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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只讲了一半|著名导演、作家万玛才旦因病去世,年仅53岁!

环球人物 北京文艺网 2023-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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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8日,著名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去世,享年53岁。3月底,由其编剧、导演,黄轩主演的新作《陌生人》宣布杀青。4月,他刚刚结束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工作。


·万玛才旦的作品。


万玛才旦的家乡在青海贵德,属于安多藏区,到拉萨2000多公里。没火车、汽车的时代,人们就走着去、骑马去、磕长头去那座“圣城”。



和当地许多人一样,他从小在藏传佛教的熏陶中长大。第一次去拉萨是大学时。那是一趟“寻根”之旅,一个多月,他去了很多地方。历史书上常提起山南的泽当镇,说那里是藏族的发祥地,他去看了历代的藏王墓,回来后写了一篇藏文小说《去泽当》。


20余年来,他始终在两种语言中游走,写小说,拍电影,聚焦真实的藏区日常。在最新小说集《气球》的扉页,万玛才旦用藏文签上了名字,意思是“有顽强生命力的莲花”。在他写的那些故事里,人物的名字都寄寓深意,比如塔洛,是“逃离者”,金巴则是“施舍”,文本字里行间的密码,埋藏其间。




信仰与现实


十几年前,万玛才旦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时,在中关村的街上,看到一只红气球在风中飘。


“那个意象一下抓住了我,想起电影史上的一些作品,像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的《红气球》、侯孝贤的《红气球之旅》,也联想到一些发生在藏地的事情,心里有了故事的雏形。”万玛才旦说。



2017年,他写下小说《气球》,发表在《花城》杂志。那一年,西藏成为影视圈的“热词”,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将11位藏人的朝圣之路投射在银幕上,凭借对现代都市人灵魂的想象性救赎,斩获1亿票房。



《气球》显得更为写实。空中飘扬的红气球,在万玛才旦笔下,转换为藏区孩子玩耍时用避孕套吹起的白气球。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妻子卓嘎意外怀孕,想要打掉孩子;丈夫达杰却坚信孩子是去世父亲灵魂轮回的转世。“当轮回转世的信仰和生育政策的现实造成了难以抉择、调和的矛盾,人们该何去何从?”


2019年10月,由《气球》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此后,导演万玛才旦带着团队,辗转于多伦多、釜山、东京、上海、平遥、海南岛,在各大权威电影节上获得多项提名与奖项。影评人木卫二说:“这可能是用情最多的一部万玛才旦作品。”


《气球》里轮回转世的信念,曾是藏人精神世界的根基。万玛才旦的爷爷就相信孙子是自己舅舅——一个有大量经书的僧人的转世,对他特别偏爱,给他买来一箱子连环画,还有一个收音机,40块钱,在当时是笔巨款。



帮家里放羊,是那个年代藏区小孩的必修课,也是万玛才旦关于孤独的最早体验。山上空无一人,收音机里播放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制造出另一个时空,那是来自“外面世界”的声音。


他的村庄在黄河上游。那时候,水利部门修水电站,勘探队来到这里,每逢周末放电影,除了国产片,还放一些外国片,比如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还有《老枪》《佐罗》《狐狸的故事》等。


远方到来的人们,也打开另一个世俗的现代空间。


初中毕业后,万玛才旦到州上的师范念中专。他有一张那时的照片,穿着一身新西服,是用一种叫巴拿马的布料去裁缝店专门定做的。他后来拍过一部汉语电影《喇叭裤飘荡在1983》,在那时的藏区,他也是这样的时髦青年,“穿喇叭裤,听流行音乐”,“买不起磁带,就买一些空白带,去卖盒带的小店里复制,一盘一块钱”。



1987年,万玛才旦毕业,回老家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学校只有两三个老师,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都得教,作业堆得像小山。白天学生吵吵嚷嚷,很热闹,晚上一个人批完作业闲下来,就靠看书、写作排遣孤独。


第一篇小说《人与狗》就在这时写下:山上有一只狗,三户牧羊人家。这天晚上,一家娶亲,一家有人生病,一家有孩子降生。狼来了,狗拼死看护羊群,叫得凄惨古怪,人们觉得不祥,抡起木棍,打死了狗。


“虽然是处女作,但写得很绝望。很多基调在那时就定下了。”万玛才旦说,“有人写评论,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许吧。”




两个世界交融抵触


当了4年小学老师后,万玛才旦决定考大学,写下自愿放弃公职的保证书后,去了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学藏语言文学。


在大学,他要学很多课程,两种知识体系,常让他有一种撕裂感。“一边是‘科学’和‘唯物主义’,一边又上唯心主义的古老学科。对现实生活的荒诞感受,可能就出现在这样一些情境里。所以挺有意思的。”万玛才旦重复了一遍,“这世界挺有意思。”


两个世界的交融抵触,就在他身边发生。“突然有一天,一个官员或一个派出所长被活佛寻访小组的人找上门,要求跟他们走。有人会放下一切,决然地走了;有人不愿改变现有的生活,选择留在世俗人间。”


