家经济性角色与社会性角色在转型经济深入期都会起作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偏废。特别是随着转型经济进入深入期，企业如果仅仅着眼于工具性角色，即“拿”的角色，会令企业丧失合法性的生存空间。而愈来愈深入的制度转型也对企业的角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企业必须在未来呈现“给”的角色。

对于政府这个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来说，企业更要把握适当距离——既要尊重其政策监管者与制定者的角色，又要积极地参与政府的各种活动。当然，这绝非说政企应该互相勾结而腐败，而是说中国背景下的政企关系目前越来越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为新时代的企业家赋予了更新的角色定位，而企业对于参政议政尺度的拿捏也是一个必备的政治技能。

制度环境起到了一种“扳机”效应。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政治联系工具性动机在减弱，亲社会动机在增强。而行业环境不确定性提供了亲社会行为发挥作用的范围，从而其互补性机制也局部获得了证实。这表明“疾风知劲草”，亲社会行为确实提供了一种道德资本效应:当企业牺牲自己的工具性利益而服务于大众利益时，所创造的道德资本更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可。 行业竞争越激烈，这种认可程度越高。

文章来源：刘海建,吕秀芹,董育森,等是否皆为利己——制度转型深入期企业家政治联系的双重角色[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 20(4).

编辑整理：陈俊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