万玛才旦写过一篇小说《乌金的牙齿》。乌金是“我”的小学同学,18岁那年成了一位转世活佛,接受众人顶礼膜拜。上学时,乌金的数学从没及过格,在寺院里,高深的天文历法却学得很好。过去歇斯底里的数学老师,也来求他加持。


讲这些故事时,万玛才旦总会浅淡地笑笑,即便谈论的是荒诞与撕裂。他的朋友、导演松太加曾说,万玛谈自己的小说,“总是一副拈花微笑的表情,不可揣测”。


上世纪90年代,他们相识于当地文联的笔会,都喜欢先锋性、实验性的作品。那时,内地文坛的“先锋派”已开始撤退,反倒是一批藏地作家,依然写着前卫的文本。“这和文化信仰有关,幻想、传奇、魔幻、荒诞的东西,本来就是刻在藏族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小时候,民间故事是他最直接的文学启蒙。西藏有一部经典的民间故事集《说不完的故事》,万玛才旦从小就读,后来把它翻译成汉语。有人说这是西藏的《一千零一夜》,主人公背着如意宝尸,一路听它讲故事,不能说话,可到最后,总是忍不住诱惑,一但开口,尸体就会飞回山洞。于是一切重新开始:尸体一次次逃走,又一次次被捉回,串联起一个个故事,循环往复。


他借用这个结构写了一个当代的“尸语故事”,起名《尸说新语:枪》。“原来的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而我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将来’,像一个科幻片。”


现代理性的渗入,让他对藏区人事的感受,已无法纯粹如初,只有在小说中,才能重构那个亦真亦幻的世界。“这个世界对我而言很重要,较之过于理性与坚硬的现实,它呈现出某种混沌、松软与诗意。”


他在小说中塑造了各种有趣的人物。有酒鬼、有孤儿,有与9个男人恋爱的女人,有死后仍在静静刻着嘛呢石的老人,有背诵《为人民服务》的牧羊人,有为一只死羊超度的卡车司机⋯⋯


其中的一些人,后来出现在了他的电影中。


巨变中的藏区


大学毕业后,万玛才旦在州上的劳动人事局做公务员,消磨了四五年后再次辞职,回到原来的学校读硕士。小时候对电影的喜爱一直没断,临毕业前,他得到一个基金会的资助,申请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在文学系学编导。


那是2002年,万玛才旦33岁。松太加随他而来,进了摄影进修班。他还想培养一个录音师,叫来曾是地下摇滚乐手的学弟德格才让,去念录音系。


三人在北电背后的黄亭子小区租了一间房。那是一段恶补电影史的日子。电影学院附近是盗版碟的天堂,“卖碟的直接拿到教室,一个个专业知识都很丰富”。万玛才旦从盗版碟中补上了法国新浪潮、好莱坞黑色经典、伊朗电影,记下密密麻麻的笔记。


2005年,万玛才旦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在新中国电影史上,这是第一次,一个藏族导演将藏区真实的当下生活铺展于银幕之上。



这一年,《静静的嘛呢石》击败顾长卫的《孔雀》,获得金鸡奖最佳处女作奖。看到新闻时,很多藏人非常高兴,有人甚至把电视机都砸了。


在获奖后的采访中,万玛才旦说:“经常有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讲述我的故乡,赋予西藏神秘、蛮荒、与世隔绝或者世外桃源的特质。这些人常常标榜自己展示的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使人们更加看不清我故乡的面貌。我不喜欢这样的‘真实’,我渴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故乡的故事,故乡人真实的生存状况。”


电影拍摄于青海黄南州,角色都是本色出演,小喇嘛是真实的小喇嘛,小活佛也是真实的小活佛。小喇嘛演着演着总忍不住地笑,录音师问他,他也答不上来,就是莫名其妙地快乐。


生活的质感由此被带入电影中。小喇嘛过年回家3天,着迷于家中新添置的电视机和DVD,也为村里放映的香港枪战片感到震惊。弟弟用汉语念课文,说“学好了可以去大城市”;妹妹向他推荐外来的“娃哈哈”和“唐僧肉”;哥哥和女朋友穿着牛仔裤排演藏戏;而和哥哥同龄的年轻人,在打谷场里跳着迪斯科⋯⋯


在这里,新与旧,外来与本地,摩登与传统,始终平静相处。小喇嘛将电视机和《西游记》光碟带回寺庙,与师父和同伴看得津津有味,就连小活佛,也难以抵挡“唐僧喇嘛”的魅力。


很快,《静静的嘛呢石》里平和安宁的世界渐行渐远。在2007年的《寻找智美更登》里,村里人都说“戏一直在演”,可找到藏戏班子,才发现演员已离开村子、娶妻生子,服装与道具蒙上厚厚的灰尘,恍若隔世。



到了2010年的《老狗》,变化更加惨烈,已无可挽回。城里人养藏獒成风,儿子将家里养了13年的老狗卖掉,又被坚持“狗是牧人的好朋友”的父亲带回。最后,面对收购者3万块的开价,老人绝望了,在铁栅栏的柱子上结束了老狗的生命。



而那个快乐的小喇嘛,万玛才旦跟拍了他的纪录片。他早已还俗,娶妻生子,有两个小孩,成了一个普通牧民。


这是巨变中的中国在藏地的投射。万玛才旦的创作,被认为开启了“藏地新浪潮”,团队中的松太加、德格才让,此后相继成为导演,进入大众视野。藏语、高原、游牧、活佛,他们的作品有鲜明的地域符号,同时试图回应藏区在现代转型中的迷惘与危机。


欲离何曾离,云空未必空


在2015年的《塔洛》里,万玛才旦讲述了一个牧羊人塔洛为了办身份证进城拍照,却迷失自我身份的故事。



这是他的第五部藏语长片,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等13项国内外大奖。颁奖词说:“《塔洛》聚焦藏人生活景况,以黑白影像粗粝质感勾勒出西藏大地的苍凉,更缩影这一代藏族青年的内心迷惘。在心灵的高原上壮游,以为走得那么远,其实仍踌躇传统原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欲离何曾离,云空未必空。”


这也是他第一部在全国公映的电影,却逢各种大片夹击,《塔洛》才亮相便被淹没,上映首日排片前十名里,完全见不到踪影。


万玛才旦看得淡然。这些年来,他在创作上没什么野心。有一个想法,很快就动手,“写短篇就两三天,甚至一天、一个晚上”。至于能不能发表,能不能拍成电影,“顺其自然就好”。


他是个轻声细语的人,合作过的演员很少见他发脾气。《塔洛》杀青时,剧组放生了影片里的小羊羔。藏人信仰万物有灵,夏天公路上很多蚯蚓跑出来,藏人会拿着盆在路上捡蚯蚓,埋到潮湿的地方,让它们活命。上大学时,万玛才旦的同学骑摩托轧死了一只狗,就去大昭寺点酥油灯。


他也写过一个“撞死了一只羊”的卡车司机。2018年,他将其与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小说《杀手》合并,改编成电影《撞死了一只羊》。一个常年在高原上运货的司机金巴,一个追凶20年的杀手金巴,两个藏族男人在荒无人烟的路上相遇。



电影有着堪称豪华的班底——王家卫监制、吕松野掌镜、林强配乐、张叔平剪辑,却没能遮盖万玛才旦鲜明的个人色彩。电影的结尾,司机金巴在梦中,替杀手金巴完成了复仇。这一场“梦中杀人”,体现的是佛教教义的施舍和慈悲,结束的是血腥、暴力的因果轮回。


拍摄地点在可可西里的无人区,海拔5500米,久居北京的万玛才旦产生了高原反应,一度需要吸氧来工作。


藏族诗人华多太是他的同学,有一次来北京住了十来天,写下了一首诗《北京,北京》:北京的天空/非常小/犹如一顶牛毛帐篷/它毛茸茸的刺儿/扎我身子。这也是万玛才旦在北京十来年的感觉。


这几年,他大多数时间住在西宁。现在的藏区和从前比,变化更加剧烈。“这和‘外面’进入的程度有关,以前可能只有广播、电视,现在是全方位的,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人完全变了。”


以前念经,得自己念或请僧人念;现在录音机、唱经机一读、一放、一唱就完了。以前点酥油灯,必须用真酥油;现在电灯泡一安、开关一开,灯就亮了。以前办婚庆寿宴要准备很长时间,煮肉就得两三天,还要摆好器具,很庄重;现在大家都图简便,叫个车,到县城定个餐厅,买单就完事了⋯⋯


“外面”的人总希望藏区没有变化,保留它的纯洁原始。万玛才旦不止一次地提出这种看法的“不人道”,“一边享受现代文化带来的优越的生活,一边却希望另一群人停留在原来的生活方式上”。但置身其间,也愈发感受到内在的分裂与撕扯。“欲求和攀比,已经从衣服、房子蔓延到宗教,这家盖佛堂,那家就盖一个更辉煌的。做法事也是,看谁更隆重。一面是信仰,一面是世俗、现实和利益,夹在其中很荒诞。”


万玛才旦又一次微笑着谈起这些“荒诞”的体验。他的朋友、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曾说:“他总是微笑,但不意味着他没有想法。”


儿子高二那年,万玛才旦让他休学一年,到青海的寺院学了一年藏文。一年后,儿子不想回来,想再待一年,“但那样会影响高考,竞争那么激烈,要上大学,所以还得回到现代的教育机器里”。儿子现在学电影,五年级看《静静的嘛呢石》时觉得“很无聊”,如今对父亲的电影已能讲出一套理解。


带着电影《气球》走遍各大电影节后,万玛才旦回到青海住了大半年,往返于西宁和贵德。家乡,用他的话说,也“只有山坡顶上没有变”。但人、事、物变了,土地还在。


《气球》之后,万玛才旦又写了几篇小说,数量不多,但始终没有停下来。他曾说,真正的智者是不需要表达的,释迦牟尼没写过书,苏格拉底也没写过书。所以,写作只是一个凡人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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